钱塘江畔月轮山上的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里，散布着一组美轮美奂的近代西洋建筑群，其历史风貌之完整，不但在杭州已成绝响，在全国各高校中也可说是凤毛麟角。这就是著名的基督教大学——之江大学曾经的校舍，现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之江大学的前身是美国北长老会为培养中国基督教徒而建立于宁波的男童寄宿学校“崇信义塾”。1867年，该校迁至杭州城内皮市巷，改名为“杭州长老会男塾”（Hangchow Boys' School），中文名为“育英义塾”，取“乐育英才”之义，课程以宗教教育为主。两年后校址迁往大塔儿巷。由于当时杭州刚经历太平天国战争，文教事业一片萧瑟，育英义塾的发展非常不稳定。
1880年，美国传教士裘德生出任育英义塾校长，给学校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他按照美国高中标准对学校的课程体系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开始注重理科。除了四书五经、圣经等传统课程外，还系统开设了西方近代科学的课程，并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1905年秋，裘德生从美国度假回杭，带回了不少实验仪器和设备，其中包括无线电报机、X光机、发电机引擎、气压表、显微镜等，供学生进行科学实验。这些在当时中国还极为少见的西方科技文明，大大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加之学校平时大力宣传科学知识，举办通俗科学知识讲座，使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1893年，美国长老会开始考虑将它提升为一个高等学院，于是在原有的高中课程之外，又增设了英文专业和一个两年制学院的课程。
1897年初，学校转制办理大学，将英文名称从原来的Hangchow Boys' School改为“Hangchow Presbyterian College”（杭州长老会学院），中文为“育英书院”，这标志着它成了浙江省内第一个新式高等学府。当时学生已有百余名，学制分设正、预两科：正科6年，大学程度，内设有英文、化学2个专科；预科5年，相当于中学程度。后分别改为5年和4年。
1906年11月，长老会决定将学校扩充为教会大学，并成立学校董事会。由于城里原来校舍狭小，故开始在钱塘江畔六和塔旁二龙头购地建设新校舍，于1911年建成迁入。因地处钱塘江的弯曲处，故改名为“之江学堂”，1914年正式改名为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由传教士王令赓（E J Mattox）担任首任校长，分本、预两科，附设高中部。1922年起向学生颁发学士学位。
1923年裘德生退休离开杭州，这之前，他和他的全家，在杭州皮市巷（原育英义塾校舍）的一所房子里住了40多年，他的4个孩子都出生在这所房子里，这所房子被他称为“我们的永久性住宅”。晚年，当他在纽约回顾往事，杭州雨巷的白墙黑瓦依然如此清晰。
裘德生在杭州的时间，正是中国改朝换代的时段。关于近代史，我们在历史课本里听到太多的中西之间的战争、枪炮、侵略、敌对，大塔儿巷里的书声如此微弱，早已被敌视淹没，被抹去。裘德生们在杭州倾力办学的故事，消失在某种固定的历史叙述中，个人所做的一切都消解了。
现在，我们在裘德生的回忆录中找到了那个时代的鲜活记录，他说：“这是一段难以描述的时期，它包括了我的大半人生。我人生中真正的工作是在这段时期内完成的，而在那之前的所有生活，都只是为这个时期准备的。”
裘德生的住房建在原育英义塾校舍的遗址上（来自育英义塾第一任校长陶锡祈家庭相册）
一、人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推动那些木棍，转动绞盘，把下面的船只沿着泥泞的翻坝拉到上面的河道里，那场景十分精彩。
从旧金山到横滨的海上航行，我们共花了21天的时间。这是我和新婚妻子珍妮的第一次跨海旅行，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显得陌生和有趣。从横滨到上海的航行只花了我们一星期的时间。在上海，经过几天的准备，我们找到了两艘中国住家船前往杭州。
