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艺术与科学：动物王国第一章

动物用颜色来交流。例如雌狒狒用它的红屁股吸引潜在的求偶者。但大自然是复杂的，在别的动物身上，红色又可以发挥其他作用，比方说雌性和雄性的知更鸟胸前都长有红色的羽毛。这红羽毛一直以来也吸引着人类，至于原因，诗人是最清楚不过的了。还有狐狸的尾巴和煮熟的大龙虾也都是红色的。动物们会用羽毛、皮毛或外壳来展示拥有的颜色，但它们同时也蕴含着无法公开显露的颜色。这些动物体内隐藏的颜色有很多，比如“印度黄”是从喂食芒果叶的奶牛尿液中提取的，“提尔紫”和“绿松石蓝”则是从地中海海螺的腺体中提取的。几千年来，人们也从其他软体动物中提取了相似的颜色。从烧焦的象牙和骨头中可以提取出一种偏深的暖黑色，而从碾碎的骨头和贝壳中则可以提取出柔白色。以上种种都暗示着动物界中隐藏着数不清的颜色，但最多的还是各种红色。

动物能提供的最明显的红色就是它们喷溅出的血液。献祭动物——在仪式进行的特定时刻献上戏剧性的一抹血红——有着很长的历史。在如今领食圣餐的仪式中，象征耶稣牺牲时的血已经变体为红酒，但仍保留着红色。献祭时留下的红色血液只能短暂存在，不是被饮用就是被清洗干净，因为如果留存太长时间，这些四处流淌的血液会让人十分反感。所以，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艺术家，如果选择在艺术作品中使用血液，大多是出于颜色以外其他方面的考虑。

比如，在此书成书之际，英国艺术家马可·奎安正在创作以他头颅为原型的系列雕塑作品，而原料就是从他身上取出的9品脱冰冻血液。其中首个雕塑完成于1991年，之后大约每五年创作一个。这些雕塑的美学效果无疑会让人觉得有些毛骨悚然，从布满裂纹的薄冰下显露出一片血红，这血红的价值应当更多体现在创作理念上而非色彩艺术上。（据称英国著名艺术品收藏家查尔斯·萨奇以13000英镑的价格购得首个雕塑并保存在厨房的冰柜里，但之后在对其厨房进行扩建时，工人在施工中误拔了冰柜插头，无论这雕塑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此时想必也已经大大改变了。）在欧洲艺术当中，来自各种动物乃至人类身上的血液，经常发挥着符号性或辅助性的作用。例如其可以用作布匹染料，尽管早在1413年威尼斯城就已明令禁止，但直到19世纪它还出现在纺织品染料的配方中。

红色的昆虫按照不同种类整齐地排列在一起

从动物体内提取的红色染料虽然在文化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早期来源却有些让人意想不到，说起来甚至还有些不可思议。这种非常重要的红染料一开始是从一种极其不起眼的动物——蚧虫身上提取的。欧洲文化对昆虫向来不待见，但昆虫却送给他们3项珍贵的馈赠，除了美丽的红色染料以外，还有蜂蜜和丝绸。用以提取红颜料的蚧虫在历史上备受珍视——它们和那些以它们为颜料染成的布匹常成为东西方国家以及新旧大陆之间竞相争夺的战利品。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可以作为外交礼物和嫁妆，巩固并增进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如13世纪早期，保加利亚沙皇将其继女许配给拉丁皇帝，陪嫁的60匹牲畜驮满了金银珠宝，还特意包裹以奢华的红绸。用以提取红色染料的最重要的蚧虫包括：印度紫胶蚧、亚美尼亚红、冬青红蚧和美洲胭脂虫。

紫胶蚧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广大地区，有野生的也有人工饲养的，寄生在各类植物上。和雄虫交配以后，雌虫会聚集在一起并分泌一种黏稠的树脂将它们和植物包裹起来。人们将覆盖着树脂和聚集着无法动弹的雌虫的树枝折下，作为“原胶”售卖，随后它们会被碾碎并一遍遍过滤，去除木头碎渣和昆虫尸体。在公元前4世纪印度一篇关于治国理政、经济运行和军事战略的文章中提到，紫胶蚧除用作染料外还具有药用价值，在和蜂蜜混合之后，对疲劳过度之人恢复精力有着很好的疗效。

