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封建制度的发展-中国通史简编

一三六九年—一六四四年

朱元璋（明太祖），濠州人，祖与父都是贫农。至正四年，元璋年十七，父母兄弟相继疫死，孤贫不能生活，入皇觉寺当游方僧，乞食河南、安徽等州县凡三年。至正十二年，土豪郭子兴据濠州起事，元璋投子兴军充亲兵。十三年，归本乡募兵得七百人。十四年，率壮士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攻定远县（安徽定远县），招降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土豪秦把头所部八百人、缪大亨所部二万人，进军克滁州（安徽滁县）。郭子兴率部属万人来滁，自称滁阳王，十五年，克和州（安徽和县）。子兴死，元璋代统余众，兵益强。巢湖水寨首领俞通海、廖永忠等降，得船千艘。十六年，渡江击破元大将蛮子海牙军，克集庆路（南京），改称应天府。元璋自称吴国公，名义上奉韩林儿为宗主，实际已成立江南一个独立的强国。

当时刘福通红巾军纵横中原，声势正盛，徐寿辉据汉阳，张士诚据苏州，方国珍据庆元。朱元璋占领东南形胜的应天府，借四周新起势力作屏障，不受元兵直接的迫害，这使他有机会进行整顿军队、建立纪纲、招聘谋士、改革弊政、扩大土地、筹备钱粮等必要准备，逐步实现削平东南群雄的计划。

朱元璋不断与张士诚、徐寿辉争地战斗，颇获胜利，但主要兵力是用在夺取防御力衰弱的元朝州县。十六年，遣徐达取镇江，邓愈取广德（安徽广德县）。十七年，元璋亲督徐达、常遇春攻宁国（安徽宁国县），大破元守将别不花，收降猛将朱亮祖，得军士十余万、马二千匹。邓愈、胡大海攻克徽州（安徽歙县），缪大亨攻克扬州，收得长枪军数万。十八年，李文忠（元璋甥）、邓愈、胡大海分路进攻建德路（浙江建德县），元兵望风奔溃，元璋自率常遇春等兵十万攻婺州（浙江金华县），擒守将帖木烈思等，留胡大海守城，命与常遇春协力取浙东。十九年，遇春破衢州（浙江衢县），大海破处州（浙江丽水县）。三四年间，吴成江南大国。

二十年，陈友谅据江州（江西九江县）大举攻破太平（安徽当涂县），杀守将朱文逊（元璋义子）、花云，约张士诚合攻应天，吴国君臣惊骇，元璋用刘基策，命胡大海攻信州（江西上饶县），牵制友谅后路，命康茂才诈降，诱友谅孤军速进。元璋集中所有兵力袭击友谅军，友谅大败逃回江州，元璋乘胜收复太平，又进取安庆。二十一年，元璋率水军攻江州，胡大海自信州来会，友谅奔归武昌，这是吴、汉决定兴亡的第一次大战，朱元璋胜利了。

元璋两大敌国，张士诚地近国富，陈友谅地远兵强，应该先灭哪一国呢？刘基的估量是友谅轻骄，喜欢生事，士诚狡懦，没有远志；先攻友谅，士诚不会出兵援救，先攻士诚，友谅一定起大军来袭。元璋从刘基议，决计先灭陈友谅。

二十三年，陈友谅军号称六十万，攻南昌。朱元璋亲督徐达、常遇春诸将率师二十万往救。两军会战鄱阳湖中康郎山下水面，元璋兵力不敌，赖将士死战，胜负约略相当。最后友谅军败，收余众自保不敢出战，杀吴军俘虏泄愤。元璋得报，却给汉俘虏医治伤病，释放回去，又下命捕获敌军，不得杀害。友谅军心懈散，相持十五日，冒死突围，元璋追击，友谅中流矢死，余众大溃。友谅子陈理遁归武昌称帝。诸将多劝元璋乘胜直取武昌，元璋不从，回应天布置防御，留徐达等屯军要害备张士诚，自率诸将攻陈理，围城凡六月，二十四年，陈理降。江西、湖南、湖北地尽归元璋所有。

正当朱元璋攻陈友谅的时候，张士诚在苏州大造宫室，自称吴王，荒淫不理政事。二十五年，士诚起马、步、舟三军二十万人围诸全州（浙江诸暨县），明守将胡德济会合李文忠、朱亮祖援兵，大破士诚军，元璋定计先取士诚两淮地，再专力攻浙西。二十六年，两淮平，命徐达、常遇春率大军二十万攻士诚，徐达破湖州，李文忠破杭州，华云龙破嘉兴，士诚势孤。二十七年，大军合围苏州，擒张士诚。

张士诚败灭，元璋遣汤和攻庆元，方国珍降，江南平定。次年正月，元璋称皇帝，国号明，年号洪武。

朱元璋武力统一江南的时候，北方红巾军全部消灭了，地主武装首领察罕铁木耳被刺死了，扩廓铁木耳据太原，李思齐据关中，彼此猜忌，结仇互攻，兵力分散了，托欢铁木耳众叛亲离、号令不行，无力维持统治了。朱元璋召诸将商议，决定先取山东，转取河南，堵塞潼关，北上取大都，最后取山西、陕西。二十七年十月，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五万，攻山东。十一月，克沂州（山东临沂县）、峄州（峄县）、滕州（滕县）、益都路（益都县），十二月，克般阳路（淄川县）济南府及东平路（东平县）。洪武元年二月克东昌（聊城县），山东平。三月，别路军邓愈克南阳路（河南南阳县），大军克汴梁路（开封县），西进至洛水北，大破元兵，围河南（洛阳县），元守将梁王阿鲁温降。四月，冯宗异入潼关，元将李思齐、张思道败走。闰七月，大军渡河克卫辉路（汲县）、彰德路（安阳县）、广平路（河北永年县）。徐达转入山东临清（临清县），大会诸将兵。常遇春克德州（德县），长驱北进，克直沽（河北天津县），又克通州（通县）。托欢铁木耳率后妃皇子夜开建德门（大都北门）逃走上都。八月，徐达率大军入大都（改称北平府），元亡。

朱元璋命孙兴祖守北平，徐达、常遇春取山西。九月克保定中山（河北定县）、真定（正定县）。十月，克怀庆（河南沁阳县）、泽州（山西晋城县）、潞州（长治县）。十二月，大破扩廓铁木耳军，克太原，扩廓铁木耳逃甘肃。洪武二年，攻陕西，三月克奉元（陕西西安县），进攻凤翔，李思齐逃临洮（甘肃临洮县），四月，进攻临洮，李思齐降。

洪武三年，常遇春克上都。四年，徐达、李文忠、汤和分三路出塞击蒙古。托欢铁木耳死，子爱猷识理达腊立。明兵深入。爱猷识理达腊率数十骑逃往和林，招扩廓铁木耳入卫。五年，徐达率大军十五万，分二路出塞攻和林，扩廓铁木耳迎战，徐达中路军大败（左路军李文忠，右路军冯胜、傅友德，各获小胜），死数万人，达逃还。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遣徐达北伐，同时遣胡廷美、何文辉率陆军，汤和、廖永忠率海军取福建，杨环由湖南取广西，廖永忠由福建取广东。洪武元年正月，明兵杀元福建守将陈友定，福建平。四月，廖永忠兵至广州，元守将何真降，广东平。七月廖永忠克象州（广西象县），广西平。四年，遣汤和伐四川，明升降。十四年，遣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攻云南，击败元梁王匝剌瓦尔密。十五年，云南平。二十五年，沐英死，子沐春袭封西平侯，子孙相继镇守云南。

明初中国疆域，东起朝鲜，西至土番（西藏），南包安南，北距沙漠，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南京、北京直隶朝廷，别设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三布政使司。

朱元璋出身孤贫，一无凭借，不到二十年，居然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事业。看他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在了解敌我，紧握时机，不放过每一有利的机会。他的成功，自然只是他个人的成功，但确不是偶然侥幸的成功。

用兵次第——分四个阶段：（1）依附阶段，（2）立国阶段，（3）统一江南阶段，（4）北伐阶段。

（1）郭子兴是濠州一带起义军首领，朱元璋初起事，依附子兴，表示似乎极大的忠诚，因而取得信任。子兴死，杀子兴子，余部尽归元璋。韩林儿称帝，声势正盛，元璋用龙凤年号，接受平章政事官位，设皇帝御座，率官属朝拜行礼。这只是利用韩林儿的名义，与依附郭子兴时完全不同了。

（2）渡江取得集庆后，建立吴国，对韩林儿仍保持臣属关系。这一时期专力夺取元朝州县，充实国力，遣使与张士诚通好，愿意睦邻守境，不生边衅。张士诚来攻，只取守势，避免大冲突。

（3）元璋国力已充，决先灭陈友谅，再灭张士诚。当时士诚攻安丰，元璋亲率诸将救韩林儿，刘基力谏，不听。友谅攻南昌，元璋已破士诚军，还至鄱阳湖大破陈友谅。战后元璋对刘基说：“我不该往救安丰，如果友谅乘我出兵，顺流直取空虚的应天府，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那就大事去了。友谅出下策，攻南昌。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他在这一次冒险行动中，获得曾经号召起广大人民的宋皇帝韩林儿，政治上自有颇大的意义。

（4）元璋破陈友谅，急还军布置防御，再起夺取武昌。灭张士诚，先攻取湖杭，后攻苏州。北伐元朝，却先攻大都，后攻晋、陕。他料定张天骐（湖州守将）、潘原明（杭州守将）一定并力攻张士诚，扩廓铁木耳、李思齐互相猜忌，决不援救托欢铁木耳。事后完全证明这种估量的正确。

种族号召——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准备北伐，开始提出种族的号召。他宣布一道告中原人民的檄文，大意说，“自古以来，中国居内，制服夷狄，夷狄居外，尊奉中国，从没有夷狄居中国治天下的道理。古人说过，夷狄不能有百年的命运，今天看来，确乎不错。上天定当降生圣人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建立纪纲，救济人民。我北伐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你们不要疑惧，携家逃走”。洪武元年，衣冠改用唐朝旧制，这一改革，当然发生很好的影响。同时对仕元汉人给榜招安，对蒙古贵族一律优待，不加杀戮。蒙古人依仗义兵（汉族民兵）作战，在种族号召下，大量义兵或望风溃散，或开城归附，明兵收复中原，几乎只有行军，没有战斗。

建立纪纲——元军纪律败坏，专事杀掠，反元群雄，志在子女财帛，纪律并不比元军好。朱元璋初起兵就申明军纪，严禁抄掠。破和州城时，郭子兴部将纵兵杀掠，元璋召集诸将说道：“我军从滁州来，多掠民间妻女，军中无纪律，哪能成事？所有虏获妇女悉数放还，不得私藏。”克集庆城，召官吏士绅说道：“我是救人民来的，你们各守旧业，不需疑惧。”城中军民喜悦，得民兵五十余万人，克集庆后，开始遣将略地，命徐达为大将，率诸将出征，临行训谕道：“我起兵以来，不曾妄杀一人，你们出征，务必约束士卒，攻克城池，不许焚掠杀戮，谁敢犯令，一律军法处置。”徐达等叩头受命。攻克婺州，元璋集诸将训谕道：“我听说诸将克城不妄杀人，非常喜欢，武将能知不杀人，自然民心归附，愿意弃敌来归，你们牢记我这些话，自然大功可成了。”至正二十四年，群臣推戴元璋做吴王，他登位时训谕群臣，首先提出纪纲问题，他说：“建立国家，最要是整肃纪纲，元朝昏乱，法令不行，人心涣散，天下骚动，你们应该改变旧习，协力同心，听我的号令。”二十五年，命邓愈做湖广平章政事，训愈道：“王保保（扩廓铁木耳）据中原，他那种压迫军民的办法，正像筑堤壅水，日夜担心，唯恐渗漏。你这次前去，务必爱军爱民，招揽民心，正像穿破对方的堤防，使水奔溃。只要人心归我，自然用力少成功多。”后来破苏州、破武昌、破大都，始终确保严格的纪律，将帅不敢纵兵杀掠。

善用人力——朱元璋幼年失学，目不知书。初起事，就留心招聘文人谋士，破定远，得李善长，破滁州，得范常，破太平，得陶安、李习，破集庆，得夏煜、孙炎、杨宪等十余人，破镇江，得秦从龙，破婺州、处州，得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称为四先生。每得城邑，定要采访当地名士，酌量录用。才能尤高的留置左右，待遇优厚，共商机密，很得这些人的助力。大抵元璋对文人采和善态度，对武人却非常严肃。灭张士诚后，赏诸将官爵金帛，第二天入朝谢恩。元璋问：“你们昨夜饮酒了么？”诸将认错。元璋道：“我何尝不想同你们饮酒作乐，当今中原未平，不是作乐的时候。你们不见张士诚么？以后当严禁饮酒。”胡大海镇守浙东，儿子在京犯酒禁，元璋杀大海子道：“宁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赵仲中守安庆，陈友谅来攻，仲中逃归，常遇春替仲中求恩。元璋道：“法不行哪能惩后？”斩仲中示众。元璋还能利用怀二心的人，汉赣州守将熊天瑞力穷投降，元璋令从徐达等攻张士诚，假称直捣苏州，使天瑞闻知。天瑞果叛投士诚，恰中元璋的反间计。元璋曾说：“我没有一件事不经心，还不免被人欺骗，张九四（士诚原名）整年不出门治事，哪有不亡的道理？”善于用人，善于了解每一个人的特性，是元璋能成大事的重要原因。

朱元璋初起兵，就留心采访书籍，与儒臣讲论经史，尤熟悉汉朝政事，又亲见元朝腐败亡国，力求矫正恶俗。统一中国以后，一切制度设施，无不斟酌利弊，集历朝统治术的大成。在他看来，确是尽善尽美，足够保持子孙帝王万世的基业了。

屠杀功臣——朱元璋依靠诸功臣出力取得天下，等到天下大定，自己年已五六十岁，皇太子朱标性情柔和，朱标死，皇太孙朱允炆更孱弱无能，元璋深怕将来功臣跋扈叛逆，决计兴大狱，一网打尽。洪武十三年，加左丞相胡惟庸谋逆私通日本、蒙古等罪，凌迟处死，家属僚友坐奸党罪，无一得免。士人有仇怨，互相报复，只要告发某人是胡党，立即捕杀。太师李善长年七十七岁，也算胡党，全家诛灭。宋濂年七十一岁，致仕家居，因孙儿宋慎名挂胡党，发茂州（四川茂县）充军死。株连牵引的广泛，即此可见。二十三年，御制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狱凡杀三万余人。元璋还嫌屠杀未尽，二十六年，又兴蓝党大狱，指大将军蓝玉谋为不轨，凌迟处死，凡宗族文武大员下至旧部士卒，坐蓝党罪被杀约二万人。御制《逆臣录》布告天下。经两次大狱，文武功臣全数冤死，得善终的仅汤和一人。

杀戮文人——朱元璋出身微贱，怕文人傲慢不服，凡文字中略有嫌疑，即指为故意讥笑，断然杀戮示威。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某官作谢增俸表，用“作则（法）垂宪”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某官作万寿贺表，用“垂子孙而作则”语，桂林府学训导替某官作正旦贺表，用“建中作则”语，澧州学正孟清替某官作贺冬表，用“圣德作则”语，全被杀，罪名是元璋疑这些人借“作则”骂他作贼。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替某官作正旦贺表，用“睿（聪明）性生知”语被杀，罪名是疑借“生”骂他做僧。怀庆府学训导吕睿替某官作谢赐马表，用“遥瞻帝扉（门）”语被杀，罪名是借“帝扉”骂他帝非（非帝）。祥符县学教谕贾翥替某官作正旦贺表，用“取法象魏”语被杀，罪名是借“取法”骂他去（剃）发。亳州训导李云替某官作谢东宫赐宴笺，用“式君父以班爵禄”语被杀，罪名是教皇太子弑君父。尉氏县教谕许元替某官作万寿贺表，用“体乾（天）法坤（地），藻饰太平”语被杀，罪名是借“法坤”骂他发髡（剃发），“藻饰太平”骂他早失太平。德安府学训导吴宪替某官作贺立皇太孙表，用“天下有道”语被杀，罪名是骂他天下有盗。杭州教授徐一夔作贺表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元璋大怒道：“‘生’骂我做僧，‘光’骂我光头，‘作则’骂我作贼，捕一夔斩首。”僧人来复献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句，元璋大怒道：“‘殊’骂我歹朱，‘无德颂陶唐’骂我无德，不配称颂。”捕来复斩首。

这种无故惨杀，确使某些略知自爱的文士不敢冒险做官。如诗人杨维桢年七十五岁，被召至京，留百余日，坚乞放免归家。文人王逢年六十四岁，被召，子王掖叩头哭求得免。不过这只是偶见的例外，一般士人绝不许逃避做官，如诗人高启辞官被腰斩，贵溪儒生夏伯启叔侄自断手指誓不入仕，苏州文人姚润、王谟被征不来，都被斩首抄家。洪武十八年，颁布大诰十条，作为学校私塾必读的课本，其中一条是寰中（国内）士大夫不为君用，罪该抄（抄家）劄（杀头）。州县官奉令搜罗当地士人，催迫上路，如捕重囚，到京按照各人品貌赏给大小官职，忽又指为犯罪，不是杀戮或戴斩罪任职，就是罚屯田或筑城等苦役。文人学士，一经做官，无异入狱，求进不敢，求退不能，结果养成一种风气，认昏庸无名誉、品行欠佳不合录取资格算是幸福，相率习为卑污，不复顾及羞耻。士大夫间本极微薄希罕的道德气节，被朱元璋摧残尽了。

严惩贪污——朱元璋亲见元朝官吏士绅贪污无耻，想用严刑来禁阻。命刑部编辑官绅犯罪事状，制成大诰三篇，其中罗列凌迟、枭示（枭首示众）、灭族等罪千百条，斩首以下罪万余条。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贪赃罪发觉，穷究作弊徒党，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内外官吏被杀数万人，追赃款七百万两。民间中等人家因寄贼借贼（当是借贪官高利贷钱）的罪名，破产无数。元璋允许人民赴京控告贪官污吏，贼满六十两，枭首示众，并剥皮装草。府州县卫公署旁特立一庙，称为皮场庙（剥皮处），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装草的死官，使活官触目惊心。元璋用这样残酷的刑法惩戒贪污，事实上贪官污吏依然遍布内外。洪武二十五年定制，正一品官月俸米只有八十七石，递减至从九品月俸五石，未入流三石（每石值钱一千文，或钞一贯），俸薄如此，求官人数却并不减少，足见俸禄以外仍有额外的收入。

以上所说杀功臣、杀文士、杀贪污，在什么动机下，朱元璋必须这样做呢？某次太子朱标从容说道：“陛下执法过严，未免有伤天地的和气。”第二天元璋叫朱标来，指地上一条棘杖说：“你拿起来。”朱标有难色。元璋道：“凡是我杀的全是坏人，好比这棘杖上的刺，我替你削光，不好吗？”原来他杀人的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官制——洪武十三年杀左丞相胡惟庸，从此废除丞相制度。政权军权分割成许多部分，由皇帝一人总掌全权。文官废中书省，不设丞相，武官废大都督府，分为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政府由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组成，所有军政大权，统归皇帝直接行施。这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也是政治上一个大的改革。政府组成的主要各衙门，职掌简列如下：

五都督府分掌兵籍（如左军都督府辖在京八卫，在外浙江、辽东、山东三都司），但无调发权。

六部每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吏部掌选授文武官吏，户部掌全国田赋、财政，礼部掌科举、礼仪、祭祀，兵部掌军官选授、军队调遣和训练，刑部掌刑狱，工部掌营造和水利。

都察院掌纠劾内外百官，分京外为十三道，各置监察御史，监视地方官吏的行动。

通政司掌收受内外臣民的奏章。无论何人有陈情、建言、申诉、冤屈或告不法等事，得经由通政司直接奏达御前。

大理寺掌审核刑狱。凡刑部、都察院推问狱讼定罪，连同案卷罪犯送大理寺复审，复审后，始由刑部具奏行刑。

以上各官职，吏、户、兵三部权最重，吏部掌用人大权，地位尤在各部上。皇帝自总庶政，特置殿阁大学士（如华盖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侍左右备顾问。大学士官仅五品，无权处理政事。

封建诸王——元璋采前朝成法，定封建制。凡皇子到达一定年龄，必须分封京外各地，免有留京夺嫡的祸乱。帝位规定由嫡长子孙继承，其他皇子封亲王，亲王诸子封郡王，王位都由嫡长子孙世袭。郡王诸子授镇国将军，诸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一律授奉国中尉。亲王岁禄一万石，另有庄田牧地，又有卫兵三千人至一万九千人。郡王以下，岁禄依次递减，统归朝廷拨给。诸王无事能做，只能专力繁衍子孙，如朱济炫（元璋孙）生子一百人，长子袭爵，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集，彼此多不相识。济炫曾孙朱奇溴又生子七十人。又如楚王朱英检无子，密取他人子二人作己子，闹起削爵大狱。所谓藩王，只有生子算是唯一事业，朱姓子孙蔓延全国，既不做官吏，又不做农工，法定做游手坐食的寄生虫。

兵制——天子亲兵称上十二卫，驻京城。自京城至外省府县各立卫所。一府设所，数府设卫。一千一百二十人称千户所，一百十二人称百户所，百户所设总旗二（五十人一总旗）、小旗十（十人一小旗），五千六百人称卫。大小联比，合成一军，归五军都督府统率。每省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统率本省各卫所，分隶各都督府。全国共有都司二十一，内外卫四百九十三，千户所三百五十九。兵卒来源有三种，一从征（诸将攻取土地，留兵戍守），二归附（降兵），三谪发（罪人充军），兵卒子孙永远称军户，不得冒入民籍。此外又有民壮（民兵）、士兵（土司兵）、乡兵（地方特种兵，如后来河南嵩县的毛葫芦兵，善走山，井陉县的蚂螂手，善投石），额数不定。国家有战事，兵部调发卫所兵，皇帝任命将军为总兵官，率军出征。事毕，将军奏还官印，兵各回卫所。

刑法——朱元璋自称用重典（法）治乱世，断狱不按法律，官吏略有触犯，立被诛戮。当时京官每天入朝，必与妻子诀别。日暮无事，互相庆贺说，又得多活一天。有些犯官不及送狱治罪，就在朝廷上杖死，称为廷杖。有些犯官怕刑部按律治罪不够严刻，特交锦衣卫用恶刑拷打（锦衣卫附设镇抚司，专管诏狱，有权直接奏请皇帝裁决），称为下诏狱。这些严刑，主要是对付官吏豪绅的，至于一朝典制的大明律，却斟酌轻重，历三十年才制定。元璋曾对太孙朱允炆说：“我治乱世，不能不用重典，你将来治平世，应该用轻典。”又下令永远废除黥刺（面刺黑字）、剕（割脚）、劓（割鼻）、阉割等刑，后世臣下如敢请复肉刑，务必置重典示惩。从上古传来的野蛮肉刑，到朱元璋时才决心废除。

压迫异族——杂居内地的蒙古人、色目人，不仅受朱元璋的压迫和侮辱，而且强迫与汉族同化。大明律规定，凡蒙古人、色目人，只准与中国人通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禁的两家主婚人各杖八十，嫁娶的男女没入官，男为奴，女为婢。律文注解说，胡元入主中国，族类散居天下，不易灭绝，所以禁止蒙古人、色目人自相嫁娶，免得人口繁衍。