在我们这条船上有我和珍妮，还有一大块牛肉，这是我们带到杭州去的，以备冬季食用。天气寒冷，船舱里点了一个小火炉，火炉上面有一根管道将烟直接传送到窗外。但不知什么原因，外面的风倒灌了进来，结果使得船舱里烟雾弥漫。我们宁可挨冻也不愿忍受烟雾，所以就把火炉给熄灭了。船夫在船尾摇橹，起风的时候船夫会在桅杆上挂起一张帆，或者是靠纤夫在岸边的纤道上拖着船走。
杭州城的地势要比上海高，所以我们的船必须要拉上一个泥泞的翻坝，以便进入城内的河道。这是通过一个用圆形大木柱所做成的简陋绞盘来完成的，这根木柱的一端用一根铁栓插在一块石头上凿出来的洞里，另一端则用支架来加以固定。木柱的下方有好几根突出来的木棍，那是供人来转动木柱的。看着人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推动那些木棍，转动绞盘，把下面的船只沿着泥泞的翻坝拉到上面的河道里，那场景十分精彩。
1879年12月12日那天，我们进入了杭州府的城门，来到了万安桥。牧师来恩赐先生就在那儿迎接我们，把我们带到了他位于丰乐桥的家里，我们在那儿度过了到达杭州的第一个夜晚。
二、他的问题也许是：“你讨老婆了吗？”我的回答依然是：“十五个铜钱。”
第二天凌晨大约四五点钟，我们被一种极为恐怖的声音惊醒，这声音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它似乎就是从我们窗边发出来的。
下来吃早饭时我们讲了这件事情，来恩赐家的孩子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翻，告诉我们那只不过是驴子的叫声。我们后来不仅习惯了这种叫声，而且还喜欢上了骑驴。
两三天之后，我们被介绍给了史先生，他过去是来恩赐先生的中文教师，现在则成了我们的中文教师。我们唯一的课本是有关杭州话的音节表，一些日常中文用语，还有一个囊括汉字244个偏旁部首的单子，我们就是靠它来查找和研究汉字。史先生耐心地教我们，我们一天又一天地反复练习这些奇怪的发音。有的汉字偏旁部首我们记住了，但更多的却并没有记住。史先生也会教我们一些短语，并跟我们进行一些简单的交谈。
下午四点之后，我们就会像参加宗教仪式那样准时地到陌生的街上去散步，起初不敢离我们所住的房子太远，怕迷路后回不了家。有好几次，我们确实因为语言不通而问不到回家的路。
西城墙的外面就是风景如画、闻名遐迩的西湖。西湖的南面和西面伸展着高达几百英尺的美丽山丘，在绿荫环绕的山谷中和山顶上矗立着规模宏大的佛教寺庙和道观。来恩赐先生带我们到山上去玩，以俯瞰杭州城及其周边的乡间。我们经常租一条船，自己划船到湖中的小岛上去游玩。最初几个月郊游中得到的第一印象，至今都未曾消退。
在杭州过的第一个春节是一个十分隆重的节日。我记得那是在二月份的某一天，那天的烟花爆竹震耳欲聋，是我以前从来也没听到过的。7月4日的美国国庆节与它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中国人精通于制作烟花爆竹，他们有一种叫做“二踢脚”的炮仗，个头很大，能够连续爆炸两次，第一次是在地面上，另一次则是在两三百英尺的空中。当看到空气中因燃放烟花爆竹而变得烟雾弥漫时，你会以为整个城市正遭受着大炮的轰击。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一天每个人都比前一天长了一岁。在农历腊月三十出生的婴儿，到了第二天，即正月初一，就已经算是两岁了。
杭州城里有一座相当高的山，叫做城隍山，山顶上有许多茶馆和寺庙。那是一个很好的游乐场所，尤其是在过年期间，在那儿可以看到各种江湖艺人的杂耍和游艺表演。那也是出售宗教小册子和对大众传教的好机会。我还记得在杭州第一次过年期间跟来恩赐先生一起去城隍山的情景。当时我记住了各种宗教小册子和书籍的价格，但我所知道的仅此而已。所以当有人走过来跟我说话时，我什么也听不懂，不知道对方想要干什么。我只能大声报出那些宗教小册子的价格。他也许是在问我：“你年纪多大？”我会回答：“十个铜钱。”他或许是在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会回答：“五个铜钱。”他的问题也许是：“你讨老婆了吗？”我的回答依然是：“十五个铜钱。”
三、每次到街上散步，都能够听到这些私塾的男孩们扯着嗓子，反复地高声朗诵着那些汉字。
