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远远超越了物质领域的意义,这不仅表现在建筑具有明显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这种社会作用是建筑价值重要的评价因素。
英国建筑理论家班纳姆(R.Banham)在他对21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式建筑产生原因的分析中,曾这样认为:在国际式的产生过程中,情感上的作用比逻辑思维的作用更大。考虑经济和技术的现代派建筑师在性质上是偏美学和象征性的,因为他们的设计并不是在技术上真正先进和经济的,而仅仅传播或象征了社会上普遍接受的技术与经济的观念。相比之下,当时美国建筑师富勒(B.Fuller)则显得更为激进,他设计的第一个“达美逊方案”②(Dymaxion Project)超越了以前的任何作品,如果从功能、技术和经济的观点来说,密斯,勒·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以及他们的同僚们的作品就太保守了。然而,他们的影响更强烈,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国际式建筑似乎改变了地球上所有城市的整个外貌,而“达美逊世界”(Dymaxion World)就像乌托邦一样孤芳自赏③。
这个例子表明,建筑的真正意义是美学上的或人类感情上的,而不是功能上或技术上的。社会接受建筑的程度主要决定于该建筑是否传递了意义,而不是看建筑真正如此。文化的真实性(即意义)与物质的真实性(即存在)相差很远(cultural reality—meaning may be far removed from physical reality—being)。现代运动的先锋派并不在寻求一场真正的革命,而只是寻求在价值观念上的变化。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仅仅是意义层次上的,而不是属于真实的层次。
另一名英国建筑历史学家佩夫斯纳(N·Pevsner)也有同样的见解,他认为哥特建筑最伟大的成就是把尖券、飞扶壁和肋骨拱组合起来表现一种新的精神,它使得单调的石砌体变得生动起来并富有意义④。他的意思很明显,哥特建筑的精神或文化因素远比它的结构技术因素重要。事实上,某些结构上的特征如肋骨拱、飞扶壁、尖券早在罗马风教堂中就已出现。(www.xing528.com)
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发现建筑的价值也不是完全由物质形态所决定的,它不直接取决于物质形态上的保护,而往往决定于它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密斯设计的巴塞罗那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虽然在建成九个月后就被拆除,但它的影响却延续了几十年,并被认为是能与任何时代的伟大杰作媲美的作品。不仅如此,有的建筑甚至只是图纸上的作品,根本还没有物质形态可言,如勒·柯布西耶设计的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设计方案,但它同样对现代建筑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从文化角度看待建筑,建筑师似乎不必过分注重于建筑物质上的真实性,而应该重视建筑文化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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