最早开始培养紫胶蚧的可能是柬埔寨地区，之后这种昆虫和它产出的红染料一起迅速传播开来。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埃及绘画和古典时代晚期的埃及纺织品中都发现了这种染料。在11世纪北欧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绘画颜料配方中对其也有所提及。中世纪时的人们传统上都用碱直接从紫胶蚧分泌的树脂中提取红颜料。根据画家们手稿中的记载，他们会将细细研磨的紫胶蚧虫粉放入陈化去沫的尿液中（这是古代最常使用的碱）慢慢熬煮。从紫胶蚧树脂中还可以提取出其他物质，比如用酒精可以提取出树脂漆和虫胶黏合剂。

19世纪中期，英国每年要进口300多吨原胶。19世纪末，英国诗人威廉·莫里斯形容其“炙手可热却并不讨人喜欢”。600年前绘画装饰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圣费斯礼拜堂时就用了大量紫胶红，其中也用到了其他一些颜料，比如一种和黄金一样贵重的蓝色颜料，由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提炼而成。由此可见，不同于威廉·莫里斯，亨利三世（威斯敏斯特教堂建造者。——译者注）无疑认为紫胶红是一种受人追捧的、高贵的红色。

“营养剂”是一款19世纪非处方甜味补药，由伦敦萨沃里·沃森公司出品。这款补药呈现出红色主要是因为其中添加的一种中世纪阿拉伯补心剂，此外，根据根深蒂固的文化认知，人们也一直将健康和红色联系在一起

另一种蚧虫寄生在山谷底的草根上，怀孕以后就会将自己固定在寄主植物上，常见于阿勒山地区，即土耳其境内靠近亚美尼亚和伊朗边境的地方。用这种蚧虫制成红染料并加以使用的最早书面记录出现在一份战利品清单中，公元前714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大败乌拉尔图国王，其战利品中就包含了阿勒山地区的红色纺布。

亚美尼亚人以善于经商著称于世，这种蚧虫生长的地区横跨重要的东西方商道——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构成的一条连接黑海和里海的陆上通道。阿拉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以及在1404年出使撒马尔罕的西班牙外交官罗·哥泽来兹·克拉维约都提到过这种蚧虫和由它制成的染料。由于亚美尼亚红生长在繁忙的全球性商道上，其用途很可能被广泛传播，但也很难在历史文献中找到明确记载。原因可能是它的名字和另一种用于生产红染料的昆虫——冬青红蚧极易混淆。

这种蚧虫的亚美尼亚语名字叫作“garmir”，来自于巴拉维语“kalmir”。随后又由此衍生出希伯来语“karmir”和波兰语“kirmis”并最终演化为英语“kermes”，即冬青红蚧。所有这些词的源头都来自于波斯语“kirmiz”和梵文“kirmira”，意为“虫子”或“虫子的”——拉丁语为“vermis”。蚧虫表面上看起来像是长在树上或草上的果子，但从它们的名字就能清楚地看出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了它们确切的生物学属性。但是，由于不同蚧虫名字间具有通用性，所以人类使用亚美尼亚红的历史可能被记录到了冬青红蚧身上，至少在欧洲人记录的历史中是这样。

冬青红蚧寄生在地中海沿岸的一种冬青橡树上。作为生产红色染料原虫的宿主植物，这种外形酷似灌木的橡树备受重视，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亚述国王，约公元前1115—前1077年在位。——译者注）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将其引进亚述。虽然移植的原因史料未曾记载，但基本可以肯定是为了在当地繁殖冬青红蚧。希腊人和拉丁人似乎对冬青红蚧准确的自然属性还不太肯定。2世纪，保萨尼阿斯（希腊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希腊游记》。——译者注）将其描述为在冬青橡树的“果实中繁殖”，那“果实”实际上是固定在橡树上的母虫，它们在母虫体内孕育。对于冬青红蚧起源的误解在某些方面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冬青红蚧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耶稣诞生以前，其中提到一位腓尼基商人将它带到伊拉克北部。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0世纪以前还将它带到了埃及。大约在耶稣诞生的时代，普林尼曾赞叹用冬青红蚧制作的红颜料染成的服饰“可与鲜花媲美”，并提到这些服饰仅供军队使用。普林尼还提到冬青红蚧的养殖范围遍布地中海，西班牙人缴付给罗马人的赋税中有一半是使用冬青红蚧支付的。