八股取士——朱元璋定学制，学校中置卧碑，揭示禁规，内有禁生员议时事律，犯者罚杖除名。又与刘基定八股文程式，规定在朱熹注四子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宋元人注五经（《易经》、《书经》、《诗经》、《春秋》、《礼记》）中出题，依题义揣摩古人语气，代替说话，绝对不许发挥自己的意见。这是禁止文人自由思想，迫使在一定的程式下说话，思想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的新方法，比唐宋诗赋取士，确是更巧妙也更恶毒了。元璋因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轻”，“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类不中听的话，撤去孟子在孔庙中的神位，命刘昆孙等删节《孟子》文句，书名《孟子节文》。洪武六年，又因孟子辟邪说，辨异端，发明圣人的大道，神位仍搬进孔庙去。大概元璋详细考察以后，知道孟子偶发几句怨恨话，在全书中只占极少数，经朱熹注释，并没有什么危险事了，仍然值得与《大学》、《中庸》、《论语》并用作八股文章的原料。应考的士人，借八股谋官职，只求录取，不顾任何羞耻，科场中弊端百出，有贿买、钻营、怀挟、枪替、割卷、传递、顶名、冒籍等名目，其中通关节一弊尤为严重。八股取士，等于凭作弊取士。

防女祸——朱元璋严防后妃干预政事。他曾说，如果人不是母亲生的，天下女人都可以杀掉。洪武元年，命儒臣编一本书叫作《女诫》。三年，制定宫内禁令，皇后只准治内事，宫门外事不得预闻，后妃概从民间探选，不许臣下献进美女。五年，令工部造红牌，上刻训戒后妃条例，悬挂宫中。嫡庶身份，辨别非常严格，防妃妾恃宠干政。更残忍的是皇帝死，妃妾照例从死殉葬。这种惨制到朱祁镇（英宗）时才废除。

防阉宦——朱元璋又严防阉宦干政。洪武元年，禁宦官预政领兵。六年，定内官（阉宦）不许识字的禁令。十七年，铸铁牌置宫门中，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许士民上书——朱元璋定制，天下臣民论政事，得密封交通政司直达御前。洪武十年，命曾秉正为通政使，训谕道，政治好比水，经常流通，使下情容易上达，天下才得太平。人民有机会直接向皇帝说话，这是朱元璋创立各种制度中最好的一种。

朱元璋采取历朝兴亡的教训，杀了许多人命，立了许多制度，替子孙谋帝王万世不失的基业，用心确是很苦（他临死时自称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却不料刚死几个月，子孙开始破坏他的制度。

朱元璋苦心编订各种制度，洪武二十八年，他把各种制度制成一部大典叫作《皇明祖训条章》，颁布全国，严重训谕：“后世谁敢创议变更祖训，按奸臣治罪。”可是他刚身死，夺嫡的惨祸就发生了。后世继续破坏祖训，只保存些不妨害作弊的规条。

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死，嫡长孙朱允炆（建文帝）继立。允炆用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为辅佐。这些人都是经朱元璋选拔，留给允炆使用的。他们密谋削诸王藩封，先废朱（音肃）等五王为庶人。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据北平起兵反，号称靖难。在朝谋士武将，早被元璋杀完，朱棣率兵来攻，没有人能抵御。三年六月，南京城陷，允炆生死不明，朱棣自称皇帝（成祖）。

朱允炆旧臣齐泰等数十人不肯降服。朱棣怒，灭方孝孺十族（朋友学生算一族），凡杀八百七十三人，油煎铁铉，活剥景清皮装草。其余如陈迪、齐泰、黄子澄等凌迟处死。朱棣指朱允炆忠臣为奸党，本人和同族男子一律惨杀，如邹瑾名下杀四百四十人，练子宁名下杀一百五十人，共灭族数十，杀人数万。妻女发浣（洗）衣局、教坊司（官妓），亲友发配到边地充军。罪人转相攀连，称为瓜蔓抄，无数人因此破家。至朱翊钧时已一百七八十年，建文奸党案才逐渐停止。

朱元璋屠杀功臣，罚功臣家妇女充乐户（官妓），当时儒臣解缙谏称这是坏人伦非人道的暴行，元璋认为迂话，不听。现在暴行加到自己留给孙儿的忠臣身上了。据南京法司偶存的记录，有下列几条：

永乐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题（奏），卓敬女杨奴、牛景先妻刘氏合无（应否）照依谢升妻韩氏例，送淇国公（邱福，做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处转营奸宿。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等）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依：都由他。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并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这是何等残忍的圣旨。

朱棣起兵时，收买朱允炆左右阉官做间谍，认为他们对自己忠实。称帝后，大加信任。洪武二十六年已经禁止刑讯罪犯的锦衣卫，首先恢复并加重它的职权，任无赖纪纲为锦衣卫提督。又设立东厂，令亲信阉人管理。厂卫各蓄员役，专门缉访所谓谋逆妖言（诽谤）大奸恶等罪，陷害忠良，无恶不作。厂卫罪行，从朱棣起直到亡国，充分发挥了统治阶级的残酷性。

朱棣知道人心不服，厂卫只能镇压一时，不能维持久远，即位不久，就发动对外侵略，来提高自己的威望。永乐三年，派阉官郑和率舟师二万人出使西洋（南洋群岛）诸国，前后出使凡六次，用意在：（1）探寻朱允炆踪迹，（2）消灭华侨对他不义行为的反抗，（3）压迫和招诱番人来中国朝贡。四年，遣张辅率兵八十万，灭安南国，改置郡县（安南人民猛烈反抗，朱瞻基时明兵败退，安南得复国）。七年，发大军攻蒙古，前后亲征凡五次，军民死伤极众，所得只是几个蒙古王归降，受朱棣的封号（如封瓦剌为贤义王，太平为安东王，也先土干为忠勇王）。军事上胜利的结果，武人因军功受赏赐，文官因国土扩大，仕途宽广，对朱棣早已歌功不止，谁还替朱允炆抱不平？永乐元年，改北平为北京，十八年迁都北京，改原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南京除了五都督府不设，其余衙门自六部至钦天监、太医院，与北京同样设置。这就是给官员们有加倍升迁的机会，文武众官哪得不加倍喜欢？这样，朱棣的统治，完全巩固了。

朱棣在位二十二年死，子高炽立，一年死，子瞻基立。瞻基以后凡传祁镇、祁钰、见深、祐樘、厚照、厚熜、载垕、翊钧、常洛、由校、由检十一个皇帝。从祁镇起，明朝的政治愈演愈腐败。这种腐败政治，造成了无数的内乱和外患。

皇帝不见朝臣——皇帝居深宫，往往一二十年不见朝臣。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士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万安就叩头呼万岁退朝。朱祐樘在位十八年，仅弘治十年召见大学士徐溥、刘健、谢迁，每人赏饮茶一杯，满朝认为盛事。弘治十五、十六两年间，召见刘健等数次，祐樘因此被称为勤政爱民唯一难得的皇帝。朱厚照在位十六年，游荡南北各地，大概一辈子没有召见过大臣。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仅嘉靖二十九年因俺答（鞑靼酋长）逼近京城，朝臣固请面奏军情，厚熜不得已，出坐奉天殿，不发一言，令礼部尚书徐阶捧圣旨到午门，召集群臣责骂一顿。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仅见大臣数次。朱由校昏愚最甚，在位七年，未曾召见过大臣一次，从成化到天启（由校年号）凡一百六十七年，君臣见面次数，约略可算，皇帝独裁权，由阉官代理，内阁六部形同虚设。

阉官——阉官是皇帝的代理人，是实际掌握政权人，他们有庞大的组织，分十二监四司八局，称为二十四衙门。此外还有提督东厂、提督西厂等衙门，又镇守边地，统率京营，经理仓场。提督营造，采珠开矿，市舶织造，凡有权有利的职事，无不归阉官掌管。群阉中司礼监权最大，设提督太监一人，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无定额。提督管理皇城内一切礼仪等事，掌印管理内外奏章，秉笔管理批朱（皇帝用朱笔批示臣下）。司礼监掌印，名义上地位等于内阁的元辅（首相），提督东厂等于都察院，秉笔等于内阁次相。在外各省设镇守太监，军队出征设监军太监，地位等于总督、巡抚、将军等官。实际权力却远在任何官员的上面。这就是说，司礼监掌印太监执行了皇帝的职权。

厂卫——阉官权力的表现，主要在掌握厂卫，用惨刑镇压异己的官民。朱元璋设锦衣卫（用武官主管）掌缉访叛逆。朱棣时又设东厂（用阉官主管），和锦衣卫同为特务机关。朱见深添设西厂，缇（音题）骑（特务人员）比东厂加倍。两厂员役布满全国，到处侦事，冤死官民无数。朱厚照时，阉官刘瑾总管东西两厂，作恶尤甚。南康（江西星子县）人吴登显等戏竞渡龙舟，被指为叛逆，斩首抄家。州县人民见有着美衣骑好马说官话人来到，如见猛虎，纷纷逃匿。官吏赶快献重赂，尽力招待，才免惨祸。刘瑾又创立办事厂及内办事厂，权力更大，连东西厂也被侦察。凡罪人入厂，不论罪名轻重，一概受杖戴枷，枷重一百五十斤，不几天就压死。判罪最轻是发边地永远充军，稍重是凌迟处死。

朱由校时，魏忠贤当权，厂卫罪恶，发展到顶点。刑具有大枷，又有械、镣、棍、拶（音侧⁽⁶⁾）、夹棍五种，同时施用，称为受全刑。刑类有断脊、堕指、刺心、红绣鞋（著烧红的铁鞋）、铜喇叭（用滚油灌入肛门）、壁挺（杀死）等。朱祁镇时锦衣卫创脑箍、烙铁、灌鼻、钉指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等名目，后来被普通司法衙门（刑部下至州县）全部采用，厂卫不得不别标新异，表示自己的进步。

东厂组织，司礼监太监称宗主，掌厂太监称督主，下设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人，番子（侦事人）无定额，挑选锦衣卫中最凶狡人充当。番子头领称档头，戴尖帽，着皮靴，专管侦察。番子称干事，每一档头领番子若干人，每一番子又各有地方痞棍若干人当爪牙，痞棍探得一事，番子密报档头，按事件大小先给赏钱，称事件为起数，赏钱为买起数。档头得报后，率番子至犯事家附近坐守，称为打桩。番子突入犯职家搜索，得贿满意，即退去，少不如意，用刑拷打，痛苦十倍官刑，称为干榨酒，又称搬罾（鱼网）儿。逼令犯事人诬攀有钱人家，有钱人赶快送厚赂，得免株连，否则奏请下镇抚司狱，一定惨死。番子到刑部都察院镇抚司监视审案，称为听记，到各官府各城门访缉，称为坐记，某官做某事，某城门获某奸，报告到厂，称为打事件。督主连夜转报皇帝，甚至民间夫妇口角也报进宫去，供皇帝太监们作笑谈资料。锦衣卫办案与东厂同，不过要缮写正式奏本，没有东厂报告那样迅速，所以卫不及厂得宠，成为厂的附属机关。京师曾有四人在密室中夜饮，一人酒醉大骂魏忠贤，三人恐惧不敢出声，忽有番子进来捉四人去见魏忠贤，忠贤碎割醉骂人，赏其余三人钱，三人几乎骇死。魏忠贤死后，朱由检依旧重用厂卫，侦察官民，到亡国才停止。

搜括钱财——阉官手握大权，自然要搜括钱财。偶被抄家，发现赃物多得骇人。朱祁钰抄王振家产，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一百面、六七尺高珊瑚二十余株，其他珍玩无算。朱祐樘抄李广家产，得收贿簿，内载某某文武大官送黄白米几千几百石，祐樘惊问道：“李广多大食量，要这许多米？”左右人说，黄米是金，白米是银。朱厚照抄刘瑾家产，得大玉带八十束、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两，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共金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厚照又抄钱宁（太监钱能家奴）家产，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银三千箱、胡椒数千石。朱厚熜抄江彬（总督厂卫，但非阉人）家产，得黄金七十柜，每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每柜二千两。魏忠贤家产，史书不载，他弄权远过任何阉官，他的财产可以想见。

阉官借收税名义，残害人民，朱翊钧时最甚。矿监（管开矿）、税监（管收税）布满全国，两淮又有盐监，广东又有珠监（采珠），大小阉官，极意敲剥，吸髓饮血，人民受害无穷。例如陈增开采山东矿产兼收东昌税，自称奉密旨搜金宝，募人告密，诬大商富家藏违禁物，杀人极多。马堂做天津税监，养无赖、小偷数百人，白昼夺人财物，远近罢市，民众万余，放火烧马堂税署，杀税役三十七人。朱翊钧怒，命捕民众重办，许多人被杀。陈奉收荆州税兼采兴国州矿砂，率恶党鞭笞官吏，抢劫商旅，奸淫妇女，虏人勒赎，激起人民公愤，聚众万余人，愿与陈奉同死，幸地方大官力救得免。陈奉作恶更无忌惮，汉口、黄州、襄阳、宝庆、德安、湘潭等处民变凡十起，武昌民怨恨切齿，誓必杀奉，奉逃匿楚王府，众擒恶党十六人投长江，烧税署辕门，巡抚支可大尽力镇压民众，陈奉得不死。梁永监陕西税，发掘历朝帝王坟墓，率无赖横行，随意杀人抢掠。人民愤怒谋杀永，永逃走。杨荣监云南税，百姓恨荣入骨，焚税厂，荣怒，杖杀百姓数千人，抽樊高明筋示众。冤民万人烧荣住宅，杀荣投火中，并杀恶党二百余人。朱翊钧得报，哀悼杨荣，几天不吃饭。当时民不聊生，到处激起叛变，朝廷都用最残暴的屠杀镇压下去。

明朝北京正宫正殿被烧凡八次，每次火灾后，派阉官到湖广采运木材，全国加赋税，大兴土木工程；朱厚照时工部郎赵经督乾清宫（皇帝所居宫）工程，得赃数十万两。工部郎只是五品小官，其他大官获利可想。宫殿迭次火灾，也许是阉官们有意放火。

内阁——朱元璋废丞相制，别设殿阁大学士备顾问。朱高炽、朱瞻基两代，大学士杨士奇等权渐重。朱厚熜信任严嵩，大学士权同真宰相。因避宰相名号，改称内阁。皇帝口说政令，司礼监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称为批红，交给内阁首辅（首相）依批红拟成诏谕，称为拟票或票拟，再经皇帝核准颁布。内阁首辅必须仰承阉官的意旨，否则定被斥逐。明朝著名阉官极多，有权的首辅仅严嵩、张居正二人。

严嵩相朱厚熜二十年，专贪贿赂，抄家时，原籍（江西分宜县）家产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宅共估银二百三十万六两，在京家产不减原籍。南京、扬州等地，置良田美宅数十所，秘密寄存亲戚家约当总财产十分之三四。抄出的财物，只是一部分，估价又极低，例如皮衣共一万七千四十一件，估价六千二百五两，每件不到银四钱，帐幔、被褥二万二千四百二十七件，估价二千二百四十八两，每件约值银一钱。即此作例，赃款巨大约略可见。嵩子世蕃，得赃也不少，据说，世蕃夫妻窖藏金银每百万两为一窖，凡十数窖，连严嵩看了也害怕起来。

朱翊钧时宰相张居正，曾生病四个月，翊钧赏金帛作医药费。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外省巡抚藩臬，纷纷给他设醮（请道士上天表）祝祷，各级官吏甚至杂职小官，无不重价请文士作天表，招集道士上表天庭，求玉皇上帝保佑。一次不够，接连几次，故意在猛烈日光下烧香长跪勿起。一姓朱御史头顶香炉从家里走到醮坛，表示至诚，果然，朱御史得放外任，同僚们照例送酒席，朱御史大怒骂道：“你们不知道我替相公吃斋（素食）么？这样糊涂，送我酒肉。”居正某次奉旨回原籍（湖北江陵县）葬亲，沿路地方长官跪接跪送，监察御史在轿前奔走开路，供给酒菜每次一百样，居正还说没有下箸（筷）处。真定知府钱普特造大轿，前轩（亭）后室（可坐卧）旁有两廊，各立一聪秀儿童听使唤，用三十二壮丁抬着张居正走。钱普能制苏州菜，居正喜欢道：“我到此地才得一饱。”别处官员听说，急募苏州厨子伺候。张居正是明朝唯一名相，也确有些识见和功业，但仍不免接受官员们的献媚，何况别人呢？

严嵩奸邪，张居正刚直，二人正邪不同，擅权独断，却略相似。只有继严嵩做首辅的徐阶，可称专制时代难得的政治家，他主张“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各该管衙门），以用舍（斥革）刑赏还公论”，又主张“事同众则公，公则百美基，专则私，私则百弊生”。因为有这些主张，所以在他当首辅时，朝士得谈论政事，严嵩的余毒，洗去了不少。

官僚——官吏贪污，并不因朱元璋的惨杀有所惩儆。朱棣时邹缉奏称“贪官污吏，遍布天下，朝廷每遣使人出去考察，此人就得发财机会。使官所到，地方官公行贿赂，唯恐不足”。梁廷栋也奏称“巡按御史号称盘查访缉，每到一处，官员赠送多至二三万两，国家增一巡按御史，人民负担加重百万”。朱棣时代已经如此，后世更无待说了。诗人王季重作一首《无不可买》童歌道：“上好（顶好）黄钱，童生买起到状元；绝大元宝，童生买起到阁老（宰相）。”买卖官职，是明朝普遍的惯例。

朱见深时万安做首相，与徽州无赖倪进贤研究房中术，令进贤应试，得中进士。安患阳痿症，进贤自称善医，煎汤药亲手熏洗，得升御史，大家叫他为洗鸟御史。万安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见深遣太监往内阁问安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安惶恐伏地叩头不敢出声。革职后回到成都，专门请托狱讼。有人问安为什么不回原籍（眉山县）享老福。答道：“我在内阁只有银十八万两，等凑足二十万便回家了。”朱厚熜讲求房中术，无锡人顾可学炼秋石（用童便熬成药块）入京贡献，三四年间，骤升至工、礼两部尚书。可学不做别事，专和严嵩及道士顾仲文等论究房中秘诀。每出门，路人聚观。叫他顾尝屎（音近尚书）。略举这些例证，官僚丑恶无耻，几乎使人不敢相信。

乡绅——明朝不只是地方官私派横征，民不堪命，在乡绅士，倚势恃强，与官府狼狈作奸，上下相护，害民也极凶暴。例如大学士杨士奇子杨稷在家杀人夺产，横行不法，被人告发罪状凡数十款。梁储子梁次摅与富户杨端争民田，端杀田主，次摅灭端家二百余人，次摅最喜用绳紧缚人臂股或阴茎，使血液蓄积，铁针突然刺入，血射出高数尺，次摅大叫称痛快。焦芳造第宅，拘数郡人民充工役。大学士周延儒、翰林陈于泰都是宜兴人，两家子弟残暴作恶，宜兴冤民聚众掘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兄弟第宅。大学士王应态弟应照在乡横行，乡人到京控诉，列罪状凡四百八十余条，赃一百七十余万两。大学士温体仁、都御史唐世济都是乌程人，两家勾结太湖强盗，均分赃物。嘉定人周星卿性豪侠，邻间一寡妇抚养幼子，薄有田产，侄某私献寡妇田产给势家，势家坐大船奏着音乐来接收，星卿不平，纠合壮士突前殴击，势家逃走。任意夺产，受贫弱人献田并令充当佃户，受无赖所献别人的产，都是乡绅应有的权利。

科第——明朝用八股取士，进士称甲科，举人称乙科或乙榜。举人会试（考进士）三次不取，得赴吏部候选官职。凡好官要职非进士出身不能得，举人出身只能到广西、云、贵等地任职，升迁极难，革职极易。长官考察属员政绩，同一说宽，进士出身的算是爱民，举人出身的算是姑息；同一说严，进士出身的算是精明，举人出身的算是苛暴。中期以后，乙榜做到尚书仅二人，巡抚仅三人，仕途全被甲科把持了。后来李自成起义，用举人牛金星掌军师，凡举人都给官做，很得这些人的助力。

秀才一中乡举（举人），就有权包揽亲戚、门生、故旧、邻居的田亩，归入本人名下。如包揽田二千亩，收钱粮三百两，实际缴给官府八九成，凭空得一二成的利益。进士乡绅（退职官）权力更大，包揽田亩更多，本家子侄及内亲（妻族）也恃势包揽，通常乡绅一人每年有一二千两的收入。

封建——藩王遍布全国，夺民间田产、妇女，随意杀人，庇护盗贼，无恶不作，朝廷从不究问。防止藩王谋叛，却异常严密。如不得入京朝见；出城扫墓，必须奏请；二王不许相见；不许干预朝政等。一犯禁令，立即削爵贬为庶人，送凤阳府高墙（牢狱）永远禁锢。朱由检时满洲入寇，京师戒严，唐王聿（音曰⁽⁷⁾）键倡议勤王，反被由检斥责，贬为庶人，送凤阳禁锢。朝廷对藩王猜忌极深，所以勤王救国也算大罪。

朱翊钧时有亲王四五十人（每人岁禄一万石），郡王二百五十一人（每人岁禄二千石），镇国（岁禄一千石）、辅国（岁禄八百石）、奉国（岁禄六百石）将军七千一百人，镇国（岁禄四百石）、辅国（岁禄三百石）、奉国（岁禄二百石）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人，郡主（亲王女，岁禄八百石，婿称仪宾，岁禄数同）、县主（与仪宾岁禄各六百石）、郡君（与仪宾岁禄各四百石）、县君（与仪宾岁禄各三百石）七千七十三人。庶人（庶人及妻女每月各给米六石）六百二十人，共二万三千余人。朱厚熜时全国每年供京师米四百万石，宗藩岁禄多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石，两省支给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政府及各省每岁收入粮米，不够宗室岁禄的半数。

亲王禄厚产大，袭爵子孙，世世骄淫，不愁贫乏。郡王以下，不得分财产，生活全靠岁禄，又不许别营生计，大抵勾结盗贼无赖，当窝主分赃。宗室男女婚嫁，照例要奏请朝廷核准，生子也要朝廷赐名。自万历至崇祯，礼部积压不办，有的发白还是独身，有的人死还没有名字。何如宠做礼部尚书，特为奏请，男女六百余人得准许婚配。

腐朽的政治机构——明朝腐朽政治到朱翊钧末年已达顶点。例如朝廷大臣得任意弃官归家，皇帝既不挽留，也不罪责，让他们自来自去。官缺多不调补。照旧制给事中（谏官）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这时候给事中只剩四人，十三道监察御史只剩五人，六部堂官（尚书侍郎）只剩四五人，都御史八年不补人。外省总督、巡抚等大员，一样缺人不补。文武候选官数千人久困京城旅舍，因吏、兵两部无人用印画押，不能领凭赴任，往往攀宰相轿子哭泣哀求。囚犯无人审问，任令在狱中自生自死。内阁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朱翊钧认为天下太平，宰相一人够用，不必添设。南京九卿只剩二人，尚书只剩一人，都御史十年不补。本来政权全在阉官手中，朝官多少有无，皇帝并不看作重要事。当时京城人士谈话，有十分可笑的谑语：“光禄寺（办酒席）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道士）祈禳（祝祷），武库司刀枪，营缮司（掌工程）作场，养济院（养老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纠弹不法官吏），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这就是说，组成政府的各部分都已名存实亡了。

