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建筑系学术特色与风格，兼评校园建筑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Tongji University:On the Main Campus Buildings of Tongji University

摘要　本文通过对同济大学近50年来主要校园建筑的评述和分析，探讨了它们内在的创作特征和历史意义，以此来阐明和引证同济建筑系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创造性等学术特色和风格。

关键词　同济大学　校园建筑　建筑系　学术特色　风格

同济大学建筑系（1986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作为我国建筑教育的重镇，是国内最有影响、最具活力的建筑院系之一。同济建筑系的办学历史并不算长，于1952年由多所著名院校建筑系组成[1]。但是，同济建筑系很快形成了自身办学和学术的特色，并逐步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同济风格”，这显然与其办学的历史、师资队伍的来源和组成、学术思想和学术方针，以及其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从组成同济建筑系的几所学校的特色来看，它们本身大多具有比较悠久的办学历史，同时又各有自己的学术特长。一些主要的教授，在资历、学术水平及国内外的声望等方面均处在国内领先的同等地位，形成了群峰耸立的局面。他们的学术思想基本包括古典学院派及现代建筑学派，即当代两大建筑学派并存。它们在一个单位并存发展、互补交流，且不断产生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和思想[2]。因而，同济建筑系从一开始就并没有背上某种单一传统的包袱，却博采和发扬了众多不同学术传统之长，形成了各种学术思想并存、兼收并蓄，有很强的包容性而较少排他性的优良传统。

另外，构成同济建筑系的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建筑系，均为历史悠久的教会大学，同济大学也系德国人创办。它们均以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技术作为自己办学的宗旨之一，而这几所学校又均位于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上海。这一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使同济建筑系对国外的各种学术思想较为敏感，容易积极吸纳，并能够将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自如地融合。同济建筑系组建时有许多教师都曾在西方国家留学，这一背景使上述特色更加突出并得以持续。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中我国建筑界对外交流极少的封闭状态下，同济建筑系依然保持了与外界的相对沟通；在国内建筑界形成以学院派为主流的形势下，在同济建筑系仍有一支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建筑学派的力量存在并发展着。这也为改革开放后建筑界的学术繁荣、多元化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3]。

这样一种学术的特色和传统，也必然要反映到它的建筑创作思想和风格上。这里我们仅以在同济大学校园内建造由同济人自己设计的几幢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标准的建筑，来为这种思想和风格做一次初步的诠释。

首先应当提及的是几个建造于50年代的作品。这个时期，我国经济、物质和技术条件尚十分有限，所以大量性的建筑只能是低标准的。

图1.和平楼（1952）

图2.文远楼（1954）

“和平楼”建造于1953年，建筑面积约2 600m2，由冯纪忠设计，是一幢2层砖木结构的内廊式教学、办公用建筑。该建筑立面采用白墙、灰瓦和木窗，体型简洁、形象质朴；平面呈L形，布局自由又不失严整。整个建筑功能、流线明确，尺度亲切宜人，平淡中显露出精细[1]。该时期同类型和同风格的校园建筑还有毗邻的“工程实验馆”和“理化馆”。从这组建筑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设计者对江南民居建筑的偏爱及运用现代建筑设计方法的娴熟，并将二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文远楼”建造于1954年，为3层框架结构建筑，总面积约4900㎡，由黄毓麟、哈雄文等设计，供建筑系教学使用而设计建造的。这幢建筑从平面布局到立面处理，从空间组织到结构形式都大胆而成功地运用了现代建筑的观念和方法，它的形象令人自然地联想到“包豪斯”（Bauhaus）校舍。手法同样是用不对称的构图来体现内部的功能和空间布局，以大面积的玻璃窗来显示无承重墙的框架结构，用简洁平整的立面来突出玻璃、钢材与混凝土的材料特点等等。文远楼的设计显示了设计者对于现代建筑精神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它不仅娴熟而恰当地运用了这些现代建筑的手法，更主要的是它真正从建筑理念到空间、功能的布局、处理，以至构件、细部的设计都贯穿了现代建筑思想。可以说，文远楼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造的一批具有明显现代主义思想、观念和风格的建筑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图3.北教学楼（1954 ）

