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与评论：新乡土建筑研究成果

Neo-vernacular Architecture of Prof.Ge Ruliang

摘要　在20世纪80 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新乡土建筑”已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创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文章探讨葛如亮教授作为最早一批从事新乡土建筑实践的中国当代建筑师在故乡浙江的山水间所设计建造的一组优秀作品，充分体现建筑的自然性、地域性和民俗性等乡土特征，特别表现出他设计的建筑中所包容的“自然”的富有—自然中的形式、空间、材料、结构，以及建筑与大自然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　葛如亮当代中国 建筑师 设计 新乡土建筑 自然 有机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葛如亮教授（图1）的建筑研究与创作重点从卓有成效的“体育场馆建筑”转到了注重与自然山水结合的“乡土建筑”。但谁也不清楚他这种转变的确切原因。曾有人做过种种猜测，还有人为之惋惜过。然而，十年耕耘，在这一领域他为后人留下一批成功的作品，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本文就他在80年代中的主要建筑创作特征做一探讨。

葛先生从1980年开始，负责浙江富春江新安江国家重点风景区的规划、设计工作，完成了瑶琳、灵栖、碧东坞、桐君山等景点的开发，随后又承接了天台山石梁瀑布风景建筑、缙云仙都风景区旅游中心及绍兴大禹陵规划设计等许多项目。这中间多项设计获各级嘉奖，其中灵栖“习习山庄”“瑶圃”“新安江体育俱乐部”被选为浙江省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八个优秀建筑中的三个，“缙云电影院”荣获1984年全国影剧院设计创作奖及1992年首届“建筑师杯”全国中小型建筑优秀设计奖。在这些优秀作品中，尽管各项设计各具特色，但它们均有一个共同的创作个性，即“新乡土性”特征。

何谓“新乡土建筑”（neo-vernacular architecture）？这一概念来自“乡土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乡土建筑”是以当地的自然环境、地方风格和民俗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一类建筑，它与“城市化建筑”形成对比。可以说，在农业文明时代，“乡土建筑”是人类主要的建筑形态。然而，随着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土建筑”受到了严重冲击，特别是由于当代国际风格的“城市化建筑”的迅速扩散和蔓延，迫使“乡土建筑”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日趋淡化，独具个性和地方风格的建筑日趋减少，建筑世界正在走向大同。难道这就是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吗？人们不得不进行这样的反思。21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世界经历了科技进步和机器美学主宰一切而人们的情感世界日趋失落的危机阶段[1]。在这种态势下，人们渐渐萌生出某种重温历史、归回自然、追求乡土风味的怀旧之情。这种感情在建筑上的体现之一，就是重新重视那些具有自然情调、地方风格的“乡土建筑”。这种倾向虽在外表上与过去的“乡土建筑”大同小异，但它们在内涵上已存在“无意”和“有意”的差异，即过去的“乡土建筑”，完全囿于当地的自然条件及物质技术手段；而现代的“乡土建筑”已经不是直接的物质手段和自然条件支配下的结果，而是升华为符号、净化为审美对象了。为便于区别，现代这种追求“乡土性”的建筑创作称之为“新乡土建筑”[2-4]。

图1.葛如亮在习习山庄门前

图2.习习山庄底层平面

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像其他许许多多建筑创作流派和倾向一样，“新乡土建筑”已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创作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新乡土建筑”创作倾向有其三个方面的特征，即表现建筑的自然性、地域性和民俗性。当然，各个建筑其特征各有偏重，或互相重叠交叉。

葛先生的建筑创作体现出“新乡土性”的倾向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改革开放的今天，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谁也不能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自然葛先生也不例外。然而，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葛先生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特征。大家知道，人类用建筑阐发着自身对于自然的理解与态度，倾诉着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对峙、顺从与反抗的复杂心理。建筑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对话，正是人类在协调与自然的关系时的外在表述。葛先生在建筑创作中所表达的对自然的崇敬思想正是其个性及生命哲学的反映。