别一例证也说明政治的极度腐朽。司牲所（供祭祀用牲畜）养羊三百六十头，用牧羊人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内支黑豆（喂羊用）二千八百余石，每石价四钱二分，该银一千二百余两，草二万四千余束，每束价二分，该银五百余两，米（牧人用）八千八百余石，布花银（衣料钱）七百余两。又如乾明门养猫十二只、猬五只、羊二百四十七只，西华门养狗五十三只。御马监养狗二百十二只、虎三只、狐狸三只、文豹一只、土豹七只，鸽子房养鸽子若干只，每年共支喂鸟兽用猪羊肉三万五千九百余斤，绿豆、谷、粟等四千四百八十余石。又西苑豹房养文豹一只，用饲养人二百四十名、地十顷，每年支食粮二千八百余石，地租七百两。这种巨大糜费，只供小阉官作弊侵蚀，大阉官及京内外文武官员的作弊侵蚀，可以类推。

几件著名的大事——朱元璋制定《皇明祖训》，后世君臣只要形式上遵行祖训就算尽职，无需谈什么兴革。那么，官员们做些什么事呢？朱见深时一御史奏请顺适物情道：“近来京城地方，车辆骡驴，街上杂走，骡性快力强，驴性缓力小，一处奔驰，物情不便，乞要分别改正。”朱祐樘时一给事中建议处置军国大事道：“京中士人喜着马尾衬裙，因此官马被人偷拔鬃尾，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朱厚熜时一员外郎奏请崇节俭以变风俗道：“各处茶食铺店所造看桌（陈列装样）糖饼，大件省工却费料，小件省料却费工，乞要制定式样，务省工料，使风俗归厚。”极小事体，生扭在极大题目上，固属可笑，就是朱厚照时代的谏南巡、朱厚熜时代的议大礼，在当时认为莫大事件，实际也只是一场空闹。

朱厚照要到南方去游玩，朝臣纷纷谏阻，厚照大怒，令夏良胜等一百七人罚跪午门外五天，又一批朝臣继起谏阻，厚照更怒，捕朝臣下诏狱，白天牵出跪午门，晚间牵入囚狱。罚跪期满，一百七人各杖三十，六人各杖五十，三十人各杖四十，一人杖八十，不少人因此丧命。厚照不久到南方去了。这就是著名的谏南巡事件。

朱厚照死，从弟朱厚熜继位。厚熜要尊本生父祐杭为皇考（父），朝官们主张尊祐杭为皇叔父，群跪左顺门外哭争。双方相持，大闹不休。厚熜怒，捕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入锦衣卫狱，令何孟春等二百二十人在家待罪，四品以上官罚夺俸，五品以下官罚杖，翰林王相等一百八十余人受杖，死十九人。这就是著名的议大礼事件。

上列两大事件以外，又有所谓三大案。

梃击案——朱翊钧生子常洛，又生子常洵（宠妾郑贵妃所生，封福王）。朝臣请立常洛为皇太子，促常洵出京就藩（封地在洛阳）。常洵出京后一年（万历四十三年），忽有人执枣木棍打伤慈庆宫（太子宫）守门人，直入至前殿，被阉官捕获。追究主使人，郑贵妃弟郑国泰似有嫌疑。翊钧杀阉官庞保、刘成二人了事。

红丸案——常洛刚登位几天，患痢疾，不能起床，鸿胪寺官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常洛吃第一丸，觉得好些，连呼可灼为忠臣，吃第二丸身死。首辅方从哲拟票赏可灼银五十两，御史王安舜等劾从哲应坐弑逆罪。

移宫案——常洛死，子由校立，年十六岁，与常洛宠妾李选侍同居乾清宫，朝臣杨涟、左光斗等坚请李选侍移居他宫。

从由校时代起，这三大案成为朝臣阉官正人奸臣争斗互杀的工具，各聚徒党，血战不止。亡国后小朝廷中仍继续纷斗，到小朝廷被清朝消灭，才告结束。

经过元末二十余年大乱以后，山东、河南、河北以及朱元璋起事的根据地淮河流域，变成草木畅茂、人烟罕见的荒地。洪武前一年，朱元璋率长子朱标亲到乡间，指示朱标道：“你知道农民的劳苦么？农民一辈子困在地上，手执耒耜，一年到头，不得休息，住的不过茅屋草户，穿的不过破衣烂裳，吃的不过菜羹粗饭，可是国家经费全靠他们来负担，我教你牢记他们的难处，不要过分聚敛，务使农民免受饥寒的痛苦。”朱元璋知道国家经费全靠农民，现在面对着无限荒地怎样办呢？

（甲）农业逐渐恢复

洪武元年，召集全国府州县官来朝，元璋问谕道：“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当今要政在于安养生息（繁殖），你们务必痛戒不廉的弊病。”他用剥皮惨刑惩戒贪污，同时允许人民直接向皇帝告发官吏的罪恶，消极方面，多少发生一些效力，积极方面，行施了下列几种办法：

开垦荒田——洪武元年，令州县人民开垦荒田，不论有无原主，都归垦荒人所有，作为永业。三年，责成地方官召诱未登户籍的流民，给耕牛、种籽，按垦田多少，定官吏赏罚条例。五年，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多田少的，官给附近荒田，按丁拨付。十三年，诏陕西、河南、山东、北平及凤阳、淮安、扬州、卢州田许民尽量开垦，官府毋（不）得起科（租）。这些法令以外，又特设司农司，专掌中原垦荒事，派官到广东买耕牛分给农户，迁山西泽、潞等地无田农民垦河南、河北田，又迁苏、松、嘉、湖、杭、温、台等地无田农民往凤阳滁、和一带耕田，官给牛种，耕地作为世业。北方近城地多荒废，召民耕种，每人给田十五亩、菜地二亩，免租三年。各州县每年新垦亩数少或数千，多或二十余万。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亩总数达八百五十万顷，荒地大体垦成熟田了，同时贵族官僚豪强对土地的侵夺也就加剧了。

军民屯田——分军屯、民屯两种（明初有商屯，募盐商到边地开垦，弘治中废坏）。军中归卫所长官管理，每一军人受田五十亩，称为一分，官给耕牛、农具。边地军人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屯田总额二十九万三千五百八十二顷，约占田亩总数二十九分之一。民屯归地方官管理，狭乡的贫户，无户籍的流入，犯罪的官民（犯官多罚徙凤阳屯田），被指定往某地垦荒，称为屯民。明朝沿袭元村社制，土著称为社民，社民先占的田亩宽广，屯民新占的田亩狭小，因此屯地称为小亩，社地称为广亩。田亩面积，照定制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实际广狭不均，北方尤甚，洪武时军民屯田总数八十九万三千余顷，约占田亩总数十分之一强。

兴修水利——朱元璋初建国，就设立营田司，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管理全国水利，修筑各处堤防。并令地方长官，凡人民条陈水利，即时奏上。洪武元年，修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就是采取和州人民的建议。二十七年，特谕工部修治陂塘湖堰，遣国子监学生分路督修全国水利。二十八年冬，凡开塘堰四万九百八十七处。自朱元璋至朱祁镇正统年间，史书关于兴修水利的记载，为数颇多，这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防止兼并——朱元璋出身农村，亲见元朝的豪强侵侮贫弱、兼并土地，激起农民大骚动。建国以后，徙江南富户十四万户到中都（凤阳）垦荒，又徙浙江等九省及应天十八府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充实京师。大量富户远离乡土，虽然原有田产仍得保存，对贫弱农民的刻剥，多少要减轻些。朱棣选浙江应天富民三千户到北京，充宛平、大兴两县厢长，户籍附在京师，原籍应出徭役仍不得免，日久贫乏逃亡，续选原籍殷实户来京补充逃户。这种办法，与元璋徙富户同一意义。

（乙）最大地主的产生

朱元璋驱逐元朝大地主，留下的土地，换了一批新的主人。他们土地占有的规模，比元朝更大了。明朝土田制分官田、民田两类。官田包括宋元相传入官田地及还官田（缴还赐田）、没官田（没收罪人田产）、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音软。城边田地）、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巨内监寺观赐（赏给）乞（请求）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这些通称为官田，其余称民田。官田中最重要的有下列几种：

官田——苏州松江一带田地，南宋时多括为公田，张士诚时数量更扩大，朱元璋灭士诚，凡士诚部下文武亲戚及富民所有田产，一律没收作为官田，据《宣德实录》所载苏州知府况钟的奏章说：“苏田如按十六分计算，十五分是官田，一分是民田。”据弘治十五年统计，全国土田总数中官田占七分之一，这种官田或因豪强勾结官府侵占归私，或因种官田佃户，把官田冒充私田，卖给富户，大量田亩，逐渐归富贵人家分有。崇祯时，大学士钱士升说：“江南富家有百亩的十之六七，有千亩的十之三四，有万亩的千百中一二。”江南如此，其他地区可以推见。

皇庄——朱祁镇天顺八年拨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在河北顺义县安乐里柏桥村）作为宫中庄田，数年间，侵占民田超过原额十倍。朱见深正式成立皇庄名目。朱祐樘时单是畿内皇庄就有五处，共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后来逐渐扩大，多至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四十六亩。皇庄有管庄太监，有旗校（武官）每处三四十人，招集土豪、流氓，或称庄头，或称伴当，互相作恶。庄中起盖房屋，搭架桥梁，擅立关口，私刻印信，凡人民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无不勒索钱财，又邻近地土任意划界，按亩征银，民间妇女任意奸淫，略与分辨，即被诬指罪名，捆送庄官拷打严办。人民惊慌不安，怨恨入骨。朱厚照登位刚一月，就建皇庄七处，后增至三百余处。不言可知，这些庄田都从人民手中夺来。

藩王庄田——朱元璋定制，亲王庄田一千顷，实际顷数远在定制上。洪武初年，禁止“诸人不得向诸王驸马功勋大臣及各衙门妄献田地山场窑冶，违者治罪”，足见元朝献田恶习明初相承不改。朱高炽以后，诸王贵臣多乞请庄田，朱祁镇查核诸王刍牧侵地，归还原主，朱祐樘禁宗室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这都说明藩王恃势兼并的剧烈。朱祁镇子见燐（德王）就藩德州，赐东昌兖州田及白云、景阳、广平三湖地。朱厚熜子载圳（景王）就藩德安，赐庄田湖陂数万顷。朱翊钧弟翊镠（潞王）就封卫辉，赐田四万顷。翊钧子常洵（福王）就藩洛阳，赐田四万顷，中原腴地不足，取山东、湖广良田凑足数目。朱由校时桂、瑞、惠三王及遂平、宁国二公主各有庄田一万顷。诸王府官及阉官丈量土地，征收租税。蓄养奴仆、无赖多至数千或万人，四出奔驰，勒索钱物，殴杀佃户，连朝廷某些官员也说“惨毒不忍闻”。

权贵庄田——勋臣、外戚、阉官强占官私田地，或反诬民私占官田，断令还官，实归己有。朱祐樘时勋戚、阉官有庄田三百三十二处，共地三万三千余顷，朱厚熜遣御史查核勋臣隐冒庄田，得一万六千余顷，朱载垕定勋戚限田制，勋臣五世内限田二百顷，外戚限田七十顷至七百顷。这只是一纸空文，并未实行。阉官庄田，比勋戚更多，魏忠贤所占尤不可数计。至于一般官员和绅士，各依自己势力的强弱，吞占与势力相当的土地。《明史·食货志》说：“明自中期以后，庄田侵夺民业，直到亡国才停止。”

（丙）民间土地的兼并

明初奖励人民开垦，许民尽量垦荒，官府不得起科；又许有余力人家，不限顷亩，永不起科。在这两个特许下，民间产生不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可想见。地主富豪用下列几种方法，兼并农民的田地：

逃避田赋——有势力人家，贿通书吏，将本户米粮分散成合勺细数，转加在小户粮上，称为飞洒。积合勺成升，积升成斗，积斗成石，官府不短收，势家不纳粮，被洒小农户却不知合勺从何处飞来，年年如数代赔。此外还有虚悬、挪移、影射等法，富人占田万亩，不纳一粒米，官府从不追究，贫户田早失去，粮仍保留，当时民间一般的现象是没有田的却要纳粮出丁，称为“产去粮存”，除了逃亡，永远不得免除。

逃避差役——富家田多，如并成一户，自然因粮多，差役跟着加重。两浙有所谓“花诡”或“铁脚诡寄”法，分散租额，或诡寄亲邻或诡寄佃户，或诡寄他庄，彼此推委，借免重役。凡官绅、士人法律上有免丁（一二丁至十六丁）、免田（多至二三千亩）的优待，他们利用特权，收受富家诡寄田地，富家应出差役，转加在农民身上，农民役愈重，田产愈流入富家。

高利贷——农民负担苛重的赋役，不得不向富家借债。姚夔说高利贷的罪恶道：“收获刚完毕，农民一家人已饥荒。”所以小民凶年挨饿，丰年也一样挨饿。

豪强掌握乡村政权——朱元璋令全国州县乡村设立老人，职掌劝民为善，判断争讼。后来老人多由势家的隶仆或地痞土豪充当，凭借地位侮虐贫弱。朱元璋又令大户充当粮长，职掌催收本乡钱粮，后来粮长勾结书吏，倍收粮米，包揽词讼，共分赃钱。粮长买田、造屋、置妾等费，统归小民负担。

（丁）兼并的结果

农民在各种兼并势力的压迫下，怎样生活呢？

饥饿——明史称朱棣时，天下富庶，岁收丰足，外省府县仓米堆积，至红腐不可食。这自然算是明朝全盛时代了。贫民能不能食红腐的米呢？太子朱高炽路过山东邹县，见男女持筐在路旁掘草根，高炽驻马问草根的用处，民跪对道，饥饿靠它活命。高炽下马入民家，所见无不烂衣百结，灶锅倾仆。这并不是邹县偶见的现象，照邹缉的奏章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连年，民多剥树皮掘草根活命。”朱棣以后，贫民生活更不堪问了。马驯有一篇请减赋的奏章说：“山居人靠吃树叶，水居人靠捕鱼虾，田园如扫，室家如枯，百姓面色都灰黑像死人。”明朝只有增赋，没有减赋，那么，百姓面色永远像死人。

破产——顾炎武（明末清初人）《日知录》说，吴中（苏州松江）人民有田的占十分之一，替人佃作的占十分之九。其他地方，大致相类。佃户的生活，在王弼（成化时人）《永丰谣》里，这样描写着：“永丰地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水闸），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官田卖给富家）；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接新债。旧租了，新债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占，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佃户痛苦如此，因之对土地的要求表示无比的迫切。例如南浔（浙江吴兴县）人名士朱国桢曾向巡抚建议均田，巡抚令国桢从巡按使马起莘往吴兴查勘，农民群起欢迎，各写“均田便民”四大字粘揭路旁，巡按使船自平望（江苏吴江县）至吴兴一百二十里，见沿路满贴均田便民纸条，愈近城愈多，一望不见边际。农民立两岸大声呼号，有如发狂，多失足跌入水中。巡按使登岸上轿，农民攀轿杠高呼，捕数人，轿才得行。本地富豪愤怒，使秀才出面与官员集孔庙商议，农民无数聚庙外请愿。会议十余日，巡抚、巡按使联名奏请顺民均田，户部驳斥不准。富豪某甲率奴仆千人到南浔烧朱国桢房屋，幸得农民援救，半路上击退某甲。朱国桢好久不敢回家去。

卖妻子——农民希望儿子不卖掉，第二年还有人力去种田。可是事实并不允许这样。朱见深弘治元年，巡按御史娄芳奏称徐州、河南等处人民鬻卖男女，沿路成群，价值极贱，甚至番僧夷人也来收买。二十二年，诏陕西、山西、湖广等处军民先因饥荒逃移，将妻妾子女典卖给别人，许向官府首告，给原价赎取。这种假仁慈的空话，只显示农民破产的深刻和普遍。

卖身——妻子卖了，自身也就不得保全。豪富人家或因公债准折（折价）人丁，或借威力强夺人丁，令改换姓名，听主人奴使（《大明律》：庶人不得养奴婢，功臣家得养奴婢。官绅家养奴婢，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万历时定制，官民人家得雇用工人，不得养奴婢。价卖人口，十六岁以上必须婚配，当作本家的子孙。改换奴婢姓名，意在避免法律的禁限）。豪家奴婢日增，纳税农民日减，江南地狭，豪富家畜奴尤众。此外还有一种投靠的习俗，士人一登甲科得官职，就有多人来投，订立身契，子孙永远充当家人（奴仆）。官绅门下奴仆多至一二千人，其中一部分是农民，依靠主人庇荫，得免书吏横派赋役的痛苦；一部分是流氓，替主人四出寻事，或强夺房产，或勒写卖身契据，或百计千方诈人钱财。说事讲银，逼令送家爷（主人）若干两、送门干（门房）若干两、送书房（亲近管事人）若干两，自己另要后手银若干两，非被讹人家洗荡一空，不肯罢手，偶或受人控告，主人出头庇护，县官看奴主情面，轻轻了事。弘治三年，曾禁军民人等敢有投托势家权门，充当家人，发觉后，流边地永远充军。自然，这只是一纸空文，不会发生什么效力。

流亡——投靠势家，只能容纳破产人民的一部分，其余或到两京冒充匠户，或走远方经营小贩，或弃陆入水，泛舟为家，但仍不能容纳过多的人口，结果最大部分的破产人民不得不离乡流亡。从朱瞻基宣德时代起，流民问题开始严重起来。松江知府赵豫在安辑流民的奏章里说：人民欠了公赋，又欠私债，田地荒芜，房屋毁撤，无法安身，只好流亡。朱瞻基、朱祁镇两代，朝廷也空谈些抚治的办法，后来连办法也不谈了。王夫之（明末清初人）《噩梦》里说，元朝政治败坏，富人骄横，贫民饥寒，官府漠不关心，没有流以前，不加抚恤，已流以后，不与安辑。相沿至成化（朱见深）时代，形势愈转恶劣，初为流民，继为流寇，蔓延全国，不可收拾。这就是说，农民大量流亡，促成了明朝统治的崩溃。

（戊）垦田和户口

洪武二十四年，全国郡县赋役黄册造成，计户一千零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一。朱元璋造黄册，本意在查明供赋役的男丁数目，女口也许不在册内（两宋户籍不计女口）可是一户平均有男丁五六人似乎也不合实情。据洪武二十六年，户部统计，全国土田总数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户总数一千六百五万二千八百六十（永乐时约计民户一千万，军户二百万），口总数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改丁为口，当是包括男女总数。二十四年统计，一户平均五丁稍强，二十六年统计，一户平均四口稍弱，二三年间，不容有这样大的变动，按常例说，似乎二十六年统计数字比较可信，朱祐樘弘治四年（距洪武二十六年凡九十九年）全国户总数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总数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弘治十五年，全国土田总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一百年间，田减一半，户损七百，充分说明土地兼并、人口流亡及投靠权门的盛行。朱翊钧万历六年（距弘治四年凡八十八年）大学士张居正用开方法丈量全国田亩，得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增三百万顷。《明史》说，当时官府争用小弓（一弓五尺）量田求多，或指现田充新垦。不言可知，被小弓丈量的自然是没势力人家的田，被指为新垦的绝不是权豪人家的田，田亩增加，贫弱人反而愈苦。万历六年，全国户总数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总数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户口数与一百九十年前的数目相同，显然由官吏据旧户籍捏造。

户籍——洪武十四年，编全国赋役黄册（户籍册，用黄纸做封面），乡村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较多人家十户为里长，余百户分十甲，每甲推出十人。官府按年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的公事。十年轮役一遍，称为排年。城内称坊，近城称厢，乡村称里。户分民、军、匠三等。民户分儒、医、阴阳等，军户分校尉、力士、弓、铺兵等，匠户分厨役、裁缝、马、船等，又海边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等名目，按各人职业编籍，每十年重造黄册一次。大抵洪武时代曾经编造，以后仅存空文（祭天地时，祭坛下陈列黄册，祭毕收藏），官府征税派役，另有底本，称为白册（白册在书吏手中，营私舞弊，无可查究）。

田籍——洪武二十年丈量全国田亩，按字号编排，写明田主姓名及地形、土质、面积、四至，形似鱼鳞，称为鱼鳞册。

田赋——明初定赋税制，号称十分取一，实际参差不齐，轻重悬殊。大抵官田每亩收租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元末，苏、松、嘉、湖四府官绅豪民曾助张士诚坚守不降，元璋怒，按私人租簿作租额，每亩收粮最高额竟至二三石，表示惩罚的意思。因此全国田赋苏、松最重，嘉、湖较次，杭州又较次。洪武十三年，命户部酌量减轻江南租额，苏州一府秋粮仍多至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其中民粮仅十五万石。朱元璋所谓惩罚官绅豪富，显然只是刻剥佃户的一种借口，明朝江南农民逃亡现象特别严重，这是主要的原因。

洪武时田赋分夏税、秋粮两等，夏税包括米麦、钱钞、绢三种，秋粮包括米、钱钞、绢三种。弘治时夏税名目增至二十余种，秋粮增至十余种。万历时又有增减，大体米麦为主，钱钞、丝绢为辅。明初两税每岁收入麦四百七十余万石、米二千四百七十余万石、钞四万五千五百余锭、绢二十八万八千五百余匹，朱祐樘时麦、米、绢比洪武原额略有亏短，独银钞增至七万八千三百余锭。

差役——丁分成丁、未成丁两等。男子十六岁以前称未成丁，十六岁至六十岁称成丁——服官役。六十以外免役。役分里甲、均徭、杂泛三等，按户服役称甲役（里甲），按丁服役称徭役（均徭），临时应官府呼唤服役称杂役（杂泛）。以上三役各有力役（出人）、雇役（出银）的分别。经常差役除里甲外，有粮长、解户、马船头、馆夫、祗候、弓兵、皂隶、门禁、厨、斗等，又有斫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接递、站铺、闸浅夫等，名目繁杂，凭官府任意增添，不可计数。其中粮役有收户、解户，驿递有马户，供应有行户，起初指定专派大户（富户）充当，后来大户行贿得免，转派中户代替，后来中户又设法得免，大户役全由下户贫民来负担。例如松江府华亭县粮役，起初每年设库子四名，称为支应大户。本县衙门杂费及县官迎送上司等费，例归库子供给，每名一年费银一千两以上。后来议革库子，改用长收，华亭县十二粮柜，每柜每月轮值长收一名。四个库子化为十二个长收。理由是“共同负担，众擎易举”，其实是中户代替大户。凡上官来县，长收照例办迎风饭、下马饭、阅操酒、送风饭，又本县知县，长收照例贡献常例钱、火耗钱、交际钱、馈仪钱，同府各衙门书吏皂隶快班（马快步快），长收照例得送钱应酬，每一名长收，每年所费在二千两以上。后来又议革长收，改用总催一百名，理由仍是“共同负担，众擎易举”，其实是较下一级的中户代替较高的中户。总催职务同长收，支应上司酒席，通常每席用荤素四十味、糖食四十味、果品四十味、攒盒暖盏等物无数，一席费一百两以上。某年，按院（巡按御史）、学院（主考）同时到华亭县，两院有交请席，府县有公宴两院席，由监生顾正心、陈大廷、宋启明三人承办。三人各争奇斗新，求媚长官，其时正当五月，竟搜得一斤重的肥紫蟹、五六斤重的鲜鲥鱼，其他水陆珍品百余种，细果如松子、杏仁、莲心、瓜仁等，装缀如鱼鳞，高一尺以上，器皿杯盘，全用古窑、金玉。知府詹某、知县项某，都是按院的同年进士，按院连声赞叹道：“两位年兄到此地做官，真是大福气。”他们哪里想到当差人民的大痛苦呢？后来又议革总摧改用里排（里甲），职掌催征钱粮。理由还是“共同负担，众擎易举”，其实是下户代替中户。里排多是乡村贫弱人，富家拖欠钱粮，里排畏势不敢紧催。官府不追富户，只追里排，皂快经常下乡拘提，勒索酒食和路费，书吏借端恐吓，不送贿赂不能活命。官定每图（乡村划分若干小区域，称一图）每十日限纳白银二十两，里排按期到衙门缴纳，称为赴比，县官不分缴银多少，只要短缴一二两，就与其他短缴十余两的人，一概笞臀鞭背，漫无差别，称为比较。每一里排照例每月受三次鞭笞刑。结果只有卖田宅、卖妻子、离乡流亡的一法。举华亭一县粮役一项作例，全国人民受差役的祸害，可以想见。

