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关于城市规划的学习与实践对DCM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丹顿曾直言:“城市规划的理论构成了我们实践的脊梁。”[4]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作品对城市文脉的关注。
图3.墨尔本展览中心
图4.墨尔本博物馆(www.xing528.com)
DCM早期回应城市文脉时强调对历史和传统形式的参考。他们运用传承下来的建筑类型去控制建筑物,并将其概念化、抽象化。因而,我们看到院落、广场或柱廊等元素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出现在他们的设计之中。同时,DCM关注城市的格局,并探讨建筑和外部空间的关系。典型的案例是皇子广场项目,设计采用类型学方式去控制建筑和都市空间的关系。之后的作品中,DCM对城市文脉的回应向一种更为抽象的方式发展,在墨尔本展览中心的设计中,他们对澳大利亚传统的檐廊空间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在墨尔本城市入口的方案中,传统的檐廊空间被抽象为一排倾斜的柱子。此外,DCM吸取城市空间组织中有条理的网格形式,并将它转化为建筑的控制性要素,使建筑成为城市结构的延续。如墨尔本博物馆的设计,钢构架将不同的空间元素组合,这种网格式的框架回应了墨尔本有条理的城市格局,建立起建筑功能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尺度联系。
文脉的回应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时代的回应,包括城市功能和活力的思考,城市现有建造条件和技术的运用等方面。在DCM的设计中,当今城市生活的开放性、交流性、可持续性等,通过材料的运用、空间的组织和创造得以实现。曼彻斯特民事法院运用透明的材料创造了一个平等的、向公众开放的场所,被英格兰和威尔士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誉为“一座代表着民事司法正义新纪元的伟大建筑可能是现代最好的民事和家事法庭”;设计还通过当代的建造技术实现了全年自然通风的可持续设计。亚洲广场的裙房采用大面积的遮蔽空间形成了城市空间向建筑内部空间的延续,为炎热、多雨的新加坡提供了公共集会的场所。面对不同城市的建造技术和设计速度的要求,DCM也给予回应。新世纪的设计中,我们看到了曼彻斯特法院的缓慢与精致,也看到了欧景城市广场等规划项目的快速与粗狂。在后者的创作过程中,DCM采用“草图式”的框架式设计方式包容设计与施工过程中的变数,并采用“简洁的、可复制的”单元形体回应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快速的建造要求。
可以说,DCM对城市文脉的回应是多方面的。从传统形式的继承与发展,到城市功能、活力的思考,再到建造水平和速度的应对,向人们展现了对城市文脉关注的多维视角和丰富的创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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