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权力与含义：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探讨

对卡尔·马克思来说，制作红色原料的不同仅仅意味着达成同样目标的方法不同而已，区别不过是效率的高低。他说：“要制作茜草色素，一种方法是从煤焦油中提炼化学颜料，这只需要几个星期，（但是）如果要用天然茜草来制作的话就得花上一年时间等它成熟，而且通常还得让根再长上几年才能用它来做染料。”

同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认为这两种红颜料没什么本质的不同。他说：“‘自在之物’能够变成所谓的为我之物，例如从茜草中可以得到茜草色素，即茜草中的颜色成分，但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费力气种植茜草……而是用更便宜和更简单的方式从煤焦油中提炼它。”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红色的神秘感已经消失，光谱和现实世界中不同红色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达成各自的目的。对他们来说，红色就是红色，也仅仅是红色。现代科学家们也是如此，他们就像维特根斯坦笔下站在“新漆的牛棚门”前的牛一般，茫然而不知所措。对于那些能够为他们提供红色的物质所具有的内在意义，他们刻意保持距离不去碰触，但这反而让他们失去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E.巴斯·冯·韦雷纳尔普在其1937年的著作《为颜色奋斗》中说道，“对所有人来说，红色意味着生命、爱和热情。生命的两种元素都是红色的：太阳和火焰燃烧的热量”。他非常“高兴”能宣布“发起一场针对天然红色染料的战争”，他很自豪“德国实验室的化学家合成出了化学红染料从而成功地给予红色天然染料——这种最重要的天然染料以致命一击”，并对法国军队使用德国染料来染军裤这件事感到沾沾自喜。韦雷纳尔普似乎认为红色能够行使权力这件事理所应当。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他的愿望就是让红色能够“在科学的帮助下脱离自然而独立”，但目前仅仅实现了原料的独立。他没有问为什么人类的本性就是渴望或害怕红色。[1]

渴望或害怕一种红色可能有很多原因。对茜草种植者来说，天然的茜草颜料和人工茜草素肯定是不一样的。他们种植的茜草的品质支撑了他们的家庭和社区，而人工茜草素威胁并摧毁了他们的生活。对于染织业人员来说，茜草颜料和茜草素也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对工厂化学家来说它们同样是不同的，因为一种让他能养家糊口，另一种则和他越来越没有关系。在艺术领域，茜草素和茜草颜料的区别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温莎牛顿（一家英国老牌画材商。——译者注）从1832年开始一直用干茜草制作红颜料，直到2011年其在伦敦的工厂关闭。他们也用茜草素制作红颜料，艺术家们可以在这两者之间自由选择。温莎牛顿的顾客可以看到，至少是感觉到，自然的茜草颜料更柔软而合成茜草素颜料更硬。茜草颜料含有几十种相关的分子，而茜草素理论上只含有一种分子。我们的眼睛需要适应这两种红色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像一片长满各种草的绿色草坪和一片只长一种草的绿色草坪的区别。茜草素为印刷品上平面的喷色单元提供红色，而茜草颜料则为流动的画笔提供红色。

从颜色具有的意义层面来说，不同红色之间的区别对不直接从事颜料生产和使用的人们也有广泛的影响。颜料制作方式的改变有着不可预料的后果。制作苯胺红、洋红和品红所剩的含砷废料虽然会污染工厂附近的饮用水源，但这种废料很快找到了市场。人们用它制造出了美国市场上一种非常流行的被称作“伦敦紫”的杀虫剂。它改变了19世纪的农业生产（直到它造成了许多农民、蜜蜂和消费者中毒）。它也帮助改变了园林艺术，因为当时花朵已经开始在工厂一般的玻璃温室中种植，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化学干预以保持其由单一作物构成的脆弱的生态系统。

花朵大规模种植技术的运用对花园风格造成了影响，经过严格规划的、通过移植花草来制作的园艺景观已经占领了花园、住宅区和城市中心。1899年，英国园林设计师特鲁德·杰基尔警告不要使用深红色的植物，它们呈现“浓稠血液的颜色或是……有害的洋红色”。两年后，美国园艺家爱丽斯·莫尔斯·厄尔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由于“现代苯胺红染料过于明艳的色彩”，洋红色的花朵被视为“粗俗的象征”。新的红色的出现，赋予了花朵新的社会和政治含义。对莎士比亚来说，一株红色的花朵能够带来爱恋，但受合成染料以及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的政治观点影响，红色的花朵现在带来的是工业化、污染、郊区人口流失、去技术化以及廉价时尚对大众审美的腐蚀。

