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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语境和历史意识的建筑研究:体验与评论

时间:2023-10-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时代所赋予的深刻烙印,透过他们各自对历史记忆的讲述而含义深远。这个时代更多地突出文化性的话题,其中就包括一系列关于建筑的文化价值、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意义、传统与现代、场所理论的意义等的讨论。这个时代充满了现代化宏大叙事的社会文化环境,给他们的思想与实践都打下了深深的历史意识的烙印。

时代语境和历史意识的建筑研究:体验与评论

(1)20世纪70年代的成长记忆

20世纪70年代与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这一代人是在70年代长大的,虽然在年龄上多少有些差异,但正是在处于60年代和80年代这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代中间的这十年,这些人度过自己的少年或者青年时代。这一代人大多出生在50年代(亦可包括4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出生的部分人)。他们是在沉重的历史挤压中生长与成熟的。这代人走出70年代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10]。在80年代思想领域空前活跃的时期,这代人是最为年轻的参与者,他们充满激情地追索新观念,积极投入社会发展与变革中。作家北岛王安忆、翟永明、阿城、韩少功……画家徐冰、陈丹青、何多苓、李斌……他们是文化界中这一代人的代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

对于“50年代生中国建筑师”而言,70年代是他们成长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影响或可延续至他们后来的职业生涯。时代所赋予的深刻烙印,透过他们各自对历史记忆的讲述而含义深远。从一系列建筑师对话中,我们可以窥见的是这批建筑师的70年代给予他们精神上阳光的一面胜过许多“伤痕”文学中的描述,那诗样年华给予他们的滋养似乎更多于其他方面的影响。崔愷在70年代还是孩童,政治运动给了他更多玩耍的空间和时间,“上山下乡”之前的“开门办学”所带来的半工半读给他的是积极学习的一面,后来的“上山下乡”虽苦但革命激情高涨,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也是边放牛边复习,乐在其中。从崔愷的叙述中能体会到一种积极的状态,他以这种状态观察并融入乡土社会,那段参与乡村建造的经历对他的设计观念亦有影响。赵辰回忆中70年代是不需要为读书和考试而费神的愉快时期,可按自己的兴趣去涉猎广泛的领域,他觉得那个时期的好处是所有的官方论调对他都缺乏合理性,这养成了他怀疑、思辨的习惯,动乱年代的兴趣自由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自由,对他来说意义深远。张永和和刘家琨都是10岁开始经历“文化大革命”,从小就被深深地卷入政治,以这样的方式融入社会,他们觉得他们这批人由于“文化大革命”,最不迷信权威,也多有为社会贡献的情怀。这批建筑师还有一个相对一致的特征,那就是受到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都有很好的绘画基础。恢复高考后的建筑系招生都要求有一定的美术基础,钱锋因报志愿不服从分配而被要求看作品,因绘画好而被当场录取。

(2)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时代语境

我们不妨以思想领域对80年代后至今的阶段分野作为我们观察这批建筑师思想变迁的一个视角与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可以分为80年代、90年代与2000年以来这三个阶段。80年代是“启蒙时代”,90年代是“启蒙后时代”,而2000以来则是“后启蒙时代”。80年代之所以是启蒙时代,乃是有两场运动: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后期的“文化热”。这个时期讴歌人的理性,高扬人的解放,激烈地批判传统,拥抱西方的现代性,现在被理解为继“五四运动”以后的“新启蒙运动”。它具备启蒙时代的一切特征,充满着激情、理想与理性,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紧张性。90年代由于市场社会的出现,80年代的“态度统一性”产生分裂,形成各种“主义”,许多基本问题依然是80年代的延续。到了2000年以后,三股思潮从不同方向解构启蒙,包括国家主义古典主义与多元现代性都具有学理上的积极价值[5]。应该说建筑领域的表现与此同步。

a.80年代:拥抱西方现代性

80年代,中国建筑学界表现出对西方建筑文化与理论的渴求,积极翻译和引进西方理论,期望对探索期的中国建设有意义,是一个期望快速奔向现代社会和现代思想的时期[16]。建筑领域的理论观点及实践倾向有民族形式、仿古建筑、广义建筑学、空间理论、建筑与环境后现代主义、城市意象、存在空间、空间模式语言、符号学、文脉、场所理论等[16]

