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州历史：走西口与右玉杀虎口的繁华

清代的人口流动，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是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原因，由国家的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如八旗驻防右卫最多时达8000余人等；二是由于自然灾害或人口繁殖过快等原因造成的流民迁徙，如“闯关东”“走西口”。因为流民迁徙往往是社会动乱之源，因而统治者千方百计禁止，这样流民迁徙常常用“闯”“走”等孤注一掷的做法，表示对禁令的反抗。

走西口中“口”是指长城沿线的隘口，“西口”一般指张家口以西的各口，特别是右玉县境西的杀虎口，民间俗语有“东有张家口，西有杀虎口”之说。“走西口”者主要是指冀、晋、陕北部的劳动人民（三北），冲破长城各口的樊篱，到关外或口外从事农业或商业活动借以谋生。“西口外”包括今内蒙古地区的鄂尔多斯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等地。朔州地区人走西口，多从杀虎口进入内蒙古西部地区。后来，随着走西口人数的骤增，杀虎口以西的各口也成为走西口的主要关口。流传了百年的《走西口》唱出了贫苦老百姓到口外谋生的无奈和艰辛，是清代朔州人民“走西口”的历史见证。据《中国社会通史》载：清代晋冀陕三省到达蒙古草原的人数至少在百万以上。大量的移民，不仅减轻了内地严峻的人口压力，对人口构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迁入地——内蒙古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朔州地区到底有多少人走西口，确切数字无法统计，今日内蒙古有许多朔州移民的后代，反映出朔州地区几乎县县、村村有移民，200年的移民潮波及朔州地区的每个角落。

朔州人向来“安土重迁”，不轻易离乡。但苦寒之地，无法承载大量人口。据史料载，雁门关以北地区“岁丰，亩不满斗”。粮食平均亩产仅为30公斤左右，丰年也不过35公斤，若遇灾年，吃糠咽菜，无法度日。清初，战乱的结束、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对人口的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康熙年间就出现“内地实无闲处”，人多地少情形，到雍正年间（1723—1735），朔州大部分河谷地区和易开垦之地都已成为农田，人口稠密，人多地少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在内地无法生存的过剩人口，为谋食而背井离乡，游走四方，《五杂俎》记载：明朝“临边幸民，往往进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网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这些因“赋役之繁，文网之密”逃到口外的百姓，就是最早的走西口者。清代朔州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已然脆弱，自然灾害频仍，逼得劳苦百姓走投无路，纷纷登上走西口之路。

口外，清廷将蒙古族部众编为若干旗，一旗之长称为札萨克，由蒙古的贵族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充任，管理一旗的军事、行政和司法，受理藩院和将军、都统监督。各旗之下有官地，官地为本旗箭丁（牧民）支配使用，永为世袭的札萨克管理。蒙旗土地的所有权既是清朝皇帝的，又是札萨克的，这为蒙旗私招私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清代，有一位叫阿·马·波兹德涅耶夫的俄国人，在他所著的《蒙古及蒙古人》一书中写道：“素来不谙稼穑的蒙古人，据说最初对大量涌入的汉人甚感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并无收益的荒地出租给他们，并且还能便利和他们进行物物交换。”这样，口外的辽阔草原，以她磁石一样的魅力，慈母般的襟怀，拥抱着投奔她的朔州儿女。而勤劳朴实的朔州农民，在一望无垠的蒙古草原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开垦土地，变荒原为阡陌禾田，建造起炊烟袅袅的村庄。正如《大清会典》所言，“昔时龙沙雁碛之区，今则筑场纳稼，烟火相望”。(www.xing528.com)

清初，由于内地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大量的朔州破产农民前往内蒙古沿边一带开荒种地。清政府先后设立了一些厅，加强对蒙古地区汉民管理。流落到这些地方的人主要是山西北部，特别是晋北的右玉、平鲁、朔州、山阴、应县、怀仁等地的移民，因为朔州地区是近水楼台。到乾隆八年（1743），河南、山东、山西发生旱灾，大批流民涌出口外谋生，而长城各口的官吏故意刁难，不肯放行。乾隆帝闻知，让军机处秘密通知长城各关卡：“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放行。”近代，随着帝国主义不断侵略，清政府赔款数额越来越大，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财政十分困难，于是慈禧太后以新政为名，大肆搜刮民财。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接受了山西巡抚岑春煊的奏议，在蒙古地区实行全面放垦的“移民实边”政策。长城附近贫民大规模地“走西口”，如春潮般涌向蒙古大草原，形成了走西口的高潮。当时的督办垦务大臣贻谷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这样描述：“自开办垦务以来，浚渠辟地谋生之路日广，该客民等或携亲属或约友朋襁负而来。”之前五原厅“徒然约计每岁入境之数不过三四千人”，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经过包头镇到五原厅的已“日或二三百人或四五百人”。仅三月份，“入境者已二万以上，而项背相望络绎于道者方兴未艾”。日本人安斋库治在《清末绥远的开垦》一书中记述：“中国内地的移民犹若水之就下。他们避开不利的牧场，流向比较自由的环境和容易获得土地的邻近的蒙古地带。”到现在乌兰花还有“马邑淖滩”等地名。那是朔州地区移民为了不让子孙忘记故土，特地在新开垦的土地上，根据移民的出生地而命名的。

走西口是中国人口迁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部移民开发边地的历史。

走西口初为“春令出口种地，冬则退回”的雁行客，后来则成为呼朋唤友，“一年成聚，二年成邑”，盖房定居的常住客。据《朔平府志》记载：“自杀虎口开，边民耕种，田禾丰收，商贾辐辏，络绎不绝，地方称极盛焉。”可以说走西口塑造了右玉杀虎口的繁华。到嘉庆年间，内蒙古草原上“民人挟资携眷，陆续聚居，数十年间，生齿日繁，人烟稠密”。另据《调查河套报告书》记载：“自清康熙末年，山、陕北部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种土地，而甘省边民亦逐渐垦殖，于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均有汉人足迹。”可见，山西人已广泛分布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清末民初大量的移民通过辛勤劳动，逐渐改变了草原单一的经济结构，一座座城镇兴起，汉民与蒙古人长期杂居、通婚、融合，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已经越来越相近。民国《归化县志》这样记载：“邑民其先多晋产，亦多晋俗。”说明蒙古人的很多习俗都是由山西人带到归化城的。如朔州城内北街人赫伟，他由于画庙壁画出名，清朝末年，应邀走西口到和林、清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等地，以庙壁画为业，并把其弟、其子、其女带去，带出当地良徒数十人。

前仆后继的“走西口”，使草原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9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西移民史》载：“（山西移民）与草原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开发，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广袤的大漠上，不仅出现了良田万顷，生产五谷的塞上江南，更出现了商贾辐辏，百货杂陈的繁荣城镇。”走西口不仅加强了内蒙古西部人口的积聚，带动了当地商业和农业的发展，加快了边地的开发和边疆重镇的崛起，而且改变了内蒙古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