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7组对话，揭示50年代生建筑师的特征

我们选取的14位7组建筑师的对话是20世纪50年代生中国建筑师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的对话展现了这批建筑师以自己多年的实践与研究积累，尝试系统化地表述自己的立场、理念、原则。

之所以选择崔愷与王维仁进行对话是基于二人差异中呈现的某种共时性（synchronicity）。尽管由于海峡两岸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二人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差异巨大，我们却在他们的对话中看到了他们在追问建筑思想的过程中发生的碰撞与共鸣，以及思想和价值观上的某些共同的特质。王维仁在内地及港澳台地区的建筑实践以及崔愷众多的两岸交流，亦是对话的基础。从对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两人在经历了各自实践的历练后形成了各自比较稳定的价值观。崔愷形成了自己的本土设计立场，即以土为本，实际上还是一个场所精神的问题，就是建筑与人文、自然、环境的一个特定关系，因为这一下就聚焦到一个特别具体的情况，就回避了国家主义、民族形式这些问题，包括一个所谓城市的风格或者什么。王维仁则探索了一系列的合院的发展，其思想受到Team 10的影响，研究传统聚落，希望能够变成现代建筑的一种城市或建筑的组织关系[38]。

张永和与刘家琨的对话之所以顺畅，源于两人之间从专业到人文方面切磋的默契，我们从他们曾有的对谈中可见一斑。关于张永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的设计，两人之间的对谈源于相互间对专业方面的透彻理解，因而赞同或批评均深刻[39]。此次两人的对话同样自然而深入，他们年少时类似的成长记忆、中外迥异的大学教育、不同的职业经历令两人面对当代问题时虽然有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却同样具有反思与批判的特质。“不同的探索经历和职业熏陶使两人看待一些建筑现象形成了不同的视角和思维方式，而特定的成长年代又赋予了他们对建筑‘静’‘稳’和‘正’的执着追求。” [40]张永和提出正视“古典精神”，将其明确为“建造、形式、空间上的‘正’与‘静’，即不‘奇’不‘闹’”。具体地表现在“简明的边界限定，水到渠成的（不勉强的）对称关系” （张永和对东南大学讲座的后续解释。张永和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yunghochang.2012-06-04）在肯定与否定的对比中，以非此即彼的排他语气表达出对古典观念与形式的认同。他把古典精神的熏陶归功于教育背景（应当也涵盖家庭的学术传承），揭示出在50后一代所接受的教育中，审美理念对于庄重和谐、肃穆的侧重。刘家琨的“低技策略”便是立足于现实的建筑回应。他称其为“消极中的挣扎”，是在“尽量利用现有条件”去“处理现实”，并与“低技风格”相区别[41]。作为策略的低技，从适应现实状况，顺从限定条件出发，用个性介入创作以挑战现实，完成建筑形象。他将面临的限制转化为设计的初始点，低调的语言难掩其突破束缚的叛逆欲望，谦恭的姿态更方便采用适度的本地工艺满足项目的复杂要求。自鹿野苑到成都当代艺术馆，低技策略在消极应对现实的表象下，积极地从建筑师所处的时代与地域着眼，成为一种由外在限定与自身弱势切入的设计思考方法[42]。

共同经历深圳这个新兴城市的巨变是我们邀请汤桦与孟建民对话的相对表面的初衷。令人欣喜的是，他们不但以他们的视角链接了这个年轻的城市与他们各自受教育的古老城市—重庆与南京，而且发掘了共同成长的那个年代在各自身上烙印的共性。从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批建筑师所受到教育的影响，汤桦的建筑思想的转变，最基本的基础一个是现代主义，一个就是乡土建筑。现代主义的影响透过教育与实践呈现在他们的话语与实践策略中[43]。