一条鞭法——明朝第一清官海瑞，一生主张“要天下治安，必须行井田制，其次应行限田制，再其次也应行均税制”。他做过一任浙江淳安县知县，又做过半年应天十府巡抚。做巡抚时，抑制豪强，替贫民夺还许多田地，官绅大怒，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说他“庇护奸民（贫民），侵犯绅士，沽名（钓名）乱政”。瑞因此失官。瑞本着均税的主张，在知县、巡抚任上，创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就是清丈地亩，按亩征银，令田主缴纳一定数量的银，所有田赋差役各种杂费包括在内，官募人充役，不再摊派。这种办法，对无田贫民确有利益。朱翊钧万历九年，朝廷采用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可是地方官吏勾结富豪，仍旧苛役农民，从中取利。

加赋——明朝前半期户部当年岁入银二百万两，照旧制七分作经费，三分作存积。朱厚熜时，边境军费、建筑宫殿费、祷祀求仙费（招道士求长生药）骤增不止，嘉靖三十年，岁出银五百九十五万两，为弥补亏短，增江南、浙江等州县田赋银一百二十万两，称为加派。朱翊钧万历四十六年，辽东用兵，军饷激增至三百万两，宫内藏银无数，翊钧不肯动用，户部援嘉靖加派例，全国（除京畿八府及贵州一省）田赋每亩加征银三厘五毫，得银二百万两。次年又加三厘五毫，次年又加二厘，前后共增九厘，从此作为定额，每岁得银五百二十万两。朱由校天启二年，又增田赋，银数不详。朱由检崇祯三年，又增田赋三厘，得银一百六十五万两。十年，又增赋，得银二百八十万两，旧额田租外每亩增收六合，每石折银八钱。又每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称为剿饷（剿农民起义军）。十二年，每亩又加征一分，得银七百三十万两，称为练饷（练兵）。大学士蒋德璟对由检说：“现在既有旧饷五百余万，新饷九百余万，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兵马并不练，只是害苦人民。”朱由检新增田赋一千六百七十余万两，超过旧赋三倍以上，结果地主无利可图，田价大落。北方农业天启时已大破坏，董应举用公帑六千两，买顺天永平河间保定田十二万余亩，每亩约值银五分。江南良田，中期每亩价五十两至一百两，崇祯时最上肥田每亩只值一二两，较次田亩，白送也没人敢承受。地主政权失去地主的支持，崩溃成为不可免的命运了。

明朝工商业的进步，超越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原因是南宋工商业本已向上发展，不幸遭受蒙古族的大摧残，工匠被拘充匠户，过着类似奴隶的生活，创造力完全消失了。朱元璋驱逐蒙古，匠户获得部分的解放。当时全国工匠凡二十余万户，元璋定制，凡匠户子孙永远充当工匠，分住坐、输班两等，匠人每月服役十日，称为住坐，不上班服役，罚银每月六钱，称为输班。这种制度对收入较多的高手匠人多少给了些工作上的自由，这些自由，也就成为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随着工业的发展，商业自然也发展起来。

棉织——朱元璋初立国，即下令凡民有田五亩至十亩，必须栽种桑、麻、木棉（草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种。麻每亩征半斤，木棉每亩征四两，栽桑，四年后起科。不种桑，罚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罚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三十年，户部规定各地土贡折收米、绢、棉花、金、银比价表，棉布一匹，值米一石，棉花一斤，值米二斗。弘治时定两税细目，有棉花折布、课租棉布、地亩棉花绒、棉布四种。江北中原广大地区，普遍种植木棉，棉布代替丝麻，成为人民主要的衣料。随着棉布生产的加增，弹花纺线等技术也就日益讲究，用铁杆、木杆各一支，转动去棉子，用弦弹碎，板赶成条，铁锭插草梗，踏车轮纺棉条成线。松江、徽、池、台、九江等处有的能纺双线，有的一手能勾三线，有的用天车（制法未详），技术比元朝进步。

印刷——士大夫富贵以后，多喜刊刻古书，表示自己的风雅，因此刻书业在明朝很发达。又科场盛行怀挟（私带小本书进考场），书塾盛行闱墨（本科取中的文章，士人传诵供揣摩），这种书本，随科场风尚，临时大量发行，书店谋利在出书迅速，不贵精美，活字版最适合这种需要。嘉靖时毘陵（江苏丹徒县）人开始用铅铸活字印书，用力省，出书快，比木板巧便得多。铅字质软，容易模糊，后来苏州人改用木刻活字印书。崇祯十一年，邸报用活字排印，邸报本用木刻，改用活字，自是一种进步。

炼铁——遵化炼铁炉用石砌造，深一丈二尺，广，前二尺五寸，后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炉前阔数丈。用二鞴（风箱）鼓风烧石炭，一天出生铁四次。生铁五六炼成熟铁，又九炼成钢铁。山西交城产云子铁，每年额定十万斤，专制兵器，炼钢术也许比别处更好些。

利用自然力——福建水碓最多，顺昌县人用水碓造纸，产量丰富。又有一种水碓，置舟急水滩中，舟旁设双轮，转动如飞，舂杆在舟中。

玻璃——朱棣时，郑和出使西洋，带回烧玻璃工人，中国始能自制。明末山东益都县颜神镇烧制玻璃（料器），采几种石料，缓火三日不熄，紧火五日不熄，煮石成浆，滤净凝结，即成玻璃。

建筑——明朝盛行建筑，南北两京造宗庙、宫殿、阙门、王府、公主府，外省州县筑城修河，各种工役，连年不息。洪武二十六年，征发全国工匠二十余万人集南京营造宫殿。朱棣建筑北京，比南京更壮丽，至朱瞻基时还没有完工。朱祁镇以后，三殿、两宫、南内、离宫次第兴修。朱厚照造乾清宫，用银至两千余万两。朱厚熜营建尤繁，嘉靖十五年以前，号称节省，建筑费多至七百万两，此后骤增十数倍，工场凡二三十处，常年拘役工匠、军士十万人。朱翊钧建筑费又增数倍。朱由校时魏忠贤生祠遍全国，营造人各出巧思，务求新丽，讨魏阉喜欢。明朝巨大的建筑物，很多现在还保存着。

起重机——因建筑上的需要，发明几种起重法。一法，用钢铁作蠡（螺）丝旋，旋入铁方基中，二物牝牡相合，要缩向左旋，要伸向右旋。置机重物下，向右旋转，牡物渐向上起，机下依次垫高，重物自然上举。又法，用圆木纳筒中，涂滑油，绳卷筒上，转筒引重物，省力一倍。又运重石法，先立称杆，用木作架，架立衡轮下，再用轮转动，把重石放到要放的位置。

漆器瓷器——明朝漆工业发达，漆器有髹漆、屈轮、堆朱、存星、沉金、螺钿、乾漆、戗金、钻漆诸作法，次第盛行。瓷器首推永乐、宣德两朝制品。永乐瓷器用针刻细纹，装填黑漆。宣德瓷器用刀刻纹，装填金屑，这都是宋元两代所未有。瓷业中心地景德镇，面积十方公里，人口近百万，官窑民窑约三千所，昼间白烟蔽空，夜间红焰薰天。正统元年，景德镇民进贡瓷器五万余件；弘治十五年至正德末年，烧造未完工瓷器三十余万件；嘉靖三十年造蘸坛用瓷器三万件；隆庆时造瓷器十万余件；万历十九年造瓷器十五万九千件，后又增造八万件。万历三十八年以后，官窑制造渐少。明朝与南洋群岛通商，瓷器是主要输出品，沿海各省，当有不少制瓷工场。

火器——朱棣平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设神机营操练火器。枪炮制法或用生熟赤铜合制，或用铁制，大小不等。大火器用车载，小火器用架用桩用托。小火器宜于战，大火器宜于守。沿北边山顶，各置炮五架。永乐以后，火器益被重视，新制式样凡数百种，重要的约有下列几类。

战车有雷火车（成化十三年造），车中立枢轴，能旋转发炮。又有全胜车（弘治十五年造），车上有铳手二人，车下有车夫及铳手各二人，车重不过二石，遇险路，四人可肩抬。嘉靖十五年，改善车制，车上载熟铁小佛郎机一具，流星炮或一窝蜂一具，钢铁神枪一具，三眼品字铁铳、飞火枪筒各一具，车上又插倒马长枪、开山巨斧各二具，斩马刀、挠钩各一具，并火药、铅子、锨、镢、鹿角等器，全重不过一百五十余斤。每车用五人，二人推车，一人挽车，二人护车作战。万历末年，造双轮战车，每车装火炮二具，步兵十八，各持火枪护车。

水战火器有佛郎机炮，重一千斤或六七百斤，装在蜈蚣船上，威力极大。又有喷筒火药桶，喷筒能烧一百五十步外敌船，火药桶拋入附近敌船，发火燃烧，无法扑灭。又有火船、火龙出水、水底龙王炮、飞空滑水神油罐等器。

大炮有佛郎机（葡萄牙国，正德末年，佛郎机船到广东白沙，中国学得制法），长五六尺，大者重一千斤，小者重一百五十斤，大腹长颈，腹有长筒，用子铳五枚，轮流贮火药安入腹中，射远可百余丈，水战最便利。又中国原有一种大炮，用木架装炮，可高低左右放射，每架约重二百斤，用提铳三个，每个约重三十斤，用铅子一个，约重十两。机件活动，最利守城。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奏请令西洋人制造红夷（荷兰人）巨炮，长二丈余，重至三千斤，号大将军炮。

小炮有永乐时制品，重三十四斤，内装石子一个。景泰时改制小钢铳，重八斤，内装大铁弹子十三个或小铁弹子二十个。

枪有快枪、鸟嘴铳等名目，鸟嘴铳自倭国传来，制法用钢铁作管，管下安木托，管中安铅弹，管背有雌雄二臬，二臬对准射击人物，成一直线，点放火绳，两手握管不动，发无不中，瞄准比快枪正确，运用比佛郎机灵便，算是枪中最猛烈的一种。又有百出先锋炮，式如佛郎机，纳入小炮（炮子）十枚，火绳出筒外，连放连纳，炮口有六寸长戈形刺刀，一人持放，马上也可用。

手铳有夹靶铁手枪、无敌手铳、千里铳等名目。千里铳可藏腰带下，猝然遇敌，举手可放。

毒气炮有毒火飞炮，用熟铁制造，装火药十余两，内藏生铁制飞炮，飞炮内装砒硫毒药五两，发大炮将飞炮打二百步外爆炸，毒气散发伤人。

火球有引火球、烧贼迷目神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等。火球制法，用厚纸糊成硬壳，中含小铁刺菱二三十枚、地火鼠一二十枚，又装入火药若干，紧糊纸壳口，设窍眼四处，各穿药线，敌近城或攻敌阵，燃球投去，刺菱破球散布，火鼠飞烧敌身，敌奔避刺菱伤足不能走动，乘势攻击，往往取胜。

地伏火器（埋地下火器）有地雷连炮、地雷炸营自犯炮、万弹地雷炮等。

空中火器有火禽、雀杏神火飞鸦等。

陆上火器有木大兽、冲阵火牛等。

造船——随着工商业、漕运、海外贸易及海防的需要，明朝造船业成为工业中重要部门，江南漕米每年由运河运至北京通州两仓，计三百二十四万石，每船一艘载米三百石以上，分三段递运，一船在本段中每年往返四次，约略推算，全运河当有漕船八九千艘。朱元璋时，倭寇已侵扰东南海岸，此后侵扰益甚，明人讲求海船制造，也随防倭的需要渐趋进步。战船中有蜈蚣船，底尖面阔，船上装大佛郎机炮，船两旁列楫数十，无风时也能行动。又有鹰船，两头尖锐，进退迅速，船旁钉大茅竹，竹间设窗，可发铳箭。海军采各省商船式样制战舰，福建船有六式，头号福船高大如楼，用松杉木制造，不畏风涛，船上可容百人，底尖面阔，首尾昂高，舵楼三层，帆桅两旁设护板，中安大炮。船中部楼高四层，最下层安土石，次层作寝室，三层左右开六门，设淡水柜及厨房，最上层是平台，可俯攻敌船。广东船比福船更大，用铁力木制造，敌船被冲必碎。江苏崇明等地有沙船，能在斗风（逆风）中行驶。其余各种战船式样甚多，可以推知当时商船式样的众多。

作坊——民间工业除了家内工业及独立的手艺匠人，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存在着手工作坊。据课税名目有油房、磨房、砖瓦窑、木植场、糖坊、面坊、粉坊、茶食铺等。作坊雇佣工人多少不等，例如糖坊制糖先削去蔗皮，次锉块如钱大，两人削供一人锉。削锉工一二十人。

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有关的科学研究，明末颇有专门著作出现。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方以智著《通雅》、《物理小识》，王征著《奇器图说》、《诸器图说》，项子京著《陶磁图说》等最为著名。西洋教士传来天文、地理、历算、火器、水利、物理、哲学，明末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孙兰、王征辈，竭力介绍，译著甚多，遗老如黄宗羲、王锡阐、刘廷献、张尔歧辈，都精究西洋科学。足见当时统治阶级中至少有一部分是敢于接受外来文化。因此可以这样设想，如果中国不是又一次地被落后种族所统治，也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能在中国正常地发展起来，不须经过近百年那样痛苦的历程。

商品——洪武元年，免书籍、农具税。永乐元年，免军民常用杂物等税，凡嫁娶丧祭、时节礼物、染练自织布帛、农器、车船运载非贩卖货物、各处小民挑担蔬菜、溪河货卖杂鱼、竹木蒲草器物，并常用器物、铜锡器物、日用食物，一律免税。宣德时改定凡纱、罗、绫、锦、绢、布及皮货、瓷器、草席、雨伞、鲜果、野味等一切货物，依时价估定课税。看免税课税物品的种类，可推知商品范围的广泛。西北一带居民不事纺织，从豫、鄂输入棉布，穷人不能买布，冬季多在草窝里裸卧。人民生活对市场依赖的密切，即此可见。

市场——在全国中，大商业都市有三十三处。北京、南京以外，江苏有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浙江有杭州、嘉兴、湖州，福建有福州、建宁，湖广有武昌、荆州，江西有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东有广州，河南有开封，山东有济南、济宁、德州、临清，广西有桂林，山西有太原、平阳、蒲州，四川有成都、重庆、泸州。二十三处贸易中心地，只有四分之一在北方，江浙两省却占三分之一。运河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沿河城市如漷县（河北通县南四十五里，后移至河西务）、德州、临清、东昌、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等处，都是著名大商埠。因工商业的发展，大量人口逐渐集中到都市，顾炎武说：“人聚在乡村，才能太平，聚在城市，定招大乱。”他认为，明朝的乱亡，由于人口集中在城市。

物价——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规定各地土贡，得改折米、绢、棉花及金银等物缴纳。米一石折钞二贯五百文、金五分（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二钱五分（一两折米四石）、棉布一匹。米一石二斗折绢一匹。米七斗折苎布一匹。米二斗折棉花一斤。这是户部定价，比实际市价要高些。朱棣迁都北京，百官俸米仍令到南京关支，百官领得米票，卖给商人，每十石只值银一二两，有时七八石值银一两。朱见深时，官俸每二十石折布一匹，布一匹折钞二百元，钞每贯值钱二三文，当时市上米价一石值钞十五贯至二十五贯。明中期以前，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米常年四石、丰年八九石值银一两。榆林（陕西榆林县），米价最高额每石值银八钱至一两。四川米二石五斗值银一两。此后逐渐高涨，至朱由检崇祯四年，米一石值银四两。崇祯末年，山东米一石值银二十四两，海南米一石值银一百五十两。

盐——朱元璋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卖，抽税二十分之一。通常每年收入盐税一百万三千余两。大产盐地六处（两淮、两浙、长卢、山东、福建、河东），小产盐地七处（广东、海北、四川、云南等地），又陕西云州一处。各处产盐，朝廷指定行销地界，出界贩卖，依私盐论罪。永乐时立户口食盐法，令官吏军民照定制计口纳钞、米，自向官府领取，例如浙江军民每月纳米三升，领盐一斤。正统时令民自向商人买盐，官府仍收盐钞。万历以后，盐钞编入一条鞭中作为正赋。官吏按旧章计口领盐，官通常冒领至二千余斤，吏冒领至五百余斤。景泰时改制，用盐折给官吏俸粮，一石抵盐一百四十斤，比军民食盐便宜四五倍。

商税——明朝商税，起初三十取一。凡桥梁道路关津各置收税官。万历时改税率，派阉官监税，遍满全国，名义上十分取一，实际并无定章，土豪无赖，贿阉官得指挥、千户等名号，各据水陆通路，每隔数十里，立旗设厂（税卡），搜索旅客打李，任意掠夺。又穷乡僻村，米盐鸡豕等小贸易，称为土商，一律课税，民变到处发生，朱翊钧庇护阉官，派兵镇压，绝不宽免。甚至浙江税监刘成因本地灾荒，奏请暂免商税，翊钧仍令进银四万两。商税收入，万历时崇文门河西务等八钞关每年额定银四十万七千两。崇祯初年，关税每两增收一钱，八关共得银五万两。三年，又增二钱。十三年，又增二十万两。八关增税如此，其他地方可以类推。

对外贸易——宁波、泉州、广州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南洋西洋诸国。明世倭寇不断侵扰，两国间没有正常的商务，泉州也比不上宋元时代那样繁盛。只有广州一港，贸易额最大，抽分（商税）成为政府重要的收入。嘉靖时有人主张停止国外贸易，广东巡抚林富奏论通商利益，举出供国库、充军饷、协济广西、便利华商四点，足见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已不容中国闭关自大了。当时从南洋输入鸦片烟，在上层社会中，开始起着腐毒的作用。

唐人译《毗耶那杂事律》，内载释迦佛教病人吸鸦片法。用两碗相合，碗底上穿孔，碗烧药烟（鸦片）。用长十二指的铁管就孔吸烟，吸了，置碗小袋中，再用时烧铁管使净，不许用竹管，不许用水洗。印度人吸鸦片治病，释迦以前，当已进行，吸法也许僧俗有些差异（俗人当是用竹管用水洗）。中国人用鸦片作药物，从明朝开始。明四夷馆同文堂外国来文八册，有译出暹罗国进贡方物单，内称进皇帝苏木二千斤、树香二千斤、马前二百斤、鸦片二百斤，进皇后苏木一千斤、树香一千斤、马前一百斤、鸦片一百斤。进贡单不记年月，不知何年进贡。《大明会典》载各国贡物，暹罗、爪哇、榜葛剌三国都有乌香，乌香就是鸦片的别名。明人称鸦片，有乌香、乌烟、亚荣、阿芙蓉条、合浦融等名目。徐伯龄《蟫精隽》载：“成化癸卯年（朱见深成化十九年）令中贵（阉官）收买鸦片，价与黄金相等。外国名合浦融。”看这个记载，似乎北京市上已有鸦片商人。朱见深专讲房中秘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号，如僧继晓，擅长秘术，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他这收买鸦片，无疑是配制淫药，照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阿芙蓉所说，鸦片在嘉靖、万历时代，不仅已被医方普遍使用（治泄痢、涩精），而且南方某些地区（大概是厦门一带）已自行种植。李时珍说：“俗人房中用此药。”又说，北京市上出售一粒金丹（鸦片一块，和入粳米饭，捣细成丸），据说能通治百病，其实就是售卖淫药。

鸦片价贵，一般平民当然无力试用，旱烟却广泛流行起来。万历末年，海商从吕宋带来烟草（一说，烟草种自高丽传播外国），有淡巴菰、淡肉果、金丝薰、相思草等名目。福建人马姓制造烟草名淡肉果，贩运至九边（北方边境九大镇），军士多衔长管吸食，说能止悲忘忧，朱由检严禁不能止。大抵鸦片专供社会上层人求乐，烟草价贱，一般军民用作止悲忘忧的麻醉品。

金银矿——明朝矿业概归官办，诸矿中尤重金银矿。洪武末年，开福建尤溪县、浙江丽水、平阳等七县银矿，两省各课银二千余两。永乐时开陕西商县、福建浦城县、云南大理县等地银矿，贵州太平溪，交趾宜光镇金矿。矿课累增至朱瞻基时，福建每岁银四万余两，浙江九万余两。朱祁镇停止开矿，仍令各地照定额进课银。此后时停时开，祁镇天顺四年，派阉官往浙江、云南、福建、四川开矿，定福建岁课银二万余两、浙江四万余两、四川一万三千两、云南十万余两，总十八万三千两。朱见深开湖南武陵等十二县金矿，拘民夫五十五万人充矿工，劳苦疾病，死亡无数，采得金五十三两。朱厚熜令大臣督促属员，到处寻访矿苗，强迫民夫充工役，全国骚动。朱翊钧更借开矿搜括民财，派阉官多人至各省监收矿税。阉官恃势凶横，招集无赖，设立税局，诬指富户盗（私开）矿，良田美宅，硬说地下有矿脉，必待索贿满足，才得无事。各地有矿必开，不问产量多少，任意规定产额，勒令人民包赔亏短，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诸阉共进矿税三百万两，民间损失，不止数倍。河南巡抚姚思仁说：“开矿有矿盗啸聚作乱，矿头赔累不堪，矿夫被虐死亡，雇民（民夫）饥饿呼号，矿洞随地乱开，矿砂勒民包买，农民充役失业，矿官强横惨杀八害。八害的结果，矿头因赔累死，平民因逼勒死，矿夫因洞倒压死，因争矿斗死，如不停止，亡国可待。”

铁矿铜矿——洪武初年，开江西、湖南、山东、广东、陕西、山西铁矿十三处，每岁得铁七百四十六万余斤，末年，广开各地铁矿，令民得自行采炼，每三十分取二分。永乐以后，官办铁矿。朱厚照时依私盐法禁私铁。明初铜矿只江西、四川、山西、陕西、云南数处，朱见深时封闭云南铜矿。朱厚熜因铸钱，开云南诸处铜矿，日久产量渐少，停止开采。

铜钱——元朝用钞不用钱。朱元璋初立国，京城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称帝后，各省设宝泉局，铸洪武通宝钱，分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凡五等。当十钱重一两，递减至当一钱重一钱，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两种通宝钱为小钱。洪武二十六年各省宝泉局每岁铸钱数如下：

