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录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建筑图的探索。建筑图作为记录的工具与成果,在有针对性的揭示和探讨空间问题的同时,也探索了建筑图的表达方式、传播途径以及图纸与实践的关系。
首先,《一点儿北京》探索了建筑图对城市街区的表达。在三里屯42号楼的记录中,作者利用轴测图开放、均质的特征,将街区中所有的细节一视同仁地呈现。画面中,建筑实体分割的特征反映了最初作为居住的建造目的;并通过家具、人的活动等场景刻画,表现出城市发展变化过程中社会对建筑的重新占有,呈现出自下而上形成的城市多样化涌入一个建筑的状态。之后的记录中,绘造社强化了建筑图的表达与探索。“团结湖”尝试将透明性理论植入建筑图中。图面中,建筑的倾斜有意地避开了广场、街道等主要的公共空间;建筑立面被剖开,暴露出建筑内部空间占有的现状。借住轴测图的特性将两套行为系统同时呈现:一套是建筑内部的多样性和街道上行为的多样性的系统,另一套是建筑纵向内容的多样性和其平面内容多样性的系统;二者形成了一个看似彼此交织“你中有我”的系统(图9)。这组80年代的住宅内部可视为社会景象的投射,它与城市的复杂性一样精彩。
其次,城市记录的成果探索了建筑图作为建筑被使用的检验机制。建筑图作为具有生产意义的“标记符号”(notation) [10]已被普遍认可,而汪工坊提出了以时间概念来分类的建筑图,即发生在建筑落成前指导生产的建筑图与落成后检验建筑使用的建筑图。据此理论,《一点儿北京》中对城市的记录与表达作为“后建筑时间图纸”检验了当建筑落成后建筑被使用的状态,并以事无巨细的剖轴测图将与建筑相关的多种因素(人的行为、空间的利用、场所的建立、历史的变迁等)收入其中,构建起“人—建筑—城市”三者之间的空间占有关系。在绘造社看来,后建筑时间图纸以记录过往的方式表现了建筑与城市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互动[11]。皮埃尔·维托里欧·奥雷利(Pier Vittorio Aureli)指责当下日趋抽象与简单化的图示表达是对现实复杂事物的简单式伪装,并提出将平面和剖面成为推测物质句法唯一必要的表达,重新建立一套批判性的话语[12]。后建筑时间图纸似乎为奥雷利的担忧和批判找到了一条出路。(www.xing528.com)
再次,绘造社将他们对城市的观察转化为乌托邦式实践。佩瑞·库普勒(Perry Kupler)将图纸视作为一个供建筑师思想肆意游走的、极具创造性和生产性的阵地;绘造社认为,乌托邦式的方案可以摆脱现实的束缚,获得更宽广的创作自由。他们以向《癫狂的纽约》致敬的方式完成了《一点儿北京》的“虚构”分册,借方案之名,夸大了现实中的某些元素,创造出看似荒诞却又与现实相距不远的方案,表达出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和思考。在彩虹镇的案例中,绘造社从故土难离的概念切入,将城市设施与家庭相结合,提出了一个城市设施家庭化的社区方案,借乌托邦之名,探索现实问题的可能答案。在2018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国家馆里,绘造社创作了大型“纸上建筑”作品《淘宝村·半亩城》。它聚焦于中国乡村建设中由于电子商务和物流的高度发展而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在莱特(Frank Lloyd Wright)“广亩城市”(broadacre city)的网格上融入现实生活中的多种要素(产业、居住、活动、自然环境、中国元素等),构想出一个电商及物联网时代下的乡村集群[13]。
最后,当代城市记录推动建筑传播。《大众传媒中的中国当代建筑批评与传播图景》一文呼吁将当代中国建筑批评置于普遍意义上的“大众媒体”之中去考察[14]。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建筑传播逐渐向大众渗透。《一点儿北京》在表现上遗传了建筑图轴测、剖切的基因,并植入了漫画的表达方式,将人在建筑的活动的一个个场景以漫画式的叙事风格呈现出来。该书荣获2013年度“中国最美的书”称号,成为以出版物的形式向大众推广城市与建筑的成功案例。近年来,绘造社的研究成果不断地以展览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如《一点儿北京》的部分建筑图在2018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日本馆中展出,生动地呈现出北京的市井生活。他们还将城市记录的成果设计成周边产品(T恤、包袋、杯子等)向大众推广。对绘造社而言,比起在建筑专业内部思考建筑图纸的角色和意义,他们更加关注建筑图如何跳出它的专业,演变为文化、艺术和社会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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