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创造更好生活的色彩

19世纪涌现出大量新的红色。它们诞生于工厂，虽然它们的诞生都有一个故事，但严格来说不能称为传记，因为它们是没有生命的，即便是它们的创造者也这样认为。（实际上，从这些工业红的名字就可以清楚看出它们是没有生命的个体。）然而，新出现的工业红却是欧洲经济的重要贡献者，因为它们是化学革命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正因如此，人们普遍认为人造颜料是在现代才出现的，而常常忽视古代人也会制作人造颜料，例如朱红和铅红。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人造颜料的产生来源于古代手工制造技艺向科学探索和新兴工业技术的突然转变。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

例如，在19世纪初，茜草是最著名的天然红色颜料，而荷兰是欧洲最大的茜草颜料供应商。荷兰制作茜草颜料的方式以小规模的工匠制作为主，各个地区也有所差异。各地依靠所生产茜草颜料的不同色泽和持久度确立起当地产品的知名度，各地还为茜草生产者提供公用的“烘焙室”，以便他们将两到三年收割一次的茜草根茎带到这里来烘干、提纯和研磨。这种生产模式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但在法国，人们发明了处理茜草根茎的新方法，其过程更加中心化并从茜草种植者手中接过了颜料生产的控制权。人们开始以工业化的规模在工厂中烘干、提纯、研磨茜草的根茎，生产出的粉末会被搅拌在一起，因此每个批次的产品色泽均匀且毫无差异，它们出厂后会直接用于染色或绘画。到1840年，荷兰人开始感到法国对其茜草市场的竞争。为了赢回一些市场，荷兰人撤销了禁止不同色泽茜草粉末混合的规定，并优化了生产工艺，但仍保持小规模手工生产的模式。而到1860年，市场上又加入一名玩家——用煤焦油合成的人造红，这是一种廉价、肮脏并迅速积累的工业废料。

杨·戴维茨·德·希姆，《玻璃瓶中的鲜花》局部细节

人们公认的煤焦油颜料之父是奥古斯特·威廉·冯·霍夫曼，19世纪40年代初他从煤焦油中提炼出苯胺，并成功用苯和胺合成了这种物质。他于1845年来到伦敦，并继续从事苯胺方面的研究，因为他发现苯胺和许多药物包括治疗疟疾的奎宁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到19世纪50年代，他有了很多学生。

在1856年，霍夫曼教授的一位年轻的实验室助理威廉·亨利·帕金在一次错误的奎宁实验中误打误撞试出一种深紫色颜料。帕金立刻从皇家化学院辞职，并在父亲的资助下开始做生意。他利用这种紫色苯胺颜料赚取了一大笔钱（他的故事已经在其他地方说过）。同时，霍夫曼另一位没那么出名的学生爱德华·钱伯斯·尼克尔森也成功用工业化的方式生产出一种苯胺颜料。尼克尔森一直和他的导师霍夫曼合作，他们共同创造了其他各种颜色的苯胺颜料，包括极其重要的红色。

到19世纪50年代晚期，苯胺紫在时尚界受到狂热追捧，主要由英国的帕金和德国、法国的一些人生产。苯胺紫的流行激励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在阿尔萨斯，靠近法德边界的法国传统纺织业基地，一种新的红色——苯胺红被发现。法国人将其称为“fuchsine”（品红），英国人将其称为“magenta”（紫红）。苯胺红在1859年大获成功。霍夫曼可以提起知识侵权诉讼，因为苯胺红带来的巨额盈利已经在人造红这个新兴产业中造成竞争。幸亏尼克尔森精确的制作工艺，证明了法国的品红与几年前霍夫曼在英国生产的红色没什么不同。

化学家之间的专业竞争——主要是英国的霍夫曼和瑞典的德国学者雨果·希夫——推动了关于苯胺红确切化学成分的研究。1864年霍夫曼的假说被广泛接受。这个理论上的成就帮助霍夫曼建立了工业上的强大垄断地位，因为其他想制造化学颜料的化学家们都要尝试寻找另外的化学物质。可能带来的法律诉讼和日益增长的污染问题都鼓励人们寻找制作人工红颜料的不同办法。

