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血液的意义与艺术

泥土已经不再能激起我们的想象力，而血液则不同，仍然能对我们的想象力施加巨大影响。例如，较少有流行电影是围绕泥土展开的，但血液元素却能催生出像恐怖电影和吸血鬼电影这样全新的电影题材。尽管布莱姆·斯托克创作的德古拉伯爵中既有泥土元素也有血液元素，但读者最终记住的不是为伯爵提供沉睡之所的故地之土，而是他吮吸的鲜血。

一般认为血液是红色的；而泥土，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尽管颜色偏黄而且多样，但一般也被认为是红色的。这就带来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红色之所以在文化中扮演重要作用一部分是因为红色的血液是一种重要的体液。但所有的体液，就像所有的身体机能和器官一样，都同等重要。如果一个出现问题其他的都会跟着出问题。传统上认为人身上有四种颜色各不相同的体液（血液、黏液以及两种胆液），古人非常注重这四种体液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平衡，但是血液一直都会获得特别的关注。红色之所以是一种在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颜色可能并非由于血液是一种在物理上具有重要作用的体液。事实也许正好相反，血液之所以获得比其他体液更多的关注就是由于它拥有力量强大、“充满能量”的红色。血液能对我们的想象产生重大影响也许是因为它在体内流动时所呈现的红色。毕竟，溅出体外凝固后的血液就失去了活性，也不再是红色，而是像大多数土一样，呈现出一种更暗的颜色。

在神话中，红血常和红土一同出现。红血和红土一样，都蕴含着一种能量，促使我们的祖先发现铁，或者换个角度说，促使铁选择现身在我们的祖先面前。在各种创世神话中，人类通常由泥土塑成或者从泥土中长出，有些时候也会用到鲜血。例如，根据奥维德的记录，有个种族就是用浸润着巨人鲜血的泥土塑成的，而后大地母亲将生命之气吹入他们体内。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传说中，弑杀叛徒之神的鲜血和泥土混合并最终被塑造成人。波斯神话中密特拉神所偷窃的神牛最终逃出了他的洞穴，而后被捕获并被献祭，它们流出的鲜血滋养了土地。可以说鲜血是生命的赋予者。

如果创世神话中没有提到血，那么可能是因为它已经含在泥土中了，而（有时仅仅是名义上的）红色则是其存在的标志。为何即便有显而易见的困难，我们还是不断尝试“从石头中获得鲜血”？因为毕竟但丁将斑岩形容成“喷溅出血管的鲜血”，而且用来形容凝固的鲜血的“gore”这个词在词源学上和表示泥土的“mud”存在联系。

米尔顿说“宝石和黄金……生长在深深的地下”“孕育在大自然的子宫里”，这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而且人们也常将地理活动看作是大地母亲孕育事物的过程。红色矿石更是和大地母亲的鲜血有关。一篇17世纪的文章提到红宝石：“在含矿的泥土中逐渐成形，（它）在成熟的过程中不断从泥土中吸收红色……就像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被血液滋养，红宝石也是一样。”

普林尼提到的西班牙的铅矿——其生产的朱砂在罗马时期被埃及人用来涂抹在木乃伊的裹尸布上——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开采之后会停采一阵，使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重获新生”。他还提到被废弃的矿“会自我修复……就像一次流产可能反而会使一些妇女更加多产多育”。《创世纪》中关于地理学上母岩的描述和鲜血密切相关，在前文讲述合成红颜料的一章中就引述了大阿尔伯特对另一种红色——朱红的描述，他将朱红称为大自然凝固的“月经之血”。

