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三千多年以前，洱海周边的白族就发展出了适应平坝地区的简单旱作定耕的生计方式。1940年，前中央研究院吴金鼎在距喜洲10公里的地方发掘了白云峰麓的白云遗址：
苍山坡上凡经古人居住之地，必有阶梯式之平台。台之边周，自数里以外或高山顶上望之，极为清楚，至近处反不易辨明，经发掘后，证明此类平台为古人住处及农田两种遗址。此等平台所在，察获周围地形与水源，如其不适于种稻。因其揣想古人所种植者，为适于旱地之农作物……最初人居高山上，是时人口稀少，小规模之农田，即足供用……平原生活，人口增加，农田之规模扩大，农业物因之激增。[4]
此外，“大理点苍山马龙峰新石器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鼎的残足”[5]。鼎在洱海地区的出现，标志着大理在很早之前就从原始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并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云南重要的农耕文化先期地带之一。
南诏时期，大理地区已经开始以水田农业为主。《云南志》卷七记载：“滇池已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水田每年一熟，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后，还种粳稻。”[6]由于南诏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国力的增强，逐渐发展成为能与中央王朝相抗衡的力量，经济、文化等物质生活水平较为发达。同时，基于经济发展及巩固王权的需要，南诏大力发展建筑，营建都城和游乐宫，大兴土木。著名城邑如大厘城、羊苴咩城、太和城、云南城、拓东城、永昌城等，都是“方回数里”“地当要冲”“人口尤众”，《云南志》卷五载：“大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绵数里不断。”[7]映衬着一千多年前大理地区已经展现出独特高超的建筑技艺。
此时，除了与内地其他民族之间保持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之外，与西南地区各民族及东南亚、南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逐渐增多。《云南志》对滇西经济有许多描述，数次提到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河赕与河蛮，记载着这些商人早在唐代以前就已经进行长途贸易活动，游走于相当广阔的范围。在河赕商贾的长途贸易中，有一段是走往永昌（今保山腾冲一带）的，在经过高黎贡山时，高山难渡且天气恶劣，有这样的歌谣描绘他们：
河赕贾客在寻传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8]
《云南志》卷二载，从河赕经永昌（今保山），过怒江，跨越高黎贡山，然后过腾冲，经寻传城（今缅甸克钦邦境内江心坡）而至大赕（今缅甸克钦邦葡萄），有驿道可通，白蛮商人往来于这条驿道从事商业活动，以此往西至大婆罗门国、小婆罗门国（均在今印度境内）；往南通弥诺国、弥臣国、骠国。[9]又《云南志》卷六载，自龙尾城（今下关）经扑赕（今凤庆）至银生城（今景东），然后往东南至海边的大银孔（今暹罗湾中），“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10]。(www.xing528.com)
河蛮与吐蕃在贸易上也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吐蕃往南的贸易路线有三条。一是在永昌北部的广荡城，即吐蕃边界，吐蕃往往由此南下到大雪山下的“大赕”贸易，河蛮也北上到此交易；二是吐蕃南下到嶲州西南，获得重要的资源——盐；第三条路线是吐蕃带着成群的牲畜往南走到西洱河一带，进行纺织品与农业产品的贸易。[11]
从南诏大理国时期交通往来路线可以得知，大理地区的经济市场与东南亚、南亚以及西藏等作为一个区域性经济的范围有关。其道路可通达“东至戎州，西至身毒国，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12]等地，几乎包括了整个中国西南地区及东南亚地区。
这些河赕商贾，即是大理商人的先驱。清代时期，大理商业得到大规模发展。《大理县志稿》说：
清雍、乾、嘉、道间，人口繁重，生计日艰……穷则思变，于是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者赵、云、宾、邓，远则永、腾、顺、云。又或走矿厂，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暨些许资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迨及岁暮，联翩归来，春酒羹，宴乐亲归。正月既交，联翩复出，若是者岁以为常。[13]
直至民国时期出现了鹤庆、喜洲、腾冲三大商帮，这些商帮不但掌握了滇西的进出口贸易，而且纷纷出境到印度、缅甸等国开设商号。喜洲商帮的资本家后来发展成为四大家族、八中家、十二小家、一百四十普通家，经营涉及矿业、电力、土货、运输等许多领域，形成了大理喜洲历史上空前繁荣的局面。这种贸易上的关系，是建立在长期的历史往来基础之上，使大理成为中国西南贸易圈中重要的消费与生产的来源，以此带动了大理区域内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些走南闯北，漂洋过海，历尽辛劳，最终积下丰厚家业而富甲一方的商人们，回到故乡后开始修路建房，投资办学。大理喜洲永昌祥严子珍，在1910年建盖了第一所“三坊一照壁”的新宅，1918年又建盖了第二所“四合五天井”的新宅，由于建房需要，银子都用亏了540两。[14]
在1963年出版的《云南白族民居调查报告》中说：“喜洲某宅的两重院，单就内外墙面、门窗和廊子天花上面的书画，统计（雕刻泥塑除外）已近千幅之多，相当于一个中型的书画展览会。”[15]在喜洲等地的古民居调查过程中，“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一进三院”等合院式民居比比皆是，而这些大宅院又是彩绘最多、最精美的地方，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及经济支撑是很难办到的。所以说，艺术性的装饰往往需要一定的财富支撑才能体现其价值。从本质上来说，大理白族民居彩绘离不开经济的支撑，丰厚的物质条件为白族民居彩绘提供了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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