1865年，霍夫曼成为国际化学界的超级明星，同年，他离开英国前往柏林大学执教。（19世纪下半叶颜色化学家的地位就相当于今天的互联网企业家。）同样在1865年，一位德国理论化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凯库勒提出有6个碳原子和6个氧原子的苯的化学结构。这个环形结构的设想来自于他的一个梦，他梦见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这就是著名的“衔尾蛇”图形，1000多年前炼金师就已经用它来阐释自然界的统一属性。凯库勒这个关于“衔尾蛇”的梦促成了合成染料的发展，因为这个设想正好满足了像霍夫曼这样的学术化学家的需求，他们在理解事物时都尽力追求“优雅和简洁”。1865年后，人们终于能以优雅和简洁的方式来思考苯胺，将其看成是碳原子构成的六边形，这种新的视角帮助颜色化学家们开发出上千种新染料。

传统的红颜料不都是农人生产的，现代的红颜料也不都是工厂生产的。传统合成颜料和现代合成颜料真正的不同不在于生产者，而是浓缩在由衔尾蛇图形转化而来的六边形中，两者最大的不同表现在它们如何表达自己的复杂性上。传统人造红颜料的复杂性是内化的，只能从诗歌的意象中窥见，例如汞、硫黄和朱红的元素之舞。就像高深莫测的炼金术证明的那样，这些红色无论多么具有诗意，其复杂性都难以仅仅用文字形容。而与之相反的，现代人造红的复杂性是外化的，被大量专注于研究数字公式、分子结构、化学程序以及工厂设备等因素的化学论文所记录描述。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地位被剥夺，从中心位置放逐到了边缘。中世纪的炼金师与他的汞和硫黄之间有亲密的“社会”关系，并尽量拉近彼此的距离。而另一方面，现代化学家与苯胺之间却是疏远的“技术”关系，而且尽可能让彼此客观独立。

回到19世纪50年代，霍夫曼当时对苯胺的某些方面也不是特别了解，而那时凯库勒也未提出苯的结构理论，他只能等待“在工业生产中不断的试验来填补这片空白”。作为一个学术型化学家，霍夫曼知道像帕金这样的工业型化学家与自己的动机不同，面临的挑战不同，寻找的解决方法也不同。从充满不确定性的实验室试管到讲求盈利的工厂染缸，这样的转变并非易事。

在19世纪60年代，工业生产人造颜色用的是放大版的实验室设备，属于人力密集型产业。而到了90年代，则是使用定制的工业设备来生产，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关于制作性质稳定的染料的化学研究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专业化生产设备问世。例如从1863年到1889年，就有9篇文章提到制作砷酸的各类设备，而砷酸就是一种生产苯胺红时要用到的原料。人们用了7年终于将茜素的实验室专利发展成为全面的工业化制作流程，所以才能看到茜素有各种不同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红色染料生产的化学过程激发了工程师们的聪明才智，而对新的红色染料的追求则是工业化的主要动力。生产设备快速变大，在几十年内，用玻璃器皿完成的化学实验已经变成用近千升容器操作的工业流程。因为这些机器经常会被有毒且具有腐蚀性的原料腐蚀，所以这些设备常装有检查井，使得人们可以进入机器内部检查。

工业红是实验室化学家和工厂工程师们合作的产物，他们推动了科技前沿的发展。化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技术受到了投资家和律师的关注。一些化学发明和发现被公之于众，而另一些则被隐藏起来，就像有些机器被大张旗鼓地广告宣传，而另一些则被故意掩盖。投资家和律师们也进入了一片全新的领域，在这里他们需要寻找一种平衡，是为了保护投资而保守秘密或是为了吸引投资而加大宣传。

染料生产工艺和染成的布匹作为展品出现在1862年（伦敦）、1867年（巴黎）、1873年（维也纳）和1878年（巴黎）的万国博览会上。很快，颜料厂商发现要再保守秘密已经不太可能。一旦申请专利，人们就会对专利进行细致的观察与研究，而如果不申请专利，那么成品最终也会被源源不断的化学家拿来分析和研究。最后的结局就显而易见了，关于颜料生产的化学过程一般只能保密几个月，而关于工业设备的秘密也不会保密超过一年。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化学工业中人员的快速流动决定的。

