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泛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种灾难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造成的。
朔州有一首民歌真实地反映了清代鸦片的种植情况。这首名为《种洋烟》的民歌歌词为:“正月里来了一个是新年,清朝留下个种洋烟,夜晚抽烟白天闲呀,才把个阴阳颠倒颠呀。二月里来了一个是春风,顾不下庄稼把烟种,驴驮车拉把粪送呀,开始就把洋烟种呀……”鸦片,又称阿芙蓉或罂粟,俗称大烟、洋烟,是从罂粟的汁液中提炼出来的,它是一种药材,也是一种供吸食的毒品。英国资产阶级丧心病狂,唯利是图,为了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竟然把鸦片贩运到中国从中获利,道光十八年(1838)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万箱左右(每箱约50公斤或60公斤)。每箱可牟取400银圆—800银圆的高额利润,从而造成了“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的“漏银”现象。道光十九年(1839),罂粟已在山西大量栽植。当时有人记载:“风闻山西地方,沾染恶习,到处栽种”,“最盛者二十余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乎无县无之。”咸丰年间,任朔州马邑县训导的李春荣在《马邑风土绝句》中写道:“罂粟香豪贩几筒,生涯不与等闲同。笑他夜静人如鬼,口角流涎恨手空。瘾逼无烟暂且赊,昼寝床上拨灯花。残灰未尽犹吞腹,消渴多斟数碗茶。”可见当时吸食鸦片情况已非常严重。到光绪年间,山西已是“膏腴禾田,遍种罂粟”。光绪二十二年(1906),山西省鸦片产量达3万余担。《中国社会通史》载:“山西、陕西、甘肃成为晚清第二大鸦片生产地,产量占全国约五分之一。”
朔州民歌《戒烟歌》唱出了鸦片的危害:“英国人心肠坏,他把那洋烟运进来,蓄意残害中国人,又坏身体又伤财。吸食洋烟暂欢快,永久成疾永受乖,发起瘾来骨头疼,偷鸡摸狗把洋烟买。年轻后生身体壮,很快就变成疲布袋,全部家产卖了个尽,卖完儿女把老婆卖。老人抽烟成鬼怪,咳嗽气短流脓带,抽上洋烟鬼怀胎,短命折寿死得快。妇女抽烟实不该,美貌变成丑八怪,贤妻变成懒老婆,暗地里又把娼门开。”鸦片流毒朔州地区,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大量外流,出现了银贵钱贱的现象。当时清政府通用的货币是白银或制钱(圆形方孔的铜钱),清朝前期,每两银子约可兑换制钱1000文左右。这个比价直到嘉庆朝仍然基本稳定。但从道光开始,银贵钱贱的情况日益严重,到道光十七年(1838),有些银子流失严重的地区,每两银子竟可换1600多文。银贵钱贱的最大受害者是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们完粮纳课必须用银两,这样广大人民的赋税负担实际上就增加了50%以上。鸦片是一种毒品,一旦吸者成瘾,很难戒除。吸食者往往骨瘦如柴,精神萎靡,丧失劳动力,严重损害身心健康。吸食鸦片,花费巨大,富者倾家荡产,贫者典妻卖女。“吸食上瘾者把鸦片视作生命,吸食者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苦病初起。”
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山西农村大量种植鸦片,占去了大量的上等好地,从而使粮食作物面积缩小,粮食产量锐减,不仅一些贫瘠地区不时发生“粮荒”,就是以往产粮的地区,也“入不敷出”。因为罂粟最耗地力,几年之后,即使不种罂粟,改种其他谷物和经济作物,收获也无不减产。清末农村日益贫困,滥种罂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山西巡抚曾国荃所说:“查晋省地亩五十三万余顷,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罂粟,即少收一亩五谷,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之所以日穷也。”(www.xing528.com)
鸦片烟毒是近代中国日渐衰微的祸根之一,一些有远见的山西官员也曾严禁过。鸦片战争前山西巡抚阿勒清阿积极禁烟,曾给予烟贩严厉制裁。但在清朝腐败统治下,在官、商鸦片走私集团的干扰破坏下,也和林则徐广东禁烟一样,未能禁绝鸦片在朔州地区的继续泛滥。
清光绪八年(1882),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他目睹烟毒对山西的危害,试图力挽颓局,上奏清廷获准禁烟,一场颇具规模的禁烟运动在山西掀起,收到良好的效果。遗憾的是,这次禁烟运动随着主持人的离职而功败垂成。之后,鸦片烟毒又死灰复燃,种者照种,吸者照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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