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朔州卫镇抚尹兴-朔城历史

尹兴（约1338—1398），安徽凤阳府泗州盱眙县（今江苏省盱眙县）人。自幼与朱元璋的外甥李保儿（朱元璋二姐遗子，参加红巾军后，朱元璋收为义子，先后改名为朱文忠、李文忠，洪武三年受封曹国公）情趣相投，结为生死之交。元至正十三年（1353），尹兴与李文忠在家乡盱眙县率众大闹县衙后，奔赴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参加郭子兴、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尹兴跟随李文忠英勇作战，屡立战功。

明洪武元年（1368）一月，尹兴被委任山东莱州卫指挥使，与知州共同开设莱州卫。洪武二年（1369）正月，副将军常遇春率师攻取大同，派将屯大同、朔州等地。七月，元顺帝分兵三路，想再次收取中原。朱元璋急令李文忠协助徐达、常遇春挡三路之敌。尹兴带领本卫军马，跟随李文忠急速赶往陕西徐达军中。尹兴被李文忠任命为先锋，打前阵，探军情。明军取得大捷后，李文忠行至冀宁（今山西太原）时，得知常遇春病逝，大同被元军围困的消息，李文忠率领左丞赵庸及先锋尹兴等诸将，在朔州马邑县（今朔城区东）城外，与元朝平章刘帖木儿相遇，展开激战。并取得了马邑白杨门（马邑西北）大捷，围攻大同的元将孔兴也向北逃回应昌（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南）。李文忠奉旨还朝，尹兴带领部属归莱州卫。

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派徐达、李文忠、汤和、邓愈率四路大军再度北伐（后汤、邓两军与李文忠合为一路）。尹兴再次跟随李文忠从山东出发，将元太子追到旧都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哈尔和林）。十月，李文忠命汤和、邓愈守应昌，自己率大军胜利回师。途经朔州时，李文忠命大将郑遇春带兵1万左右留守朔州，驻扎防守。李文忠还朝后向朱元璋建议，在北部边防重地增设卫所，以防北元残余势力的侵袭；在浙江沿海各地增设卫所，加强御倭（日本）力量。同时应选派智勇双全的得力将领镇守、管理卫所。朱元璋接受了这一建议，在北方的北平、大同、甘肃一带及浙江沿海一带增设了近20个卫所。朔州卫正式设立，官兵1万名（洪武七年全国统一定编每卫5600名）。经李文忠提名，郑遇春为首任朔州卫指挥使兼掌印使，尹兴为首任朔州卫镇抚。十一月，朱元璋大封功臣，徐达、李文忠等6人封公，汤和、郑遇春等28人封侯，其余将领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赏赐。尹兴被授武略将军，子孙世袭。

洪武三年年底，尹兴带领家小到朔州卫就任。郑遇春由于刚刚受封荥阳侯，需进京面圣谢恩，并筹建荥阳侯府邸等事宜。因此，尹兴一到任，郑遇春便指定尹兴全权负责卫内军政事务，自己离朔回京了。当时按照“管调分离”的原则（即带兵指挥打仗的没有管理权，管理军队的没有带兵指挥权），卫所内普遍设立军、政两套管理机构。指挥使、指挥同知（2名）、指挥佥事（4名）、兵马指挥（若干名）等军事长官，主要职责是遇有战事，奉命带兵出征，战争结束后将兵士交给卫官（行政官员）管理。卫官的最高首长为掌印使（一般无实质性具体职责，大多由指挥使兼职），设卫镇抚（具体负责日常行政管理）下设经历、断事、吏目、司狱等各司其职。卫领所（一般5所），各所设掌印千户1员、军政2员置百户印5颗，所镇抚、巡捕、管屯、经历各1员。卫镇抚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卫所内军民的屯田、练兵、抚恤、慰问等事务。由于卫官的责任重大，具有军队、地方（卫所辖区）双重管理任务，因此，洪武七年（1374）八月正式推行卫所制度时，大多数卫所的镇抚等卫官各增为2名。尹兴由于有开设山东莱州卫的经验，加之受郑遇春委托（洪武十五年，孙复任朔州卫掌印指挥使），成为朔州卫开设初期的实际负责人，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卫所建设工作。

一是推行军队屯田制度（军屯）。尹兴首先在卫所内公布了朝中的屯田令，积极推行朝中的军屯政策。为了鼓励士兵屯田，尹兴按照中央的政策，结合朔州实际，采取了一系列军屯措施。规定屯田初期（三年内）免征屯粮（即田子粒），还适当发给军饷；屯田由官府发给农具、牛、种子，三年后屯粮数额要高于民田赋额，但不承担徭役；军士们所屯种的土地，属于官田（即个人无地权），一不准转移，二不准买卖。因改调、老疾、事故等原因不能继续屯种的必须交还官府。