除了茜草素和苯胺红，还有从其他植物中提取颜料、有机和无机合成的红颜料，当然还有摸不着的数码红，也别忘了现在仍在使用的天然动植物和矿物红。每一种红色都各有故事，对那些曾经或仍然生产和消费这种红色的人来说，也各具意义。这些红出现在食物、时尚、军装、旗帜以及市政部门为当地公园选择的花草中，它们的意义为那些有意无意使用它们的人而存在。可能会有很多不同和不断变化的线，但红线就在它们中间。

现在一般认为认识将意义赋予现实——先有（客观的）物理现实，然后才跟着出现（主观的）意义。根据这个观点，如果红色有意义的话，这些意义也是先前存在的现实产生的结果。但现实一直在改变，所以根据现代的认识，意义也会随之改变。例如，当大屠杀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离世，与法本化学公司生产的合成红颜料有关的一切意义也会同他们一道消失。当那些能引起儿童多动症的化学品不再作为食品染色剂使用，那么红色饮料对焦虑的母亲们来说意义也会不同。

但红色的一些意义——例如韦雷纳尔普所说的“生命、爱和热情”——一直都存在而且看似并不会因为某一特定现实的改变而改变，它们就是我们所寻找的红线的线索。人们很可能像对待特定的现代意义一样对待这些历史悠久并广泛传播的传统意义。但是人们有理由不这样做——关于意义和现实的关系，古人们持完全相反的态度。

在传统的世界观中，先有意义，而后物质现实会围绕这些意义构筑起存在。在基督教传统中，这种关系隐藏在上帝造物的次序中，“上帝说要有……然后就有了”（出自《创世纪》）。在佛教传统的格言中也存在这样的暗示：“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创造了世界。”这一传统真理已经多次被科学验证。（凯库勒梦见衔尾蛇而后催生出上千种合成颜料就是例子。30年后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他建议台下的学子们：“让我们学会做梦，先生们，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甚至是创造真理。”）但是因为这一传统认识与现代科学主流的笛卡尔思想相悖，所以并未被广泛接受，并被大多数科学家忽视。但现代科学家遇到颜色以后会像维特根斯坦笔下“新牛棚前的公牛”一样困惑不解，所以说我们有理由去了解甚至接受“意识创造了世界”这一观点。

第一，当我们思考历史上红色所蕴含的意义时，我们要考虑到承载这些意义的文化所持有的观点和假设，要注意与其保持一致。如果硬将我们才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世界观强加到这些文化身上，这会对它们造成破坏，我们也会因此看不到全貌而只能看见它被我们的镜头所过滤的那部分内容。

第二，社会学家发现我们倾向于将人类活动的产物视为自然的事实、宇宙法则的结果或是神意的体现。他们还认为任何观点，其表达出来的部分只占十分之一，未明确说出来的假定构成了冰山下隐藏的十分之九。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前现代文明中产生的未言明的假定以不容置疑的信仰或是尚未意识到迷信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第三，认为意识造就现实的观点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奇怪而陌生。“你只愿意看你所寻找的部分”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例如，医学检查包含X光检查和验血，但是具体选择哪一项检查取决于你想看受伤的骨头还是血糖水平。）我们会认真理解我们觉得有意义的事，忽视我们觉得没有意义的事。我们不是预先存在的事实的被动感受器，我们只理解我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而这些意义又会反过来决定我们的现实。

如果一个人倾向于认为红色是无内在意义的，那么关于红色存在很多互相矛盾的关联可以证明并强化这一观点。例如，在一本中世纪手稿中，上帝和恶魔都穿镶着红边的斗篷。这份手稿里还说到两匹湿漉漉的红马，一匹流着无辜牺牲者的血，一匹流着圣人的血，但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尽管刚刚两个故事里的红色都象征着死亡，在早期爱尔兰的颜色理论中，红色却是孕育新生命的象征。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倾向于认为红色有内在意义，那些明显相悖的例子虽然让他困惑但也不会改变他的想法。我们通过整体观可以解释红色所代表的这种新生与死亡的明显对立，例如，将其看做“硬币的两面”——生与死之间的转换。如果红色具有明显矛盾的意义，这完全与红色物质的用途和构成有关，因为赤铁矿同为铁（造成流血）和铁锈（治愈流血）的原料。本书关于红色物质的回顾也提到龙血和朱红都是矛盾体的结合。实际上，在《为颜色奋斗》一书中，韦雷纳尔普认为“红色代表了最伟大的矛盾。它象征着国王的高贵，同时也象征着鲜血”。但是我很怀疑他的观点可能是受到普林尼关于赤铁矿认识的直接影响，普林尼认为龙血和朱红都来源于赤铁矿。