冬青红蚧也用于食物和饮品。在法国南部的洞穴里找到了新石器时代用冬青红蚧染成的纺织品和混合着肉、大麦以及冬青红蚧的食品，基本可以肯定它不是作为染色剂加入食品中的。几千年以后，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也将冬青红蚧加入了他们的食谱，主要是用作药物。迪奥斯克利德斯（希腊医生和药剂师，被称为药理学之父。——译者注）和普林尼都曾提到将冬青红蚧作为膏药使用，将其在醋中磨碎并涂在伤口上可以促进伤口愈合。随后，巴格达一所医学院将冬青红蚧研制成补心剂，经过蒙彼利埃（法国南部城市。——译者注）一家著名医学院的改良和推广，这种补心剂在13世纪的欧洲广受欢迎。这种药剂原始的制作方法充分利用了昆虫给予人类的所有3种馈赠——从一段一段着色的虫丝中提取出冬青红蚧分泌物，加入糖并熬煮到像蜂蜜一样黏稠。欧洲的药剂学家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配方，并生产出一种甜药剂。这种甜药剂中常含有毒添加物，例如在给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驻法国大使配制的甜药剂中就含有麝香以及琥珀、黄金、珍珠和用独角兽角碾成的粉末。

冬青红蚧十分常见，因为它可以作为染色剂或调味剂加入食物，可以用作药物，也可以制成染料和颜料。历史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既用作调料，同时又用作药材和颜料，这些都能从药商手中买到。在世界性进出口中心威尼斯，15世纪末以来，颜料只有从专门的艺术家商店中才能买到。而在其他地方，直到17世纪，药商既贩卖药材，也贩卖调料和颜料。几千年来将这种红色昆虫用于药物中的传统极大影响了人们对红色的认知，将其视为健康的象征。红色和健康之间的这种联系也可视为串联起红色意义的这条红线的一部分。

18世纪中叶，佛罗伦萨新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多明我会修士将冬青红蚧制成的补心甜药剂改良成一种红色甜酒叫作“胭脂红酒”。这种酒大受欢迎并带动了另一种红色酒精饮品——金巴利的发展。但其实金巴利的红来源于另一种蚧虫——胭脂虫。人类主要用到两种含有红色物质的胭脂虫，一种来自旧大陆（就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欧洲人认识的世界，主要指欧洲、亚洲和非洲），另一种来自新大陆（美洲）。

在旧大陆，人类利用胭脂虫的历史几乎和冬青红蚧、亚美尼亚红一样久远，并且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胭脂红取代它们成为最负盛名的红色染料。这种昆虫和亚美尼亚红一样都寄生在草根上，从瑞典、波兰、中欧和东欧到西西伯利亚，向南一直到黑海都有养殖。它的寄主植物主要是一种有茎节的草，人们一般称其为“硬花草”，这个词可能来源于瑞典语。(www.xing528.com)

怀孕的母虫在夏至前后产下幼虫，传统上一般以圣约翰诞生日即6月24日作为标记。这类植物一般喜欢生长在沙地当中，收割胭脂虫的一般流程是将植物连根拔起，然后在植物的根茎上轻轻地挑出胭脂虫，一般每株不超过50个，之后将植物种回去并留一些虫子在上面用于第二年的繁殖。挑出的虫子会在醋熏灭活和烘干后上市交易，人们形象地将其称为“圣约翰之血”。

人们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埃及和叙利亚的纺织品进行了化学分析，确认其中含有这种胭脂虫制成的红染料，而且“圣约翰之血”或称“波兰胭脂虫”可能也传到了中国。西方现存对其最早的记录是在9世纪，当时烘干的胭脂虫可以用来支付租金以及缴纳什一税，这一传统延续了500年。直到17世纪，硬花草、波兰胭脂虫和胭脂虫红颜料还经常被药草商和医药植物教学提及，到了18世纪，它依然在颜料的使用中占据重要地位，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还刊登了关于它的研究报告。但从16世纪中叶开始，旧大陆的胭脂虫已经逐渐被新大陆的胭脂虫所取代，这种新的胭脂虫更易养殖，产量丰富，因此也远比旧大陆的胭脂虫便宜。

这种新的胭脂虫生活在墨西哥和秘鲁。当西班牙人到达新大陆时，他们发现当地土著居民成体系地收割并利用这种昆虫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如同旧大陆胭脂虫可入药，当地的阿兹特克人也将他们的胭脂虫当作药物使用，担任菲利普二世御医的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还将它带回了欧洲。此外，新大陆的胭脂虫和旧大陆的胭脂虫一样，可以用以缴纳什一税和贡赋。（特拉西亚科、科伊斯特拉瓦卡和奎拉潘等殖民省在1511—1512年就向宗主国缴付了4420千克的干胭脂虫。）新大陆的妇女也如同欧洲一样使用胭脂虫制作的化妆品。一位最早到达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对当地市场上红色布料的种类之丰富大加称赞，认为它可以比肩甚至超过格拉纳达（西班牙格拉纳达省省会。——译者注）的丝绸市场。