我必须对自己在中国的事业做出抉择，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进行福音传道，另一条是兴学办教育。杭州城里有两三个布道传教的北长老会教堂，在郊区的乡村里也有两三个北长老会的分教堂。在整个杭州地区有大量的流动传教工作要做。而北长老会属下有一个最初在宁波创办，后来又搬到杭州的男孩寄宿学校——育英义塾。担负起办好这所学校的任务，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经过反复的考虑，我最终决定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办好这所学校。
一旦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就搬到了皮巷育英义塾所在的那座房子里。这座房子在1899年12月因厨房烟囱结构问题而失火被焚毁，现在的房子是在老房子的地基上建造的。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它就成了我们的永久性住所。我所有的孩子都出生在这座房子里，只有艾丽丝除外，她出生在上海，但四年之后就夭折了，她的小坟墓就位于美丽的北高峰山脚下。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已经存在了上千年，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挑选文人学者来做官。杭州是省府，拥有一个内设众多号舍，可供15000考生前来参加乡试的贡院。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不涉及普通的学识，而只是就某个玄奥的题目用文绉绉的风格来撰写八股文。针对科举考试的准备工作是在私塾里完成的。我记得刚到杭州时，每次到街上散步，都能听到这些私塾的男孩们扯着嗓子，反复地高声朗诵那些汉字，试图将它们记住，以便能够在老师面前将它们“背”出来。之所以用“背”这个词，是因为学生在背诵这些汉字时，必须真的背对着老师。在中国庞大的人口中，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学习读书识字，而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那就更少了。正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学习更多普通知识的需求，导致我最终决定来办学校。(www.xing528.com)
顺便提一句，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有全省成千上万的考生前来参加，它是我们向考生散发宗教小册子，让他们带回家去的一个好机会。拥有15000多个号舍的杭州贡院后来被拆毁了，在那个地基上建起了一所大型的师范学校。
育英义塾和我们的住所在同一个院子里，只有一堵低矮的土墙开。这是一座只有一层半高的古老中式建筑。楼上有一个狭窄的走廊。一端是中国古文教师的起居室，另一端就是我背书的小房间。楼上还有一个能容纳20多个男孩睡觉的大房间，他们的床是用松木板做成的，有两个长凳支撑着床板，床板上面铺着一张草席。楼下有四个房间，包括小教堂、教室、饭厅和华人校长一家的住房。学生不用交学费，所有费用包括旅行、铺盖，甚至每个男孩两个月剃一次头的花费，更不用提他们的饭费，都由传教使团来承担。学校里所教的课程有中文经典作品、八股文写作、圣经和基督教书籍，还有一门课是用宁波话拼音字母印刷的“地理蒙学”。
又过了几年，学校规模扩大，学生人数比原来多了四倍，原有的校舍已经不能适应，我们在另一条狭窄小巷（大塔儿巷）里买下一块空地，学校从那座中式的老房子里搬到了新建的校舍，在这条小巷里，学校一直延续到1910—1911年间。那以后，学校又搬迁到钱塘江边的二龙头，并改名为之江学堂，这是它最后一次搬迁。
四、有人抓了一只活的、肚子滚圆的虱子，它成了一个精彩的观察对象。
1885年夏天我休假回国，在美国呆的时间不长，1886年2月就回到了杭州。回美国探亲期间，我设法弄到了一台有两匹马力的希普曼牌蒸汽发动机，一台旋转车床，和大量木匠和铜匠的工具。我之所以把这些东西带回中国，是为了能让学校的男孩子们和外来的参观者增长见识，我的这个设想得到了很好的回报。
