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朔州屯田成果及朔城历史概述

明初封建统治者将国防的重点放在了北部边疆，在塞上布防近80万官军。为此，在“九边”甘肃、固原、宁夏、延绥、大同、宣府、蓟州、辽东、山西（太原）各镇及其附近大搞农垦，分别以军屯等方式加强边地粮食生产，以解决军粮问题，减轻国家负担，进一步充实边防力量。

《明史·兵志》言：“元人北归，屡谋复兴。”因而明朝初期，边防危机迭起，故卫所兵力较多地集中于九边，全力捍卫疆土。为保障军队供给和长期屯驻，明政府采取的最主要措施是发展屯垦，开荒实边，积粮增谷。明太祖朱元璋早在南京称吴王时就曾明确提出：“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若其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朱元璋称帝后，于洪武四年（1371）下达屯田令，令于山北口外东胜、蔚、朔、安丰、云、应等州极边沙漠之地，设千百户，收抚边民，无事则耕，有事则战。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法。凡卫所系冲要都卫，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余卫以五之四”，几年后，又“命天下卫所军卒，自今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开展军屯的重点是在北部“九边”，在那里从事屯种的官兵人数最多，垦殖范围也最广。山西大同镇4万多军士，垦种200多万亩土地，为常规军屯垦。

明廷对山西边塞的军事屯务十分重视，在部署晋北大同数万常规驻军进行屯垦的同时，又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月命令山西省内的26600多名马兵和步兵撤出营地，开往塞北，立屯耕种，自给兵饷，并相应输粮于边仓。驻山西的晋王和代王两藩府也受命实行军事屯田。晋王朱棡多次督率大军到长城脚下开展屯垦，垦种面积数十万亩。代王朱桂，从南京前往山西大同就藩，朝廷因其“粮饷艰远，令立卫屯田以省转运。”于是，代王命大部分藩兵离开王府，在雁门关外进行声势浩大的军垦，屯田规模超过晋王的藩屯，每年皆有大量的屯粮入仓。其中，山西行都司的管辖范围在山西北部的长城内外地区，涵盖朔州地区，面积约达五六万平方公里，分别为大同卫、威远卫、天成卫、高山卫、阳和卫、镇虏卫、玉林卫、东胜卫、云川卫、安东中屯卫屯垦。山西都司军屯包括多种类型，屯垦区也主要在内外长城之间。屯垦的地域相当于现在的朔州市平鲁区、应县、朔县、山阴、灵丘、天镇、阳高、怀仁等山西雁北各县，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乌拉特各旗、达拉特、包头、清水河、呼和浩特、丰镇、和林格尔、托克托等。主要集中在应州、朔州、大同、浑源、阳和、东胜和偏头关、雁门关、倒马关一线。除军屯外，还出现了军管民屯。洪武二十五年（1932），明太祖朱元璋命大臣冯胜、傅友德同开国公常升等前往山西，巡察太原、平阳（今临汾）一带民户，凡遇有四丁以上的农家，即抽其一丁，免其徭役，征调到塞外大同等地，责其入军屯种。当年从太原、平阳二地共征调10万多人开赴边关，他们被安排在大同、朔州、东胜等屯区，分别编入16个卫进行垦种。

按照规定，朔州地区每个军士耕种50亩土地，在一些边远地区，每个军士可以屯耕70亩—100亩土地。每名军士所种土地称为1分田，每分田要定例征收18石粮食，其中12石作为月粮供屯耕者（士兵）本人，剩余的6石上缴军仓，充作杂项军费开支之用。当然，50亩—100亩土地靠正军一人是难以耕种的，明代实行军户世袭制，政府规定，正军要携带妻子、父母、余丁等家属，一同耕种份地，以资军用。这些外省籍的戍军及家属后来大都留寓下来，成为当地农民。

通过朝廷的鼓励和各级军官的督促与全体官兵的努力，明初的军屯得到较大的发展。洪武末年到永乐初年，全国直接参加屯垦的军队达到120万人，垦地8930万亩，每年收归政府的屯粮高达2345万石，有力地支持了国库和军仓的运转。其中北部边疆的驻军有60多万人（后来增加到80多万人），每年获屯粮有600多万石。朔州境内卫所的屯田成绩也很大，马邑守御千户所，屯垦土地256顷，岁纳夏秋粮1536石，草2560束。朔州卫，屯垦土地1515顷，岁纳夏秋粮9090石，草15150束。卫所周围地区都是屯垦的土地，过去许多无人耕种的土地得到开发。(www.xing528.com)

但军屯的兴旺时间不太长，从洪熙元年（1425）开始，屯政逐渐废弛，军士弃耕现象不断发生，屯田荒芜，屯粮减少。到宣德元年（1426），所收屯粮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每年仅收得720万石粟谷。延及正统二年（1437）时，只获屯粮270万余石，仅达旧额的九分之一。导致军库空虚、兵食不给，需从外地运来的饷粮越来越多，百姓负担增大了。《宣宗实录》宣德五年六月条记载：“行在兵部尚书张本奏，甘肃、宁夏、大同、宣府粮饷，皆由民力运输，所费浩大……”《英宗实录》正统六月三日条记载的一段上谕称：“大同、宣府岁月甚侈，而屯田所入（专指军屯）不及十之一，余皆仰给予民。”

军屯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耕牛供给不足；破坏植被严重；权贵与军官非法侵占吞并军屯土地，将屯田变为私产，把官军变为家奴；征赋过重等。明政府规定：于每分屯地（肥者30亩，瘠者100亩）上征正粮12石（作为军士月粮），纳入屯仓候支，再征余粮12石（作为本卫军官俸粮），共24石。由于征榷过重，屯军难以完纳，遂将正粮、余粮额总数减为18石。这18石是每分良田所能承担的标准，一般性的屯田仍然难以完纳。许多屯田军士由于歉收或赋税负担过重而大量亏损，只好弃耕或逃亡。宣宗末年，北部各边屯军因欠粮而逃亡者几乎达到三分之一。对此，朝廷各部尤为关注。正统初年（1436），朝廷再次修正了田赋政策，免征军屯田正粮，每分田只征6石余粮。此法还算是适宜，只可惜为时过晚了，它的全面施行，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军屯的衰落之势已难以扭转。

但总的来说屯田是比较成功的，它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军饷的供应，解决了财政困难，并对恢复和发展朔州地区农业生产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后来虽然有的土地易主，有的荒芜，但为以后开垦创造了条件。当然负面影响也不能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