西班牙人很快认识到这种新大陆的胭脂虫比旧大陆的胭脂虫更为优质，每条虫可提取的颜料量更大，目前还不清楚这是与生俱来还是经过几个世纪选育的结果。但不管哪种原因，新大陆的胭脂虫确实需要人工饲养，并且和生长在种植园外的野生品种大不相同。

新大陆的胭脂虫寄生在仙人掌类植物露出地面的部分，因此取用更为方便。其主要的寄生植物是刺梨，也被称为印第安无花果。一开始人们主要采摘这种多汁的果子，后来发现寄生在它身上的胭脂虫——最初被误认为是害虫——更有价值。刺梨的形状和身上的尖刺使其成为建造围墙的绝佳选择，此外它还能被用作食品和药物。为了在仙人掌上饲养胭脂虫，人们做了许多工作：给园圃施肥（木灰、海岛粪、农家肥）、为仙人掌遮风挡雨、点火预防霜冻、定期清洁、每两到三年还会让植物轮换休息、为老植物竖杆支撑、种植满10—15年的植物会被舍弃，换上新株。此外，胭脂虫的天敌——从蜘蛛、老鼠和蜥蜴到火鸡、蛇和犰狳——都会被严加防范。

饲养的胭脂虫一般90—120天就能成熟，一株植物一年能收获两三次。成年的胭脂虫个头足有四季豆那么大，人们会将它们轻轻从植物上摘下来。其中一些会被杀死晾干卖去做染料或充当赋税，另一些则会用以继续繁殖。它们在仙人掌上产卵，虫卵会被移入人工巢穴中培育或是用狐狸毛刷精心挑选出来放回原来的植物上饲养。最初，西班牙政府并未鼓励饲养这种胭脂虫，但种植园数量快速增加，其中一些是为传教事业寻求资金支持的多明我会修士建造的。

胭脂虫、仙人掌和昆虫，包括用以制作红色染料的美洲胭脂虫。彩色蚀刻画，作者为J.帕斯和J.E.伊勒

胭脂虫脱水后看起来像是枯萎的浆果，被称为“虫粒”（grains）。用胭脂虫染料染成的红布匹——染料可能比布匹还贵——称为“生染”（ingrained）布料。“生染”这个单词在英文中也可用来形容难以移除或是根深蒂固的信仰和习惯，其来源就是因为用胭脂虫染料染成的亮红色布料久不褪色。

第一艘载满墨西哥胭脂虫干的货船于1526年到达西班牙。其后胭脂虫干的进口量飞速上涨——1578年从秘鲁进口的胭脂虫干就到达了72千克——尽管西班牙使用这种原料，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其价值潜力，以至于在最初进入欧洲的25年间它们很少被用来染布。随着16世纪50年代这种胭脂虫干被运到英国，西班牙每年从墨西哥运回的胭脂虫干已经从1564年的一小支船队发展到1600年的超过13吨。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贸易被1588—1604年两国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争所影响，但一份研究表明，1613年就有20艘船为英国萨福克郡的染厂运送胭脂虫干，当地的染厂消耗了每年西班牙进口胭脂虫干的七分之一。17世纪20年代，西班牙进口的新大陆胭脂虫甚至（被荷兰人）卖到了波罗的海国家，这里之前是西欧国家进口旧大陆胭脂虫的主要来源地。贸易船只经过哥本哈根和马尔摩海峡的缴税记录显示，每艘船装载的胭脂虫干价值都超过1200英镑。新大陆胭脂虫价格不菲，很多17世纪的欧洲国家商人将它带到土耳其、印度、菲律宾和中国。