图4.教工俱乐部（1957 ）

图5.大礼堂

图6.图书馆改扩建

1959年建成的“南、北教学楼”及“图书馆老楼”，是同济学院派建筑思想的代表作。由吴景祥等设计的“南、北教学楼”建筑方案原为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并通过屋顶与图书馆架空相连，形成一个组群。为反对复古和浪费，在建筑施工阶段最终取消了大屋顶。建成的“南、北教学楼”和图书馆保留了原来的对称布局，位于学校主入门的轴线上。在这组建筑中，各建筑本身亦作对称处理。“南、北教学楼”主体4层教室，两端3层阶梯教室。调整后的建筑立面顶部作挑檐处理，上有砖砌镂空女儿墙。底层以水泥粉刷做成仿须弥座式的基座。其余外墙均为清水红砖墙。建筑外貌简洁匀称、施工精细，并且有中国传统特色[2]。“图书馆老楼”为两层阅览室，外墙同样为清水红砖墙，处理简洁。该组建筑体现了学院派构图严谨、比例匀称的风格，在绿荫丛中显得亲切、稳重而朴实，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组具有中西古典建筑韵味的教学建筑，已成为同济校园中最主要的标志性建筑。在同济校园中同风格、同时期建成的另一座建筑是具有中国传统大屋顶形式的学生宿舍楼“西南一楼”。

“教工俱乐部”建成于1957年，坐落在教工生活区同济新村内。这个建筑给人的印象首先是十分平易和亲切，好像一座普通的民居，朴素、大方，并不失精巧和文雅。其平面布局紧凑而灵活，建筑体型丰富而和谐，建筑与院落，与围墙、绿化、小品以致整个环境的配合自然得体、对比有致；建筑立面的处理和色彩的运用十分成功，红瓦、粉墙和局部的红砖清水墙，在青翠草木的掩映中显得明净、脱俗、生机勃勃。建筑入口的门廊轻盈、小巧，设计者好似不经意地摆放的两片相互垂直的清水砖墙与木构的传统民居式的门廊相配合，不仅很好地起到了提示、强调入口的作用，同时也营造了一个亲切的半围合的入口空间。“教工俱乐部”内部的空间处理也极为精彩，不仅空间层次丰富、主次分明，流线穿插组合有序，复杂而不凌乱，而且整个室内空间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渗透性。设计者有意识地运用了多种手法和各种建筑因素进行空间的划分、联系与调度，如门厅处的平顶利用多列组合的单向小拱形板形成明显的导向性，而门厅中透空的楼梯，则不仅引导着另一个空间，而且本身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形式因素，加强了空间的层次感和节奏感，同时又起到了划分、联系和组织空间的作用。这样的空间处理手法与文远楼的空间处理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也是深得现代主义建筑精神、营养之灌注。这座由李德华、王吉螽主持设计的小建筑是一个真正意义的“精心之作”，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仍有许多值得现在的建筑创作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事实上，这座建筑所运用的都是一些最普通的材料和最一般的技术，甚至在形式上也并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在设计者的苦心经营下，这座标准并不高的建筑不仅显示了设计者运用建筑语言的功力和技巧，而且更体现了他们对建筑本质的深入理解，而这才最是我们今天应当从中学习与借鉴的。顺便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开始规划建造的“同济新村”，用地面积约15公顷，其内多层与低层住宅结合，生活服务设施齐全，绿化成荫，居住环境良好。

图7.建筑系馆

图8.校门改建

1961年，在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由同济大学设计院俞载道为主设计的兼做学生饭厅的“大礼堂”，采用拱形结构，跨度达50m，有效利用40m，总建筑面积3 278m2。该建筑所采用的钢筋混凝土预应力联方网架、双曲薄壳屋面结构，其设计、施工之新颖，跨度之大，曾是亚洲之最，在当时的我国建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设计不仅在结构形式和建筑造型上表现出它的创造性、先进性和科学性，同时在建筑功能与建筑形式的结合、统一上也取得了成功。