土地的生育能力和女性的生育能力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也是传统上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具有相通性的核心部分。例如，列奥纳多·达·芬奇就将血肉比作土壤，将人体内“一池的鲜血”比作海洋，将血管比作河流。实际上，他认为“脉搏中血液的起伏就相当于地球上海洋潮水的涨落”。这种解剖学和地理学之间的相通性也巧妙地提示了其画作《蒙娜丽莎》中人物和景观之间的关系，为观赏这幅画作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维度，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不再发自内心去感受与大地母亲之间联系的人来说，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这种欣赏角度。这种相通性也能在莎士比亚的诗歌中找到，例如他曾写道“红宝石和血一样红”（出自《爱人的怨诉》）以及“拥有红宝石般颜色的大门”（出自《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这里的大门通常指嘴——因为嘴唇可以被比作“无法媲美的红宝石”（出自《辛白林》）——但也可以用来指伤口，“如同喑哑的嘴张得猩红的唇”（出自《尤里乌斯·恺撒》）。

启蒙运动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微观世界反映宏观世界并不断跨越两者间的红线，而笛卡尔则试图用这条红线将人类个体与其所处的环境割裂开来，并将我们的“内在”与“外在”相分离。上一章中谈及的关于泥土的一切也都展示了传统上人们对血液的理解。地表和地下所自然发生的一切都指引着炼金师在实验室以及艺术家在工作室的活动。人工合成朱红的过程其实就是朱砂在地下形成过程的人工微缩版本，而且这红色丹药也加快了金属的自然成熟，或者说是“变红”为黄金的过程。同样的宇宙观也指引着艺术家完成他们的创作。例如，画家们会使用朱红——一种连接天地的物质——来描绘耶稣的血肉。但如今我们已经遗忘了朱红的内在特性，因此血液和红色之间深刻的物质联系在今天的绘画中已经荡然无存。

就像艺术史学家迈克尔·科尔在其关于切利尼的雕塑作品《珀尔修斯和美杜莎的头》的研究中提到的，即使在这件以血作为重要主题表现物的艺术作品中，血液和雕塑原料之间深刻的联系也被轻易忽视了。16世纪的金匠（和不知悔改的杀人犯）本韦努托·切利尼在其铜制的雕塑中歌颂了血，雕塑中珀尔修斯跨坐在美杜莎的身体上，得意扬扬地展示着她被割下的头颅。在最后涌出的鲜血中能感受到她因为死亡带来的剧痛。这件雕塑的外壳现在有些微微泛绿，但是其极高的含铜量意味着它落成之时要比现在红得多。这座红色雕塑矗立的地方正是米开朗琪罗的雕塑作品——大卫目光所落之处。这样看来，切利尼这件作品中的主题之一——可令人石化的美杜莎的头——似乎已经将大卫变成了石头，而它的能量来源于切利尼从宇宙哲学和科技层面对金属和血液之间关系的理解。阿格里科拉（德国历史学家和矿物学家。——译者注）曾说金属的自然状态是“流动性”的，带着“情感和热爱”，阿莱格雷迪认为金属具有“生命的精神，能够注入所有的创造物中”。切利尼将红铜融化并倒入他的雕塑模具中，就像鲜血注入动物体内为其带去生命。血液有其自身的力量，切利尼雕塑中用铜铸成的美杜莎的鲜血则是对这种力量的冥想，这种力量包括从凝结在金属中的地底之力到体现在艺术作品中的能够石化大卫的生命之力。

浸润着血液的《圣咏集和圣母经》中的其中两页。这部手稿可能出自于15世纪80年代肯特郡一位虔诚的妇女之手。这里的图片——和原件大小大致相同——能够促使人们身临其境地冥想耶稣受难时的情景

血液离开生命体就会凝固，就像红色的珊瑚离开海洋就会变硬一样。根据奥维德的描述，是美杜莎用能将万物石化的眼神将第一株珊瑚石化，而切利尼有意将从美杜莎的断头和躯体中喷射出的凝固的血液塑造成珊瑚的形状，这用铜打造的血液曾经还是红色的。无论是人工制作的铜塑、自然的珊瑚还是血液，所有这些红色的事物都会变形，但没有一种的变形程度能比得上圣血。

圣血在当代依然具有吸引力，然而人们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到了那些所谓的耶稣后代身上。他们确实也继承了耶稣的血并繁衍至今，在很多影片和畅销书中都能看到相关内容。但是，早先人们关注的还是耶稣流的血本身。