80年代中国最大规模的文化反思运动即“文化热”,已经成为历史意识的一部分,在旧的价值信念、旧的理想追求已被证明是虚幻的以后,还要不要、能不能建立起新的、真正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是整个社会价值重建的问题[17]。这批建筑师身处那样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纯真朴素、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建筑界,“传统与现代之争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关于香山饭店的讨论主要是学术争论;关于阙里宾舍的争论,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而是两种不同思维模式、两种不同的观念意识的争论。一边是‘民族形式’理论的实践,另一边是追求中国建筑现代化的呐喊[18]。这个时代更多地突出文化性的话题,其中就包括一系列关于建筑的文化价值、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意义、传统与现代、场所理论的意义等的讨论。(www.xing528.com)

80年代初期,这批建筑师开始专业学习,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可以见到的各种建筑知识。他们的老师是已于“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宝贵十年的中年人,他们积极向上,要追回逝去的青春年华。他们的影响不仅发生在专业层面,更由于与这批建筑师有着70年代部分历史记忆的重叠而易于引起共鸣。80年代中期这批建筑师在完成了专业学习之后,大多在国营大型设计院开始职业生涯,并在这个时期逐渐走向成熟。这个时代充满了现代化宏大叙事的社会文化环境,给他们的思想与实践都打下了深深的历史意识的烙印。这个时期的话题也延续到他们后来关注的问题和实践的方式中,如崔愷关于本土设计的观念,张永和关于古典精神的认识,刘家琨积极介入社会的实践方式等等,都体现了这批建筑师更多的本土意识、传统延续与社会责任等特征。

b.90年代:卷入社会巨变

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巨大的,中国已经迅速地卷入经济全球化浪潮。此时的建筑界开始走向务实,在理论的规范问题和更为专业化的学术领域展开实践性的探讨,同时也开始摆脱以西方学术为主的研究框架,研究的目光转向内在的现实需要。[17]这个时期建筑领域的理论观点及实践倾向有类型学、欧陆风、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人类学解构主义建筑、身体与建筑、生态建筑及可持续发展大跃进、产业类历史建筑及地段保护性改造与再利用等[17]

90年代初,境外作品的引入令前辈建筑师的创作所受的关注减弱,新一代建筑师的作品尚未大量进入公众视线。崔愷、汤桦成为这批承上启下的建筑师代表,他们的作品在90年代初开始在各个专业杂志中出现,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崔愷的丰泽园饭店(1991—1994年)和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办公楼(1995—1997年)、汤桦的深圳南油文化广场(1994年)都很有影响。汤桦还于1993年在上海举办了颇有影响的“汤桦+华渝建筑设计作品展”,这个展览还影响了当时还在建筑设计与文学创作之间徘徊的刘家琨回归建筑设计[19]。1997年,刘家琨的艺术家工作室系列作品陆续建成,并在《建筑师》杂志上发表了《叙事话语与低技策略》,受到更多的关注。

c.21世纪00年代至今:检讨与创新

21世纪00年代至今,思想界的现代化目的论受到挑战,学界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实践中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重新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把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视野中考虑,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建筑界开始反思20多年来引进国外理论的负面影响,以更深刻严肃的态度面对西方广泛的理论[20]。建筑领域的理论观点及实践倾向有极少主义、建构、明星建筑师、集群建筑、空间社会学、消费文化与消费社会、表皮、批评与后批评、电影电影学、灾后重建等[16]

这批建筑师的思考与实践到这一时期更为成熟,有大量作品呈现在专业与大众媒体中,不少人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各种类型的讨论,成为这个时代建筑师话语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崔愷、汪孝安当选中国建筑大师,张永和受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系主任,崔愷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永和受邀成为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常青获著名的Hocilm可持续建筑奖,刘家琨、汪孝安先后获远东建筑奖等,这些事件反映了这批建筑师受到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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