历史上，制作红染料的人一般都住在临近染色植物生长（为了便于获得当地的茜草）或靠近港口（为了便于获得进口的胭脂虫等）和织布业中心的城镇中。几个世纪以来，诺里奇因其染料生产和纺织业一直是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但到了18世纪，工业化发展带来纺织业变革，导致纺织业中心北移。而一个世纪之后苯胺颜料的出现对传统染料行业造成的破坏则更为剧烈。用昂贵机器生产的新式人造红染料产量巨大，虽然在1880年还乐观估计新旧两种染料能共存，但小规模生产的传统红染料显然无法与之竞争。在法国，1856年约50千克干茜草根要价200法郎。10年以后，等量的茜草根要价只有原来的八分之一即25法郎。大约在同一时期，英国从土耳其进口茜草，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进口的茜草价格已经跌落到50年代的十分之一。所有的天然染色剂都受到了影响，例如斯里兰卡的红地衣从1851年的每吨380英镑跌落到1867年的20英镑至30英镑。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被由煤焦油制作的工业红染料改变了。

茜草染料的消亡可归咎于一位德国颜料制造商和他成立的工厂。1868年，这家公司也就是德国拜耳公司，成功破译出茜草根部发现的一种红色物质的化学结构，第二年他们就人工合成出了“茜草色素”，也就是天然茜草中所含红色物质的人造版本。（他们在伦敦为其制作工艺申请了专利，比帕金申请几乎同样产品的专利日期早了一天。）1870年，拜耳优化了茜草素的生产过程，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开始用当地自产的煤焦油作为生产原料。1871年，他们建造了一座专门生产茜草素的工厂。1874年，这座工厂雇佣了64名工人，到1877年增加到136名，每天量产6000千克人造茜草素。拜耳公司不是唯一一家通过从煤焦油中提取颜料而获得巨大利润的公司。另一家德国巨头BASF成立于1865年，名字中的“A”其实是单词“aniline”的缩写，意为苯胺，是第一种来源于煤炭的颜料原料。

最后的茜草颜料。化学合成茜草素的出现导致茜草贸易的大规模消亡，但行家们仍然会供应这种颜料。这份20世纪30年代的布样展示了一位伦敦艺术家的供应商所能提供的17种茜草颜料中的10种，另外7种展示在另一条布样上【深红、紫色、鲁本斯色和茜草黄（包括浅黄和深黄）以及茜草橙和茜草绿】

尽管英国的工厂（在德国化学家的帮助下）在1865年领先于世界开始生产人工颜料，10年后，却是德国公司成为这一行业的引领者。德国公司的快速扩张归功于其进行的系统化研究和率先开始的国际市场推广活动。化学工厂在德国的扩张和25个德意志邦联在政治上的统一同步进行。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同年，法兰克福条约允许法国购买德国人造茜草素，这对法国的天然茜草颜料产业造成打击。

1913年，拜耳公司雇佣了10000名员工，1914年德国生产了世界上85%的合成颜料。1925年，拜耳、BASF、AGFA和其他一些企业组成了企业联盟“IG Farbenindustrie AG”即颜料工业联盟（“Farben”在德语中是颜色的意思），它们中有很多都是以生产合成颜料起家的（AGFA中的最后一个A也是“aniline”——苯胺的意思）。由于一战的战败，1926年德国生产的合成颜料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比跌落到44%，但随着颜料工业联盟的成立，到1932年又恢复到65%。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1937年，颜料工业联盟完成了对自身内部犹太人的清洗，并积极投身到希特勒的战争准备当中。在1939年至1943年间，颜料工业联盟的盈利翻了不止一倍，因为它们将生产颜料的工厂改造成了生产化学神经毒气和爆炸品的工厂。颜料工业联盟也参与了纳粹集中营的建设，在集中营工厂工作的犯人们一般只能活3—4个月，而在煤矿工作的犯人则只能活一个月左右。1945年，二战结束后，颜料工业联盟的2000多家组成公司被解散，专利被扣押，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要么被审问而后马上又被盟国重新雇佣，要么就是回到那些最初参与成立颜料工业联盟但依然作为单独实体运行的公司中工作。在成书之际，拜耳公司的口号是“科技创造更好的生活”。

