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城区：多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历史

现今之朔城区，早在隋唐以前，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和融合的地区。入隋以后，由于今朔州地区处于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接地区，新的民族交往和融合仍在继续着。

隋文帝杨坚就生活在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家庭。杨坚的先祖是汉族人杨元泰，其妻子是鲜卑族独孤信的女儿，杨坚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鲜卑族周宣帝宇文赟为妻。

杨坚当了皇帝后，又以安义公主嫁给突厥突利可汗染干，并封为启民可汗；安义卒，继以义成公主妻之。于是突厥牧民“或南入长城，或往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隋书·北狄》）。隋与突厥，或和平交往，或时有战争，都加速了汉族与突厥族的交融过程。

唐朝时期，民族融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既是各族人民努力的结果，亦与统治者的民族政策密切关联着。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吸取了隋朝“弃德穷兵，以取颠覆”（《全唐文》卷一○）的教训，认为“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以求久安，未之有也”（《贞观政要·安边》）。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唐以稳安国内政局、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为主要目标，对边疆地区的军事行动十分慎重。战争结束以后，则“抚九族以仁”（李世民《帝范·君体》），对归附的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宽厚的羁縻政策。唐朝对边疆地区的管辖统一由中央负责，但不改变当地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各府州往往以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在一定条件下，还允许各少数民族自行处理内部事务。各族上层分子或为官，或为将领，享受与汉族官吏同等的待遇，并与唐宗室或重要官员联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唐政府还注意保障内地与少数民族区域交通道路的畅通，鼓励中原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相互贸易或进行文化交流，事实证明，唐朝这种民族政策收效显著，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www.xing528.com)

唐高祖时，突厥人经常寇边，入侵云、朔等地。唐太宗时，东突厥汗国灭亡后，有10万突厥人入居塞下，被安置在朔城区一带的突厥人也不少，他们受到了与当地汉人同等的待遇，他们逐步被当地汉族农耕文化所同化。后突厥汗国衰落后，唐玄宗开元四年（716），漠北拔曳固、回纥、同罗、白霫、什固五部降唐，皆置于大武军（今朔城区西影寺村东）北，接着进入当地的漠北诸族更多。他们亦被当地汉族的农耕文化所同化。安史之乱时，平定安史叛军的“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以胡人部落蕃将为其主要成分者”（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郭子仪的静边（右玉）大捷，就是朔方军与回纥联军共同打败高秀岩的。所以，安史之乱期间及其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朔方军在今朔州地区的征战及驻守，使一些少数民族部众定居于今朔州地区。安史之乱后，居于今青海一带的吐谷浑族，受到吐蕃的攻击，其部众东徙，有一部分亦来到朔境。

唐末，少数民族迁居朔境，出现了一个高峰。如朱耶执宜率沙陀部入居云、朔，其子朱耶赤心（李国昌）建金城。李克用诞生于神武川，其所率的鸦儿军，即是由多个民族之精锐组成的，其所率义儿军中的义儿，也是有汉人、有沙陀人、有吐谷浑人、有回鹘人等。据《资治通鉴》载：黄巢义军进入长安后，朝廷曾诏“代北监军陈景思帅沙陀酋长李友金及萨葛、安庆、吐谷浑诸部入援京师”。而李友金受命后，“至代州（今代县），募兵逾旬，得三万人，皆北方杂胡”。这支军队后来即成为李克用武装集团的基础。此外，李克用的基本武装中，还有鞑靼诸部万余人。当时居住在今朔境内的各民族，除契丹人外，大都融合在一起，成为汉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