图3.习习山庄二层平面

图4.习习山庄屋顶平面

图5.俯瞰习习山庄长尾巴屋顶

图6.习习山庄剖面

图7.习习山庄西立面

葛先生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浙江奉化的一个乡村，父亲是小学校长。他在故乡度过了整个儿童少年时代。这段重要的人生经历使他自幼偏爱自然山水，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对那里的地域特征有着特别的认同感。平日里，葛先生虽不言于溢表，但情感丰富，尤其在晚年曾多次流露出思乡之情，这种感情无不是他事业进取的动力，无不是他创作激情的爆发点。踏上浙江这片土地，见到脚下秀美的山山水水（这是浙江普遍的一种自然风貌），他就觉得自己回到了故乡，由衷产生一种亲切、轻松和踏实的感觉，这使他心境舒畅、激情奔腾。在他眼里，故乡的地域意义已不仅仅局限于“奉化”地区，而是浙江整片土地。对建筑的地方风格的认同也是以黛瓦、粉墙、坡顶为特色的“江南民居”这一较为宽松的地域特征为原型的。正是他对浙江地区整个自然条件、地方风格、风土人情的深刻理解，促成了他建筑创作的内在基础，另外，葛先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了解甚深。尤其是后来师从梁思成教授，对中国传统建筑思想和特色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他深信，建筑与音乐一样，它的国际性根植于它的民族性。在他主持设计的新安江富春江的一组建筑中，人们从中体会到的是“一种中国山水诗意蕴，在疏密得宜，错综变化的建筑形体中，映现的是形尽意中的神韵、自然的情致和谦和平淡的气度。”[5]

1982年建成的灵栖“习习山庄”（图2—图12，主要设计合作者：龙永龄），是葛先生在富春江、新安江风景区第一个设计和完工的“新乡土建筑”。山庄包括接待室、洞前室、小卖部、茶室、办公室等用房。从山庄大门到洞口，建筑由四组方向转折、感受变换的序列空间构成。建筑外形采用当地民居形式，白墙、灰瓦、坡屋顶、青石板。屋面坡度与自然山坡相同，沿山坡水平等高线延续跌宕，其中曾引起争议的长尾巴坡顶，覆盖着与等高线垂直的入洞路线所需空间。其内巨石嶙峋，内外绵延，六个界面各具特色，步换景移，从杂乱中组织出秩序。建筑就地取材，封面和屋顶采用当地丰富的卵石和毛竹，使之与自然环境相配。建筑布局和地形结合巧妙、处理融洽，表面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天衣无缝、惊心动魄、感人肺腑。正如设计者所言：“与自然山岩结合，不是仅仅一个简单的观念（这非常容易得到）。创作者必须具有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保持创作时的兴奋情绪以及具体处理方法上的创造”。记得他连贯七次到实地现场放线，并根据实情修改图纸。其中有一外露地表层的小石，经挖掘后才知是一块巨石，于是调整定位以巧取天工之美，让其成为支撑屋顶的天然石柱，真是用心良苦、妙不可言。更为奇妙的是，洞中风被引到山庄的每个房间里，只要打开预留的木板洞，夏天洞中凉风就会吹进每间卧室，犹如天然的空调设备。

图8.习习山庄南立面

图9.习习山庄剖面

图10.习习山庄北立面

图11.习习山庄入口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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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习习山庄长尾巴屋顶下长廊

图13.瑶圃南侧外观

葛先生在他的“习习山庄”中最佳地实现了建筑与环境所密不可分的“牢固性”。在“习习山庄”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是它所拥有的“有机共生”特征。这座建筑形态是如此自然地生长并依附于所在环境，以至于它已成为那个地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与环境共生存，并通过这种共生存而获得了某种生命。

葛先生在富春江、新安江风景区的另一个系列作品是瑶琳洞外宾接待室—瑶圃（图13，主要设计者：龙永龄）。建筑临近瑶琳洞口，基地自然环境平淡，精彩之处是景色如画的北向远景。设计者于是在创作构思上一方向强调借景，通过北向窗框将自然景象缩成构图精良的天然画幅，使人在建筑中也能与自然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强调向内遮蔽的庭院空间的运用，造就一含蓄凝重、暗示象征的自然缩影，使人在有限的空间里感受自然万物的勃勃生机。建筑外形采用江南民居风格。考虑到游客出洞后需休息的心理，建筑内外空间平和处理，用材朴素大方，却小巧精细，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实现了设计者不突出自己而随遇而安的创作意境。

图14.好居西南立面

图15.大禹陵博物馆设计方案北立面

1983年建成的新安江水上旅游旅馆（主要设计者：龙永龄），与其说是设计者为吸引游客的一种创举，不如说是体现设计者对自然的一种态度。该旅馆由并列的双船组成，宽12m，长24m，内设3m×4.5m的客房多间。旅馆不用征地、不需基础，旅客直接、便捷地贴近自然江水，满足游客尽可能地从属于大自然的心理。旅馆还尝试了随时更换停泊点、自由游划的可能，使游客平添情趣。这种“可变”与“可动”的性质正是自然界最本质的特征所在。

与“习习山庄”同期建成的天台山石梁瀑布风景建筑（图16，主要设计合作者：朱谋隆、黄仁），作为一个在宗教氛围下的世俗建筑，其建筑形态借鉴于当地的民居建筑，同时掺杂了一些宗教建筑特征，反映了设计者对地域文化（宗教）及民俗文化（民居）的体验和认同。