北平铸炉二十一座，每岁铸钱一千二百八十三万四百文。

广西十五座半，铸钱九百三万九千六百文。

陕西三十九座半，铸钱二千三百三万六千四百文。

广东十九座半，铸钱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二千四百文。

四川十座，铸钱五百八十三万二千文。

山东二十二座半，铸钱一千二百十二万二千文。

山西四十座，铸钱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文。

河南二十二座半，铸钱一千三百十二万二千文。

浙江二十一座，铸钱一千一百六十六万四千文。

江西一百十五座，铸钱六千七百六万八千文。

江西、陕西、山西产铜，铸钱较多，其余各省只是强迫人民毁坏铜器，当作废铜，缴给官府充铸钱原料，民间极感痛苦。元璋以后，朱棣永乐九年铸永乐钱，朱瞻基宣德九年铸宣德钱，当时朝廷滥发钞币搜括民财，并不重视铸钱，洪武、永乐、宣德钱多积储不用。朱祐樘弘治十六年开局铸弘治钱，收旧钱（前朝钱）作原料，旧钱二文当制钱（明朝钱）一文，获利优厚，可以想见。朱厚熜开始大规模铸钱，嘉靖六年，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三十二年补铸洪武至正德九朝钱，每朝一百万锭（一锭五千文），铸嘉靖钱一千万锭，又发内库积藏新旧钱八千一百万文，不论新旧好坏，规定七文当银一分（市价滥恶钱三四十文当银一分，最坏钱六七十文当银一分），官府购买物品，按定价抑勒商民，民间骚动，穷人饿死无数。

朝廷铸钱谋获大利，却因铜价飞涨，利息逐渐减少。给事中殷正茂奏称采云南铜运至岳州鼓铸，计工本银三十九万两，可得钱六万五千万文，值银九十三万余两，这样优厚的利息，朱厚熜还嫌微薄，令云南巡抚就矿山鼓铸。钱质愈益滥恶，商民拒绝行用。后来朱厚熜不得不停铸铜钱，改用白银收付公私各费。朱翊钧万历四年，又依嘉靖钱样铸万历钱，规定四五文值银一分，南北京宝源局大量增铸，旧钱绝迹，物价腾踊。朱由校天启元年铸泰昌钱，铸局遍全国，重课利息，钱质更劣，民不堪命。朱由检崇祯元年，南京宝源局铸本七万九千余两，获息银三万九千余两，北京户部铸钱获息银二万六千余两，朝廷规定五十五文当银一钱，不顾工匠赔累，商民折阅，只要获得最大的利息，钱中尽量混入铅砂，一百钱高不满一寸，落地即破碎。崇祯末年，朱由检还想铸当五钱，不及开工，身死灭亡，人民幸免当五钱的灾害。

钞——明初商贾沿元朝旧习，多用钞不用钱。洪武七年，朱元璋设宝钞提举司。八年，造大明宝钞，分一贯文、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等。每钞一贯当钱千文或银一两，四贯当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用现金银物货交易。一百文以下限用铜钱。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十八年，官吏禄米改给钞，二贯五百文折俸米一石。二十二年，造小钞，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六年，钞价大跌，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钱一百六十文抵折钞一贯，物价翔贵，钞法益坏。三十年，严申交易用金银的禁令。朱棣加重刑罚，下令民间敢用金银，按奸恶治罪。钞轻原因在朝廷贪利滥发，重刑并不能提高钞价。朱棣从群臣议，行户口食盐法，令军民计口纳钞，大口每月纳钞一贯、领盐一斤，小口减半。每年收回巨额钞币（据立法时预计，可收回五千万锭），但滥发数远比收回数大，钞价跌至洪武初年定价的十分之一。朱瞻基时米一石值钞五十贯，瞻基严禁民间用金银交易，敢用银一钱，罚钞千贯，赃吏受贿银一两，罚钞万贯，另罚免罪钞万贯。这种禁令，丝毫不能阻止钞价的降落。朱见深时，钞一贯，值钱不到一文，官府令民纳钞，每贯折收银二分五厘，人民大困。朱祐樘时公私收付全改用银（小交易用钱），钞废不行。此后朝廷鼓铸铜钱，代替滥发钞币的利益。

银——明初交易已多用银，朝廷发钞铸钱，都按银价作标准。朱祁镇正统时，田赋米麦一石，折收银二钱五分，南畿（浙苏）、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一百余万两，称为金花银，从此田赋改征白银。唐朝李适（德宗）创行两税制，用钱代米绢，明朝朱祁镇用银代米麦，这是租税制度两个大变革。当时公私收付用银，民间小交易用钱，只有官俸仍用钞，实际上钞已不能通行，朱见深时田赋一石改征银一两，比朱祁镇赋额骤加四倍。朱祐樘时京城税课及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全改折白银。朱厚照时发放官俸，十分中钱一银九。朱厚熜时税课征银不征钱，国家收付一律用银。

钱、钞、银三种货币，钞法先坏，钱用不广，只有银是最重要的货币。银与金钱比价，大体如下：

金、银比价——金一两，洪武八年定价换银四两。洪武十八年以后，换银五两。永乐十一年，换银七两五钱，万历时约换银七八两。崇祯时换银十两。

银、钱比价——银一钱，洪武八年定价当钱一百文，弘治时当钱七十文。嘉靖时定价当上等钱七十文，下等钱二百一十文，又定价不论新旧好坏钱七十文当银一钱。又定价嘉靖钱七十文，洪武等钱一百文，前朝古钱三百文当银一钱，实际市价滥恶钱三四百文，尤滥恶钱六七百文当银一钱，崇祯时定价五十五文当银一钱。

居住明朝边境外的种族，东北有女真，北有蒙古，西有藏番，西南有诸蛮。朱元璋统一中国，就开始对外侵略，朱棣发动大军，连年攻战，军事上获得巨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却因此困疲不堪。朱瞻基以后，兵力渐趋衰弱，明初侵略的成果，不仅陆续失去，而且招致严重的边患，人力财力，大量耗损，造成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甲）鞑靼

朱元璋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率大军出塞攻和林，被元将王保保战败，明军死数万人。元璋认定蒙古残部必为边患，非扫平漠北，不能安心。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三年，出兵凡十余次。二十年，大将军冯胜率兵二十万，二十一年，大将军蓝玉率兵十五万，先后击破元主力军。元人被明军继续压迫，部落溃散，明收得降人二十万以上，牲畜十万。元璋自喜侵略成功，封燕王朱棣、晋王朱㭎为镇边大藩，督边兵屯田防守。每年派大将出塞，烧草数百里，使敌骑不能走近边地。

洪武十一年，元主爱犹识理达腊死，后嗣互相杀夺，二十余年间，称元帝的凡六人。最后一人名坤帖木儿，被鬼力赤（非元主后裔）杀死。鬼力赤索性去国号，改称鞑靼，去帝号，改称可汗。

朱棣永乐初年，东部大酋阿鲁台杀鬼力赤，迎立元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朱棣招阿鲁台归降，阿鲁台不从。永乐七年，命大将军邱福率骑兵十万攻阿鲁台，邱福轻敌深入，全军败没。朱棣怒，八年二月，自将大军五十万出张家口，渡大漠西北进至克鲁伦河，鞑靼惊骇不敢战，本雅失里西奔，想投瓦剌部，阿鲁台东走，想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呼伦贝尔。朱棣追本雅失里至斡难河（鄂嫩河），本雅失里大败，率七骑投奔瓦剌部。朱棣东进至兴安岭大破阿鲁台军。七月，明军入独石口归北京。十年，瓦剌部长马哈木杀本雅失里，阿鲁台自称为故主复仇，率部属降明。

瓦剌是蒙古西方强部，永乐七年，明封酋长麻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鼓励麻哈木等攻鞑靼部。鞑靼败后，瓦剌势力增长，朱棣扶植阿鲁台，使与瓦剌对抗。十一年，封阿鲁台为和宁王。瓦剌攻占和林，渡克鲁伦河渐逼近漠南。十二年五月，朱棣自率大军出张家口，进至忽兰忽失温（克鲁伦土拉两河分水岭），用火器大破瓦剌部。八月，朱棣归北京。

朱棣与瓦剌大战，阿鲁台驻军数百里外，观望形势。瓦剌败走，阿鲁台势力增长。永乐十四年，阿鲁台大破瓦剌，强酋麻哈木死，瓦剌益衰弱。十七年，阿鲁台又大破瓦剌。朱棣感到阿鲁台对边塞的威胁比僻处西北方的瓦剌更加严重了。二十年三月，自率大军出独石口，经阔栾海（呼伦泊）北岸进达杀胡原，阿鲁台北走，明军无所得，转向东南至兴安岭东屈裂儿河岸，大败阿鲁台属部兀良哈（乌梁海），九月，朱棣归北京。

永乐二十一年四月，瓦剌部顺宁王脱欢（麻哈木嗣子）击败阿鲁台。七月，朱棣自率大军巡独石口、张家口一带边境，十月，阿鲁台部下也先土干来降。也先土干只是贺兰山后一个部落长，朱棣正苦师出无功，偶得这个降人，赐姓名为金忠，封忠勇王，借端夸称鞑靼著名王子归附，班师回北京。

永乐二十二年，大同守将报称阿鲁台将侵边。四月，朱棣又自率大军进至答兰纳木儿河（外蒙古喀尔喀河旁源，在黑龙江西境），阿鲁台早率众逃匿。明军搜索山谷（室韦山），周围三百余里，不见一人一骑。军中粮缺，人马疲困，朱棣怕天寒风雪遭敌人袭击，匆匆班师。七月，朱棣行至榆木川（地当在察哈尔乌珠穆沁部东南境）病死。

朱棣五次亲征，每次用兵数十万，征发民夫至少与军士同数。例如第三次（永乐二十年）出兵，用驴三十四万匹、车十七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夫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驴夫当在二十万人左右，共运粮三十七万石。五次出兵，耗损民力不可数计，不仅军民怨苦，就是朝廷大臣如户部尚书夏原吉也不得不说“连年出兵无功，军储丧失十之八九，天灾民变（如永乐十九年，山东蒲台县女英雄唐赛儿起义），内外交困”，请求朱棣息兵安民。朱棣到死不肯放弃侵略野心，认定“此辈（鞑靼）分则易制，合则难图”，扶瓦剌攻阿鲁台，又扶阿鲁台攻瓦剌，最后又扶瓦剌攻阿鲁台，自以为“如立高冈，无远不见”，其实只能激成鞑靼、瓦剌对明朝的仇怨，相继侵扰边境。

（乙）瓦剌

瓦剌也称斡亦剌惕部，元初游牧贝加尔湖西南方面，后南徙居住蒙古西北部，元末兵力渐强，与东方的鞑靼部仇杀不休。朱棣利用瓦剌制鞑靼，封大酋麻哈木等三人为王。十一年，瓦剌占据和林。十四年，麻哈木死，子脱欢嗣位，仍受明顺宁王爵号，吞并诸部，逐渐统一内外蒙古，脱欢死，子也先继位，正当明朱祁镇正统时代，也先攻掠四方，有地西起中央亚细亚，东抵朝鲜（明属国），北接西伯利亚南端，南邻明边境，造成元朝以后最大的蒙古国。正统十四年，也先大举分四路侵边，也先攻大同，脱脱不花汗攻辽东，阿剌攻宣府，别一军攻甘州。朱祁镇宠任阉官王振，政治败坏，得边报，束手无策，王振劝祁镇亲征，以为皇帝的威望可以吓退敌寇。祁镇昏愚自大，七月十七日，率大军出发。八月二日到大同，觉得形势不好，退回北京。十五日，到土木堡（察哈尔怀来县西）。也先轻骑追袭，明全军溃灭，将士死数十万人，随行大臣张辅以下死数百人，丧失骡马二十余万头、衣甲器械辎重无数。朱祁镇被掳获北去，这次大败，明史称为“土木之变”。

败报传到北京，举朝大震，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九月即皇帝位（景泰帝）。当时群臣分和战两派，主和派太监马顺（王振同党）、侍讲徐珵、大同参将许贵等为首；主战派兵部尚书于谦、大同总兵官郭登等为首。皇太后与朱祁钰动摇在两派间，皇太后主张搜括大量财宝，向也先赎取朱祁镇；朱祁钰为保持帝位，相当信任于谦，但对敌始终表示畏惧，缺乏坚决抗战的信心。十月，也先挟朱祁镇破紫荆关（河北易县西），将进攻北京，朝臣汹汹，各谋逃避。徐珵声称：“我考验天象，知道大命已去，请皇帝驾往南京。”于谦上书抗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库藏、仓储全在京师，御驾一动，大势尽去，南宋的故事，可作鉴戒。”朱祁钰听从于谦的建议，下令道：“要死君臣同死，谁敢妄言迁都，立即斩首。”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得势，急整军备，调援兵，严阵待敌，也先长驱至北京西北关外，于谦亲督大军二十二万出战，也先兵败，死万余人，逃出居庸关。

也先挟朱祁镇诱和，同时寇掠边境，促成明朝主和派的抬头，独于谦力排众议，令各边坚守要塞，寇来即击，不许谈和议。也先计穷，景泰元年八月，送朱祁镇还北京。景泰八年（祁镇改为天顺元年）正月，祁钰病，祁镇入宫夺去帝位，即日废祁钰为郕王，捕兵部尚书于谦下锦衣卫狱，按谋逆罪拷问。谦笑道：“要我死就是了，还问什么？”下狱后第六天杀于谦。抄谦家，寒素如书生，妻子发边地充军。列举于谦罪状及奸党（主战派）姓名，镂板示天下，大赏主和派及夺门（拥祁镇复位，当时称为夺门之变）功臣三千余人。遂溪县教谕吾豫上书言谦罪当灭族，谦所荐举文武大臣并该斩首，凡谋升赏的官员，纷纷上书害于谦，朱祁镇认为对自己的效忠，都给好官做。

（丙）套寇

河套三面环黄河，土地肥沃，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约二千里，南至边墙，北至黄河，离河远处八九百里，近处二三百里。朱祁镇复位，主和派得势，君臣昏乱，边防废弛，天顺六年，鞑靼部开始侵入河套，杀掠连续八九十年，明史称为套寇。

也先土木堡大胜后，杀脱脱不花汗自立，阿剌又杀也先汗（景泰五年），瓦剌内讧，势力分散，东方鞑靼部乘机复兴。鞑靼酋长中哈剌真（喀喇沁）部的孛来、翁牛特部的毛里孩，武力最大，毛里孩是铁木真幼弟斡赤斤大王的嫡系后裔。孛来起兵替也先报仇击灭阿剌，毛里孩求得脱脱不花汗的儿子马可古儿吉斯继承汗位，号乌珂克图汗，孛来、毛里孩并封太师。乌珂克图年幼，明人称为小王子，此后鞑靼可汗习惯上都被称为小王子。毛里孩攻杀孛来，独擅大权，与阿罗出、孛罗忽等部占据河套，侵掠边境。朱见深成化时代，侵掠更甚，每岁深入中国内地掳杀人畜，多至数千百万，边将拥兵自保，任敌横行，敌退后，虚张声势，偶获敌军少数老弱人，甚或斩平民首级，冒报战功骗升赏。防套兵八万，坐糜巨饷，从不出战，朱见深三次派大将（朱永、赵辅、刘聚）督师，与边将同样怯懦无用。朱厚熜嘉靖二十五年，套寇三万骑犯延安府，进至三原泾阳，杀掠人畜无数。大学士夏言、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二十六年，铣亲率精兵出击，斩敌二十六人，生擒一人，算是获得数十年来未曾有的大胜利。严嵩谋夺夏言首辅地位，奏称“曾铣开边衅，误国家大计，夏言附和曾铣，败坏国事”。朱厚熜怒，杀曾铣。俺答寇宣府，扬言曾铣、夏言收河套，特来报仇。朱厚熜急杀夏言，禁群臣不得再议收复河套事。

（丁）达延汗与顺义王俺答汗

朱祐樘弘治时代，鞑靼部出了一个强大的可汗，号称达延汗。达延汗牧地在今察哈尔锡林郭勒盟，武力统一内蒙古（绥远、察哈尔、热河），建立左右两翼六万户的制度，分封自己的子弟。左翼三万户：（1）察哈尔万户（锡林郭勒盟）、（2）乌梁海万户（昭乌达盟）、（3）喀尔喀万户（呼伦贝尔）。右翼三万户：（1）鄂尔多斯万户（伊克昭盟）、（2）土默特万户（乌兰察布盟）、（3）永谢布万户（张家口外）。可汗驻察哈尔，统率左翼三万户，吉囊（一译济农，意谓副王）驻鄂尔多斯，统率右翼三万户。达延汗一生事业，着重整理内部，巩固政权，因此他的子孙永远得居住蒙古地方。

嘉靖初年，达延汗死，嫡裔世世继承汗位。右翼吉囊巴尔斯博罗特（达延汗第三子）死，长子兖必里克墨尔根继位，诸子阿勒坦（《明史》译作俺答）、巴雅思哈勒（《明史》译作老把都儿）勇健善战，俺答尤著名。嘉靖中期，俺答大举内犯，不仅蹂躏河北、山西、陕西各边境，并经常深入内地甚至围攻北京（二十九年）。明朝君臣畏惧，希望议和。偶因一件小事发生，居然促成了两国的和议。

俺答的外孙女三娘子，是他孙儿把汉那吉的未婚妇，俺答见她艳丽，夺来给自己当小妻。把汉那吉大怒降明，俺答恐惧，积极求降，朱载垕隆庆四年，和议成。五年，俺答受封为顺义王，所居城改称归化城。后来三娘子继续做了三世顺义王（俺答及子黄台吉孙扯力克）的夫人，掌握兵权，主张与明保持和平，明封她为忠义夫人。

（戊）喇嘛教传入蒙古

嘉靖三十一年，俺答开始对外蒙用兵，明初陷入瓦剌部的和林又夺归鞑靼部。三十六年，攻破瓦剌部。三十八九年，攻取西海（青海），使次子丙兔留守，自此青海有蒙古人居住。

青海本是西藏人的居地，西藏人笃信喇嘛教，蒙古人统治青海，喇嘛教大规模传到蒙古民间来了。俺答迎达赖喇嘛来蒙古，供奉极诚敬。朱翊钧乘机奖励，蒙古人信仰益深，强悍的习性逐渐委靡，万历以后，明朝北方、西北方几乎没有重大的边患。

明西方边境有回、藏（番）、蒙三族居住。回在新疆，藏在青海、西藏，是原来的住民，元朝蒙古族统治西域，明朝中期蒙古族先有亦不剌部（正德四年，被达延汗驱逐，逃入青海）后有俺答部相继侵入青海，三族斗争不休，明朝从中操纵，常占优势。

（甲）回回

元朝末年封肃王纳忽里镇守哈密。朱元璋时，纳忽里死，弟安克帖木耳嗣位，降明受封为忠顺王。安克帖木耳死，朱棣封脱脱（安克帖木耳的侄子）为忠顺王。别遣周安为王府长史，刘行为纪善（官名），监视脱脱，掌握实权，授当地头目十九人为都指挥等官，分散忠顺王势力。脱脱幼年被俘入中国当奴隶，朱棣提拔他做哈密王，自然感恩，不敢反叛。哈密地当东西交通要道，永乐二年，设嘉峪关至哈密七卫，驻兵防守，遮断蒙古与西域的联络。哈密一带许多种族杂居，主要的有回回、畏兀儿、哈剌灰三族。各族头目，不相统属，忠顺王无力节制，也就无力反抗明朝。

土鲁番在哈密西一千五百里，朱见深成化九年，土鲁番酋长速檀阿力（畏兀儿族）攻占哈密，明兵不敢救。朱祐樘弘治元年，土鲁番酋长阿黑麻（速檀阿力嗣子）杀忠顺王罕慎。五年，明立陕巴为忠顺王。六年，阿黑麻又占哈密，虏陕巴。明绝土鲁番互市。十年，阿黑麻穷困，上书愿悔过，送还陕巴及忠顺王印。十一年，明又封陕巴为哈密忠顺王，别令写亦虎赤为回回族都督，奄克孛剌为畏兀儿族都督，拜迭力迷失为哈剌灰族都督，共辅陕巴主持国事，实际是让三族各分得一部分政权。又许逃入甘肃境内的三族人每家分一半居肃州，一半回哈密，往来听自便。明朝行施这个分化政策，各族间斗争暂时和缓起来。朱厚照时，哈密又被土鲁番攻陷。土鲁番进攻肃州，回民谋内应，肃州城几乎失守。朱厚熜嘉靖八年，詹事（官名）霍韬建议立回回强酋为哈密王，不必固执蒙古族袭封王位。兵部尚书胡世宁建议放弃哈密，专守河西。朝臣纷议不决，土鲁番占据哈密的既成事实，明朝只好默认，不再究问哈密城及忠顺王的下落。

（乙）西番

西番就是古代的西羌，种族繁多，散居陕西、四川、云南西境外，根据地在河、湟、洮、岷间（甘肃、青海）。番人分生、熟两种，生番性犷野，熟番颇有文化，与中国通商贸易。朱元璋洪武二年，遣使招降诸番，设洮州卫（甘肃岷县西），筑城屯守。番人信喇嘛教，西宁番僧三剌在碾伯县（青海乐都县）建寺，元璋赐寺额，命三剌为西宁都僧纲司（僧官）。又命番僧为河州（甘肃永靖县）番汉二僧纲司。凡僧徒建寺，无不赐美名，发给圣旨保护寺产，番僧来京城朝贡受特别优礼。朱棣更崇奖喇嘛，有势力的僧徒，各赐禅师、灌顶国师、大国师、西天佛子等名号，许师徒世袭。诸僧及土官（酋长）每年来北京朝贡一次。其他种族如西宁十三族、岷州十八族、洮州十八族（大族有人数千，小族数百），也允许他们入贡受赏。从此西番部落益分散，势力益衰弱，西边很少起边患。

（丙）乌斯藏（西藏）

乌斯藏是喇嘛教的根据地，元初，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八思巴死后，徒弟世袭帝师名号，朱元璋封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使招降未归附的诸番部。其他大喇嘛各赐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辅教王等名号。明朝凭这些名号，换得边境的和平。

西南诸蛮，种类繁杂，各有大姓（酋长）统率部众。大姓与中国统治者交相利用，中国赏给大姓官号，令蛮人应差徭听调遣，大姓得官号，恃势残虐部众，更有保障。朱元璋承元制，凡西南蛮酋降附，即授原来官号（元时所授），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知府、知州、知县等名目，子孙世袭，总称土司或土官。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土司最多。土司被流官（地方官）刻剥过甚，往往叛变，在武力压迫下，又往往降服。

以上边境诸族，蒙古最强，回回较弱，番与诸蛮最弱。

明建都北京，三面近塞。朱祁镇正统以后，蒙古侵扰渐多，历朝特重边防，增设重镇，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太原总兵驻偏头关，三边制府（总督）驻固原，总称九边。屯大军防守，岁费巨款，但不能阻止蒙古的侵入。

西方西南方边境，明军占优势，经常纵兵残杀，镇压反抗。兵部定四等首功（斩敌人首级）：第一等迤北（蒙古），第二等辽东（女真），第三等西番蛮苗，第四等内地反寇。这说明蒙古首级最难得，杀内地人民最容易。据《明史》所记，如山云破广西蛮，斩首二万二百六十，方瑛破贵州苗，俘斩四万余人。其他斩获数千级，次数不可胜计。对北用兵，却适相反。王越红盐池一役，擒斩三百五十，威宁海一役，斩首四百三十，石彪、杨信等击鬼力赤，生擒四十余人，斩五百余级，当时认为西北战功第一。石彪击把秃王，斩一百二十级，追至三山墩，又斩七十二级，论功得封定远伯。刘聚击阿罗出，斩首一百六十级，朱永败敌，斩首一百六级，郭登栲栳山胜敌，斩首二百余级，姜奭昔水铺胜敌，斩首百余级，姜应熊破套寇，斩首一百四十级，安国偏头关胜敌，斩首八十余级，甚至仇钺斩敌首三级，朱晖斩套寇三级，追至庆阳又斩十二级，也算作战功，受赏升官。

