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工坊：建筑行为学的创新实践

汪工坊将《东京制造》作为他们研究内容的总纲和基础，将它的观察视角、记录方式延续到他们之后的城市研究中。这些研究可视为《东京制造》丰富的注脚，形成了完善的研究系统。其中包括：① 回应《东京制造》中异种格斗技、机械即建筑、副产物方面的 “大都市快速路指南”、“基础设施指南”；② 回应《东京制造》中物流都市、都市生态系统的“东京循环利用计划”、“河流-轴城市计划”、“亚洲涌出管理”；③ 回应《东京制造》中自动尺度和宠物尺度的《宠物建筑》；④ 构建起“单体空间&建筑—都市”关系的《爱知县的空间诊断》；⑤ 基于行为学看都市与建筑元素的“东京土地细分文件”等系列研究和《窗、光与风与人的对话》。

图2.“环境单元”案例-澡堂旅游楼

图3.左：日本常见住宅与基地的布局关系；右：汪工坊设计的住宅与基地的布局关系

虽然大量的记录和研究提供了城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但尚未直接作用于建筑实践。在构建起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汪工坊引入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 ⑤理论。列氏认为从鸟瞰层面创造城市空间的规划者（“空间的再现”）和通过生活产生城市的使用者（“再现的空间”）对空间都有赊账行为，因此存在一个第三势力，即空间自身，它可以自主生产空间。汪工坊将城市研究视作对“空间的再现”和“再现的空间”的研究，将建筑创作视为二者的协同产物[3]，并称其为“空间实践”。在实践中，汪工坊将空间的要素置于一个开放的语境下进行探讨，并将多种因素引入建筑创作，提出了建筑行为学的概念。它归纳为三个要素：① 人的行为（指在风俗和习惯可以共享的范围的人）；② 自然元素（光、热、风等）的行为；③ 建筑的行为（受到气候、城市规划、经济制度等影响下的独有的元素，建筑的行为不能被单独的观察，其特点需要与它相同年代的、邻里的建筑相比较）。在创作中，他们将各要素的需求转译成具有激发社交和引导行为的空间，从而构建起一个从身体到城市、现象到物质的统一框架。

在住宅实践中，汪工坊提出了“空白代谢”的概念来回应《东京制造》中发现的城市缝隙现象。他们不将缝隙视作副产物，而是一个处理相邻建筑关系的空间资源。设计利用中央配置的方式扭转基地被占满的窘境，通过窗户、雨棚等建筑元素的巧妙设计重新定义了邻里空间（图3，图4）。在位于东京站前三角地的二层含书店的住宅改造项目中，业主要求在小基地中创造出具有冲击力的塔楼形象。建筑下虚上实的形体揭示了书店和居住的功能，基于退界的限制形成的“＜”的结构形式增强了建筑的冲击力，形成了《东京制造》中描绘的难以定义其类型的城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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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从左至右：兄长家屋、迷你家屋、永江家屋

图5.“习惯的要素”说明图

图6.度假小屋剖透视

在汪工坊看来，建筑的行为十分缓慢，它必须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如城市、环境、习俗）下思考，同时单个建筑既受群体的影响，又影响着群体。在金泽住宅类型的研究中，汪工坊发现了屋檐出挑的方式上在类型更迭中的延续，并将这一特征与行为学联系起来。之后，他们以行为学的方式对组成建筑元素进行研究，并称之为“习惯的要素”[4]。《窗、光与风与人的对话》（Window Scape窓のふるまい学）书中指出人的行为和经验与习惯性的要素的关系：例如窗—海—椅的连带关系，取决于这里的经验本质，窗—海—椅是不可分割的一组经验单位[5]。他们将行为和经验视作是社会的、历史的构成物，并从旧的事物中创造新的事物。在《城市建筑学》（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中，罗西将那些在历史的演进中留下的建筑类型视为建筑史上有意义的类型，它们经历了功能的变迁，以固有的类型适应了历史中各个时代的功能。汪工坊聚焦于在历史的演进中留下建筑要素（窗、门、坡屋顶、雨棚等）的类型，并借助行为学，构建起身体—建筑—城市之间的关系（图5）。

面对强调创作概念独特、表达方式简洁的创作环境，汪工坊基于行为学的创作理论和实践似乎显得过于复杂。他们在《图解剖析》（Graphic Anatomy）一书中以比施工图更加复杂的方式来表达影响建筑设计的多种要素（图6）。这种方式对抗了当代建筑学符号化、缩减化的趋势，还原了这个古老学科应有的复杂性和物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