无论红色中隐藏着什么意义，我们都能在日常使用的涉及红色的词句中找到线索。它们可能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意义，当然，“根深蒂固”（ingrained）本身也是一个涉及“红”的词，因为以前织染衣物时会用到蚧虫或是胭脂虫颗粒（grain）。由于大多数涉及红色的单词起源都很古老，适当做一些挖掘也是必要的。

1810年，属于夏威夷国王卡米哈米哈的羽毛斗篷。红色与王室的关联不止出现在欧洲。红色在太平洋地区极受推崇，库克船长（英国探险家和航海家。——译者注）发现，一小捆来自汤加的小小红羽毛在塔希提岛是“最珍贵的商品”

“红色”一词相比于其他大多数表示颜色的词语能够带给人更多关于颜色的感觉，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个观点：西班牙语中表示“红色”的词和表示“颜色”的词联系十分紧密，比方说“tinto”和“colorado”既可以表示颜色也可以表示红色。除了“黑色”和“白色”以外，“红色”比其他颜色更常出现在英语口语和民俗传说中。

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布兰特·博林和保罗·凯在他们的著作《基本颜色词汇：普遍性和进化历程》中提到了关于颜色的名称。博林和凯的观点总结起来如下：在所有语言中都有指代红色的词语（就像所有语言中也都有指代黑色和白色的词语一样），但指代其他颜色的词语是在语言演进的过程中（此过程中语言的词汇量可能变得更多，也可能变得更少）逐步产生的。他们的书影响甚广但错误也很严重。他们的观点是以英国为中心的，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语言中都有关于颜色的词语。近期的一份研究表明，几种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就没有关于“颜色”的词语，也就更不会有关于某种颜色的词语，例如“红色”。虽然他们民族的艺术非常多彩绚丽，也使用了很多红色。

所有的语言都在不断发展，在不同文化互相影响的过程中语言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时间轴来回溯这些变化，从而揭示词语和一些一开始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物的关系。例如，根据《牛津英语辞典》，英语中“color”一词是从拉丁语的“cover”发展而来。[2]在古希腊语中也存在由“cover”向“color”演变的这种情况，古希腊语中的“chrome”与表示皮肤的“complexion”和“skin”有关，皮肤也就是我们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外壳”，即“covering”。梵文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varna”既有颜色的意思，也有种姓的意思。[3]传统上衣服与皮肤之间的关系又加强了颜色和皮肤之间的关系，比如，圣母玛丽亚在子宫里编织着耶稣的血肉，而后又为他编织了无缝的衣服。

我们能从红色中挖掘出什么隐藏的意义呢？所有印欧语系语言中的红色都有共同的梵语起源，在很多现代语言中也能找到古时关于红色与其他事物联系的影子。例如，威尔士语中的“rhudd”就与面色“红润”（ruddy）这一现象有关，红色意味着这个人身体十分健康（rudehealth）。面色红润当然是因为血液的缘故，梵语中代表红色的词“rudhiram”很明显和梵语中代表血液的词“rudhiram”有关。英语中的“血红”（blood red）来源于梵语“rudhiram”。根据《牛津英语辞典》，“blood”可能和“bloom”词源相同。形容玫瑰盛开可以用“bloom”，但用以形容熔炉中的铁从赤铁矿（也叫血矿，即“blood stone”）中炼出的科学术语也是“bloom”，在口语中说一个女人怀孕照样可以用“bloom”。可以看出我们的日常用语在其结构中包含着这样深刻但常被忽视的含义：红色与旺盛的生命力有关，或者说红色是旺盛生命力的外表（cover）。语言的历史表明，红色可能是隐藏的内在力量的外在符号——一种赋予野兽野蛮生命的力量，一种让植物开花、让女人孕育生命的力量，一种能将石头铸成利剑的力量。

