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组建筑师的对谈呈现不同角度的相互激发,反映出他们在各自关注领域的思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话题在教育与成长经历、时代背景、从业环境、实践方向与思想观念的变迁等相对限定的框架中进行。
可以从一系列“50年代生建筑师”的对话中看到他们的话语侧重的方向, 50年代生中国建筑师开始全面接触现代主义,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学习西方知识体系,而是希望在这种体系下寻求中国建筑以及个人创作的定位,利用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试图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来完成那条未竟的多元的“中国化”道路。从大的脉络上来看,沿着两根主线展开:其一,传统如何与现代相结合;其二,地域如何与现代相结合。更加关注如何使现代建筑表达传统建筑的精神和意蕴,以及如何将地域文化、材料和技术融入现代建筑中,来表达地方性和中国性[35]。
在对“60年代生建筑师”系列个人专访中,所呈现的是这批建筑师受到纷繁复杂的思潮和趋势的影响,开始自我意识的觉醒,面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无论在实践领域还是在理论探索上,都呈现了这个特定环境发展中所赋予的某种实验性特征;他们能够潜心从事钻研的机遇和条件要比之前和之后的代际好很多;他们仍然属于一种传统文化的范畴,具备着极其明确的集体意识和历史使命[36];现代化,是60后无法消除的集体情结和理想归宿,这得益于强大的中国式教育在60后成长过程中的反复灌输,对现代化理想的高度认同,是60后一代早已被官方教育所预设的文化底色和预装的价值标尺,这令他们明显区别于此前以“革命理想”为目标而培养教育出来的前辈。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现代史上,60后是以现代化为共同理想的第一代人,也是以理想主义者自许的最后一代人,观察这批建筑师的观念似乎更为中庸与包容,希望化冶中西,实践上倾向于理性秩序[37]。(www.xing528.com)
从对“70年代生建筑师”的一系列对话的选择和对话的内容上,均可看出这批建筑师呈现明显的多元多样的状态,虽然对话的对象的选择上我们最初承袭了20世纪50年代生建筑师的对话方式,但是当这批建筑师开始借助新的谈话工具(如微信)开始对谈时,面对一系列他们关注的建筑学话题,一些与他们在身份上差距较大又在曾经和他们有过共同话语探讨的人被加入进来,呈现了以一种话题切入多方面视角的状态。如张珂与柳亦春、陈屹峰之间的讨论加入了80后的赵扬和60后的学者冯仕达,郝琳与黄印武的对话介入了他们共同关注的乡村建造中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任卫中,等等。70年代生建筑师成长在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语境中,他们大多数开始转向社会理想的诉求,积极参与社会改良,并且有将建筑理想的理性和技术化的趋向;涉足的方面呈现多元跨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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