14世纪左右，画家们感兴趣的是血如何从耶稣的伤口中流出，但到了15世纪左右，他们又对血在离开身体以后凝结过程中如何变色产生了兴趣。他们通过区分血的色调来突出体现血是如何维持人类生命的——新鲜流动的血液是一种色调，干涸静止的血液是另一种色调。画家钦尼尼为描绘血液推荐了两种不同的红色颜料——朱红和紫胶。鲜艳的纯朱红颜料当然是用于描绘耶稣流动的鲜血。朱红作为硫黄和水银、形和质以及火和水的混合物完美匹配了混合着人性与神性的耶稣之血。在朱红中加入一层紫胶会使其色泽变得更暗，画出来的血看起来就像凝固了一样。通过改变红色的色调，画家们就将观众注意力吸引到了物体状态的质变、转化或改变上——从生变为死——这样也就将红色作为区分生与死的限界的视觉标志。[1]这艺术中标志着生死转化的红色让人们想起自然界中类似的红色：黎明与黄昏时的红色是区分白天与黑夜边界的标志。

画家们认识到存在两种不同的血液——鲜血和凝血。这两种血被认为是相对的——鲜血是“甘甜”的，指在身体中流动的血，常与丰饶多产联系在一起；而凝血则是“腐败”的，指溅出体外的血，常和暴力联系在一起。它们也可能被解读为“好”的女性之血和“坏”的男性之血。血液的两面性反映在两类地点和两种情况，其间它的特性可以相互转化。血液要么从自然的孔洞中流出并受自然的操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月经；要么从人造的孔洞中流出并受人的意志控制，这类情况多发生在医疗或战争中。一种是拯救生命，一种是夺去生命。

但是耶稣之血提供了超越凡人之血两面性的第三个特性。从耶稣伤口涌出的圣血代表着人类的罪恶被救赎，并催生了一种伴随欧洲人好几个世纪的对血液的狂热宗教崇拜。他们不仅崇拜耶稣的圣血，还崇拜其他种类的血液，包括与圣餐和一些艺术作品有关的所谓由魔法创造出来的血液，其中一些是自然流出的，而另一些则是受伤后流出的。圣血所带来的像这样的副产品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从6世纪开始就有从耶稣圣像、画作或雕塑中流出血液的记录，特别是当它们遭受虐待、亵渎或羞辱以后。或者也可以这么理解，一件关于耶稣的艺术作品就如同受害者冰冷的尸体一样，当谋杀者靠近时又能重新流出血液。

耶稣的圣血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引得人们争相寻觅。1247年，在亨利三世的努力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获得了一些圣血，但这些圣血却没能吸引英国当地人的崇拜。可能是因为它来自耶路撒冷的圣墓，而耶路撒冷此前从未声称过拥有圣血这样宝贵的遗物，因此这圣血的来源就显得可疑了。实际上，在1200年前，在西欧至少有20家教堂都声称拥有耶稣的圣血，这进一步削弱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圣血的可信度。尽管每件遗物上圣血的量很少——只有凝固的一滴，最多几滴——但遗物的数量却在13、14和15世纪不断增加。即便如此，理论上圣血遗物的数量也足够散布各地，因为根据现代的估算，耶稣受难之时大约流了28000—500000滴血。

宗教和世俗、上帝与凡俗以及天堂与尘世——或者说如司汤达的《红与黑》中的对立的两者的分离和其他一些事物一起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帝是“神圣的”（sanctified），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san-ctus”，“san-ctus”由“sanguine unctus”演变而来，意思是“涂抹鲜血”。涂抹包含有涂画、沾染或覆盖的意思，在伊西多尔的词源学观点中显然与“上色”（coloring）有关。所以红色是神圣的颜色，而鲜血则标出了现代西方世界教会和国家间的红线甚至是“防火墙”（这里预测了下一章的主题）。

