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朔城历史》揭示

蒙古贵族通过长期征战，入主中原，实行严酷的民族分化和民族高压政策。在“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等级制度下，严禁蒙古人与汉族人通婚；不准汉人、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忽必烈之后，不再将高层重要职务让给汉人；南人一直被排斥在朝廷中央机构之外；汉人虽可担任地方路、府、州、县的总管，但要受到蒙古人或色目人充当的“达鲁花赤”（意为断事官、监临官）的控制等等。民族歧视和压迫在法律上的反映更明显。蒙古人与汉人发生争执殴打，汉人不许还手报复；蒙古人酒后打死汉人，只罚出征并烧埋银，就可了事。在科举方面，元政府对汉人和南人的限制尤为苛刻奇特，试题难，要求高，名额少。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只是一辈子读书的穷秀才，而且社会地位极低，有所谓“九儒十丐”之说。

在蒙古王公贵族对汉族人民横行压迫的同时，汉族地主阶级的恣意暴行也与日俱增，阶级压迫不亚于民族压迫。元朝统治者在进入中原的过程中，不但将一些王公贵族分封在包括朔境在内的广大地区，而且扶植了一批新的汉族官僚地主，这些蒙古王公贵族和新的汉族官僚地主就成为压在百姓头上的大山。蒙汉地主阶级霸占土地，抢占奴婢，使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广大劳动人民越来越陷入水深火热的生活境地，贫富分化、阶级分化不断扩大和加深。到元朝中后期，各地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流民的情况已经很普遍，不仅汉族人民如此，就是蒙古族的下层人民，也因牧地和耕地被掠夺，变成流民甚至奴隶。从元成宗在位（1295—1308）时起，今朔州一带就开始出现了流民群。(https://www.xing528.com)

统治阶级大兴土木，荒淫奢侈，贪图享乐，王公贵族官僚所得赏赐不断增加，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百姓除了负担政府正常的赋役、课税外，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杂役杂课。元朝统治者不断扩建五台山佛教寺院，大规模维修应州释迦塔，都需要朔州地区供应大批的物料和民力，迫使大批劳动力放弃农田而去应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