所谓斩获若干级，又大都假冒，不可信。左都督刘聚镇陕西，蒙古入寇，杀掠数千里，聚与王越待敌退时尾追，斩得十九级，报首功一百五十级，虚增八倍，十九级中又未必全是蒙古人。洪钟击川东起义军，不敢出战，斩平民冒首功，被巡按王纶、纪功御史（随军考核官）汪景芳奏劾。这个例证，充分说明了明朝武人的残暴与卑怯。

中国边患，历代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元朝以后，才有海上侵扰。原因在于中外各国航海工具较前代进步，国际间贸易关系益趋密切，自给自足的社会，开始感到部分的不能自给，必须依赖海外贸易，来补充缺乏。为排除进行贸易的障碍，势必引起军事上的冲突。在明朝，日本与中国冲突最剧烈，《明史》称为倭寇之乱。

忽必烈东征日本失败后，日本禁止本国人与中国交通。可是私人经商依然进行。日本商船往来中国及朝鲜海岸，兼做海盗事业，大肆杀掠。日本南北朝时代（一三三三年—一三九二年）私商渐盛，等到南朝衰亡，南朝的遗民武士结合那些商人海盗，组成一个强大的力量，向大陆沿海侵扰。他们起先多在朝鲜海岸活动，后来转入中国海面，占据小岛屿居住。

方国珍、张士诚被朱元璋击灭，一部分部属亡命海外，勾结岛人（居小岛中倭人）进犯山东沿海州县，并转扰浙江、福建。朱元璋大造战船，出海追捕，陆上，自山东至福建，依地势筑七十余城，置卫所防守。由于明初社会内部暂时的安定，以及军备的相当整饬，倭寇不敢深入为害。

朱元璋允许日本国王正式入贡（通商），设宁波市舶提举司，管理贡务。日本出产硫黄（火药原料）、苏木（妇科用药）、倭刀、倭扇、漆器，中国出产布帛，成为两国必不可缺的交易品。明承历代旧制，设市舶司管理国际通商，统制却更加严密。朝廷想独占贸易的全部利益，令外国用朝贡名义，定期带来额定的货物，由市舶司评价给银钱或布帛。朱棣限日本十年进贡一次，每次贡船两艘，朱瞻基许增贡船一艘。朱祁钰时日本贡使带私物十倍贡物，估价应给银二十二万七千两，祁钰只给银三万四千七百两。贡使力求增价，得补给钱一万贯，又补给布帛一千五百匹。贡使怨怒回去。此后日本屡请增加贡船，明朝坚执贡船不得超过三艘，两国合法商业受到颇大的阻碍。

明朝为了日本贡使礼貌不恭，想停止贸易，迫令恭顺。朱厚熜撤废市舶司，嘉靖二十六年，因沿海日本商船出没无常，命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军务。朱纨严申禁令，不许商民通番下海，不许造两桅以上大船，凡私自交通倭人，不问权贵，一律斩首。浙闽大姓豪绅向来靠私通倭商获厚利，恨朱纨刺骨，福建人巡按御史周亮奏攻朱纨，在朝同党合力陷害，朱纨得罪自杀，海禁废弛。大姓豪绅借口严禁通番，夺取中国商人私下交易的利益，并欺压倭商，欠货价不偿，追索过急，就教地方官派兵驱逐。倭商破产流落，不能归国，与中国失业奸商汪直、徐海、麻叶等据海岛，聚众攻掠内地。

朱瞻基以后，国力渐就衰落，蒙古内侵，使明朝君臣专重陆路边防，沿海军备，无人留意。卫所空虚，战船破败，一遇寇来，临时招募渔船，纠合民丁，号称防守，实际只是儿戏。嘉靖三十二年，汪直等勾引各岛倭人，大举入寇，战船数百艘，分路并进，浙东西、江南北，沿海数千里，同时告警。倭据川沙洼、拓林为巢穴，中国失职官吏、不得志儒生多投倭做谋士或向导，号召无赖流氓着倭服、挂倭旗四出杀掠，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大抵真倭不过十中三四，中国奸人却占大多数。乡民被掳，迫充先锋，严刑驱使向前冲击，官军懦怯，望风崩溃。倭寇见物即取，尤重绢、帛、棉布，烧杀奸淫，行同禽兽。朱厚熜遣严嵩私党赵文华督察军情，文华颠倒功罪，忌主剿派总督张经击倭有功，诬奏经“养寇失机”，下狱处死。厚熜改用严嵩私党杨宜为总督，胡宗宪为巡抚，官军益解体，倭势更蔓延，江浙州县无不遭蹂躏。各岛倭人见有利，纷纷来中国，登岸劫掠，毒焰愈张。

三十四年，倭寇一部六十七人自上虞登陆，经绍兴至杭州北新关西进攻掠于潜、昌化、淳安、歙县、绩溪、旌德、泾县，达芜湖南岸，转奔太平府，东犯江宁镇，攻南京大安德门及夹冈，经秣陵关，掠溧水、溧阳、宜兴，驻军无锡惠山，一昼夜走一百八十余里，至浒墅关遭明兵袭击，逃至杨林桥，被围歼灭。凡奔窜数千里，杀伤军民四五千人，历时八十余日。又一部倭寇不满二百人，自乐清登岸，攻掠黄岩、仙居、奉化、余姚、上虞，杀人民无数，窜至嵊县才被歼灭，历时凡五十日。又一部倭寇数十人，自山东日照登陆，攻掠东安卫及淮安、赣榆、沭阳、桃源，至清河遇大雨，被围歼灭，其他倭寇联合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贼首，盘据海岛（主要是舟山群岛）及沿海城镇如柘林、乍浦、乌镇、皂林、陶宅、周浦、川沙、高桥等地，有利出来掳掠，无利守险自保，明军坐视，不敢进攻。

三十四年，赵文华大集浙直（南直隶）兵，又约应天巡抚曹邦辅合剿，分路并进，军至松江砖桥镇，倭寇冲来，文华大败，奏称水陆大胜，寇已平靖，请求还朝。三十五年，胡宗宪升任总督。宗宪力主讲和，派使人至日本商议，不得要领，使人路遇汪直，汪直说：“日本内乱，各岛主不相统属，只要明朝允许通贡开市，战祸即可停止。”宗宪奏闻，朱厚熜不许。宗宪设计离间徐海等，海杀陈东、麻叶，宗宪又杀徐海，江南、浙西诸寇略平。日本山口岛主源义长、丰后岛主源义镇各遣使入朝谢罪，送还被掠人口，并称前后侵犯都是中国奸商引诱岛夷，义镇等实不知情，朱厚熜令擒倡乱渠魁及中国贼首才许通贡。三十六年，源义镇遣汪直等载巨船来贡市，巡按御史王本固杀汪直，和议破裂。三十七年，新倭大至，攻掠浙东诸郡，转入福建，自福宁至漳泉千余里，尽成贼巢，蔓延至广东潮州一带。四十年，胡宗宪因罪被逮。四十二年，主剿派谭纶巡抚福建，与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刘显合力痛击。四十四年，福建、广东倭寇悉数歼灭。

剿灭倭寇，主要依靠民兵的力量。剿倭第一名将戚继光，见卫所官军不堪作战，自募金华、义乌民兵三千人，纪律极严，训练特精，戚家军名闻天下。又松江曹泾盐民，击倭至岛上，焚毁敌船，后来见民家有盐袋，摇手相戒不敢犯，又少林、伏牛、五台有僧兵，少林僧四十余人应募击倭，每战必胜。其余各地人民自立队伍，到处截击倭寇，使流动奔窜的寇军不敢远离巢穴。

倭寇蹂躏山东、江南北、浙东西、福建、广东，破府州县卫所百余处，掠夺人口财物不可数计，军民死伤不下十余万，全国财富地区，大遭破毁。这一次战祸的远因由于明朝阻止两国间正在发展的商业，近因由于大姓豪绅犯禁贪利，恃势欺压中倭商人。战祸既经开始，朝廷先用赵文华，枉杀剿倭有功的总督张经，继用谄附赵文华、严嵩力主讲和的胡宗宪。朝廷措置乖谬，人民受害无穷。如果战前朝廷允许倭人正式通商，战时任用主剿派，如朱纨、张经诸人，整顿海防，肃清内奸，专力痛剿，何至造成绵延十余年，残破五六省的大战祸？所以直接残杀人民的是倭寇和汉奸，间接残杀人民的是明朝的统治阶级。

嘉靖时代的倭寇，明朝应负激成祸乱的主要责任，朱翊钧万历二十年到二十六年的朝鲜战役，明朝完全是正义的，却因主和派在朝得势，正义战争竟得到可耻的失败。

久经内乱的日本国，当织田信长任关白（最贵官）时开始统一了，到丰臣秀吉继任时完成了统一事业，因而商业资本的发展，也要求向国外侵略了。丰臣秀吉威胁琉球、吕宋等国，使向日本人朝奉贡，大治兵甲，造战船，谋攻灭明朝。他的计划是一路攻北京，用朝鲜人做向导，一路攻浙、闽海岸，用汪直余党做向导。同安人陈甲在琉球经商，听得秀吉的阴谋，急请琉球贡使向明朝告密，陈甲亲归福建，见巡抚赵参鲁陈述所闻。朱翊钧得报，转告朝鲜王李昖。李昖荒淫酒色，自辩并不知情，明朝也就不做戒备。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四月，丰臣秀吉发兵十三万七千人、战船数百艘，令加藤清正、小西行长充先锋，由对马岛渡海，攻入朝鲜。秀吉训诸将士道：“我要先平朝鲜，令朝鲜做前驱，一举灭明，那时候我要多割土地，封给你们。”五月，渡临津，朝鲜兵望风溃败，李昖弃王京（京城）逃义州，寇军渡大同江，绕出平壤界，朝鲜全国陷没。李昖率群臣奔爱州，遣使向明朝告急。

七月，明游击（军官）史儒率兵至平壤，兵败战死。副总兵祖承训率兵三千渡鸭绿江援救，又战败逃还。败报传来，举朝震动，兵部尚书石星无计可施，募无赖嘉兴人沈惟敬往寇军探消息。惟敬贪和成得赏，力助寇军胜利。石星信任惟敬，赏给游击官号，使往来两军间谈和议。

当时朝臣公议“朝鲜是中国的藩篱，势在必争”，主张派大军出援，石星却一意主和，朱翊钧动摇不定，大体偏重主战。十二月，经略宋应昌、征东提督李如松率兵四万分三路趋辽阳。副将李如柏将左路，张世爵将右路，杨元将中路。沈惟敬自寇军归来，说行长愿退至平壤以西，划大同江为界。如松大会将士，叱责惟敬卖国当斩。二十五日，誓师东渡鸭绿江。二十一年正月，进攻平壤，大破日本守军。行长提败兵渡大同江遁还龙山。明军收复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进军距王京七十里。如松误听朝鲜间谍报告，说寇已弃王京逃走，急率轻骑追至碧蹄馆，中伏大战，寇军战败入城，明军精锐丧失极重，退驻开城。三月，如松走间道烧寇龙山积粮，寇乏食，四月十八日，寇弃王京逃遁，宋应昌、李如松整军入城。分路追袭，收复汉江以南千余里。寇军穷促，退保釜山浦，如松调海军分布釜山海口，断寇交通。

主和派兵科给事中侯庆远奏称“我与倭何仇，我为朝鲜出力已多，应速撤回援军，令朝鲜自守国境”。宋应昌奏称“日本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不只为属国谋利益，朝鲜安，蓟辽自然无患，京师也就巩固了”。朱翊钧从石星议，留兵三千暂驻朝鲜，余军撤退归国。

六月，沈惟敬与寇使小西飞等自釜山来议和，石星急求和议成功，待寇使礼极隆重。石星用同党顾养谦为辽左总督。十月，顾养谦奏请撤兵，朱翊钧令明军尽撤归国。朝臣群起抗争，朱翊钧、石星悉置不顾。二十二年和议成。据《明史》说和约凡三条：（一）勒倭尽归巢，（二）既封（封秀吉为日本王）不与贡（不通朝贡），（三）誓不犯朝鲜。据日本史所载和约是：（一）明嫁公主给日本王，（二）两国通商，（三）朝鲜王子大臣到日本当人质，（四）朝鲜誓不反日，（五）日军退出占领地。两方记载悬殊。当时辽东都御史李化龙奏称，“倭不识汉字，恐中间两相欺蒙，请停沈惟敬职”，工部郎中岳元声奏参石星力主和议，有三辱、四耻、五恨、五难。足见石星、沈惟敬利用朱翊钧昏愚，从中欺蒙，三条和约，实不可信。

原来秀吉借讲和诱明军撤退，乘机准备新的进攻，明朝屈辱的条款，他并不满意。朱翊钧却深信秀吉降服，命李宗城、杨方亨为册封正副使，同沈惟敬往日本授秀吉日本王金印。秀吉不受，和议破裂。二十五年二月，石星、沈惟敬通倭卖国阴谋败露，朱翊钧大怒，命兵部尚书刑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杨镐驻天津警备海路，第二次战争复起。五月，麻贵率军一万七千人渡鸭绿江，刘督川汉兵六千七百人继进。沈惟敬率兵二百出入釜山，给寇军通消息。刑玠命南原守将杨元捕获惟敬，因此寇军失耳目，不知明军实情。

刑玠受朱翊钧“阳（表面）战阴（暗中）和，阳剿阴抚”八字密命，督军至朝鲜，进攻不力，各路溃败，无法收拾。二十六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寇军退走，明军自称大胜，收兵归国。

中国与南洋诸国通商，西汉时代开始有简略的记载。当时番禺（广州）是国际贸易的都会，从海外输入犀角、象牙、玳瑁、珠（圆）玑（不圆）、银铜、果品、细布等货物，中国商贾运到内地，往往致富。刘彻（西汉武帝）令译使多带黄金、缯帛自日南（交趾）、徐闻、合浦出海，至都元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即康迦法拉母，在印度境内马德拉斯西南）买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回来。王莽时自黄支国航行八个月至皮宗国（即蒲牢皮散岛，在马来半岛西南沿岸）。黄支国南有己程不国，是汉译使航程的终点。东汉刘志（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四年，天竺国（印度）从日南边境外来献，延熹九年，大秦国（罗马）王安敦遣使自日南边境外来献象牙、犀角、玳瑁。两汉时代南方海上交通规模已经不小，远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大概借印度作基石，也曾一度与中国发生海上交通。

孙吴、东晋、宋、齐、梁立国南方，人力财力都不能抗衡中原，势必发展海外贸易来补充本国经济的缺陷。孙权遣朱应、康泰通南海诸国，所经历及传闻凡百数十国。至萧衍（梁武帝）时，交通尤盛。李延寿《南史》夷貊传立专条的有十五国：（一）林邑国（即占婆，今安南中圻）；（二）扶南国（柬埔寨）；（三）诃罗陀国；（四）诃罗单国（在苏门答腊岛）；（五）婆皇国（在马来半岛）；（六）婆达国；（七）阇婆达国；（八）槃盘国；（九）丹丹国；（一〇）干陀利国（在苏门答腊岛）；（一一）狼牙修国（在马来半岛）；（一二）婆利国（爪哇东婆利岛）；（一三）中天竺国（印度）；（一四）天竺迦毗黎国（印度）；（一五）师子国（锡兰岛）。南朝海外贸易，远超两汉，《南齐书》所谓“舟舶继路（接连不绝），商使（使官）交属（往来频繁）”，可以想见当时的盛况了。

隋唐南方海上交通继续发展，自广州至波斯湾中国商船独占运输业的霸权。南洋群岛土人称中国为唐人，明朝时候，真腊国还行着“番人杀唐人，处死刑，唐人杀番人，罚金”的法律，想见唐朝威望的广大。因国际贸易的发展，特设市舶司（最早的记载见开元二年）管理商务。波斯、师子、昆仑船舶，屯聚广州城下。外国商人及传教师多至十余万人。外国人居住地称蕃坊，立蕃长管理蕃人，有小罪各依本国法处断。大概蕃法比唐法重。允许依本国法，用意在禁止蕃人轻犯法令，如犯重罪，自然仍按中国法裁决。蕃船入口，有舶脚、进奉、收市等名目。舶脚是进口税，进奉是贡品，收市是宫廷收买所需货物。收市以后，才准一般商人自由买卖。

到了宋朝，朝廷独占大部分国际贸易的利益，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置市舶司，掌管征收关税及处理一切商务。蕃商带来香药、犀角、象牙、珍珠、龙脑等贵货，由政府全部收买，称为和买。和买的货物送京师榷易院，高价卖出。禁止民间私贩，犯禁罪至死刑。禁榷以外的货物，抽分（抽税）以后，经舶牙（货主购主间评定货价的中间人）评定货价，由商人购入，得在市上发卖。

元朝承宋旧制，在广州、上海、庆元、澉浦、泉州置市舶司。官府自备海船，选取商人往海外贸易，所得利益商人得三分，官府得七分。忽必烈至元三十年制定市舶则例，禁止官吏人等出资经商以及偷运货物等事，只准商人从事贸易。商人有舶商和海商的分别，舶商经营海外贸易，海商专通南洋。外国船到中国，携带金银珠玉，只许卖给皇帝，皇帝特置舶牙十二人专任评价的职务。这种舶牙，大概就是后世洋行的滥觞。

朱元璋统一中国后，派使官招谕四邻各国，要求它们向明朝进贡。招谕的用意，主要是在宣告自己做了中华大皇帝，四夷应该来修臣职（朝贡），通商利益，并不重视。他给爪哇国诏书里说：“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唯欲（只想）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虑（想）诸藩僻在远方，未悉（不知道）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又给拂菻（罗马）国诏书里说：“朕虽未及古先哲（圣）王，俾（使）万方怀德（感念恩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这种傲然自大的态度，在招谕蒙古和日本时，都获得不愉快的答复，独南洋诸国应招入贡的不少。

朱元璋招得的诸藩有安南、琉球、吕宋、占城（即占婆）、真腊（柬埔寨）、暹罗、爪哇、三佛齐（即干陀利）、悖泥（在婆罗洲）、西洋琐里（在南印度）等国。他照例各赐《大统历》（明历，即元郭守敬的授时历）若干本，算作“奉正朔”的属国。朝廷对来朝的贡使，待遇特别优厚，对贡献的物品，报酬特别加等（如用陶器七万件、铁器一千件换得琉球贡马四十匹），表示天朝的富庶和恩惠。同时却因赏赐过多，供应甚巨，对贡期（一般规定是三年一贡）、贡船、贡使、贡物，严立禁限，不许违反，借省劳费。本来诸国入贡绝非所谓“慕义而来”，在这种禁限下，通商的利益极小，不得不多带私物，暗中与中国商人交易。中外商船（私商）往来海上，朱元璋怕中国人勾结诸藩漏泄国情，索性实行严厉的闭关政策，停止朝贡。

洪武初年，设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专管贡船，认贡船为合法的贸易。洪武七年，因防倭寇，撤废市舶司，只许琉球、真腊、暹罗少数恭顺小国进贡。商船贸易绝对禁止，人民通藩下海，私行交易，罪至斩首。朝廷与少数藩国用朝贡（卖）赏赐（买）形式独占全部国际贸易，进出口货物数量微小，远不合社会实际的需要。例如暹罗进贡苏木最多不过一万斤，占城国没收海商张汝厚、林福私运苏木多至七万斤，这说明商船贸易比贡船占着极大的优势。而且重利所在，沿海各省文武官吏、大姓豪绅，或自己经营商船，或保护中外商人，从中取利，朱元璋“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事实上成了空文，不能发生什么效力。

朱棣夺得朱允炆的帝位，想在政治上增高威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外国朝贡自然也是增高威望的一种方法。同时中国社会经洪武时代长期休息以后，也需要扩大合法的对外贸易，来交易有无。所谓“夷中百货，都是中国必不可缺的，夷一定要卖出，中国一定要购入”，“中国物产，可以自给，外国却必需中国的物产”，足见朱元璋闭关政策显然违反社会的要求了。朱棣登帝位，当年（永乐元年）恢复三处市舶司。定抽分制，凡贡船附来番货（私物），官抽买六分，余物免征关税。番商（不用朝贡名义的私商）运来货物，船到口岸，抽税十二分，听自由贸易。这样高的税率，含有压抑私人商业的意义，闭关政策却因此废除，不能不说是对商人的让步。

朱棣废除了闭关政策，新创一种国营对外贸易政策，夺取商人的利益。他利用政府的力量，自备船只、武器、货物，派遣强大武装舰队到南海诸国去诏谕和贸易。统率这个大舰队的首领，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探险家郑和。

郑和是云南回教徒，本姓马，朱元璋平云南，郑和被阉入宫，当太监。他有军事的、外交的才能，率舰队前后远航凡七次。现代人所称的南洋，明朝称为东西洋。西洋指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及婆罗洲西南海岸诸国，东洋指菲律宾群岛、摩鹿加群岛及婆罗洲北岸文莱国（文莱国是东西洋交界处）。郑和七次航行都在西洋海面，民间流传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确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件动人的壮举。

第一次——永乐三年六月，郑和率军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分乘宝船（大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中船长三十七丈、宽十五丈）六十二艘，自上海西北刘家港出发，经占城（即占婆，印度支那东南海岸）南下至东爪哇，又经旧港（旧称三佛齐）、满剌加（麻六甲）海峡出印度洋至锡兰山，沿印度西海岸至古里（印度加里喀达）。五年九月归国。

第二次——六年九月，率宝船四十八艘出发，经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至柯枝、古里。归途经星加坡北上。九年六月归国。锡兰王亚烈苦奈儿攻和，和出奇兵击破锡兰国都，生擒亚烈苦奈儿，朱棣大喜，行过献俘仪式后，释放回国。

第三次——十年十一月出航至古里，更进至忽鲁谟斯（在伊兰国阿曼湾）。十三年七月归国。和在苏门答腊击败酋长苏干剌，还朝献俘，朱棣大喜，厚赏诸将士。别一舰队奉和命自苏门答腊经溜山，远至非洲海岸（今意属索马利兰）招谕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等国入贡。归途经阿丹（亚丁）、祖法儿、忽鲁谟斯，历访印度诸港，十四年归国。

第四次——十四年冬，出航至忽鲁谟斯，十七年七月归国。别一舰队历溜山、阿非利加、阿剌伯、俾路支湾，十八年归国。

第五次——十九年秋出航，二十年八月归国。别一舰队历溜山、阿非利加、俾路支湾，二十一年九月归国。

第六次——二十二年七月奉命至旧港，封旧港宣慰司施进卿的儿子施济孙继承宣慰司名号。八月归国。

第七次——朱瞻基宣德五年，因海外藩国朝贡不来，命和率大舰队载军十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人出去招谕。闰十二月自刘家港出发，次年十二月，出闽江口，经历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忽鲁谟斯。自古里分出一队入红海至天方（阿剌伯麦加）历访阿丹、祖法儿。八年六月归国。