既然有两种类型的血，那哪一种血的红才是神圣的呢？可能结果有些让人惊讶，由于对性别的刻板观念，中世纪一些虔诚的作者认为耶稣救世的圣血更可能是“出生时流的血而非受难时流的血”。

耶稣受难时的伤口和刑具，手稿插画。这个伤口的形状既可以说像是尖椭圆形的耶稣全身光环，也可以说像是阴道。这图可以同时让人联想到与精神有关和与性有关的事物，着实让人吃惊，但它也连接了“伤口”之血和“生育”之血，并强化了（复）生与死之间存在的基督教意义上的联系

当夏娃描述她孩子的诞生时，她所用的词和描述上帝创造亚当时用的词相同（出自《创世纪》）。这就将女性生育的力量和上帝的力量画了等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力量逐渐被妖魔化了，这也就是为什么19世纪的考古学家会认为派维兰德洞穴中红色的旧石器时代的骨头如果是女性骸骨的话，那就一定是一位妓女或女巫。）自然创造生命和神创造生命之间的竞争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月经流出的血和圣血无论是在《圣经》中、在社会制度中还是在手工制造中都被认为是不可相容的，包括用红土炼铁的活动，人们广泛认为这是一种神圣的制造活动（出自《创世纪》）。但是这两者到底是否能兼容还是要看具体背景——是在神庙内还是神庙外，是在体内还是在体外。我们已经知道是大地母亲的经血造就了石头和金属，而大地的繁殖力即养育动植物和孕育矿产的能力，也来源于其隐藏在地下的血液。

普林尼认为，经血会破坏红酒、弄脏镜子、杀死蜜蜂，这些显然都是糟糕的事。但它也能消灭蝗虫、治愈感冒并保护葡萄园不受恶劣气候的侵袭，这些都是好事。据推测，普林尼笔下经血的作用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不同可能还是因为背景情况不同。1500多年后，对经血态度的巨大分歧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欧洲还是很明显，这说明经血的好坏两面一直留存下来，直到启蒙时期这个议题被美化了。

在启蒙时代之前，传统观念中经血的两面性也同样体现在献祭之血上。这也很明显，因为尽管公牛或是山羊的血可以净化一个群体并为其献祭，但当牧师为了净化一个受玷污的群落而屠杀了一头红色的小母牛后，他们自己同样也被玷污了（出自《利未记》和《民数记》）。当多余的献祭之血被从圣坛上清洗，通过管道流出神庙用作肥料，这时的献祭之血也就成为了大地母亲经血的补充。红血就意味着生命，虽然有时是神圣的，有时是世俗的，有时是给予，有时是夺取，但都是生命。它体现了永恒与腐朽、给予与接受以及完整与分裂之间的矛盾。

女人往往流出的都是自己的血，而男人们则常常让人流血。当鲜血溅出以后，也很难分清谁是谁的血。鲜血混合，黏住并覆盖其他物体，它也就掩盖住了自己的身份，而神化的过程，后者说是被鲜血涂抹的过程也往往伴随着特定身份的消失，这和血液隐蔽自己的特性正好吻合。血液的普遍性和隐藏性强化了血液是一种强大的生命之力的观点。血液所拥有的红已经超越了个体的存在，无论他是男人还是女人，是正在出生的还是已经出生的，是杀人的还是被杀的。

尽管从胭脂虫流出的深红色液体和从骨螺流出的紫红色液体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血液，但这种红色物质还是被人们当作血液。这些红色液体似乎给了这样的问题一个肯定的答案——“你刺伤了我们难道我们不会流血吗？”（出自《威尼斯商人》）实际上，胭脂虫和骨螺确实为制作我们的红色颜料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胭脂虫献出了鲜血，骨螺献出了凝血——而紫胶蚧则继续用以强化人们的心脏，延长人类的寿命。[2]