经过1953年建造的“和平楼”（以及“理化馆”“工程试验室”），1954年建造的“文远楼”“西南一楼”，1955年的“南、北教学楼”等这些由教师、学生亲手设计的一批不同功能、不同类型的建筑的建造之后，1957年建成的“教工俱乐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积集了同济人在这个时期建筑创作思想和设计经验之精华，汇聚了其作为创作集体的整体思想风格的集成之作。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标志着一种强调功能、空间丰富、反映多元学术思想的“同济风格”的初步形成。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同济建筑系开始比较系统地探索和运用现代建筑的“空间理论”及其相关思想。60年代初，冯纪忠等教授就对传统建筑教学中按功能分类的建筑设计原理教学进行了分析和批评，认为这种建筑设计教学体系易使学生思想僵化而缺乏创造性。为此他们提出了“以空间为纲”的教学体系，以打破按功能划分建筑类型的界限，抓住建筑的共性，掌握真正属于建筑创作的规律。这种教学体系的优越性很快就显示了出来，它超越了单纯授予学生以某些技能、技巧的思想，而旨在培养他们获得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持久的能力和倾向性。至70年代末，同济人意识到国际式建筑的泛滥，将会对人类环境造成破坏，如何加强建筑师的自我修养、提高创作的造型能力，已成为建筑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同济人率先在建筑初始教学阶段引进了形态构成、空间限定等教学内容，大大活跃了师生的思想。随后，同济人又进一步重视建筑的宏观、中观和微观问题，及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的融合问题，在教学上探讨和建立了完整的环境观。在这个基础上，同济在全国建筑院系中率先建立了“室内设计”和“工业设计”两个专业。这些改革一方面为同济建筑系办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大大拓宽了同济人建筑创作的思路。

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中相对停滞的阶段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同济大学校园建设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1986年竣工的图书馆改扩建工程，是多重意义上的一次挑战。在改扩建设计中，图书馆老楼得以保留，并且施工是在基本不妨碍原图书馆正常使用的条件下进行的。新楼为两个独立的底面8.3m×8.3m、高50m的方形钢筋混凝土筒体，插建在原图书馆的两个内院中。离地15.6m处外挑8.35m，构成7层25m×25m的井格楼面，作图书阅览和科研等用途。扩建后的图书馆，主次出入口均按原建筑布局，既与原建筑保持功能上的一致性，又维护了同济校园教学区环境的整体性。虽然新楼在尺度、比例、细部处理以及与老楼的形体关系上还有许多可议论之处，但其在保持和尊重校园环境整体性和历史延续性方面所进行的有益探索，特别是在结构技术上的独特与创新是十分可贵的。

图9.科学苑（ 逸夫楼）

图10.经济与管理大楼内景

建筑系馆1987年由戴复东、黄仁设计，建筑面积7760㎡，其设计根据建筑学教学特点，平面采用庭院式布局，双廊、单面廊综合运用，门庭、进厅、走道等穿插有序，空间层次丰富而流畅。整个建筑体型简洁，富于雕塑感，具有现代建筑的特征。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座建筑在处理教学与办公的分区和联系上，没有简单地采取常见的分隔方法，而是运用庭院、中庭等空间，形成具有较强共享性质和交流功能的“中间地带”，使两部分功能既有区分，又密切联系，创造了亲切、松弛、庄重、雅致的环境和氛围。

当然，这座建筑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建筑的标准和施工质量上的不相称，细部设计和处理上的不深入，以及建筑色彩运用上的不够恰当，都使设计构思受到了一些损失。1997年校庆90年之际，这座建筑进行了一次扩建，其中“钟庭”（在原有教学楼之间加建的一个集学术报告、休息、交流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半室内空间）的设计发挥了原有的特点和长处，弥补原来建筑的某些不足，是非常成功的扩建。

同济大学幼儿园于1992年建成，坐落于同济新村。青年建筑师黄向明试图避免过于理性的建筑语汇，而更多地运用了一些感性的形多因素，塑造一个形式丰富、尺度小巧、轻松活泼的建筑，以期获得学龄前儿童的认同并与之对话。但是，这座建筑丝毫没有因此而显得凌乱、琐细或走向“非理性”，它的空间、布局和流线都很有秩序，设计者只是巧妙地借用局部的装饰性元素（如入口门廊）和立面图案的处理，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该建筑把形式要素提高到与功能同等重要的地位，显示了后现代主义建筑思想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同济校园中又出现了一座引人注目的新建筑—科学苑（逸夫楼），。这座由吴庐生教授主持设计的建筑，在设计手法上继承和发扬了同济建筑的风格与传统。在总体上强调个性的同时，又十分注重与环境的协调和统一，建筑体型简洁而又富于变化，细部处理和色彩运用都十分成功、到位。设计者很好地处理了各种功能、空间的关系，将复杂的流线组织得有理、有序、有血有肉，特别是营造了一种既现代又典雅、既庄重又亲切的别具特色的室内环境和空间，给人以美好、难忘的印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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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同济新村幼儿园

