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1970年：传承与起步

1943年博塔出生于提契诺州的门德里西奥（Mendrisio）。15岁起，他开始在卢加诺的蒂塔·卡洛尼（TitaCarloni）和凯米尼什（Camenisch）的建筑公司担任学徒，受到了第一代提契诺建筑师的影响。1964年博塔赴威尼斯建筑大学（IUAV）学习。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新理性主义的思潮正在蓬勃发展。1966年，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的《城市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出版，三年以后，乔吉奥·格拉西（Giorgio Grassi）的《建筑的逻辑结构》出版，这两部奠定了意大利新理性主义的作品不约而同地提出“回到理性”的口号。这种深植于意大利理性主义传统、有别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对身处于意大利、且尚在求学的青年博塔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论在城市、地貌，还是历史、技术等层面，博塔的作品都表现出了新理性主义的印记。

在威尼斯求学期间，博塔得到了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的指导。博塔之后的设计生涯中体现出的设计思想—立足于场地环境，从自然、文化条件中收集场地资料，提取设计语汇，注重场地文脉的原型的发掘，运用材料和几何语汇等，无不体现出斯卡帕对其的深刻影响。1965年，博塔在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工作室参加威尼斯市立养老院的设计，勒·柯布西耶对图形的超凡直觉，对古老城市的洞察，对问题的敏锐注视和精辟分析都给博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此后在博塔的建筑作品中不时折射出勒·柯布西耶的影子，他对基本几何形的钟爱更是沉淀着对勒·柯布西耶的深情怀念和深刻记忆[3]。1969年，博塔与路易斯·康（Louis.I.Kahn）合作设计了威尼斯新会议厅工程中的展览会，路易斯·康的浪漫主义和诗一样的建筑都对博塔产生了重大影响。博塔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封闭感，强调建筑与外界的界定，在重复基本几何形和自然光运用等设计手法上皆隐含着来自路易斯·康的文化继承。

博塔有机会不仅通过书本和学术，而且亲身接触这些大师，享受到了近乎父子相传式的文化传递，同时接受了包含丰富专业的有关社会问题、文化期待、理想图景等方面的极大知识财富。与此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多亏了他们表达语言和理论思考的演变，博塔开始感知到现代主义运动伟大时代的局限性。“正是在我不成熟但真诚地面对这些伟大人物时，我开始构想修正早期现代主义的那些观点。那些观点导致后来在建筑和规划领域形成一种投机式的工业化，将轻率的社会方案隐藏在看似理性的图纸之下。”[4]

图3.提契诺州（Ticino）拉韦尔泰佐（Lavertezzo）小镇

图4.提契诺州（Ticino）首府贝林佐纳（Bellinzona）(www.xing528.com)

图5.杰内斯特雷里奥教区用房

图6.斯塔比奥独家住宅

1960—1970年是博塔成长和起步的10年，尽管没有太多机会进行个人实践，但他仍通过有限的项目展开了对历史语汇的探索。

博塔将其个人设计的开端追溯到杰内斯特雷里奥教区用房（Genestrerio Parish House，Genestrerio，Switzerland，1961-1963 ，图5）时期，建筑呼应旧有教堂肌理，似是由老建筑里有机生长出来；柱廊强调了相邻的教堂广场，两个坡顶打破了规整，以斜坡呼应了地形的起伏；建筑的发展有意识地强调具有时间抗性的物质性和传统，与历史紧密相关。正如欧洲许多著名建筑师以独栋住宅设计开始职业生涯一样，博塔在起步阶段也承接了一些独栋住宅设计，从斯塔比奥独家住宅（Single-Family House，Stabio ，Switzerland，1965-1967 ，图6）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简洁而充满几何秩序的体量关系，建筑中如壁炉、室外楼梯和石造的工艺等让人感受到勒·柯布西耶式的诗意，并完成了对基地环境的适应和区域秩序的整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