即使时有时候人们知道红色颜料不是血液也常常将它们和血液联系在一起，例如神话中的龙血其实是一种树胶。其他的一些树也与血有关，例如桤木受伤之后会由白色变成血红色。（在爱尔兰，这种树被用于占卜，且禁止砍伐。）桤木被用于制作盾牌，黄铜时代爱尔兰人格化的桤木人形雕塑被历史学家称为“红色的战士”。战神通常是红色的，例如马尔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译者注）《圣经》所描述的末世中，第二个骑士会挥舞着剑“从地上夺去太平”，他所骑的就是一匹红马，有着血的颜色。漫威公司对这样的信仰很虔诚，所以在创作钢铁侠时为这位（尚武的）超级英雄设计了几乎全红的外表。(www.xing528.com)

在乔瓦尼·保罗·洛马佐介绍艺术家的手册中有一章是关于红色的，其中引用了荷马、维吉尔和普鲁塔克的话，提到军队自古以来就喜欢红色，无论是茜草红、茜素红还是“和红色差不太多的”紫色。军队偏爱红色并忠于这属于精神领袖的颜色，乔叟一再提到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强大的红色马尔斯”。实际上，军队直到近代才开始选择在战场上使用伪装色，但红色自古以来就用在礼仪性的军装上，并常显眼夺目地出现在部队集合处附近的军旗上。

多彩且永远不会飘动的石雕旗帜上静止的红漆，用以模仿真正的英国国旗上涂画圣乔治红十字所用的茜草或茜草素红颜料（这尊旗帜石雕是为了纪念伦敦团伦敦第15区营以及威尔士亲王公务员步枪队和公务员学院营阵亡将士所建）

在20世纪，大多数的旗帜上都有红色。20世纪70年代，有一项调查对137个已经成立的国家的国旗进行了研究。这项调查显示每个国家的国旗都是独一无二、互不相同的，但绝大多数都遵照了严格的标准化设计。例如，60%的国旗都带有横条或者竖条，将近60%的国旗大小一样，超过50%的国旗都只有3种颜色。在过去的40年中，新成立国家的数量有了大幅增长，但这几个数据却几乎没有改变。

事实是这些国家似乎并不想通过国旗来最大程度展现他们的与众不同——他们并不希望与其他国家做切割，反而更愿意通过国旗达成身份认同，表明大家属于“同一个群体”。这就催生了国旗的地域性联盟（比如非洲国家的国旗常用红色、金色和绿色，而阿拉伯国家国旗常用红色、黑色、白色和绿色）并使得国旗颜色的使用与各国的文化身份紧密相关。80%的国旗都用到了红色，使其成为所有国旗上最受欢迎的颜色。

国旗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图腾，也包含了禁忌，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从内部将国家凝聚起来。著名的颜色历史学家约翰·盖奇认为“只有通过对颜色象征意义的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颜色的含义，而对国旗颜色的选择则更加有趣，因为国旗本身也具有象征意义。升降国旗通常都伴随有隆重的仪式，用以表现国旗的神圣意味，实际上还有专门的法律条款来处理亵渎国旗的行为。国旗常以不可破坏的形象示人，因为受损和褪色的国旗都会被小心替换，并且有专门的条例来规定国旗的使用。例如，用以覆盖棺椁的国旗不会随逝者一同下葬，而是会被庄重地叠起来。对于像国旗这种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物品，通常都会有关于它们的神话传说。丹麦国旗（红底衬着白色十字）据说来自于天堂，1219年7月15日，在爱沙尼亚塔林战斗发生期间，为了回应信众们的祈祷，上帝降下这面旗帜。这面红白相间的旗帜改变了战争的进程，而且还是如今仍被使用的最古老的国旗。

平常国旗都会被升到高处让人们仰视它，显示出其高于一切个体、组织和机构建筑的地位。它们的颜色都很鲜艳（全世界的国旗都只用到7种颜色，没有一种是暗淡的），随风飞舞翻动。美国的爱国者们曾经形容他们的旗帜——红色、白色和蓝色组成的星条旗——是一个“活着的生灵”（1927年），它似乎拥有“魔法”，能够“捕获风并把它们放走”（1991年）。这让人想起了4世纪时的罗马人，他们敬畏龙形的军旗，称它“张嘴对着风……愤怒地发出嘶嘶的声音……尾巴在风中扭动”。