归根结底，这种支撑所有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生命力就是大地的生产力。我们知道“土”是艺术家使用的最古老的颜料之一，在旧石器时代岩洞里发现的壁画中的红颜料就是用土做成的。就像“颜色”（color）与“覆盖”（cover）有关，语言学家们发现印欧语系语言中“土地”（earth）一词的起源也“常与隐藏或覆盖有关”。例如，荷马诗中的赫克托尔希望隐藏在土地之下，阿喀琉斯希望用土覆盖他的身体。同样，赫西奥德（约公元前700年的古希腊诗人，著有《神谱》。——译者注）在总结大地上的生命时曾说，黄金和白银时代的人们藏在地下，青铜和英雄时代的人们周身被土所覆盖。土是一层“外壳”（cover），颜色也是一层“外壳”（cover）。这种语言学上的联系也意味着史前、古典以及中世纪艺术家决定把“覆盖大地的泥土”（covering earth）用作“覆盖图画的颜料”（covering color），除了视觉上的考虑以外可能另有深意。(www.xing528.com)

尽管如今“cover”和“color”两个词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但这种联系的影响还存在，其影响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何在欧洲传统中对颜色忽视甚至是害怕，认为颜色具有潜在的欺骗性。尽管公开宣称对颜色的鄙视，但统治者们还是经常能意识到颜色具有影响公众的能力。因此，从词源学角度探寻红色中隐藏的红线是十分有意义的。

现代词源学如同“法庭”审案一般历经千辛万苦追踪历史上发生的语言学变化，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不同文化思想的交流，另一方面也因为词源学规则本身相较于之前的传统也有所发展。之前的词源学遵照柏拉图的说法，认为“万物皆有其合适的称谓”。这些古老的词源学是“诗意的”，它们将文字“从约定俗成的或简化的释义”中解救出来，“无论这些名字下隐藏着什么……词源学都能赋予其生命，将其挖掘出来”。《圣经》认为寻找词语富有生命的隐含意显然是件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字句会叫人死，但精神会叫人活”（出自《哥林多后书》），由于拼写和咒语，词源学也和魔法有了关联。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所著的《词源学》影响深远，其中能找到很多诗意的词源，当中他也提到了意为颜色的“color”和意为能量的“calor”之间的联系。一位现代词源学家不会意识到这两者之间有语义学联系，我们一般也不会在纵情享受丰富多彩颜色的同时担心体重的增加，我们认为即使是最华丽的颜色其能量含量也是0。但是从伊西多尔的“color-calor”词源学联系中可以概括出这样一个仍不过时的概念：颜色拥有能量，或者说颜色本身就是能量。目前，人们仍将颜色能量作为一种补充药物使用，其来源是19世纪的光色疗法。当时的光色治疗师爱德温·D.巴比特认为，既然红色的东西，例如红辣椒、溴盐和铁都有刺激性，那红色本身应该也具有刺激性。阿维森纳（980—1037年，伊斯兰哲学家，内科医生。——译者注）在2世纪末曾使用颜色来诊断和治疗病人，巴比特也是追随着阿维森纳的足迹。伊西多尔所认为的这种能量和颜色之间的联系今天仍然存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情绪低落时说“感受到蓝色”（feel blue），在身体健康时说“处于粉红色中”（in the pink），而在被激怒时则说“看见红色”（see red）。

颜色和能量之间有着深深的语言学联系，伊西多尔的这个发现表明，不同于精致、恐惧颜色的欧洲权贵文化，欧洲民间文化对待颜色的态度与其他不同文化对待颜色的态度很相似。例如一位中非的人类学家就曾提到一个民族，他们认为“从上帝那儿流出三条能量的河流，它们用其特质构筑起了感官所感受到的现象世界”，红色就是其中一条。（另两条河流是黑色和白色。）

欧洲人对特定红色事物的称谓能够透露出一些关于颜色的什么信息呢？现代红色的名称——萘酚、吡咯、喹吖啶酮、罗丹明、甲苯胺等——乍一眼看上去太过专业，除了一小撮专家外，其余人很难理解。也许知道这样的名字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所以我们一般也都用其对应的颜色指数来称呼它们。总的来说，它们的名字也告诉我们红色在如何适应现代社会。

例如，从“苯胺红”这个名字我们就能知道这种红来自苯胺。苯胺也能制造其他颜色，而化工巨头巴斯夫和爱克发公司的名称缩写BASF和AGFA中的A就指的是苯胺（aniline）。“aniline”这个词创造于19世纪中叶，从这个词就可以看出这种红属于一个化学家族，其后缀“-ine”意指技术，但其前缀“anil”来自梵文，意指“黑暗”。因此苯胺红的意思就是“来自黑暗的红色”，简洁地总结了其来源是煤焦油。（法本化学公司十分清楚苯胺黑暗外表下的重要性，他们写道，黑色的“煤体内储藏着先前世界中的生命以及它们的所有颜色”。[4]）