有相当一部分建筑师的主要身份是学者，设计仅仅是职业生涯的补充，我们邀请常青与赵辰对话便出于此方面的考虑。关于个人成长与教育、建筑历史研究、建筑理论、建筑历史教学以及建筑的本土化，两人的视角和切入问题的方式不同却能够相互激发，亦可体会两人源自成长年代所赋予的历史意识，以及希望透过个人的工作能够对学科发展有影响。常青目前工作的重点是思考地域建筑的适应特征与历史演化，建筑遗产的存续方式，以及与建筑本土化相关联的诸多问题。赵辰的关注点集中于中国的“建构文化（土木/营造）”“人居文化（包括园林）”，以及“市镇文化”。他们讨论的一些方面呈现了从建筑史研究到建筑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学界所需要重视的问题，在建筑史方面两人讨论了“建筑史脱离现实”和“缺乏现代性启蒙的中国现代学术问题”。常青指出：“关于建筑史的话题，我想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建筑史脱离现实，与实践分离，成为历史学分支的问题；另一个是建筑史介入建筑学的现实，讨论历史理论、价值观、本土化和实践参与等问题。”赵辰以自身经历回应这个远离现实的建筑史发问，反映出这批建筑学人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建筑史现实的反思。对于“现代化与西方化”的问题，两人的讨论反映了他们“脚踏本土”的基本立场，亦提出“对现代性的启蒙是永远不会有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则是切不可不做的”等观点。关于建筑理论的讨论呈现出他们对中国研究现实的忧虑，常青指出：“西方的建筑理论大都是建构出来的，是对建筑的哲学诠释，与建筑本体的塑造往往是两码事……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逻辑学传统，所以也建构不出“建筑理论”，只是把建筑史知识当成专业基础来看待。“理论”大都是外来的，前一段西方建筑界曾热过的现象学在国内又火了一把，大家趋之若鹜，因为现象学是讲究直觉体验的，这谁没有呢？但理论家建构出的“现象学”并不那么好理解的，因为你不是那个理论的直觉主体。”赵辰指出：“现象学是一点都不奇妙的东西，很有用的，对中国的意义是挺大。主要是在文化的地域价值和非西方价值体系方面，建筑文化方面也是。只是有些学者喜欢故弄玄虚，尽写别人不懂的而显得自己有学问。”[44](www.xing528.com)

20世纪50年代生建筑师的职业经历以国营大型设计机构和建筑院校居多，汪孝安和钱锋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有着共同的插队经历和东北黑土地那个年代的深刻记忆，同样的话题，钱锋常常有学校教师的印记，而汪孝安则更多地从职业建筑师的角度切入。钱锋侧重体育建筑的实践与研究，早期跟随前辈建筑师葛如亮老师做设计，受到其建筑思想的影响，注重文化和地方性，他说：“我现在做很多东西都把原创性、地方性、经济性摆在最前面。”同时期在同济受过培训的汪孝安觉得“现代建筑的作品和理论对我们这一代建筑师的影响最大。我认为建筑材料和技术的突破是推动现代建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我开始做设计时比较注重怎样通过技术手段达到使用目标，以及怎样通过空间构想和结构体系表达建筑形态，体现建筑理想”[45]。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海外留学的是50年代生人，应该说50年代生建筑师中出国留学的凤毛麟角。缪朴和齐欣都是大学毕业后出国的，一个在北美一个在欧洲，所经历的大学后的学习让他们在探讨中国的城市与建筑问题时具有更为广阔的视角，透过他们的对话可感受到他们讨论中多向度的思辨。在讨论设计的原动力时，齐欣认为“我认为设计永远是个开放的题目，任何项目均没有唯一正确的解……在分析具体问题时，除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外，我又不介意借鉴，包括南北方之间的借鉴，东西方的借鉴，或对历史、哲学、文学的借鉴”。缪朴则用与电影的比拟展现了他的看法，“我们设计出来的建筑如果能像好电影那样，让无意中走进来的人们不知怎的就觉得心底被触动，这就是建筑师最大的满足了”[46]。

地域性是建筑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许多建筑师在设计和研究中有所触及。刘谞和梅洪元分别在中国两个地域特征极为特殊的地区—新疆与东北地区进行实践，这两个地方在具有巨大差异的背后亦存在共性，在沙漠与寒带建造都需面临严酷的自然条件，这令他们对生态和技术的关注度更高，亦成为他们对话的共同语境。梅洪元多年来扎实的寒地建筑研究与实践形成了他“适应与适度”的设计基点，他希望能够摒弃狭隘的文脉符号之争，将该地域的建筑创作回归到其本原意义去理解与阐释。刘谞亦指出：“实现人工—自然生态复合系统良性运转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是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唯一最后的追求，我们理应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意识到建筑本质并为此所肩负的责任，也许这便是我三十年在新疆工作、坚持地域原则、非既定性原则的唯一动力。”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