1997年进行的同济大学校门改建工程，虽然规模不大，却意味深长。在设计创意中，旧校门作为同济大学的一个历史片段和同济她在历届校友及市民心目中的象征，其形象已经超越了单纯视觉形象的意义，为此旧校门得到尊重和保护。新校门通过后移留出了一个椭圆形的门前广场，而旧校 门则矗立其中。这样的布局既增加了由城市道路进入校园的空间层次，解决了人车集散的功能问题，又保护了校园的整体环境和历史脉络，丰富了城市街道景观，增添了校园文化气氛。新校门形态本身是相当现代的，其水平向的门廊将广场与旧校门围合起来；厚实粗犷石材饰面的柱廊，衬托出由金属和玻璃构成的休息等候区域，富有韵律和节奏感。与敦实沉稳的旧校门相比，新门廊显得通透与轻盈。旧校门作为同济历史的一部分，在新的校园环境中展示着过去的一页。这种尊重历史、尊重环境的思想，体现了同济人的历史观和环境观，这与图书馆改扩建的创意一脉相承，且更见成熟。

“经济与管理学院”大楼由莫天伟主持设计，1998年底落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为同济校园建筑增添了一笔华彩。这是一座平面由一个不规则三角形与一个卵形柱体穿插组合而成的摩登建筑。建筑内部围绕三层高、近三角形的中庭空间，结合顶棚自然光的成功运用，在两边展开布置不同层面、形状和不同功能的公共空间，具有亲切典雅、步移景换、穿插多变和动态的空间特性，为师生创造和提供了一个如人生舞台一般富有趣味性情节故事和时间特性的交往空间。这是同济建筑空间特色的一种延续和发展。该建筑形态的设计也可谓独具匠心。设计者在立面处理上有意识地采用空间层次感的放大和夸张手法，增强了建筑的三维特性；貌似复杂的建筑外观，由于运用深浅两种色调穿插、叠加处理的手法，使人一眼更可把它们分解成多层面的基本形态单元，各体块关系一下子变得清晰、明朗，从而达到整体性的识别与认同。整幢建筑外形间丰富中包藏着简洁，理性中交织着浪漫，建筑细部也颇具创意与匠心。显然，该建筑设计在空间、形式、色彩等“纯建筑”因素的研究上已达到一个新的深度；在建筑形式语汇的运用上，如解体、叠加、移位等手法，也可看出受解构主义影响的一些痕迹。

任何一种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作为一个群体共同拥有的传统与风格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总是一定时代、环境、人群及其思想意识的产物，它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其意义也绝不只是我们从几幢建筑作品上所直观到的东西所能涵盖。事实上，同济建筑的风格绝不仅仅是一些创作的手法，更不是指某些建筑的形式或形象，而首先是一种关于建筑和建筑创作的观念，因此这种风格首先是与它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特色直接关联的。这种思想和特色，以及由这种思想、特色所决定“风格”，如果一定要用语言简单地概括，是否可以说是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多元性，锐意改革、勇于探索的创造性和实事求是、顺应潮流、面向生活的平民意识。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建筑学术和建筑创作都必然要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任务，但我们相信，同济建筑学术、创作的这种思想特色和风格是有其独特的价值、意义和持久的生命力的。

（本文根据原投稿文件，在发表原文的基础上标题和正文内容略有恢复性的增加）

参考文献

[1]李精鑫.同济“建筑风格”巡礼：从校园建筑说起.同济报，1997-05-08.

[2]罗小未.上海建筑指南.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

[3]支文军.精心与精品： 同济大学逸夫楼及其建筑师吴庐生教授访谈.时代建，1994（4）.

图片来源

本文图片摄影：支文军

原文版权信息

徐千里，支文军.同济校园建筑评析.建筑学报，1999（4）： 65-67.[徐千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博士后]

（附文）

给徐千里、支文军的信

Letter to Xu Qianli and Zhiwenjun

（《新建筑》编辑部编者按 ：这是曾昭奋先生写给同济大学徐千里、支文军两位先生的信，现征得三位先生同意，公开发表于此，以供参考。发表时，根据三位先生提供的资料，增加了几个注解）

千里、文军①：你们好！

读了你们评论、总结同济大学校园建筑创作成就的文章②，仿佛又一次来到你们的校园中，真切感受到这些建筑作品的文化气息与时代风采。你们的文章对它们的介绍和评析，实际上是对同济风格的一种阐发与肯定，也是对“海派”风格的阐发与肯定，真令我这样的读者心悦诚服。本想打电话跟你们谈谈我的一些想法，但电话里可能说不完全，那就改为写信吧，但动笔写信的事一拖就过去好几个月了。

