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界的三个阶段及现代化目标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与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特别的关系。50年代生人是在70年代长大的，虽然在年龄上多少有些差异，但正是在处于60年代和80年代这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代中间的这十年，这些人度过自己的少年或者青年时代。这一代人大多出生在50年代（亦可包括4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出生的部分人）。他们是在沉重的历史挤压中生长与成熟的。这代人走出70年代后，不但长大成人，而且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有能量，也是至今还引起很多争议、其走向和命运一直为人特别关注的知识群体[18]。在80年代思想领域空前活跃的时期，这代人是最为年轻的参与者，他们充满激情地追索新观念，积极投入社会发展与变革中。作家北岛、王安忆、翟永明、阿城、韩少功……画家徐冰、陈丹青、何多苓、李斌……他们是文化界中这一代人的代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象征。

20世纪60年代生人的多数属于“红小兵”一代，张闳指出，他们的精神成长期实际上是在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们在童年时代或多或少目睹过政治运动的热烈、严酷和歇斯底里，但等到他们真正开始懂事和有独立行动能力时，激荡不安的文化大革命造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运动尚未真正结束，正是强弩之末，此时的革命徒有其表，革命、造反之类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表现在电影和文艺演出的表演当中。如果说50年代生人身处一个巨大的文化断裂带上，他们的文化身份被历史地判定为“断裂的一代”，那么，60年代生人则已经身处断裂带的另一边，他们几乎是轻而易举地跨越了北岛那一代人始终无法逾越的历史责任和道德使命的鸿沟。60年代生人对现实的“旁观”状态，培养了这一代人冷静、理性的气质，一种不盲从、不迷信的批判精神[19]。

我们不妨以思想领域对80年代后至今的阶段分野作为我们观察这批建筑师思想变迁的一个视角与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与2000年以来这三个阶段。80年代是“启蒙时代”，90年代是“启蒙后时代”，而2000以来则是“后启蒙时代”。80年代之所以是启蒙时代，乃是有两场运动：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中后期的“文化热”。这个时期讴歌人的理性，高扬人的解放，激烈地批判传统，拥抱西方的现代性，现在被理解为继“五四运动”以后的“新启蒙运动”。它具备启蒙时代的一切特征，充满着激情、理想与理性，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紧张性。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社会的出现，80年代的“态度统一性”产生分裂，形成各种“主义”，许多基本问题依然是80年代的延续。到了2000年以后，三股思潮从不同方向解构启蒙，包括国家主义、古典主义与多元现代性都具有学理上的积极价值[20]。应该说建筑领域的表现与此同步。

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大规模的文化反思运动即“文化热”，已经成为历史意识的一部分，在旧的价值信念、旧的理想追求已被证明是虚幻的以后，还要不要、能不能建立起新的、真正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是整个社会价值重建的问题[21]。这批建筑师身处那样一个充满青春激情、纯真朴素、较少算计之心的年代，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在建筑界，“传统与现代之争成为被关注的焦点……关于香山饭店的讨论主要是学术争论；关于阙里宾舍的争论，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而是两种不同思维模式、两种不同的观念意识的争论。一边是‘民族形式’理论的实践，另一边是追求中国建筑现代化的呐喊。”[22]这个时代更多地突出文化性的话题，其中就包括一系列关于建筑的文化价值、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意义、传统与现代、场所理论的意义等的讨论。(www.xing528.com)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中国社会的变迁是巨大的，中国已经迅速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此时的建筑界开始走向务实，在理论的规范问题和更为专业化的学术领域展开实践性的探讨，同时也开始摆脱以西方学术为主的研究框架，研究的目光转向内在的现实需要[23]。这个时期建筑领域的理论观点及实践倾向有类型学、欧陆风、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人类学、解构主义建筑、身体与建筑、生态建筑及可持续发展、产业类历史建筑及地段保护性改造与再利用等[24]。

自2000年至今，思想界的现代化目的论受到挑战，学界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实践中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重新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把中国问题置于全球化视野中考虑，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课题。建筑界开始反思20多年来引进国外理论的负面影响，以更深刻严肃的态度面对西方广泛的理论[25]。建筑领域的理论观点及实践倾向有极少主义、建构、明星建筑师、集群建筑、空间社会学、消费文化与消费社会、表皮、批评与后批评、电影与电影学、灾后重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