纪念日花圈，2014年11月。染红的合成塑料（可能用的是偶氮基的丽春红染料）。这个花圈挂在教堂，是献给圣伊莱斯的，这也给了花圈一份宇宙学意义，因为圣伊莱斯是铁匠的守护神。倒下的勇士代表了铁匠的劳动成果。红色围绕了整整一圈

其他的合成红属于偶氮化合物颜料的范围，这种颜料在20世纪涌现出上千种，如今是合成颜料家族中最大的一支。其名称“偶氮”（azo）也起源于19世纪，其前缀“a”意为无，后面的部分来源于希腊语“zoe”，意为生命力。将其命名为无生命颜料是恰当的，因为它来源于“此前世界上生命体的化石残余”。“azo”是从“azote”演变而来，在法语中是氮的意思，这是一种并不支持生命存活的气体。刚果红就是一种偶氮颜料，在1884—1885年的柏林西非会议召开后被命名，当时德国社会对异域风情十分追捧。之后出现的一种偶氮颜料叫做“丽春红”，在20世纪被命名，其名字来源于法语丽春花，这无疑告诉我们它是模仿丽春花的颜色。通过选择一个法语口头语作为这种颜料的名字，我们就不会看出这种生产鸦片的花朵和睡觉以及死亡之间的联系，同样也无法看出丽春花和同性恋之间的任何联系。这种联系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来源于奥斯卡·王尔德。在这里，丽春红就是丽春花的颜色，别无他意。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合成颜料有了更多系统化的名字。例如，当丽春红作为食物染色剂使用时，其名称毫无诗意，叫做“E124”。多亏像国际纯化学和应用化学联盟这样的组织，现在丽春红又可以被称为“1-（2，4，5-三甲基苯）-2-萘酚-3，6-二磺酸二钠盐”或“3-羟基-4-2-磺酸基-4-（4-磺酸苯基偶氮）-2，7-萘二磺酸四钠盐”，不管哪种叫法都够拗口的。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些合成颜料的名字的灵感来源从梵文中的黑暗宇宙和希腊语中的生命力（更确切地说是缺乏生命力）变成了德国贸易展和法国花草，而现在，这些合成颜料的名字则要接受国际组织决议的约束。化学品名字的变化也反映出这个世界正在被创造出这些化学品的化学家们所占据。从19世纪到20世纪，随着苯胺和偶氮颜料经济重要性的增加，科学在课程表中分量也在加重。与此同时，其他部分就必须要作出牺牲。学校中古典学、语言学和人文课程被削减以适应自然科学课程的增加。

技术官僚的文化视野因此变得越来越狭隘，科学家们的文学知识、幽默感、情感感受力和直觉预感变得越来越稀有。生物学家威廉·贝特森早在1891年就已经注意到了这种趋势，他说：“如果从未出现过诗歌，那么这就没什么问题，因为今日这些胸无点墨的科学家肯定永远也不会创造出诗歌。对他们来说解决一个问题可比感受一个问题简单多了。”而就在3年前，在柯南的小说中，华生医生对夏洛克·福尔摩斯做过这样的总结：他对化学知识的掌握是“深刻的”，对解剖学的掌握是“精确的”，他对法律知识的掌握“不错”，但他的哲学和文学知识为“零”。在柯南·道尔的第二部小说中，华生将福尔摩斯比作一个“机器人——一架运行机器……非常缺乏人性”[5]。在一部新剧中他成了红线掌控者在21世纪的化身，被塑造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反社会人格”的人，这更加深了观众对他的刻板印象。

化学品的学名变得越来越缺乏诗意，越来越强调功能性，每种化学品的关键功能就是为了售卖。合成颜料巨大的经济力量意味着除了学名以外，其还需要一个用于交易的名字，这个名字必须迎合可能成为买家的最广泛的大众。因此，第一种具有经济影响力的苯胺颜料在1856年被命名为“提尔紫”，这是以东地中海港口提尔的名字命名的，在古代曾是交易一种用骨螺制成的紫颜料的贸易中心，但是到了1863年，它的名字又变成了“苯胺紫”。原本那个可能会被受教育的精英阶层所欣赏的来源于拜占庭的名字在7年后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能被所有时尚受众所认识的来源于近代法国的名字。“苯胺紫”成为了拿破仑之妻约瑟芬皇后最喜欢的颜色。