二是核定州卫界限，清理辖区土地。随着南方移民的逐渐增多，朔州人口也不断增加。尽快稳定民心，安置移民，成为当时的首要任务。尹兴以“核定里庄，丈量土地，还民田籍，确定地权”作为安民之计。他抽调兵士，协助州（朔州）、县（马邑县）官吏，在朔州范围内开展了一次细致的丈量土地、核定村界、安置移民工作。经过重新核定，确定了州境四至范围，明确了州编户12里（后并为8里、6里），12里领村36个；州辖马邑一县，县编户8里；卫领左、右、中、前、后5所，辖村庄228个。州辖县、里、村，卫领所、堡、村。一种特殊的军、政结合式的地方管理体制，明初在朔州大地基本形成。同时，将卫所内所有田亩造成图籍（鱼鳞册），以确定地权。鱼鳞与赋役黄册互为补充，使州、卫内山川土地一清二楚，兵丁农户一目了然，银粮财务分毫不差，同时使屯田军民能够安心生产，居有定所，部分豪强地主难以再隐瞒土地，逃避赋税。(www.xing528.com)

三是轻徭薄赋，发展农业，增加农业收入。一方面军队的粮草供给均由军屯自己解决，不征民粮。对农民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税率维持在“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的标准内。州卫内修筑城堡、公署、道路等工程必须奏请上方同意，并安排在农闲时进行，以不夺农时。徭役基本是验田佥派，实行里甲制度和赋役黄册制度，使征敛徭役标准统一，均平负担；鼓励在屯军士、农民，在荒山野岭、村边地畔，大量种植树木，绿化环境，增加植被。另一方面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当时，尹兴命令卫内所有村庄均置大鼓一面，到农忙时，清晨鸣鼓集众，统一号召村民，令集田野及时耕作。如有个别人因懒惰听鼓声而不起，则由里老加以督责。里老纵容、不加劝督的，则连里老也一起严加惩处。同时对于重视农业、积极劳动的农户、甲长、里长、百户、千户等，视贡献大小给予减少税赋、减除徭役、奖给耕牛等不同程度的奖励办法。

四是开展文艺活动，丰富军民业余生活。当时军士多为南方人，卫、所内又有不少南方移民，军民们思乡之情、恋土之心在所难免。北方的冬季至次年农历二月，天寒地冻，寸草不生，是一年中最清闲的“农闲”时刻。闲则生事，军民们除了练兵外，常常聚在一起忆江南、思故乡，说家乡事，哼家乡曲；部分军民还常到州城内东大街有名的崇福寺内，求神拜佛，许愿祷告，祈求菩萨保佑早日回归故里；还有极少数人聚众赌博、扰民、喝酒闹事。尹兴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除了说服教育，正确疏导外，在卫所内设立“文坊”，创办了秧歌戏班，让军民学唱秧歌戏；设立“武坊”，让军民学练踢鼓秧歌（称跑场子），以及南方的划旱船、踩高跷、舞龙灯、舞狮子等文艺活动，正月十五组织开展混社火闹元宵活动，引导军民开展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文艺娱乐活动。

五是练兵御边，积极备战。朔州卫地处山西北部，是元蒙经常南下骚扰的重要地区之一，其军事地理位置尤为重要。尹兴等卫官，按照朱元璋的策略和李文忠的部署，一方面积极修筑城池、堡寨、烽火台，加强防御力量。另一方面实行民兵制度，“寓兵于农”。将卫所内18岁至40岁的男子编为民兵，“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尹兴亲自率领军士、民兵日夜演练，逢三六九日集体操练、会演比赛，比赛胜者赏给银两，负伤而不退者亦赏，有伤者给以免费治疗。经过训练，地方民兵队伍既可维持治安，又可随时为正规部队提供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兵员，驻卫官兵的实战水平也明显提高。在进行军事防御和军队训练的同时，尹兴还实行坚壁清野的策略，于洪武六年八月，动员西山、北山边民内迁州城附近或关内村庄，使元兵在骚扰时入无人之境，一无所获。同时，尹兴还将朝廷因战功赏赐给自己的财物拿出来，发放给随军阵亡军士的遗属和卫内生活无着的孤寡残疾人。在他的带动下，其他立功受赏人员也主动将财物拿出一部分，分发给周围的困难军民。这就使当时卫所内军心民心较为稳定。

尹兴15岁投军，南征北战，东拼西杀，为开创大明基业做出了较大贡献。连续任朔州卫镇抚28年，先后协助郑遇春、孙复、薛寿三任卫掌印指挥使工作，对朔州卫的创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洪武末年（1398），尹兴积劳成疾，箭疮复发，卒于任内，时年60岁，葬于朔州城东南（位于今朔城区三中）。其后裔在明代连续11代荫袭武略将军，任朔州卫镇抚的6人，任朔州卫指挥使的4人，任井坪守备的4人，其中：尹兴第9世孙武略将军尹汤臣由朔州卫镇抚等职升任西安车城，第10世孙武略将军尹维阿由朔州卫镇抚、井坪守备等职升任陕西、宁夏副将，第11世孙尹民瞻任井坪守备直至崇祯十七年明亡（1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