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朔城历史

东汉初年，由于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给予封建统治和奴隶制残余以沉重的打击，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以及农民战争中摆脱奴役地位的奴隶和依附农民重新获得土地。东汉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在光武、明、章三朝相继实行了释放奴婢、招抚流亡、减轻赋役、奖励生产等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因而自耕农的地位又有所上升，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年（69）云：“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栗斛三十，牛羊被野。”

东汉政权是在豪族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东汉建立以后，这些豪族地主又取得了世家地主的贵族身份。东汉时期的豪族势力较之西汉更为猖獗。东汉中期后，土地兼并逐渐加剧，自耕农的个体经济也就日益萎缩，破产的农民越来越多。特别是朔境地处边塞，南匈奴、鲜卑、乌桓经常骚扰，不仅农业没有保障，畜牧业亦很难经营。

东汉政权自始至终强调扶植与发展“男耕女织”的个体小农经济，把手工业和商业视为农业的副业，显示出自给自足的特征。虽然如此，但手工业与商业仍有它们的地位和作用。一是穷奢极欲的统治阶级是需要有商业与手工业为他们提供优质的产品；二是各地区物品资源的差别，也需要彼此交换、流通，以通有无；三是农业的发展，直接为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市场。所以，手工业和商业始终存在着和不断发展着，构成了封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朔城区地处边塞，自古就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接壤地带。汉代，百里一郡，五十里一县。城市的兴起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商业发达的标志。有城即有市，“市”是人类最早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马邑（即朔城区）发生过无数次的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战争，而在战争间隙，这里又是各族人民“互市”“通商”边贸往来的地方。其时之边贸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是朝廷指定官员用黄金、丝织品等，换取少数民族的马、骡、兽皮等。私商货物要经官方允准，给予“符传”（即凭证），方可交易。汉政府对于兵器、铁器等物品严加管制，不许参加交易。以防少数民族利用这些东西作为武器，侵犯边境。(www.xing528.com)

光武帝刘秀对商业特别重视，通都大邑都设有贸易场所，豪强富室“船车贾贩，周游四方，废积居贮，满于都城”（《后汉书·仲长统传》）。其时，“天下百郡千县”，市邑数万，都卷进了通商的范围。在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地区又设立了定期和不定期的市场，称“合市”或“互市”。东汉后期，北族三强（南匈奴、鲜卑、乌桓）都和东汉经常接触、交往、贸易。互市的规模很大，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元和元年（84），北单于复愿与汉贾交易。一次，竟驱牛马万余头来。汉朝的丝绸、茶叶、粮食、食盐、土布、铜器等手工业品也通过互市流入北族三强。从匈奴墓葬出土的铜镜、铜铃、丝绸、陶器，就可作为当时贸易的证据。当然互市也加强了汉与北族三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如“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帅，庐落之居；而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縻服”。曹操掌魏权时，“鲜卑酋长曾至魏，并求互市，曹操表之为王”（《中国商业史》）。

看来，当时汉朝的统治阶级把通贡和互市作为一种羁縻控驭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往往加以种种限制。少数民族游牧经济的单一性、流动性、脆弱性，使其对汉人地区产生了无比的向往。这种经济上的要求，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相互撞击、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当地的民俗文化，亦是汉民族与匈奴、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