尽管起步稍慢，但在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新大陆胭脂虫就改变了欧洲的传统染织业，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红色布料产生深远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几种决定了当今贸易方式的商品之一，影响力仅次于新大陆出产的银。旧大陆的胭脂虫例如冬青红蚧、亚美尼亚红和紫胶虫等垄断了欧洲染织业近千年，新大陆胭脂虫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垄断。对红色布料的需求得到满足，相应的染织工艺和贸易基础设施也得到完善，但原料供应路线和贸易规模突然改变。所有欧洲国家都尝试控制美洲胭脂虫的流入，从中牟利的同时也保护自身免受旧体制崩溃带来的伤害，因为新大陆胭脂虫的流入深刻改变了旧的生活方式。贸易经济在欧洲兴起，市场上有五种类似的红颜料，每一种的供给都不断波动，需求也受时尚风潮的影响反复无常。此外，各国也都实施了新的进出口控制措施，授予新的贸易垄断权和经营特许证，对原料、加工品和制成品征收新的赋税。例如西班牙政府禁止在美洲生产奢侈品布料，并在长达250年的时间里禁止美洲大陆出口活胭脂虫。

许多新的贸易政策要么毫无效果要么适得其反。人们灵活采用各种办法规避新政。早期美洲胭脂虫贸易的一种方式是海盗劫掠，英国在这方面尤其活跃。伊丽莎白一世从官方层面支持对西班牙船只的袭扰，海盗（西班牙对其称呼）或武装民船（英国对其称呼）在英国港口卸赃物时会依规缴纳关税。根据胭脂虫进口关税记录和法庭对逃税者的审判记录显示，从事这项营生的著名海盗不在少数，包括理查德·格林菲尔德、皮特·伯格曼、约翰·霍金斯、罗伯特·弗里克以及约翰·瓦特等。在和艾塞克斯伯爵行驶去加迪斯（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译者注）的旅途中，甚至连诗人约翰·多恩也参与了这项犯罪或者叫贸易活动（具体怎么称呼主要取决于你的立场）。他曾在一首讽刺诗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起“海盗”和“满载胭脂虫的脆弱商船”，无疑是来自于这段个人经历。

一艘货船在1607年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早期新大陆胭脂虫贸易的复杂性。一伙弗拉芒人在塞维利亚港口将墨西哥干胭脂虫运上“珍珠号”货船扬帆起航，行驶途中被一股替荷兰人卖命的英国海盗劫持。这艘船和船上的货物（为了逃避关税）被掳往巴巴里海岸（位于非洲北部和西北部。——译者注），并卖给一个受葡萄牙人资助的犹太商人。船上的货物被转到“约拿单号”货船上送往英国，途中又换到了“皮特号”船上。当“皮特号”到达伦敦时，货物按官方规定报关，这些英国海盗（或者叫武装者、投机商）共缴纳907英镑税款。他们立刻将这批货物转卖出去，获得3000英镑。此时，原船主向法庭提起诉讼要求追回这批货物。欧洲猖獗的海盗活动最终还是逐渐被控制住，但并不是依靠军队而是得益于国际商贸规则的改变。

脱水后形如金属的胭脂虫干或称为“虫粒”透露出些许微红。人们因为能制作红色染料而饲养并贩卖这种昆虫。每颗“虫粒”的宽度大约在3—5毫米

新大陆胭脂虫的巨大利润也激励着一批探险家。理查德·哈克卢特（英国地理学家、航海家，在英国殖民弗吉尼亚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译者注）曾指示马丁·弗洛比舍（英国航海家、探险家。——译者注）寻找胭脂虫，这项工作也成为1609年建立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一项重要任务。西班牙认识到了拥有墨西哥的好处，并通过隐瞒胭脂虫红色染料的来源来维护这种优势。一份1599年的记录显示，西班牙人将美洲胭脂虫描述为长在豆荚里的豆子，到了收获的时候人们砍下茎秆并脱粒，然后再次播种。这种误导性的信息记录，使得美洲胭脂虫的生产成为历史上保护最好的商业秘密，甚至连在伦敦新成立的皇家学会的科学家们费尽心思也没能破解其中的奥秘。

美洲胭脂虫进入欧洲之时正巧遇到传统行会制度瓦解以及宗教战争导致的大量佛兰德（中世纪时西欧的一个强大公国，现分属比利时、法国和荷兰。——译者注）染织手工艺人移居国外。这些难民建立了新的染织业中心，而且高级工匠在欧洲范围内的流动也促成了新技术的传播。例如利内利斯·德雷贝尔从荷兰移居到伦敦东部并带来了改良的染织技术，助推了英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

备受追捧的美洲胭脂虫恰逢在社会剧变之际来到欧洲，这也意味着这种小小的红色虫子将对世界历史产生与其自身不成比例的巨大影响。欧洲人在16世纪和17世纪对抗新大陆“虫粒”（grain）洪流涌入时的经验如今已经变得在全球市场运行中“根深蒂固”（ingra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