那个小小的蒸汽机是杭州城里的第一台蒸汽机，它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不少士绅赶到学校里来观看它的神奇表现。有一次，有几位文人慕名专门前来观看从“洋鬼子国家”带回来的蒸汽机。那是七月份一个炎热的日子，他们身上都穿着绸长衫，手里摇着漂亮的绸扇子。蒸汽机的火点着之后，蒸汽开始冉冉升起，压力表也随之一度度地上升。气缸顶部的一个安全阀在压力达到70度以后就会自动跳掉，然后放出蒸汽。我事先没有跟他们说明。当压力达到70度时，安全阀砰的一声跳了起来，发出可怕的嘶嘶声，浓雾般的蒸汽一下子冒了出来，在房间里弥漫。客人们吓得四下逃散，有的从前门夺门而出，有的从后门，还有的是从窗户跳出去的。我转动了节流阀，蒸汽机的嘶嘶声消失了，小马达开始以每分钟250转的速度转动起来，它转动得如此平稳，以至于肉眼几乎看不出它是在高速运转。我的那些文人骚客们经过劝说好不容易才回到房间里。我向他们解释了安全阀的原理，并用皮带轮把马达与车床连接起来。客人们看着车床轻而易举、准确无误地将一根铁棍切削成一根有螺纹的螺丝杆，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些士绅们从此成了学校坚定的朋友，后来还帮助学校教授一些跟科举考试有关的一些中文科目。
我带回来的东西有一台静电机器，它能够放出三四英寸长的电弧。一天，有三四个官员应邀到学校来参观，一位客人被请求坐在一张绝缘的凳子上，他身上通电以后，我用手指触碰他的耳朵、鼻子和身体的其他部位，每碰一下就会跳出电火花，他惊跳起来。我用调羹盛上酒精请他碰一下，他一碰调羹，便产生电火花并点燃了酒精。这个实验对于这位文人出身的官员来说有点太过分了，他从凳子上站起身来，嘴里喃喃自语：“稀奇得很。”做这种试验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了解这个学校在教授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并且消除他们的偏见。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失望，这几位文官经常访问我们的学校，并且在后来创办他们自己的学校时，也以我们的学校作为模本。
我们还得到了一台小发电机，可以在特殊的节日或庆祝活动中用来照明，这是杭州的第一台发电机。纽约的一位朋友寄来一整套电报装置，我们在学校和我的住宅之间架设了一条电报线，这也是杭州的第一条电报线。在学校的院子里架设了一个小型天文望远镜，它吸引了许多访问者来观看土星的圆环和木星的卫星。学校还得到了一个六分仪，在以后好多年里，人们测量到了精确的杭州时间。
育英书院1908年毕业班同学合影（费佩德摄）
1900年左右的育英书院学生在讨论几何课程（队克勋摄）
裘德生与育英学院的学生合影。裘德生在育英书院，是推行在美国流行的学生半工半读计划，以帮助贫苦学生完成学业。照片约拍摄于1906年前后。
裘德生与育英学院的学生合影。裘德生在育英书院，是推行在美国流行的学生半工半读计划，以帮助贫苦学生完成学业。照片约拍摄于1906年前后。
学校购买了一个很好的显微镜，它在招待来访者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记得有一次展示用显微镜进行观测的幻灯片，其中有一张幻灯片是有关虱子的。有一位客人建议，用显微镜来观察一只活的虱子也许会更为有趣。还没有等他说完，就有人抓了一只活的、肚子滚圆的虱子，它成了一个精彩的观察对象。
我们在中国度过了45个年头，亲眼见证了中国的许多变化。1879年，我们首次从上海来杭州时走了八天，当我们离开杭州的时候，只用了不到八个小时就到达了上海，因为我们搭乘了沪杭甬铁路上的火车。
我记得有一次从杭州下乡去，在返程中看到运河沿岸从上海到杭州已经架设了电报线。在我们离开杭州之前，城里的每个地方都可以看见电话线。大约在离开杭州前的最后一年，晚上在狭窄的街道上散步已经成为一件乐事，因为街上已经有了电灯，人们不需要再手上提着灯笼走路了。更为令人惊喜的是，在我们所住房子里的任何一个房间里，人们只要一按开关，就可以打开电灯，再也不用点蜡烛和油灯了。
而通往离城里大约七英里的灵隐寺，已经有了平整的马路，可以乘坐汽车前往，而不是坐“人力车”，由人工拉着去，那是多么惬意的享受！
五、与这些原木被运送的速度相比较，蜗牛可称得上是闪电般的速度了。
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耐心和极其节俭的民族。正是这些特点使得他们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民族。没有一个任务对于他们来说是完不成的，而且他们从不轻言“放弃”，坚忍不拔的韧性使他们在许多方面胜过我们西方人，而不知疲劳的耐心也使他们完成了许多艰巨的任务。