那份20世纪70年代的国旗研究也察看了各国政府关于选择国旗用色的官方文件。红色是最普遍使用到的颜色，各国政府对于选择使用红色给出的理由出奇地一致：绝大多数国家国旗上的红色都象征着“抗击侵略者的战争”“军队的勇猛”“勇气”“战士的鲜血”“牺牲者的鲜血”……这些文化迥异的国家在对红色意义的理解上竟达成了高度一致。

大多数国旗上都有象征着鲜血的红色，当苏联解体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新国旗却并非如此，这也招致了批评。1991年，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对这些新国旗不屑一顾，认为它们只能称得上是抽象派作品，他说：“他们根本不明白国旗是怎样用鲜血换来的。”一项关于美国人和星条旗关系的社会学调查也呼应了他的这个观点，这项调查认为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是“一次次重新燃起的对流血牺牲的共同记忆”。在传统宗教中，红色被视为殉道者的鲜血，而国旗是这种关系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的翻版。有些国家的国旗虽然也选了红色，但并不将红色视为鲜血：有的将其视为“土”，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土是红色的；有的将其视为“火”，关于这一点下章中会提到；还有的将其视为“太阳”，本书最后一章将会以其收尾。

有些国家的国旗没有用到红色，但它们用了其他含有“战争元素”的装饰性的图案来表现流血牺牲的含义。还有些国家的国旗既没有使用红色，也没有使用与战争有关的图案。这些国家一般都在近几次国内冲突中积极寻求中立或和平的解决途径。它们在国旗中避免使用红色也吻合了这样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那就是红色会激起攻击性，为了解决冲突就需要最小程度和这种颜色有接触。例如，1886年芝加哥在发生了血腥的秣市惨案之后，市政当局命令红色必须被“从街道广告上清除，替换上其他隐含意味较弱的颜色”。

无论红色是否真的会激起某种特别的行为——例如谚语“公牛的红布”所表达的——但它确实会激起人们的某种期待。例如在亚瑟王的传说中，骑士就是以颜色为标记的。白色的骑士是善的力量，黑色的骑士是未知的力量，绿色骑士拥有自然元素的力量。而穿着红衣的骑士拥有原始的力量，在战场上总是被认为无往不胜。在17世纪，当英国将海盗招入麾下（他们船上的缆绳里可能也像英国皇家海军一样缠上了红色丝线），有记载称：

“没有一个国家像身着火红色衣服的英国人那样好战且斗志昂扬，他们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喜欢穿红色衣服……（他们）穿着红色就像太阳一样……挑出那些装载着昂贵胭脂虫的货船，他们比西班牙人自己更会用胭脂虫……”

我们希望穿着红色的人能表现出更多的进攻性，在今天依然如此，数据显示穿着红色队服的运动队比穿其他颜色队服的运动队赢的概率更大。这一让人惊奇的现象意味着红色要么激励了本方队员，要么就是威慑住了对手。至于红色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还是个谜，但可能与历史上将红色作为补充精力的补酒（例如红色补心剂）或作为守护健康的饰品（例如亨利七世的红色衣服）的用法有关。

一件20世纪70年代的火星模型展示了火星北极的冰盖、火山口和其他地质特点。这颗象征着战神的星球表面呈现红色是因为含有赤铁矿和血石，在地球上这是制造武器所使用的金属铁的来源

运动服上的红色可能暗示着血液，国旗上的红明确指代血液，但是根据政府公布的选择国旗用色的官方文件，国旗上的红色不仅代表凝固的血——这是战争的果实，也指代流动的鲜血——即人们准备好在战争中为国献出的生命。事实上，按理来说，血在这方面的含义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强化了社会凝聚力以及国民间（而非家庭成员间）的“血缘关系”。