浙江缙云仙都风景区旅游中心—好居（图14），是葛先生精心指导的学生的毕业设计经深化后的设计作品（笔者是同济建筑83届毕业设计小组组长）。该建筑地处幽美、宁静的仙都风景区，基地依山傍水。设计采用依山而坡的单坡顶造型，既与自然环境协调一致，又造型新颖富有特色。由于建筑使用功能复杂，以化整为零、组团布局的方法，减少尺度，增加亲切感。缙云是多山地区，盛产一种“凝灰岩”的石材，它在山体中质软易采，但外露经氧化后质地变硬，是极好的建材，当地的建筑大多是这种石材建造的。“好居”正是选择了这种就地取材、加工方便、价廉物美的石材作为主要的砌筑和装饰材料的。由于投资问题，该建筑没有得以实施，但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创作作品，其影响在葛先生以后的创作道路中是深远的，特别是单坡顶的建筑形态，自“好居”的设计以来，一直成为葛先生体现其“乡土性”特征的“原型”而多次被衍变后再现，如碧东坞风景建筑设计、大禹陵博物馆建筑设计方案（图15）等。因这种形态，往往与山峦的起伏等自然轮廓线之间存在着某种暗合，因此，常常能够使建筑物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浑然而成为一个视觉上的整体。

1986年建成的“缙云电影院”（图17，主要设计合作者：龙永龄、钱峰），是一座石头城中的石头影院，一座城市中的“新乡土建筑”。该建筑采用当地出产的青、红、紫三色凝灰岩条块石砌筑而成，充分显露了条石的自然色彩和质地的美妙，反映了设计者尽量就地取材、使所取之材与环境相匹配的思想，从而使所造之屋具有一种对于所处之地的归属感。在这座建筑里，设计者除保持强烈的个人风格的一面，又有与现代建筑潮流相同步的一面。如庭院空间的运用、内外空间的流通、水池的处理均有独到之处。影院内的楼座呈单角不对称形模式也是国内首创。在这里，设计者娴熟的设计技巧和热情使每一块石头均表达了某种意义。

图16.天台山石梁瀑布风景建筑

图17.缙云电影院底层平面

在上述葛先生的“新乡土建筑”中，我们最能体察到的是他建筑中所包容的“自然”的富有—自然中的形式、材料、结构，以及建筑与大自然的有机结合。这种与大自然相安默契、悠然共处的态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葛先生的“新乡土建筑”，尤其是迄今使我最为感动的“习习山庄”，总会使我联想到F.L.赖特的“有机建筑”和“流水别墅”。难道说它们真有什么共同之处吗？不错，作为西方人的F.L.赖特，却对东方哲学有着特别的厚爱，因而东方精神是他们探寻一种归向自然的表现手法的共同基点，他们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建筑与自然的“有机共生”[6]。

葛先生对故土的一片深情、对浙江地区“老乌桕树”的理解及其倔强个性的认同，我们可看到他的个性的影子。这又使我联想起F.L.赖特对故乡威斯康星热爱之情的表白，那里的草原、河流、山脉，那里的红色牛马房、绿绿的山丘和黄灿灿的田野，是那样使赖特冥冥难忘，情意浓浓，其情景真是感人肺腑。这些都会使我想到建筑师自身创造力的构成基础问题。从葛先生的“新乡土建筑”中，我感觉到，成功的建筑师的创作激情，总要根植于他的创作哲学之中，而创作哲学来自他的生命哲学，生命哲学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建筑师所处的环境、从幼年就开始积累起来的生活经历所决定，它们构成了建筑师最生动、最持久、最有启发性和最有创造力的创作基础。

葛先生1926年7月出生于浙江奉化，1948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1956年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研究生毕业，1957年起历任同济大学建筑系讲师、副教授、教授之职，1986年起兼任华侨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葛如亮教授因患病于1989年12月8日逝世，终年64岁。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沈福煦、刘仲、龙永龄等老师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参考文献

[1]王路.人·建筑·自然.建筑师 ，1991（31）.

[2]王贵祥.建筑如何面对自然.建筑师， 1992 （37）.

[3]沈福煦.人与建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0.

[4]林媛.根植于自然.世界建筑，1992（03）.

[5]胡菲菲.我所认识的葛如亮教授.中国城市导报，1990-04-05.

[6] F.L.赖特.我爱威斯康星.杨建觉 译.时代建筑，1990.

图片来源

原版文章所用葛如亮教授的有关文字和图片资料均由贾方同志提供。由于原文发表时间较早，图片质量欠佳，部分图片在本书中有所替换，其中，图1-图3、图6、图8-图10来自论文《中国现代建筑的一个经典读本—习习山庄解析》（彭怒、王炜炜、姚彦彬，2007），图4、图5、图7来自论文《“同济风格”—20世纪中后期同济四个建筑作品评析》（华霞虹，2004）。在此向两篇论文作者表示感谢。

原文版权信息

支文军.葛如亮的新乡土建筑.时代建筑，1993（1）： 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