化学企业在与员工关系方面一直名声不佳，颜料工业联盟使用集中营强制劳力的事件更是让其臭名昭著。英国颜料生产企业拥有豁免执行1850年《工厂法案》（一部关于限制工人每天劳动时间的法案。——译者注）的权力，但在各界压力下，工厂还是在逐步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到1862年，工人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60小时（工作日10.5小时，周六7.5小时）。颜料工厂不仅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也对健康极其不利。20世纪40年代，一位贸易工会的会员记录了当时颜料生产工人所面对的危险，包括生产颜料最常见的原材料煤焦油以及最终的苯胺颜料产品都对工人有致命的影响。50年后，美国的一份研究表明，从事苯胺颜料生产的工人患癌概率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生产固体颜料也未必更安全。例如，那些在生产中和铬（18世纪末人们从这种元素上分离出各种颜色，并用颜色来命名这种元素）接触的工人身上就可能遍布疼痛溃烂的“铬孔”。如同其名字所显示的那样，这些溃疡会完全吞噬血肉，而“铬孔”也在铬金属发现不到30年内便被认定为主要的工伤之一。(www.xing528.com)

当然，制作天然染料也未必总是轻松的，例如在荷兰监狱里锉巴西木，尽管这是一项不常见的、以意识形态驱动并最终难以持续的地域性生产活动。制作纯天然的颜料常常是季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生产节奏是由太阳和月亮决定的，而非监狱和工厂的时钟。合成红颜料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带来的改变让天然颜料的生产者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合成红颜料的生产可不仅仅为在工厂中工作的人带来麻烦。工厂从建立开始，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就成为了社会问题。最受欢迎的制作苯胺红的方法要用到砷酸，并且会排放很多剧毒废料。在19世纪50年代，欧洲很多地方都对这一问题表示了关注，60年代颜料生产商们极力游说政府以争取获得牺牲其工厂下游河道的权力。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影响范围之广。

在巴塞尔，J.G.盖吉的公司从1758年就开始从木材（包括巴西木）中提取红色，1859年工厂进行改造，开始生产苯胺红。穆勒-帕克租用了工厂，开始生产红色颜料，并以品红为名在市场上销售。3年以后，也就是1862年，盖吉在附近盖了第二座工厂，穆勒又租了下来。同年，穆勒生产的一种从木材中提取的染料在伦敦国际博览会上获了奖，而霍夫曼也在博览会上公布了他以砷为原料制作苯胺红的新配方。穆勒采用了这种新工艺，几乎与此同时，社会对工人健康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多。

1863年4月，巴塞尔的公共化学家调研了穆勒的工厂，注意到含砷废弃物被排放进了未标注的坑洞里。5月他们再次调研工厂时发现富含砷的废水每天两次排放进邻近坑道。10月，巴塞尔市政府收到关于飘散的苯胺气体的投诉。11月，他们禁止其中一家工厂进行染料生产。1864年1月当他们来到工厂时发现禁令被无视，市议会再次命令穆勒-帕克停止生产苯胺红。然而，这家工厂的生产一直在继续，只不过将产品从红色颜料变成了蓝色和紫色颜料。

1864年7月，公共化学家公布了从工厂附近井中提取的水标本细节，显示工厂废料坑的砷已经渗透进土壤并通过土壤污染了当地的饮用水。打了8个月的官司以后，穆勒-帕克被剥夺了经营许可，盖吉家族重新接管工厂，建了一条管道直接将废水排进莱茵河。1873年的官方报告指出，盖吉工厂的生产活动依然会造成公共污染，巴塞尔市政府禁止其再使用砷酸生产苯胺红。但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莱茵河的渔民仍然报告有大量死鱼。尽管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化学公司十分强大甚至能够操纵政令。德国的染料生产商开始用船装载废弃物运送到北海和波罗的海排放，但向河流非法倾倒废料的情况依然存在。在记载死亡病例时，不会有一例死因写的是穆勒-帕克工厂的有毒废料直接造成的，但在这家法国苯胺红工厂周边的确有几个人相继去世。

