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全社会都向着中国式“现代化”理想飞奔的社会巨变的时代， “如果我们试图以几个关键词描绘当代中国建筑师所面临的建成环境和社会现实，那么，大、纪念性、新奇、快速、廉价、异托邦既是中国当下政府官员、决策者、开发商和私人业主的共同诉求，也是基于这种诉求所达成的建成环境的现状。”[26]这样一种时代特征既对建筑师的设计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制约，同时它所承载的严酷性也恰恰就是新思想、新思潮的温床。
作为60年代生建筑师童明以自身的经历和观察将这样一个社会环境描述为各方面的冲突表征：
第一，来自现实环境的冲突。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建筑环境，其丰富性、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人们在日趋成为混凝土森林中寻找失落的生存空间、催生新的人文机制和价值系统的建筑环境。
第二，来自时代背景的冲突。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城市的扩张进入了一种空前疯狂的状态，与此相应，每个城市都拆毁了将近90%的旧有轮廓，也斩断了自身基础的记忆。而外形雷同的高楼在一片拆迁的废墟上拔地而起的情形，目前也在急速地推进到无辜的乡村。
时代的失忆同时也造就了建筑师自身的断忆，就如同20世纪3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挽歌文学一样。在中国近现代的建筑历史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断痕实际上始终存在，从30年代对中国固有形式的探讨到50年代对民族形式的追求，一旦现实发展状况与传统轨迹稍有不同，当理想在现实面前无法实现时，建筑创作常常致力于表现一种感伤怀旧、空虚失落的情愫。(www.xing528.com)
第三，来自扩展领域的冲突。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开放程度的提高，建筑师不仅经历了信息能量的持续轰炸与知识领域的不断突破，他们的舞台也进一步由国内走向了国际，于是，全球与本土的争执、自身身份的寻求理所当然地成为核心焦点。
在这样一种争执中，所呈现的实质上是那样一种潜在的冲突：中国需要西方的标准作为一种先进性的象征，但另一方面，这也反衬了中国自身标准的缺失。尽管在西方，这些标准是自然的、内在的，但是在中国，它们尚未得到深刻的批判分析，就被视为合理的、具普遍性的，因而它们也会时常被武断地视为可疑的、外在的。
第四，来自自我心灵的冲突。心灵的自我冲突基本上是由前几个层次引出的必然的问题。如果说前三方面的因素还能够得到普遍共鸣的话，那么心灵的自我冲突则从来不是中国当代建筑所关注的。面对现实环境的支离破碎，面对文化断裂与归属感的缺失，面对日益扩展的知识范畴及思维观念的裂痕，最容易迷失的，就是那种对于自身文化的信念，从而也容易丧失对于生活真实性的体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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