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北匈奴慢慢西迁,南匈奴人驻今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晋北、冀北地区,与汉民族交错杂居。朔州所在的雁门郡便是匈奴民族聚居和匈、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集中场所。魏晋时,南匈奴更进而内迁至今代县、忻州、汾阳等地。
继匈奴而起的是东胡鲜卑民族。原来,东胡势力被匈奴击败后,分裂为乌桓、鲜卑两支,同受匈奴奴役。东汉末年,乌桓被曹操击灭,从此消失,全部融入汉民族。鲜卑则成为北方最强大的民族。后来,鲜卑族分化出拓跋氏、慕容氏、宇文氏以及段氏、乞伏氏、秃发氏等部族。
拓跋部族勃兴后,朔州地区又成为鲜卑民族频繁活动的集中场所,成为鲜卑、汉民族交往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舞台。先是拓跋猗卢进驻马邑大地建立代国、兴建新平城(今怀仁县日中城),继是拓跋什翼犍在繁畤北(今应县境)复兴代国,再是拓跋珪的复代建魏,无不说明鲜、汉民族的密切关系。
五胡十六国战乱时期,朔州地区先为羯族人石勒所建之后赵占据,继为慕容氏所建之前燕占领,接着又被氐族人所建的前秦统一。前秦淝水战败后,朔州地区再被慕容氏所建之后燕占据。
拓跋珪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近一个世纪间,朔州地区作为京畿或京郊,又属于北魏王朝的腹心之地,成为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所在。
朔州孕育于华夏民族,同时也哺育了北方少数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高潮的到来,特别是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制”是南北民族全方位融合的历史丰碑。而朔州地区则是“汉化改制”的决策基地、试验基地和示范基地。
约近百年的北魏平城时代,今朔州大地属于“京畿”或“腹心”,自然也就是孝文汉化改制的决策之地。尤其前期改革,不仅有关条律、政令从这里制定,由这里发出,而且重大改革举措,如触动北魏社会经济基础的“均田制”改革,首先是在京畿地区试验,取得成效,而后全面推行的。
孝文帝、冯太后在同大臣们讨论均田制改革的实验成效时,有以下这样一段对话。孝文帝问:“近年把在京城管辖的地区及京城三部的流民编为当地民户,对百姓有些好处吗?”公孙邃回答说:“先前百姓离散,主管部门繁多,即使是督察,也实在难以整齐有序。自从把流民编为当地民户以来,各种赋税容易办理,确实大有好处。”太后说:“众人多说没有好处,而你可以说是认识了治理的关键啊。”(《魏书·公孙表传》)由此可知,朔州大地是孝文改制的主要实验基地,由此而推广,当然亦是示范基地。
“汉化改制”的主要内容如下。(www.xing528.com)
一是实施班禄制,即革除各级官吏“爵而无禄”,以截获官物和搜刮民财获取酬劳的旧体制,采取中原官吏的俸禄形式,按等级给予官吏爵禄。以此整顿吏治,加速封建化的进程。
二是推行均田制,即以“授田”“限田”“占田”“课田”等措施,进行“均田”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租调税制改革,达到遏制土地兼并、“兴国富民”之目的,从而为北魏王朝全面步入封建化进程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是确立“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以此三长行使清理编户、征收租赋、征发徭役兵役等基层政权之职。由此,百姓、国家皆得到利益,较之北魏前期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减省了“十余有倍”的财富消耗。
太和十八年(494),北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汉化改制”引向更为广泛、深入的领域。
一是改革社会习俗。在服饰方面,禁鲜卑服,改服汉服。在语言方面,禁鲜卑语,改说汉语。在姓氏方面,取消鲜卑姓氏,改姓汉族姓氏。下诏改皇室拓跋复姓为单姓“元”。至今朔州市朔城区安庄元姓很多,可能与拓跋氏不无关系。在婚姻方面,“绝同姓之娶”,“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
二是进行政权建设,主要是定姓族,建门阀,进一步加强与汉族士族的政治联合,促使北魏政权全面封建化。从而在政权建设领域,为鲜卑、汉民族的全方位的融合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三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以统一“文轨”、实行“文治”为主旨,以尊儒崇经为核心,大力提倡封建礼乐教化,积极兴办学校,选拔重用贤能,以达到与汉民族封建体制全面融为一体的目的。
孝文帝的“汉化改制”,树起了南北民族全方位融合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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