可能会有人说，并不是只有生产合成红颜料的工厂会对工人和周围环境造成影响。这种说法也没错。核能利用、水力压裂或其他现代工业生产流程都可能造成同样的问题，但它们背后蕴藏的现代工业的概念结构和实体基础设施都要归功于合成红颜料，就像当代经济贸易结构的形成要归功于新大陆胭脂虫一样。

尽管在英语国家中广受盛赞，但帕金研究出来的合成红并不是第一种从煤焦油中提炼的颜色（黄色苦味酸才是），也不是其中最好的第一种颜色（它迅速被从苯胺红中提取的紫罗兰色所取代）。从煤焦油中提取的最重要的颜色是红色。苯胺红被大量生产，因为除了本身的用途以外，其还可以作为制作其他颜色的原料——单单在伦敦，1868年前申请的47%的各类颜色生产专利中都要使用苯胺红。茜草素红显示了资金密集型工业所拥有的一种能力，它们可以利用其他工业的废弃物。

帕金碰巧发现苯胺紫，这对英国进口天然染料影响很小或根本没有影响。但在德国化学家系统地发现了茜草素之后，在1872年至1877年的5年中，英国进口的茜草数量大幅缩减。茜草素的出现扼杀了上千年的茜草贸易，苯胺红中提取的丰富色彩激励了几代工业化学家和他们的投资者。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苯胺和茜草素创造了新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从而催生出今天这些跨国化学、制药和能源巨头。

大多数合成红颜料都用于织染衣物。新的颜色会因其新颖而被时尚界追捧，但至于能扮演多重要的角色要取决于其实用性，例如价格、持久度以及是否容易上色等。织染商喜欢合成染料是因为其在大规模织染作业时比自然染料更容易上色。但是很快消费者就来了，他们投诉合成染料一洗就掉色而且也容易褪色。苯胺红（1858年）和其衍生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易于染色，但只能用于羊毛和丝绸。茜草素红（1868年）清洗后没那么“快”褪色，它也是在时尚界影响力最大的染料。刚果红（1884年）更便宜，而且不像早期的合成红，它可以用来染棉布。合成染料改变了人们的品味，但抵制也是不可避免的。1890年，一位研究染色科技的教授让人们在使用染料时要注意平衡，他认为苯胺染料“不值得我们关注……粗糙且毫无艺术感”，但如果使用得当，也能起到让“旧染料黯然失色”的效果。尽管新的合成红染料（包括其他颜色的合成染料）宣称比旧染料颜色保存更持久，但实际上，其过于繁多的种类却有点让消费者不知所措。

许多新染料的质量和持久度也给画家造成了一些问题。今天，给画家造成难题在很多人看来都没什么要紧的——很少有人会担心科学会给艺术家制造困难，或者根本看不出科学活动和艺术之间有什么关联。但合成颜料快速发展的时期碰巧也是艺术家——例如拉斐尔前派兄弟会——在现代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因此，艺术家们碰到的难题也激励着科学家们努力寻找解决之道。例如，从大约1795年开始，分析化学家们就尝试弄清天青石色的化学构成，从而使得这种昂贵的颜料能够便宜一些。政府机构在国际竞争下也鼓励相关研究，法国化学家最终在1824年赢得了6000法郎的奖金。（这就是为什么合成天青色现在也叫做“法国青”。）所以，当现代合成红开始给艺术家造成困难时，它就会被视为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

一本叫《蜡笔》（The Crayon）的艺术杂志在1856年10月刊上为人们列出了红色颜料使用的白名单和黑名单。例如朱红以及所有用铁或砂石炼成的红颜料都是“永久性”的，而朱砂和红铅则“令人不适”，主要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环境污染严重，这些颜料“容易和肮脏的废气发生有害反应”。人们早已熟知的容易褪色的龙血和永不褪色的茜草、胭脂虫都被列为“避免使用”，此外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和有毒的新式合成红颜料，例如水银过氧化氢、水银碘化物以及铬磷酸盐也都不建议使用。

