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对话：互动与自我审视，体验与评论

（1）以口述史的方法策划对话

“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不在于保存了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今天的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与解释。”[13]在历史研究领域，口述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方法也日趋严谨。“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进展。受访人有丰富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挖掘的资料，但他不一定是历史学家。在其讲述的时候，可能受记忆因素、情绪因素、选择因素的影响，遗漏出错难免。访问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问质量提高。”[14]著名口述史家唐德刚①之于人物访谈的注释方法，提升了访谈文本的价值，亦值得学习。因此，我们认为，为了使对话的成果更有价值，对话的策划就十分重要，策划人相当于访谈人的角色，前期研究和后期整理都十分重要。

在这里，我们参考口述史的方法与特点，通过设置有主题框架准备的对谈来观察建筑师的特征，这种方法有效地促进了建筑师间的互动、自我回顾与思考，亦成为其他方面分析与研究的基础资料。前期的准备十分重要，我们在分析了众多至今活跃的50年代生建筑师的专业取向后，以有可能相互激发讨论为前提，配合与各位建筑师的前期沟通，确定对话的双方。我们邀请了14位50年代生建筑师进行了七组对话，来呈现他们的成长历程与思想变迁。参与对话的建筑师有：崔愷与王维仁、张永和与刘家琨、汤桦与孟建民、常青与赵辰、钱锋与汪孝安、缪朴与齐欣、刘谞与梅洪元。关于对话，设置了三个方面的宽泛要求，即时代烙印、教育背景和思想变迁。另外，我们亦特别重视对谈后的整理与相关文献的梳理工作，包括建筑师的著述论说、典型建筑作品、编者按的写作等。今天在杂志上呈现的仅是一小部分，未来希望在相关图书的编撰中更完整地呈现。作为研究的补充，我们亦将整理好并由建筑师确认后的对话材料，发送给本期杂志中相关研究文章的作者，作为其调整研究论述的参考。

（2）七组对话的特征

各组建筑师的对谈呈现出不同角度的相互激发，反映出他们在各自关注领域的思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之所以选择崔愷与王维仁进行对话是基于两人差异中呈现的某种共时性（synchronicity）。尽管由于海峡两岸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两人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差异巨大，我们却在他们的对话中看到了他们在追问建筑思想的过程中发生的碰撞与共鸣，以及思想和价值观上的某些共同的特质。王维仁在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建筑实践以及崔愷众多的两岸交流，亦是对话的基础。

张永和与刘家琨的对话之所以顺畅，源于两人之间从专业到人文方面切磋的默契，我们从二人曾有的对谈中可见一斑。关于张永和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的设计，两人之间的对谈源于相互间对专业方面的透彻理解，因而赞同抑或批评均深刻[15]。此次两人的对话同样自然而深入，他们年少时类似的成长记忆、中外迥异的大学教育、不同的职业经历令两人面对当代问题时虽然有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却同样具有反思与批判的特质。(www.xing528.com)

共同经历深圳这个新兴城市的巨变是我们邀请汤桦与孟建民对话的相对表面的初衷。令人欣喜的是，他们不但以他们的视角链接了这个年轻的城市与他们各自受教育的古老城市—重庆与南京，而且发掘了共同成长的那个年代在各自身上烙印的共性。

有相当一部分建筑师的主要身份是学者，设计仅仅是职业生涯的补充，我们邀请常青与赵辰对话便出于此方面的考虑。关于个人成长与教育、建筑历史研究、建筑理论、建筑历史教学以及建筑的本土化，两人的视角和切入问题的方式不同却能够相互激发，亦可体会两人源自成长年代所赋予的历史意识。

50年代生建筑师的职业经历以国营大型设计机构和建筑院校居多，汪孝安和钱锋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有着共同的插队经历和东北黑土地那个年代的深刻记忆，同样的话题，钱锋常常有学校教师的印记，而汪孝安则更多地从职业建筑师的角度切入。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海外留学的是50年代生人，应该说50年代生建筑师中出国留学的凤毛麟角。缪朴和齐欣都是大学毕业后出国的，一个在北美一个在欧洲，所经历的大学后的学习让他们在探讨中国的城市与建筑问题时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透过他们的对话可感受到他们讨论中多向度的思辨。

地域性是建筑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许多建筑师在设计和研究中有所触及。刘谞和梅洪元分别在中国两个地域特征极为特殊的地区—新疆与东北地区进行实践，这两个地方在具有巨大差异的背后亦存在共性，在沙漠与寒带建造都需面临严酷的自然条件，这令他们对生态和技术的关注度更高，亦成为他们对话的共同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