读了你们的文章之后，我再次拜读罗小未先生《上海建筑风格与上海文化》这篇大作③。

罗先生在文章中谈到：“1957年同济大学的教工俱乐部由于它在设计上的富于人情味和对人们工作之余的闲情逸致要求的理解以及在手法上运用了空间的流动性，竟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受到了长达十余年的没完没了的批判，而首先发难的是当时作为官方建筑思想代表的学报。它在刊登一篇介绍这座建筑的文章时空前绝后地在前面加上了编者按……”

罗先生又写道：“上海对50年代在我国流行的复古主义建筑风格从来没有认真地接受过……更值得回顾的是在复古主义盛行的50年代中期，同济大学19位建筑教师由于反对在校园中建造华而不实的复古主义高层教学大楼竟联名上书周总理，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

把罗先生的这两段话跟你们关于“教工俱乐部”和“南、北教学楼”的评论一起读，可以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同济风格的由来和内涵，更清楚地看到坚持和发扬这种风格的不易和可贵。

记得1959年我们到上海作毕业实习时，还专门跑到同济新村去探望教工俱乐部④（原先以为这个遭到批判的俱乐部可能已被拆掉了）。我们只在外边看看，见到它那样平易近人、朴素无华，真还不懂得有什么值得批判的。那时候，我感到它像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弱者，静静地在那里忍受着委屈。现在好了，你们在文章中作了中肯的分析和肯定：“朴素、大方，并不失精巧和文雅”“室内空间具有很强烈的流动性和渗透性”“是一个真正意义的精心之作”“深得现代主义建筑精神、营养之灌注”。也许，正是这可恶的“流动性”和“现代主义”，惹来了“没完没了的批判”。

罗先生所说“上书周总理”的事，我原先并不清楚她指的是哪个建筑⑤。读了你们的文章，才知道是南、北教学楼：“为反对复古和浪费，在建筑施工阶段最终取消了大屋顶。”1959年我见到南、北对峙的这两幢教学大楼时，还不知道“上书”的事，也还不知道原先的设计还带有大屋顶。两幢大楼的东西方向拉得很长，如果扣上大屋顶，不知道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估计它们的大屋顶可能是像你们在文章中提到的“西南一楼”那样简化了的“大屋顶”，而不会是解放后在京城大量出现的“似原汁而无原味”的琉璃瓦大屋顶？）

一个是“现代主义”的“精心之作”，建成后横遭外人批判；一个是“复古和浪费”的大屋顶，由自家人“上书”而后主动取消。我想，无论是遭到批判的教工俱乐部的设计者，还是那些竟敢上书言事的书生们，他们当时还都是年轻人。前者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后者要拿出多大的勇气！我想，同济大学以外的人，尤其是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对此是很难体会和理解的吧。

同一校园，两桩往事，让人们从一个侧面依稀看到半个世纪来中国建筑创作中的风风雨雨。你们在文章中，不再重提往事，可能有你们的考虑，然而，正是这种逝去的历史，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你们在文章中所正确概括了的同济风格：它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创造性和平民意识（或曰民主性？）。

就写这么多，不当之处，望予指正。

祝好！

曾昭奋

1999年8月19日

注释

① 徐千里（1963-），东南大学硕士、博士，同济大学博士后，现为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教授。支文军（1962-），同济大学硕士，现为《时代建筑》杂志执行主编。

② 徐千里，支文军.同济校园建筑评析.建筑学报，1999（4）.

③ 罗小未.上海建筑风格与上海文化.建筑学报，1989（10）.该文已编入《上海建筑》（世界建筑导报社，1990）和《同济大学建筑系教师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两书.

④ 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1956年设计，设计者是李德华先生和王吉螽先生，两人当时同是32岁的年轻人。李德华先生曾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院长，王吉螽先生曾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

⑤ 1954年规划设计的“教学楼”由中心大楼和南、北配楼（即现在所见南北教学楼）组成，其中，中心大楼7-8层高，大屋顶。当时，同济大学19名教师联名上书周总理，反对大屋顶。结果，大屋顶被取消，中心大楼也不建了（它的位置就是后来图书馆的位置）。之后，南、北配楼的大屋顶在施工过程中也被取消。当年主持这项设计的是吴景祥教授（1905-1999年）。南、北楼建成后备受好评。吴景祥先生曾任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和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

原文版权信息

曾昭奋.给徐千里、支文军的信.新建筑，2000（2）： 76.

[曾昭奋：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世界建筑》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