人们身体中不可见的、隐藏的、流动的和未溅出体外的鲜血不仅可以代表集体成员间的亲密关系或关联，同时也可以展示个体的坚定意志，这样的例子很早就有。例如，当哈姆雷特最终克服了信中的疑虑，决心为其父亲的死复仇，他高呼“我的想法是血腥的”，这与他之前犹豫不决时“（吐露的）外表苍白的想法”形成了鲜明反差。由于之前的想法和之后的想法都指的是谋杀他的叔父，因此哈姆雷特后来说的“血腥”并非指想法中谋划的具体行动，而是指他不再犹豫的意志中那令人热血澎湃的激情。

丰富、大胆、高能量的红色代表了狂热、激情和决心，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它是一种与代表着犹豫不决的病态的绿色相对立的颜色，它与血液的关系更加强化了人们对它的这种看法。

21世纪“我爱（以红心表示）丁丁”马克杯。现在有很多将红心作为表情符号使用的事例，这其实是侵犯版权的行为，但也无法禁止，这也是其中之一（丁丁有红头发吗？）

红色和狂热的联系来源于对心——这与血液关系最为密切的人体器官的传统定义，即心是人类思维、智慧和意志的居所，现在人们还意识到它和人类的情感也有密切关联。心脏同时也是鲜血的源头和人体最尊贵的部分。红色还代表着坚定的信念或发自内心的信仰，这些信念或信仰更多的是受炽热的激情而非冰冷的理智所影响，它存在于那些人们“用心感知到的”而非仅仅“由大脑认识到的”对事物明确的看法当中。当然，人们不光会对仇恨做出承诺，同样也会对爱做出承诺，而且可能更深刻，例如情人节那天铺天盖地的玫瑰和红心。

红色和心形图案结合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我们从近几次对红色和心形图案的使用案例就可以看出，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往往效果很成功，而分开使用就会逊色很多。1977年，纽约州为自己举办了一次简单的市场推介活动，米尔顿·格拉赛操刀设计活动标识，当中有一个打印体的大写字母“I”（意指“我”。——译者注），后面跟着一颗红色的心，下面是打印体的大写字母“N”和“Y”（指代“New York”，纽约。——译者注）。这个标识图案一经推出立刻风靡一时，仿佛拥有了生命一般繁衍出数千种变体——例如“J PARIS”和“Paris JE T”（法语，意为“我爱巴黎”和“巴黎，我爱你”。——译者注）——当中的文字千变万化，唯一不变的就是红色的心形。尽管红心的图案已经被商业注册，受版权保护并且在多起侵权诉讼案中得到法庭的坚定支持，但显然它依然拒绝遵从于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束缚。

卢瓦赛·利德，《被对上帝的畏惧、信仰、爱和祈祷钉在十字架上的心》，创作于约1465年，手稿插画。这是15世纪创作的众多心形图形之一

想用法律来限制1977年那款红心标识的使用确实是有些狂妄自大了，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变体而已，原本的图形已经被人类使用了好几个世纪。人们试图用法律控制红心图案使用的尝试一次次失败，这也反映出当狭隘的法律原则与自然和诗歌的标准冲突时会有什么结局。

灶神赫斯提亚对阵冥王哈迪斯，火神赫菲斯托斯为两者提供援助。此画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火既能带来秩序也能破坏秩序，它构成了所有艺术和科学的基础

[1]钦尼尼常用一种混合着深赭红色和血红色的颜料描绘死者。

[2]前文中提到茜草根和伞蘑菇并非红色。实际上，它们活着的时候呈现凝血的颜色，而用它们做成颜料以后反而呈现鲜血的颜色。而动物血液的颜色正好相反，活着的时候是鲜血色，死了以后是凝血色。但是，在古代社会，人们认为这种现象完全符合逻辑，遵从了宇宙的反演法则。根据这条法则，像茜草或蘑菇这样的植物以及像蜗牛和昆虫这样的动物处于伟大的存在之链上的不同环节。动物和植物占据着自然阶梯或者说是通往天堂阶梯的不同层级，这阶梯就像镜子一样，虽然反映着现实，但呈现出来的却是与现实相反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