郑和七次出使，招谕三十余国，航路取刘家港作起点，首达占城，航暹罗湾，循马来半岛南下至星加坡，绕苏门答腊及爪哇各一周，航孟加拉湾，北至恒河口，南至锡兰岛，再航阿剌伯海，入波斯湾，沿东岸北行，至底格里斯河口，再循西岸南行，至亚丁。越亚丁湾，入红海，北至麦加，循非洲东岸南行，至莫三鼻给海峡，掠马达加斯加岛的南端向东回航。郑和末次航行正当公元一四三〇年—一四三三年，其时，葡萄牙人也正开始做海上活动，继续试航数十年，终于开辟欧亚交通的大航路。欧洲人航海是适应了当时商业资本发展的需要，含有进步意义，郑和航海，主要是求满足皇帝“万国朝贡”的侈心，所得奇货重宝，如二钱重的大块猫睛石、二尺高的珊瑚树，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驻蹄鸡、白鸠等类，仅供朝廷一时的赏玩，去交换的物品如黄金、锦绮、纱罗、绫绢、纻丝、瓷器，哪些不是中国人民的脂膏血汗？所以欧洲因航海通商，收得社会向上发展的效果，中国航海通商，反招致民穷财尽的怨声。朱见深成化九年，命兵部尚书检查郑和出使水程，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旧案不缴，抗言道：“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万余人，就算得奇宝回来，对国家有什么利益？这是一件敝政，现在还想再做么？”成化国力已远不及永乐时代，经刘大夏等反对，朱见深只好放弃“万国朝贡”的妄想。

朝贡必须查验一定格式的贡表和一定数量的方物（规定的物品），贡使必须从广州到北京朝见皇帝，沿途货物的折耗、内外官吏的勒索，虽然得些赏赐，未必能补偿损失。郑和死后，朝贡逐渐减少，私人贸易逐渐增长，到朱厚照正德时代，顾不得讲什么贡期贡制。只要商船来到，官府抽取货物献给朝廷，余物听自由交易，成“番舶不绝于海澨（音誓，海边），蛮人杂遝（音沓，人多）于州城（广州城）”的现象，私营商业完全取得优势了。此后互市税收，更被朝廷和广东地方政府重视（广东文武官吏月俸发给番货代银米），当作岁入的重要部分，商民贩卖番货，也有不少人因此致富。

中国与南洋的通商，是适应着本国经济力的发展而产生的。朱元璋行施闭关政策，朱棣行施国营贸易政策，虽然起了些阻止私人商业的作用，终究敌不过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力量。宣德八年六月严禁私通番国。八月，令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禁通番。朱祁镇正统十四年六月，从福建巡海佥事董应轸奏请，下令道：“旧例濒海居民，犯私通外国，贸易番货，泄漏事情，及引海贼劫掠罪，正犯处极刑（死刑），家人发边远充军。知情故纵，与正犯同罪。近年商民往往嗜利违禁，应重申禁令。”朱祁钰景泰三年，命刑部出榜，禁止福建沿海居民，不得收贩中国货物、置备军器、驾海船交接琉球国，招引入寇。这一类禁令，不论怎样严厉，收效仍是有限，一部分统治者，也只好承认“私通滥（偷）出，断不能绝，大利所在，民不畏死”了。

南海诸国文化落后，需要中国的工业品。如琉球国出产乳香、胡椒、硫黄，交换中国瓷器、铁器，永乐二年，琉球王遣人携带白银，私到处州收买瓷器。沙瑶国，物产贫乏，华商去交易，只带瓷器、铁锅，最多不过布匹，贵重品不能出售。文郎马神国初用蕉叶做食器，后与华商交易，渐用瓷器。苏禄国不产米麦，用珠与华商交易，商船将返，必挽留数人作质（抵押），要求商船再来。柔佛国王用金银做食器，臣民用瓷器。大抵中国输出多是丝织物、布匹、瓷器，输入多是香料、药物、珠宝。

因为朝廷严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诛”，华商冒死出洋，多留居不敢回国。欧洲人没有侵入以前，南洋群岛的华侨，不仅在商业上占绝对优势，政治上也取得不可侮的地位，人口总数约略计算，当在十万以上。等到欧洲人侵入南洋，华侨不得祖国的援助，情况渐趋恶劣，只凭自己的力量，在海外做坚强的奋斗。下面摘录《明史·外国传》的记载，可以推想当时一般的状况。

吕宋——福建商贩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生长子孙。佛郎机（西班牙）夺得吕宋，驱逐华人归国，留居的大受侵侮。万历三十一年下令屠杀华侨，凡杀二万五千人。华侨先被欺骗，卖出铁器，后来赤手与西班牙人战斗，无一人生存。不久华侨人数又增，崇祯十二年，再下令屠杀，三四万人生存不到七千人。

美洛居——佛郎机（葡萄牙）与红毛番（荷兰）争美洛居，连年战斗，民不堪命，华侨游说两国，令各罢兵，分国中万老高山为界，北属红毛番，南属佛郎机。

鸡笼山——鸡笼山（台湾）曾被倭寇及海盗林道乾占据。林道乾怕戚继光追击，逃往浡泥国，开辟道乾港安顿部众。倭寇焚掠后也散去。中国渔船从魈港漂到台湾，从此商贩往来，华人渐多，成立大市。

麻叶瓮——元将文弼高兴攻爪畦，病兵百余人留麻叶瓮，子孙繁衍，因此华人甚多。

婆罗——又名文莱国。先翊钧时国王是福建人。佛郎机来攻，国王率人民走入山谷，放毒药水中，佛郎机人退走。

爪哇——人分三等，华人最富贵。中国商贾往来甚众。国中第一大商市号称新村，村主是广东人。

旧港——爪哇攻破三佛齐，改名旧港。华人多起兵割据，广东南海人梁道明势力最大，从闽、粤泛海来投的军民多至数千家。其他割据称雄的有广东人陈祖义、施进卿等。陈祖义被郑和击杀，施进卿受封为旧港宣慰司。

浡泥——初属爪哇，后属暹罗。嘉靖末年，有华侨二千余人。

满剌加——后改名麻六甲，土人色黑，偶有洁白人，说是华种。

苏门答腊——华商多往贸易，获利甚厚。

中国与南洋通商，输入大量奢侈品，供统治阶级浪费、享用，结果是现金外流，人民负担加重。华侨流寓海外，积累财富，不能运回祖国，后来受佛郎机、荷兰压迫，便失去发展的机会。中国海商被朝廷抑阻，官吏勒索，蓄积起来的货币不能转化成原始积蓄，作发展资本主义的前导。在这几个原因下，中国社会，渐渐落在欧洲的后面了。

罗马帝国全盛时代，海外贸易及殖民事业都有飞跃的发展，曾几次派人到中国来。第一次在东汉刘志延熹九年，第二次在吴孙权黄武五年，第三次在西晋司马炎太康时代。三次都是从海道来的，详细情形中西史书没有记载。由于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封建社会的确立，欧亚交通暂归沉寂了。

蒙古人西侵欧洲，使中西陆路交通重新恢复，再加上意大利等地商业资本的开始发展，天主教徒想借宗教力量来感化犷悍的蒙古大可汗，东来的欧洲人士渐渐增多起来。这些欧洲人中最著名的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居留中国十七年，颇得忽必烈的信任，曾出使云南、缅甸、占城、印度等地，熟悉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情形。归国后叙述见闻，成游记一部。他竭力夸张中国及东方各国的繁华富庶，称日本为黄金国，南洋群岛为香料岛，至于忽必烈大汗的威武，汗八里城（北平）、蛮子城（杭州）的壮丽，简直描写成天宫天神了。他这部名著，鼓舞着欧洲人东游的勇气，可是元朝衰亡了，回教国土耳其灭东罗马帝国（一四五三年），雄据中央亚细亚，掌握了中西陆路交通的孔道，那些渴想东游致富的人被阻止了。向来欧亚交通有三条大路：（1）取道埃及出红海，（2）由地中海东岸登陆，至幼发拉底河，顺流出波斯湾，（3）由黑海取道美索波达米亚出波斯湾。三路全被土耳其封锁。因此，寻觅东方新航路，便成为欧洲人迫切的要求。

欧洲自从蒙古军西侵以及前后七次十字军东征以后，传入了不少的东方新事物。这些新事物中，最有重要意义的是印刷术、纸、火药和罗盘四物。有了纸同印刷术，才能摧毁教会的专制，提高人民的文化，有了火药，才能破坏封建制度的堡垒，有了罗盘，才能寻求海上新航路。

十五世纪时，欧洲诸国奖励航海事业，葡萄牙国尤为热心。朱见深成化二十三年葡萄牙人地亚士发现好望角。朱祐樘弘治十年，葡萄牙人华士噶德伽马远航东方，绕好望角至印度加里喀达（《明史》称古里），这就复兴了欧亚的交通。朱厚照正德十一年，葡萄牙人裴斯特罗到中国。欧洲与中国海上交通从此开始。

明朝称葡萄牙为佛郎机（《明史·外国·满剌加传》），万历时代，西班牙人占据吕宋，杀害华侨，明朝也称为佛郎机（《明史·外国·吕宋传》）。大概只看他们“长身、高鼻、猫睛、鹰嘴、拳（卷）发、赤须”形状相似，就认作同一个国家人，不再查问。明朝的昏聩外交一直到清朝，依然保持着、发展着，造成鸦片战争以下无数次的大失败。

正德时代，葡萄牙人占据满剌加。正德十三年，遣使人加必丹末进贡（明人称为进贡）。贡使留居广州，贿赂广东镇守太监，得派使人火者亚三入京见朱厚照，甚得宠幸。火者亚三是葡萄牙化的华人，替葡萄牙人当间谍，朱厚照死后，亚三才下狱杀死。朱厚熜嘉靖二年，葡人寇新会县西草湾，明兵接战，夺得大炮，因称大炮为佛郎机。葡人据壕镜（澳门）为商场，筑城造房，明朝并不干涉。嘉靖十四年，指挥官黄庆受葡人巨贿，代请上官准许，移电白县商场（暹罗、占城、爪哇、浡泥诸国互市处）到壕镜，每岁缴租银二万两。这是中国最早的租界地，几个贪官污吏，轻轻地把国土送掉了。

西班牙继葡萄牙称雄海上，弘治五年科伦布奉西班牙王命从海道寻求中国，无意中发现了美洲。正德十三年西班牙人麦哲伦决心航行地球一周，十六年发现菲律宾群岛。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人占据菲律宾，继续侵略吕宋岛。万历二年海寇（海寇多含有华侨武装的性质）首领林凤攻袭吕宋，与西班牙人大战，林军败退。林军有战舰六十二艘、水手二千人、兵二千人、妇女一千五百人，如果华侨的各股海上武装能结合统一，共同抵御欧洲侵略者，那将是何等巨大的力量。万历四年，明军追海寇林道乾至吕宋，吕宋助战有功，明允吕宋朝贡，不久西班牙灭吕宋，仍用吕宋名号，与中国通商，这样，海澄港（厦门）便成了两国通商的口岸，墨西哥和西班牙银币也就开始流入中国。

在西欧继葡、西称霸海上的国家是荷兰。明朝依他们的形状（深目、长鼻、发眉须全是赤色），称为红毛番。万历天启时代，屡来广州要求通商，都被葡萄牙人阻止。万历四十七年荷人在爪哇建立巴达维亚首府。又侵夺台湾，筑室耕田久留不去。荷兰巨船大炮远胜葡、西两国。船长三十丈，宽六丈，厚二尺余，有五桅，船后有三层楼。楼旁设小窗，置铜炮，桅下置二丈大铁炮，能击破石城，明人称为红夷炮。

最后兴起与葡、西、荷争海上霸权的是英国。英国战败西班牙，驱逐葡萄牙在印度的势力，为了要求通商曾炮击虎门，正当明朝将亡的时候，没有引起大交涉。

据葡萄牙人的记载，当时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全归葡人独占。每年用大帆船与圆形船结成舰队，航行至里斯本，满载毛织物、玻璃精制品、英国及佛兰德出产的钟表以及葡萄牙的葡萄酒，到其他各地海港上换取多种物品。船从哥亚航行至爱琴，得到香料与宝石。自爱琴至麻剌甲更得到香料与白檀。带这些物品到澳门换取丝织品，转往日本换取金银块，可获二三倍的利润。回到澳门滞留几个月，满载金、银、麝香、珍珠、象牙精制品、细工木器、漆器、瓷器回到欧洲。澳门一地，葡人每年收得丝织物五万三千箱，重十二盎司的金条三千二百条。转贩到日本的中国丝织物（明与日本不通商），每年可获银二百三十五万两。

西班牙人对中国的贸易，是用毛织物交换丝织物，不平衡时用银来填补。他们运中国丝织物到美洲及欧洲，获利极厚。明朝中期以后，正闹着银荒，因此异常欢迎墨西哥银圆的输入。

万历九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到广东传天主教。二十九年，入京师，走阉官马堂的门路，献上《圣经》、天主像、圣母图、自鸣钟、万国图。利玛窦自称大西洋人，礼部查《会典》（记载各种制度书），只有西洋（南洋）琐里，没有大西洋，疑利玛窦来历不明，奏请斥逐。朱翊钧不听，优给费用、食物，使留居京师。利玛窦通中国文字，译四书寄回本国。中国士大夫与利玛窦交接，得闻教理和科学，极为尊信，游甚广，徐光启、李之藻等先后入教，天主教从此流传起来。

利玛窦传教成功，欧洲教士接连来中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有依西把尼亚国（西班牙）人庞迪我，意大利国人龙华民、毕方济、艾儒略、熊三拔、罗雅谷、王丰肃，波而都瓦尔国（葡萄牙）人阳玛诺，热而玛尼国（日耳曼）人邓玉函、汤若望等九十余人。王丰肃、阳玛诺等在南京传教，信徒多至一万人。

利玛窦东来，正值明朝的末年，一方面倭寇势盛，一方面满洲兴起，辽东的边患竟成为明朝的致命伤。那时候军队腐朽，器械破烂，国家财政又极困难。怎样能够开发财源，怎样能够改善兵器，这都是统治阶级愿意考求的。利玛窦诸人到中国来传教，看清楚了这一点。万历二十八年，利玛窦上表陈情，就提出西洋的奇器、天文、舆地学有益实用的意见。朱翊钧对他很优待，召入便殿，询问外国民风国政等事，大概也希望从他得些致富强的方法。利玛窦通知本国教士们多多地输入绘画、玻璃、器皿、麻布、钟表、地图、火器等物。王丰肃所领教士，看不起中国，每自称本国风土人物远胜中华，礼部郎中徐如珂等奏请驱逐，朝廷令丰肃还广东，丰肃改姓名，仍在南京传教，朝廷不再追究。这都说明明朝文化经济落在欧洲的后面，在危急期中，更显出了欧洲文化的优越地位。

熊三拔继利玛窦在北京掌教，著《泰西水法》一书，说明几种水利器具的原理，意在兴水利，救中国的贫乏。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其中“水法”一卷，全采熊三拔所说。王征从邓玉函学西法，译《奇器图说》四卷，讲水利器具，远比“水法”进步。崇祯十二年，毕方济奏上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其中开矿一条，崇祯十六年前后，曾命汤若望试办，不久明亡，未见成效。购西铳一条，明朝早就实行。天启时代，东北边患紧急，兵部到澳门征求擅长火炮的西洋人，得陆若汉、公沙的西劳等二十四人，大炮四尊助战，屡立奇功。崇祯更命毕方济、龙华民招劝外商，捐助火器，又命汤若望监铸大炮，传授用法。天启以来，关于火器的著作，如《海外火攻神器说》、《祝融佐理》、《则克录》（一名《火攻絜要》，汤若望讲，焦勖笔录）等书。专门讲求西洋炮法。改历法一条，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人早有著作多种，介绍西洋天文学。崇祯立西洋历局，令徐光启、李之藻、邓玉函、汤若望等修改历法，成《崇祯新法算书》一百卷。通西商一条，澳门租借以后，事实上对西洋人早就没有海禁。这样说来，毕方济富国强兵四大策，明朝完全采用了。

利玛窦诸人传来西洋历法以外，同时传来新科学多种。

数学——利玛窦著《乾坤体义》，下卷专论数学。到北京后，与徐光启、李之藻诸人讲习，先译数学书建立西学的根本。第一部译书便是《几何原本》六卷（利、徐二人合译）。其余如李之藻译《圜容较义》、徐光启译《测量法义》、罗雅谷译《测量全义》，都是阐明几何学的名著。李之藻译《同文算指》，是西洋算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书。

物理学——王征译《奇器图说》讲重心、比重、杠杆、滑车、轮轴斜面，以及起重、引重、转重、取水、用水力代人力诸器械。汤若望著《远镜说》，是西洋光学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书。

地理学——利玛窦绘《万国舆图》，中国始知有五大洲。庞迪我、艾儒略奉命翻译外国地志，成《职方外纪》五卷。

哲学——艾儒略著《西学凡》，分西洋学问为文、理、医、法、教、道六科。理科就是哲学，分论理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伦理学五类。李之藻与傅泛济（葡萄牙人）合译《名理探》十卷，是希腊哲学家亚理斯多德的论理学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书。

西洋传教士来中国，输入宗教与科学，译著甚多，讲科学的书籍，并不比宗教书少。这因为明朝人需要科学知识，传教士如果专谈宗教，必不能取得士大夫的尊信，传教也就困难了。清初传教士的著作，极少讲到科学（只讲些天文历法），这因为汉人在满人高压下，在禁海闭关政策影响下，不敢接近西洋人，怕因此得祸。传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受满族统治者的压迫，不能像明末那样顺利地发展。

朱翊钧万历时代，明朝腐败政治已经发展到最高点。朱翊钧、朱由校、朱由检三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大混乱，起初士大夫分邪、正两派，互相攻击，朱翊钧概不理会，任令自胜自败；后来朱由校重任大阉魏忠贤，邪派结成阉党，正派大败，惨被杀逐；最后朱由检斥退阉党，起用正人，阉党改换面目，用阴谋诈术，取得由检的信任，正人全被排去，明朝也就灭亡。

明朝皇帝照例一二十年不见朝臣，一切政令，由司礼太监批朱，交内阁首辅拟票，次辅数人只能共同商议，无权拟票，必须首辅退位，次辅才得依次递补。凡内阁大学士，一定是老进士，他们周围各有一群同年（同科考取的进士）、门生（本人考取的进士）、同乡等关系的官员，希望首辅权位巩固或次辅升充首辅。入阁资格，是六部尚书或品级相等的大官，经过廷推（朝臣共同推举）的程序，皇帝选定其中一人，就算入阁拜相。同年、门生、同乡在廷推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阁臣要酬谢他们，使他们升官致富。大学士多数是贪污腐朽的老官僚，其中自然也偶有公正清廉人，这样，拥护人中同年、门生、同乡关系外，又加上邪、正的分类。邪派人数多，正派人数少，邪派政治上有地位，正派请议（舆论）上占优势，两派各立门户，各拥徒属，互相攻击，主要目标是夺取内阁的大学士。

两派互攻的题目，大致有下列几个。

争国本——朱翊钧万历十年生子朱常洛，十四年生子朱常洵。常洛母王恭妃无宠，常洵母郑贵妃谋夺常洛长子继位权。内阁大学士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请早立常洛为皇太子，朱翊钧意在常洵，再三推延，不肯立常洛。一部分正派朝臣疑内阁顺从朱翊钧，不敢力争，群起责难，大学士间又意见不一，王家屏赞助正派朝臣，被斥出阁，沈一贯（浙江宁波人）有才能，善于迎合朱翊钧，得入内阁。一贯纠集浙江京官，号称浙党，与正派首领顾宪成等为敌。宪成革官回家（江苏无锡县），在东林书院讲学，组成东林党，对抗浙党。当时皇帝、内阁、朝臣、浙党、东林党互相间大起纷扰，朱翊钧想立常洵，朝臣公意想立常洛，内阁一派朝臣主缓争，东林一派朝臣主急争。主急争一派自称争国本，主缓争一派认为多事，有意压抑，两派怨仇愈结愈深，政见的争斗转成私人意气的争斗。二十九年，常洛封太子，常洵封福王，沈一贯出力不小，争论应该解决了，可是东林党主张促福王出京就藩国（河南洛阳县），朱翊钧不肯，纷扰又起。四十二年，福王就藩。四十三年，发生梃击案，纷扰又起。常洛登位，发生移宫、红丸两案，并梃击称三案，争论直到亡国才停止。

首辅王锡爵被政敌攻走，万历三十六年，朱翊钧召令还朝，锡爵密奏称：“皇上对臣下奏章，当作禽鸟鸣叫，留中（搁置）不省（不理），这只能激起更多的喧闹。臣请皇上尽除关税，召还内官（监税监矿的阉官），散多余的库藏，补军饷的不足，臣民自然欢呼踊跃，歌颂圣德。奏章按照事情缓急，或留中，或发表，不可一概不理。”这些话本不算错，政敌都御史李三才探得密奏中有禽鸟鸣叫语，激怒众官道：“王锡爵骂我们是禽兽。”众官大怒，引起一场争闹。

李三才——万历二十七年，漕运总督、凤阳诸府巡抚李三才奏陈矿税的弊害道：“陛下知爱珠玉，百姓也知求温饱，陛下知爱子孙，百姓也知恋妻儿，为什么陛下要厚聚财宝，却不让小民有升斗的享受？陛下要富贵万年，却不让小民得暂时的乐趣。从古没有政治败坏如此还能免祸乱的。现在弊政太多，归根由于陛下贪财嗜利。臣请陛下大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贪心一去，才能谈到政治的改善。”朱翊钧得奏不理。三才又奏称：“陛下每有征求，总说内库（宫内库藏）匮乏。其实内库如果真匮乏，那是国家莫大的福利，一人瘦，天下肥，岂不很好？可惜陛下所谓匮乏，只是黄金还没铺遍地、珠玉还没碰到天罢了。小民糟糠不饱，仍被暴敛，牢狱人满，无处求命，一朝变乱发生，小民都成敌国，陛下独坐宫中，即使黄金满库，明珠塞屋，谁替陛下守护？”朱翊钧得奏仍不理。顾宪成深信三才是正人，东林党想推三才入内阁，邪党群起攻击，伪造三才大奸大诈罪状，三才愤怒自辩，请求派官查勘，朱翊钧不理。邪、正两方辩驳剧烈，三才怒极，辞官归家。邪党怕他再起，接连猛攻。天启三年，三才死，邪党请魏忠贤革去三才官号。

东林党——东林与邪党争论国本和李三才问题，同时东林这个名号也成了争论的问题。东林的起源是顾宪成力争国本，大学士王锡爵对宪成说：“朝廷的是非，天下人一定要反对，真是怪事。”宪成说：“我只见天下人的是非，朝廷一定要反对。”锡爵怒。万历二十二年宪成革官回无锡，修南宋杨时讲道的东林书院，聚会失官归隐的正人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等人讲程朱派道学。一时政治上不得志的士大夫争着进书院听讲，多至宿舍不能容。宪成标示讲学宗旨道：“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留心民生，隐居乡里不讲求正义，不配称君子。”因此书院诵习古书以外，兼议论时政、批评人物，成全国舆论的中心地。在朝一部分正派官员，与东林通声气，依舆论力量对抗邪党。当时邪党分齐、楚、浙三党。齐党亓（音其）诗教等为首，楚党宫应震等为首，浙党刘廷元等为首，合力攻正派。凡主持正义、爱惜名誉的士大夫，不论在野在朝，一概指为东林党人，斥责不遗余力，在邪派看来，东林二字就是犯罪的代名词，给政敌加上东林名号，就可借题攻击。虽然有些人不承认自己是东林党，有些人却求挂名东林党，自以为荣幸，讲学议政的东林，事实上确成为有力的政党了。东林党人多重名轻利，往往被人诬陷，发怒辞官，邪党中人酷爱官位，宁死不退。万历末年，邪党得势，吏治边防全不过问，专着重禁道学（东林）一事。

