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色彩与西方油画、水彩、水粉不同,不讲求光色环境影响,不讲求冷暖变化和明暗转折。中国画的设色不是原形原物的纯客观反映。所谓“意在笔先”,要画“胸中丘壑”。那个“意”就是主观因素。自然的丘壑和胸中的丘壑不等量其观,胸中的丘壑是人的感情的产物,它不是对自然丘壑简单、机械的复制和摹写。对于色彩,古代画论则更明确,“设色妙者无定法,合色妙者无定方”。即现实生活中的白色物体,可以画成黑的,绿色的可以画成红色的,红色的物象也可以画成金色的,中国画中出现朱竹、墨牡丹、金荷花等就不足为奇了。“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妙超自然”,追求“不似之似”。
中国画的“变色”处理也不是毫无目的地随意涂写,而是使用不同的色调表现不同意境,例如“春山澹怡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中国画不追求逼真效果,而是根据形式美和意境要求调配色彩。
宋代文人画家们认为“寓意岂求颜色似”,自然的作品不用缤纷的色彩,崇尚单一的水墨,发挥书法中的笔墨形态,寻求精神的寄托,主张把诗歌中抒发不尽的情怀倾注于绘画中,达到物我交融,充满“象外之意”。变工丽为放逸,别出新意,成为追求的目标。说起中国画的变色和文人画,不得不提到宋代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书法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画家苏轼(1036—1101)。康有为说他是中国文人画理论的创始人,说元四家之出,实因苏东坡高论在先(《万木草堂藏画目》)。他作朱竹,在观念及实践上冲击了写实派的色彩论。苏轼著名绘画理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影响很大。苏轼敢于放胆落笔,不把形似作为画作评判优劣唯一标准,为了表达对所绘物象的情感,往往强化其表现,采用夸张变形手法。米芾在《画史》中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www.xing528.com)
北宋 苏东坡《朱竹图》
从五代两宋开始,绘画在很多情况下色彩与水墨结合在一起,在特殊文化背景下,水墨一直扮演着与色结合中的主导者姿态,具有透明性、渗化性的植物颜料与墨色性能相一致,相互融合,水墨画就此登上中国古典绘画的主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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