前拉斐尔派画家威廉·霍尔曼·亨特给他的颜料供应商查理斯·罗伯森写了一封长信，抱怨他提供的红色颜料“会变成肝红色”。他甚至在信中夹了一封涂了颜料的小样来证明这个问题，而供应商也确实尽职地努力尝试修正。1869年，菲尔德色谱分析法宣称茜草颜料中经常掺杂了“石灰、红赭石、红砂、黏土、红木锯屑”，而经过细致研磨的法国茜草红颜料中“一半是树脂、糖和盐”。对这些画作进行现代分析可以发现画家购买的茜草红颜料已经被掺假或者根本就是苯胺红。这样在颜料中掺杂假货、进行欺骗性贸易以及使用未经测试的新材料可能造成很大影响。例如梵高《横跨瓦兹河的大桥》（1890年）中画的日落时分粉红色的云霞已经完全褪色，变成纯白。只有在画作边框下压着的部分才能看到原来的颜色，这部分红色因为避免了光照所以没有褪色。

21世纪的画家仍然会在使用红颜料上遇到麻烦。例如马克·罗斯科就将立索尔红（一种容易褪色的红颜料，也用于胭脂）和法国青（一种永久性颜料）混合在一起，为其画作《哈佛壁画》创作了一种深红色的背景。这幅画在20世纪早期被挂在明亮的光线下，所以红色消褪得很明显，人们不得不将画作移入较暗的地方。

颜料褪色的问题是由18世纪不断加速的劳动力分工造成的。但1841年可折叠颜料管发明出来并被画家们迅速接受则极大加剧了这一现象。颜料管的出现解放了艺术家，他们终于能够将提前准备好的颜料方便地带到野外用以绘画。之前画家们都需要自己制作颜料，如果不马上使用就需要存储在小型皮囊中，需要使用时再用针刺破挤出来。在颜料管发明之前的时间，画家们还使用一种颜料注射器。颜料注射器的出现可以看作是画家们遇到新颜料掺假问题的一种象征。画家们也开始变得像其他注射器使用者也就是瘾君子一样对注射物产生了依赖，并且对他们购买的这些注射物也都并非全然了解。

梵高，《卧室》，1888年，帆布油画。这幅图是放置在正常光照下的原作的复制品，复制时间是2015年。原画本来用天竺葵红和胭脂红对墙面、地板和门上过色，但已经褪色，所以导致颜色平衡发生改变。在给弟弟提奥和画家朋友高更的信中，梵高描述了他的卧室——有着紫罗兰或淡紫色的墙面以及红色的地板，并形容这幅画能够“让人对余下的部分和睡眠产生联想”

普通的消费者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用于治疗或娱乐消遣的古老补心剂以及年代更近一些的金巴利酒都是用蚧虫或胭脂虫染红的，但更便宜的合成食物染剂在19世纪和20世纪代替了天然染剂。之后发现其中一些新式染剂会致癌并导致其他的诱发型行为问题。几十年的时间里，天然染剂又慢慢回归。新大陆的胭脂虫贸易（胭脂虫的开采应用一度和茜草一样大幅下降）开始恢复，加纳利群岛的特纳利夫岛和兰萨罗特岛以及秘鲁阿亚库乔每年均生产几百吨的胭脂虫干。

重新上色之后的《卧室》，梵高，1888年，帆布油画。利用数字技术对这幅画进行重新上色之后所展示出来的画作原貌。原画显得更温暖、柔和，更能“让人对余下的部分和睡眠产生联想”。这幅图是艾拉·亨德里克斯（梵高博物馆）和罗伊·S.伯恩（罗切斯特图像科学中心，芒塞耳颜色科学实验室，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罗切斯特，纽约）在一次跨学科合作中完成的。利用了库贝尔卡-芒克理论，并用到了绘画重构历史信息中关于人工老化的光谱数据信息

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公众和颜色的关系已经跟随艺术家们进入到了一个新领域。人们已经对颜色的来源一无所知。他们使用的红色可能来源于自然或是烧制过的土，来自朱红、朱砂、茜草或胭脂虫，或是来自铬、苯胺、茜草色素以及几百种其他原料。红色已经从固定的老地方、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之前的贸易路线上被铲除。然而，与此同时，人们与红色的关系注定要变得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