在太平天国时期，杭州西郊的著名寺院灵隐寺几乎彻底被毁，它在一片废墟中存在了许多年。几年前，上海有一位富有的官员捐赠了一笔钱来重修这个寺院。有一些很大的红松原木，我记得共有21根，从俄勒冈运到了上海。下一步就是把它们运到灵隐，以便用于寺庙的重建。这件事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把它们从黄浦江沿大运河漂浮着运送到杭州，相对来说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接着就需要有许多人拖着这些木头越过翻坝，进入西湖。中国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一旦进入西湖，使这些木头漂浮三英里的路程，到达湖的西岸又是相对容易的事。但是要到达灵隐，还有三英里的陆地要走。这个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然而中国人又做到了。
他们从上海找来了一个绞盘老手，这些巨型原木被一根根放到了轴承上，然后沿路拉着走。人们总是谈论蜗牛走路的缓慢，但是与这些原木被运送的速度相比较，蜗牛可称得上是闪电般的速度了。我记得曾经把手指放在一根原木上，已确定它是否真的在移动。你看，人们就是通过这样耐心和永不放弃的工作，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终于把这些原木拉到了它们要用来做木柱的地方。也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它们被竖立在适当的地方。为了确定那些木柱究竟有多大，我和珍妮两人试图把其中一根木柱合抱起来，我们俩的手指刚好能够互相碰到。也就是说，每一根木柱的直径有四英尺多。我没能测量木柱的高度，但它应该是在120至130英尺之间。
六、他们真正学到了细水长流的秘诀。没有任何东西会被浪费。
假如说中国人是一个坚忍不拔的民族，那么他们肯定也是一个节俭的民族。他们真正学到了细水长流的秘诀。没有任何东西会被浪费。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西方人每年扔掉的东西足够养活50000个中国人，此话不假。当你听说中国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四五个鹰洋时，你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天哪，怎么那么穷。”实际上，我曾经在很多中国人家庭中吃过饭，他们的食品种类很丰富，烹调的方式也五花八门，但中国食品的味道比我们的更好吃。我的孩子们在中国出生和长大，他们非常喜欢中国人的食品，我家仆人们吃饭时，孩子们就会被吸引到他们的房间里，赶都赶不走。
中国人不仅在食品非常节俭，在穿衣上也是如此。他们具有一种奇妙能力，可以通过里外对换、上下倒置等很多方法，使布料穿得很久，而且看上去还很新。我记得自己曾经有过一件乌尔斯特式大衣，穿了好几年，看上去已经很旧了，我请来一位裁缝，把做里子的布与做面料的布对换了一下，它马上就变得焕然一新。这件大衣我又穿了好多年，直到它又变得破旧不堪，我不再穿它。后来我把这件没用的大衣送给一位中国朋友。几天之后，我遇见这位朋友和他的太太，他们都穿着很漂亮的、用外国布料做成的新衣服。我很吃惊，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买不起这么贵重的布料。当我问他们哪儿来的新衣服时时，“哦，就是用你的那件旧大衣做的。”那位太太很高兴地回答。又过了几天，一些小孩子们在我家前面的花园里玩耍，我注意到他们穿着带格子图案的法兰绒做的裤子，我感到非常奇怪，便问他们哪儿来的法兰绒裤子？孩子回答：“我妈用你那件旧大衣的边角料做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10年育英书院的返校校友们合影留念（费佩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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