今天家装涂料种类的名称包括“烤肉红”“贝里尼山莓紫”“星光宝石红”，起这样的名字是为了激发顾客们对生活空间的渴望，营造一种温暖、富足和诱惑的氛围。这样的名字显示了以目标客户为导向的销售人员是如何让我们来感受颜色的。这些名字虽然在试图重新唤起颜色曾经拥有但在工业化社会中业已失去的那些荣耀和魅力，但还是略显肤浅。用星光宝石红粉刷卧室不会让我们在睡觉时被红宝石或星星包围，贝里尼山莓紫也和柔软的山莓、鸡尾酒、19世纪意大利作曲家或是15世纪的意大利家庭和画家没有任何关系。星光宝石红和贝里尼山莓紫其实就是从露天矿井中开采的矿石研磨物的混合体，加入了从原油或煤焦油中提取的颜料。为了卖出更多的家装涂料，明年同样一种红色可能又会换一个名字。

专业画家所用颜料的名字可能没那么善变，但它们也相当具有煽情效果。例如，“玫瑰茜草”中的“茜草”来自用以提炼红颜料的植物，但其中的“玫瑰”则暗指具有多种色度的玫瑰花，如此一来，一提到这种颜料，相比于一种特定颜色，人们更倾向于联想到作为爱情象征的玫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也没有放过这一点。在19世纪晚期一篇关于艺术家的女性模特的文章中写道，模特常常会征服为她们画画的画家，在充当一段时间模特以后，“玫瑰茜草小姐常常会变成范戴克棕夫人”。“范戴克棕”是一种具有完美来源的颜料，也是一种虽单调却可靠的颜料，这使其成为揶揄维多利亚时代受人尊敬的艺术家们的妻子的绝佳选择。其他的艺术颜料，例如“猩红色”就显得有些不雅，因为“猩红夫人”容易让人联想到“猩红妇人”，也就是荡妇的意思，或是联想到巴比伦妓女（出自《启示录》）的追随者。在它们中间，“玫瑰色”和“猩红色”覆盖了从纯洁的爱恋到堕落的诱惑之间所有的色调。与红色相关的还有法国的“红磨坊”（不是“白磨坊”也不是“黑磨坊”）。

挪威，智慧和愚蠢的少女，17世纪，挂毯（现已褪色）。（上方）智慧的少女举起她们燃烧的火把，（下方）愚蠢的少女什么也没有。两组少女的婚纱上都包含红色

要在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红色事物传记中找寻到那根红线就一定要舍弃一些误导人的红色鲱鱼，例如为偶氮红起名字的这个细节。毕竟，如果起这个名字的化学家想强调这种红是无生命的，怎么可能又同时希望它可以强化红色那些已为人熟知的特质，例如它所代表的生命与热情？总的来说，虽然现代世界中生产出很多新的红色物质，但红色的传统意义却没怎么增加。今天的人们显然已经不再关注那些能创造红色的原料，但即便如此，红色的意义依然保留了下来。为了了解其中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将把目光转向那些不受时间影响的与红色有关的事物——土地、血液和火焰。

[1]马克思、恩格斯、韦雷纳尔普和现代化学家一样，他们视苯胺红和茜草色素为分离的、外在的、客观的、由碳原子组成的六边形。他们不同于用水银和硫黄合成朱红的炼金师，炼金师们会认为那些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显示自然统一性的衔尾蛇图像一定包含着人类的本性。由于炼金师的互相缠绕的世界比笛卡尔互相分离的世界出现要早，所以至少从理论上来说，虽然信奉笛卡尔的化学家们不知道，但传统的炼金师和艺术家有可能知道为什么红色具有掌控我们情绪的能力。

[2]这种说法似乎也很合理，知识社会学学者就常用冰山来类比日常用语表面下隐藏着的巨大意义。

[3]词根“vr”指“屏幕、面纱、覆盖物、外表面”。

[4]法本化学公司也为自己生产的合成化学品起名，其名字常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同时标志着一个光明的未来。1937年有一款纤维制品起名“维斯特拉”（Vistra），是用两个拉丁词组——“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想要和平就要准备好战争）和“per aspera ad astra”（由逆境通往星辰）——拼合而成的。

[5]柯南·道尔也尝试淡化这种印象，还让福尔摩斯引用过一些文学作品，包括本书引言中提到的歌德关于红线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