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大旱灾：造成北方人口1300万死亡，山西700万

朔州历史上灾害频繁，旱灾尤多。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两年的大旱灾，波及之广，历时之长，灾民罹难之深，世所罕见。山西境内无处不旱。赴山西赈灾的钦差大臣阎敬铭在光绪三年年底的奏报中说：“晋省成灾州县已有八十余邑之多，待赈饥民逾五、六百万之众。”据有关资料统计，此次旱灾共造成北方人口死亡达1300万，山西有七八百万。

山西地处内陆，全年雨量少，有“十年九旱”之称，晋北朔州地区更是如此。朔州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严重，粮食歉收现象非常严重，农民历年积储很少或全无，“地之所出不足以供本地生龄食用”，“即在丰年，不敷民食”。遇到这次大灾，更是雪上加霜。光绪三年是丁丑年，光绪四年是戊寅年，因此历史上称此次大旱为“丁戊大旱”。

光绪《山西通志·荒政记》记载，清光绪三年（1877），朔州地区灾害严重，本年山西各厅州县秋禾被旱、被雹、被霜成灾，各处收成欠薄……朔州旦子山等二百七十二村，成灾八分。

清光绪四年（1878），“山西州县上年被灾既重，本年雨泽甚稀，收成欠薄。加恩著所有……山阴、应州、怀仁、右玉、朔州、平鲁……分年带征蠲余，原缓民欠。应征四年下忙钱粮加恩，分别蠲免并减成征收，以纾民困。”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五卷载：“清德宗光绪三年，大同府、朔平府出现大旱，农作物无法下种，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秋天又发生霜冻，灾上加灾，老百姓只好吃草根、树籽、树皮、树叶，到处都是饿死的人”。

这次大旱灾之前的光绪二年（1876），整个华北地区已因旱歉收，接着两年连续大旱。粮食绝收，首先刺激粮价猛涨腾贵。粮价大体涨了数倍到数十倍。饥民面对高昂粮价，起初典卖衣服器物，甚至土地房屋，易钱买粮。由于变卖家产之人愈来愈多，粮食愈来愈少，家产价格愈来愈低。“凡物值百文者，尚不能值十文”，当年年景歌有“二斗麦能换那一宅全院，五升米又能换楼房几间”。饥民为了果腹，遍寻树皮、草根，有的竟不顾肠断肚裂的危险以白土干泥（俗称观音粉）充饥，最终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朔县县志》载：“大旱，饿死盈途。”

为求生存，灾民纷纷外出逃难，卖儿鬻女，无数妇女被卖至四方。饥民大量逃往口外，流落周边省份。被贩卖的妇女不计其数。无力逃荒的老弱病残者，多数饿死或自尽，能够存活者较少，死亡惨重。一个外国教士对光绪三年的灾情记述道：“总而言之，灾难把七百万至八百万人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在这个省的最南部，饥饿最重，死到三分之二。在别的地方有死一半的，有死三分之一的。”《光绪初年（1876—1879）华北的大旱灾》一书对山西死亡人数之估计，在550万以上。山西巡抚曾国荃指出死亡人数为全省人口之一半。按光绪元年山西人口1600多万人计，死亡一半即700—800万人，与外国传教士之估计相同。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收尸殓葬也成为大问题，因而当时清政府地方机构把督促掩埋尸体，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灾害造成的悲惨状况，初历灾情的巡抚鲍源深报告：“到处灾黎，哀鸿遍野。始则卖儿鬻女以延活，继则挖草根削树皮以度餐。树皮既尽，亢久野草亦不复生。甚至研石成粉，和土为丸。饥民至此，何以成活？是以道旁倒毙，无日无之，惨目伤心，兴言欲涕。”身历灾区的巡抚曾国荃更有深刻描述：“闾阎凋耗，田野荒芜，其祸犹酷于兵燹。”从历史上看，“茫茫浩劫，亘古未闻，历观廿一史所载灾荒，无此惨酷”。“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于地狱之鬼”。(www.xing528.com)

诱发大旱灾的根本原因是气候条件，但生态环境的破坏、人口的大量增加和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脆弱也是造成灾荒严重的重要原因。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客观条件。当人们征服自然的活动陷于盲目状态的时候，便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和谐与平衡，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便以自然灾害的形式降临到人类头上。

自然条件的作用力作为一种外界的力量，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人类自身的抗御能力成反比关系。清代，我国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这种经济结构的落后性表现为：生产规模狭小、资金匮乏、生产技术工具落后，只能保持低水平和简单再生产。建立在这种经济水平之上的防灾保障，自然是落后的、不健全的，难以应付各种天灾。清初统治者特别注意粮食的储备，令各地建常平仓，储粮备灾，各镇、村还设义仓、社仓，但后来随着政治越来越腐败，粮仓的储粮已极为有限，几至名存实亡。这可从张岩《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中得知其大概情形。

清代全国常平仓存粮总额变化情况

常平仓的分布重点在边疆重镇、偏远山区、商业繁荣地、产粮区及政治文化中心地区，本可起到解燃眉之急，无奈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及回民起义，山西的存粮多为调用，无法起到应起的作用。

总之，由于天灾人祸，丁戊旱灾最终造成1300万人口死亡，仅次于欧洲中世纪黑死病等极少数世界性大灾害的死亡人口。在这次灾荒中，山西一省死亡人口800多万，占全省人口的二分之一，虽然重灾区在晋南，且朔州没有明确的死亡人数记载，但估计为数也不少。灾后整个山西“墟里萧条，炊烟可数”，“民人或十损六七，或十死八九，迄今市廛阒寂，鸡犬无闻，高下原田，鞠为茂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