朱常洛死，子朱由校继位。由校异常昏愚，政权全委阉官魏忠贤管理，忠贤结合由校的乳母客氏，玩弄由校同婴儿一样。邪党顾秉谦、魏广微、崔呈秀等见忠贤掌权，相率投靠门下，得入内阁或掌部院要职。东林党副都御史杨涟奏劾忠贤二十四大罪，忠贤恐惧，秉谦、广微等教忠贤尽杀诸正人，造《缙绅便览》一册，正人如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一百余人称为邪党，邪党霍维华、阮大铖等六十余人称为正人，请忠贤按名赏罚。又造《三朝要典》一部，定红丸、梃击、移宫三案是非，颠倒黑白，钳制公论，士大夫敢违《要典》发议论，依大逆治罪。忠贤门下大奸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各大奸徒门下又有无数小奸徒，除了少数正人，其余内外文武官员，几乎全部加入阉党。五虎首领崔呈秀起初见东林名大，求入党，东林人恶呈秀贪污无耻，拒绝不纳。呈秀赃罪被吏部尚书赵南星揭发，大窘，夜见魏忠贤叩头涕泣，哀求充当义儿。忠贤正想招收朝臣合力杀逐在朝东林正人，得呈秀大喜，令与霍维华同为谋主，参与机密。呈秀造《天鉴录》，内列邪党一百三人姓名，分真心为国、不附东林、横被排斥、久抑林野（被东林革逐）、冷局外转（被东林斥逐出朝当外官）等名目。又造《同志录》，内列东林二百四十五人姓名。别一阉党王绍徽造《点将录》，仿《水浒传》天罡地煞星数，分配东林诸人姓名，如“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等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机军师”顾大章、“鼓上蚤”汪文言等七十二人。又一阉党阮大铖造《百官图》，详叙某人该杀、某人该逐，先后次序，布置分明。魏忠贤依据这些名册，杀害东林，无一人得免。

五彪首领田尔耕掌锦衣卫，又一首领许显纯掌镇抚司，广布侦卒（特务），毒刑锻炼冤狱，惨杀东林党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等十余人，每一人死，剔取喉骨装小匣献给忠贤，表示功绩。十狗之一曹钦程，在阉党中尤龌龊，连魏忠贤也觉得可厌，革钦程官职。钦程临走在忠贤前叩头道：“儿子去了，永远忘不了爷的恩义。”说罢涕泣退下。十孩儿中有李蕃、李鲁生。二李卑污奸险，先谄事魏广微，后改事冯铨，又改事崔呈秀，最后得充魏忠贤义儿，时人号二李为四姓奴。其他官员媚阉丑行，如浙江巡抚潘汝祯首先建魏太监生祠，各地效尤，多至数百所。蓟辽总督阎鸣泰建生祠七所，督饷尚书黄运泰建生祠两所。运泰对忠贤像正拜三叩头，率文武将吏排班在阶下行礼，礼毕，进至像前口称“某事赖九千岁（阉党称忠贤为九千岁，比皇帝少一千岁）栽培，叩头谢恩”，又称“某月蒙九千岁提拔，叩头谢恩”，谢毕，跑回阶下归班，又率众官行五拜三叩头礼。各地生祠竞巧斗丽，一祠建筑费多至数十万两。像用沉香木雕刻，手足能转动如活人，腹中肺肠用金玉珠宝制造，衣服冠履全装珠宝；头髻上穿一孔，插四时香花。每祠设游击一员守卫。国子监生陆万龄别出新计，说孔子作《春秋》，厂臣（魏忠贤掌东厂）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请国子司业（近似副校长）朱之俊代奏，请建厂臣祠与孔子庙并列。之俊又在大路上立木牌，上书“魏上公的功德，比禹小一些，比孟子大得多”。一姓张监生又出新计，倡议奏请奉厂臣像入孔子庙与孔子并坐。朱之俊正要代奏，不料朱由校死，魏忠贤倒败，之俊赶快劾奏陆万龄媚阉罪状，万龄下狱，之俊得漏网，不入逆案。

朱由校时，满清兵力已极强盛，明朝边防军腐朽不堪，每战必败。辽东经略熊廷弼坚主守边屯田，整顿军纪，再议出击，阉党姚宗文想冒边功升官，托廷弼保荐，廷弼不从，宗文怒，约同党攻击廷弼。廷弼得罪革职回籍，清兵乘机攻破辽阳，京师大震。朱由校不得已，急起用廷弼，又用阉党王化贞为巡抚，领兵十四万，廷弼拥经略空号，只有兵数千。化贞恃魏忠贤威势，任用汉奸孙得功做大将，虚报战功，冒受重赏，不服廷弼调度。清军攻来，化贞不战逃入山海关，委罪廷弼，阉党群起攻击，廷弼被杀，传首九边示众。阉党诬廷弼侵吞军费十七万两，并诬东林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受熊廷弼贿赂，下狱追赃，用惨刑打死。

朱由校死，弟朱由检继位。由检杀魏忠贤及客氏，定逆案，布告天下。逆案分七等定罪：一等，首逆，魏忠贤、客氏二人，凌迟处死；二等，首逆同谋，崔呈秀等六人，即时斩决；三等，交结近侍（阉官），刘志选等十九人，秋后斩决；四等，交结近侍，情迹较轻，魏广微等十一人，充军；五等，交结近侍又较轻，顾兼铨等一百二十九人，徒刑三年，徒满赎身为民；六等，交结近侍，情迹颇轻，黄立极等四十四人，从宽革职闲住；七等，忠贤亲属及内官附逆五十余人。逆案宣布后，阉党力谋翻案，由检坚持不动，阉党无法，群推不在逆案中的周延儒、温体仁为首领，先用柔伪顺从的面目，取得朱由检信任。二人相继入阁，陆续排斥东林，准备起用逆案中人。

朱由检杀逐阉党，召用东林党人。由检性急躁多疑，自恃聪明，大小事统归一人独断，不喜听逆耳的话，更不喜臣下说相同的话，认说相同话是结党营私。周温及一群邪党看清由检这个弱点，大家只顺着说话，理由是“皇上神圣，臣下不宜异同（相反）”。凡荐举奸邪，先令一人发言探试，别一人从旁赞助，排陷正人，先设法激由检发怒，自动杀逐，邪党不出面攻击。由检自以为进退群臣全出独断，其实早落邪党的计谋中。东林党人喜直言，喜替受屈正人说公道话，邪党指证这是结党，由检也疑忌这是结党，正人自然不能在朝立足了。由检在位十七年，内阁换五十余人，在内阁最久的周延儒、温体仁，由检认为是无党的正人，等到发觉二人有党，国事败坏已经不可收拾。黄道周奏论危亡的原因说：“皇上禁止私交结党，邪人却因诬告陷害得升官；皇上奖励清廉气节，邪人却因假装谨慎得宠信；皇上讲励精振作，邪人揣摩奉迎，表示恭顺；皇上讲考核实效，邪人琐碎奇刻，表示能干。邪人处处自称替皇上真心办事，其实处处替自己打算身家利禄。皇上误信这些人，聚天下奸邪在朝廷，如何救得危亡？”道周又说：“皇上下诏求直言，直言的却遭斥逐，皇上下诏慎刑狱，正人却纷纷下狱。臣愿皇上训练军士，防守边疆，选举贤能，管理民政，尤其重要的是容许刚直敢言人立朝议论，这样，国家才会有转机。”黄道周屡次直言，不畏奸人，几乎被由检杀死。

东林党人经多年杀逐，得生存的寥寥无几。太仓人张溥集本郡文人标榜复兴古学，号称复社，继东林驰名全国。奸党群起诬攻，指张溥结党议政。朱由检将兴大狱，幸张溥病死，得免杀戮。此后东南名士，多是复社中人，邪党概指为东林，合力对他们攻击。

阉党阮大铖曾造《百官图》献给魏忠贤，杀杨涟、左光斗，出力最多。大铖在阉党中尤狡诈，每谒见魏忠贤，厚赂阉人退还名片，借免后患。忠贤死，大铖在乡（安徽怀宁县）起草两个奏章，一个专攻崔（呈秀）、魏（忠贤），一个东林、崔、魏并攻，密嘱杨维垣（阉党）看形势奏上。御史毛羽健揭发大铖奸谋，被列入逆案第三等，废斥为民，失意凡十七年。崇祯末年，流寇逼安徽，大铖避居南京，招集无赖谈论兵机，想借将才名义召用。复社名士黄宗羲等发表《留都（南京）防乱揭》，严厉斥责，大铖惧，闭门不敢动，密与别一奸人马士英结交，共谋起用。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朱由检自杀，福王朱由崧（常洵子）、潞王常淓避乱至淮安，南京诸大臣谋立新帝，恐福王追怨争国本梃击等案，引起纠纷，议立潞王为明帝。凤阳总督马士英联合总兵官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拥福王入南京称帝，在朝正人，一概指为东林余党，与阮大诚合力排斥。二人共据内阁，引用奸邪，无恶不作，小朝廷内讧大起。清军乘虚攻破南京，马士英被俘，阮大铖降清军充向导，攻福建唐王朱聿键。清军用不着他们，在路上把二人杀死。

夏允彝《幸存录》评论东林党与阉党，有些话说得还公平。他说：“两党对国事都不能说无罪，但平心说来，东林党领袖最初为顾宪成、邹元标，继为杨涟、左光斗，又继为文震孟、姚希孟，最后为张溥、马世奇，这些人学问气节，确有不可及的地方。攻东林的首领最初为沈一贯（浙党），继为亓诗教（齐党），继为魏忠贤、崔呈秀，继为周延儒、温体仁，最后为马士英、阮大铖，全是天下共弃的奸邪。东林中也有不少败类，攻东林的也偶有清廉，两党领袖却相差太远了。东林人好发高论，但对筹边防寇，颇求实效，攻东林的只知争夺权位，从不想到防御外患。东林中败类还知畏惧清议，不敢公然行贿，攻东林的酷爱财帛，明目张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东林人绝少交结阉官，攻东林的竟拜魏忠贤为父为祖为九千岁，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至于东林嫉恶太甚，双方怨仇愈结愈深，造成亡国破家的惨祸，东林也不能说全没有责任。”

遭受元朝尤其元末大破坏的中国社会，在朱元璋统治的三十年中，确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朱棣时代连年发动侵略战争，人民负担逐渐加重。永乐十八年，山东蒲台县民妇唐赛儿自称能役使鬼神，聚众数千，攻破益都、莒、即墨等县，明军击败起义军，杀六千余人。赛儿起事首尾只六十天，归附民众多至数万，足见明朝初期农民起义已经不是少数人的要求了。

地主兼并土地，官吏暴征苛敛，是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朱瞻基以后，土地依下列各种形式，集中到富贵人手里：

奏乞——例如朱祁钰景泰三年，林聪奏称：“武清侯石亨、指挥郑伦，身享厚禄，仍多奏求田地；百户唐兴有田一千二百余顷，宜与限制。”朱见深成化四年，邱弘奏称：“洪武永乐间，畿辅山东地旷人稀，朝廷劝民开垦，永不起科。近来权豪恃势，指民田为闲田，含胡奏乞，如嘉善长公主求文安诸县地，西天佛子劄实巴求静海县地，多至数十百顷。”京师附近民田，多被权贵占据。

投献——朱祁镇曾禁诸皇亲不得强占军民田，小民不得投献田产。这个禁令，正说明强占和投献的盛行。

赐田——赐诸王、勋戚、阉官田地。如朱翊钧封次子常洵为福王，赐田四万顷。

庄田——皇庄占地最多，朱厚照时皇庄多至三百余处。如按朱厚熜分九千二百顷为十二庄，每庄约七百六十顷计算，皇庄当有田二十余万顷。

强占——公侯大臣下至富商豪家依自己势力大小，得强占军民田地，如武定侯郭玹夺河间民田房屋，又夺天津屯田一千亩。蓬州（四川蓬安县）有江洲八十二顷，被豪强霸占，知州田铎悉取还原主。边塞肥田多被势豪侵据，大学士商辂请查明归还军屯。

官吏绅士得享优免、飞洒、诡寄等特权，朝廷所需租役，全由小民负担。小民为供应租役，出卖土地，富贵人家嫌田亩零碎，拒绝收受。只有种官田的佃户，假指官田为民田，讲定买主得田、佃户纳粮，田价比民田价小十倍，富户才愿收买。农民失去土地，并不能免去苛重的租役，困守乡里，饥寒不得生活，流亡他乡，同样不得衣食，饥民与流民，永远在残酷的统治下大量丧失生命。

朱祁镇时代，到处发生农民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如下列：

铲平王邓茂七——福建多矿盗（私开银矿），朱祁镇命御史柳华捕捉。华令村庄筑瞭望楼，编保甲，选土豪为甲长，自备器械，督民巡逻。沙县佃农邓茂七被选充甲长。沙县惯俗，佃户送租外，照例另送田主物品，茂七倡议田主自来取租，租外不另送物品。田主怒，告县官拘茂七。茂七杀捕役数人。知府派兵三百往捕，茂七杀知县，聚众数万人，自号铲平王，攻破二十余州县。福建左布政使宋新（交趾人）贪污暴虐，民不堪命，相率归茂七，闽、浙震动。正统十三年，茂七围延平。朱祁镇命丁瑄率大军往击。十四年，丁瑄杀茂七及首领陈阿岩、郑永祖等。

叶宗留、陈鉴胡——浙江宁波人叶宗留、丽水人陈鉴胡私开福建银矿，被官吏迫害，聚众起义。正统九年，福建参议竺渊率兵往捕，战败死。宗留依附邓茂七，攻掠浙江、江西、福建境上，杀明文武大官七八人。遂昌县起义军苏牙、俞伯通攻兰溪，响应宗留。朱祁镇命浙江巡抚张骥集大军进攻，陈鉴胡杀宗留，自称大王，国号太平，分兵攻处州、武义、松阳、龙泉、永康、义乌、东阳、浦江等县。邓茂七死，鉴胡势孤，投降张骥。别部首领陶得二杀招降使，率众入山继续反抗。

李添保——朱祁镇天顺时，湖北麻城人李添保因欠租逃入苗山，自称唐太宗后裔，聚苗汉人万余，攻掠州县。明总兵官李震大破添保军。添保逃入贵州，率苗兵出战，被李震杀死。

黄萧养——正统末年，广东黄萧养起义，围广州。朱祁镇命都督董兴率江西、两广兵攻萧养，景泰元年，萧养战死。

朱见深成化时代，起义的规模扩大了。

刘千斤、石和尚——河南西华人刘通，号刘千斤，石龙号石和尚，煽动荆（湖北江陵县）、襄（襄阳县）间流民起义，得精兵四万。刘通自称汉王。朱见深命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新宁伯朱永为总兵官，都督喜信、鲍政为左右参将，阉官唐慎、林贵奉为监军，发京营及各路军大规模出征。两军大战，最后明军获胜，杀刘通，石龙逃入四川，攻破巫山、大昌等县，明军追击，杀石龙。

平王李胡子——白圭平刘千斤，荆、襄间流民仍屯聚不散，千斤余党李胡子自称平王，与小王洪、王彪等号召流民，众至一百万，攻南漳（湖北南漳县）、房（湖北房县）、内乡（河南内乡县）。朱见深命总督项忠率大军进击，擒王彪，招降流民四十万。起义军保山寨拒敌，忠又擒获小王洪、李胡子，招降流民五十余万。项忠战胜，纵兵滥杀，流民尸骸满山谷，一部分被俘，发湖广、贵州充军，路上倒毙无数，尸弃江边，任令腐烂。项忠立平荆襄碑，自颂功绩，人民呼为坠泪碑，表示哀痛。

朱厚照正德时代，起义规模更扩大，明史也承认“流寇蔓延，几危宗社”了。

刘六、刘七、齐彦名、赵疯子——文安（河北文安县）人刘六、刘七有勇力，县官令捕盗有功，豪家索贿不得，诬二人为盗。刘六、刘七结大盗张茂起义，自畿辅（北京附近）攻入山东、河南，转攻湖广（湖北、湖南）、江西，又率军北上，攻霸州（河北霸县）。别军首领杨虎入山西，还军文安与刘六等会合。起义军纵横数千里，明军望风溃败，不敢抵御。朱厚照命侍郎陆完督边防军出战，刘六、刘七转入山东，攻破二十余州县。杨虎北攻威县新河，刘六等南攻宿迁永城。明军追击杨虎至小黄河渡口，杨虎溺死，余众入河南，推刘惠为首领。

刘惠自称奉天征讨大元帅，赵疯子为副帅。赵疯子是文安县诸生（秀才），起义军推为谋主。疯子约束军士，不得奸淫杀掠，檄告官吏儒生，决不侵害身家财产，无需逃避。因此刘惠军横行中原，声势大振，连破鹿邑、上蔡、西平、遂平、舞阳、叶县。攻破泌阳，烧阉党（刘瑾党）焦芳家，缚草像芳形，当众斩首。朱厚照命彭泽提督军务，专剿河南起义军。彭泽战屡胜，起义军走六安、舒城、合肥、定远，与杨虎别部数千人会合，攻破凤阳、泗、宿、睢宁。明军追击至应山，杀赵疯子，刘惠自缢死。大首领贾勉儿、邢本恕、刘资、杨寡妇等先后被捕杀，河南平。

刘六、刘七、齐彦名攻破山东畿辅数十州县，朱厚照命陆完专剿山东起义军。起义军入登莱，沿海岸北上，击败巡抚宁杲军，又南走湖广，由水路进至夏口（汉口），明军追击，刘六溺水死。刘七、齐彦名顺流攻镇江，击败操江伯（统率长江水师）赵安靖。陆完至镇江，会合彭泽河南军，水陆并进。起义军走保狼山，明军围攻，杀刘七、齐彦名，余众被屠灭。

江西起义军——与刘六等同时起义，江西抚州有王钰五、徐抑三、傅杰一、杨端三等，南昌有汪澄二、王浩八、殷勇十、洪瑞七等，占据姚源；瑞州有罗光权、陈福一等，占据华林，赣州有何积钦等，占据大帽山。朱厚照命陈金往攻，陈金调广西土官岑猛率土兵助战，半年间，起义军大部削平。王浩八率余众突围走至贵溪，据裴源山，声势又振。朱厚照命俞谏代陈金督师，谏率大军苦战，杀王浩八。部将胡浩三率余众守险继续反抗，拘明招降使吴廷举。廷举留山中三月，探知浩三军情，设计诱浩三杀兄浩二，明军乘乱攻入，杀浩三。东乡农民王垂七、胡愈二等又起义，杀官吏，烧公署，俞谏发兵攻杀二人。江西平。

四川起义军——与江西同时，四川起义军保宁有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自称刮地王，廖惠自称扫地王，聚众十万，置四十八总管，蔓延陕西、湖广两省境上。四川巡抚调罗罗兵、回回兵及石柱土兵击败起义军，擒廖惠，余众转入陕西。明总制洪钟调陕西、河南、湖北兵分路追击，蓝廷瑞走汉中，又走回四川，洪钟分兵七路合围，擒蓝廷瑞、鄢本恕。部将廖麻子、曹甫率余众攻营山蓬州，洪钟诱曹甫归降，廖麻子袭杀曹甫，转攻川东。朱厚照命彭泽代洪钟，击杀廖麻子、喻思俸等。四川平。明兵土兵残暴杀掠，民间作歌道：“贼兵梳，官兵篦，土兵剃。”又作歌道：“土贼犹可，土兵杀我。”

朱厚熜嘉靖初年，废除朱厚照时代弊政不少，农民起义得到暂时的和缓。过了一二十年，朱厚熜崇信道教，大造宫殿，北边俺答历年侵入抄掠，东南倭寇残破沿海各省，国内民变兵变接连发生。当时外患严重，朝廷征调全部兵力，警戒各重要地区，多数人民也不愿在外患危急时期，参加大起义，因此小变乱旋起旋灭，没有大的发展。朱厚熜死后，经朱载垕至朱翊钧，对人民剥削益趋残酷。万历二十七年，因筹备皇子婚礼，取户部银二千四百万两，这是何等巨大的浪费。由于税监、矿盐的毒流天下，以及田赋的加派，民变到处发动。朱由检时田赋加派数次，不仅农民生计断绝，一部分富室大户也被“搜括助饷”（崇祯八年），相继破产，再加官吏的贪污，更加甚政治的黑暗。户科给事中韩一心说：“当今世界，哪个地方不用钱，哪个官员不贪钱？官员们出钱买官，自然要贪赃偿还本钱。”朱由检时代，明朝的统治，已到穷绝的境地，无法再维持下去。

农民普遍破产了，西北陕甘等省，破败尤甚。天启时高推陈报辽饷苦累难支，奏章里说：“臣在路上见民众伏地拦轿哀告道，辽饷苦，辽饷苦，再不减，民众都要饿死。臣问饿死的原因。答称，山地荒薄，三分不抵平地一分，好年景一亩所得不过五斗，没有辽饷时，一半纳粮，一半糊口，有了辽饷，一半纳粮，一半充饷，人民只好空腹等死。臣问：‘你们既没粮食，何以还能生活？’民众哭告道：‘夏秋间树叶水草可以充饥，冬春水冻草枯，存储的野菜，吃完就无法活命。’臣至巩昌，见附郭乡村门塞窗闭，人民散走，一望荒凉。臣至狄道金城，百里内人烟断绝，官府就现存民户，催逼粮饷，富户变成穷户，也弃家逃亡。”

崇祯二年，给事中马懋才奏陈陕西饥荒情状说：“臣是陕西安塞人。臣见诸臣说各省人民穷苦有父母弃子、丈夫卖妻、食草木根或白石粉等情事，比臣故乡延安府，却还不算最苦。延安府已一年不下雨，八九月间，人民食山中蓬草，到十月，改食树皮，年底树皮剥尽，改食石粉，几天后，腹胀下坠，必不能活。安塞城西一带，每天有弃儿数人，呼唤父母，饿极拾粪吞咽，第二天弃儿失踪，被饥民抱去煮食了。城中人不敢单身出城，一出城门，便被捕食。饥民食人，不出数日，面目红肿，发烧病死。各县城外掘大土坑，每坑埋葬数百人。总之，庆阳、延安以北，饥荒十分严重，盗贼抢掠，反成小事，西安、汉中以南，盗贼十分严重，饥荒比陕北轻些。”

天启二年，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起义，众至数万，巡抚赵彦招练民兵扼守要地，鸿儒败死。所谓民兵，就是地主率领的武装，最能镇压农民起义。这在农村大破坏的陕北，土地全部荒废，地主武装无法组织了。此外还有几个力量，助成农民大起义在陕北发动起来。

叛兵——欠饷的饥军。崇祯元年，陕西守边军欠饷一百三十八万两，兵士穷困，相率叛变。

逃兵——犯法潜逃，投奔起义军。

驿夫——驿夫多山陕穷民，崇祯二年，裁驿夫，责令人民充当驿站夫役。驿夫失业，群聚为盗。

天启七年，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贪污残暴，催科极急。饥民王二聚众数百，用墨涂面，王二大声问：“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道：“我敢杀。”问答三次，王二率众闯入城，杀耀采，退聚山中不散。这说明大起义条件完全成熟，只待有人倡导。第二年（崇祯元年）陕北农民大起义果然爆发了。

天启末年，阉党乔应甲为陕西巡抚，朱童蒙为延绥巡抚，搜括财物，民不堪命。崇祯元年，固原兵变劫夺库银，白水（陕西白水县）民王二、府谷民王嘉胤、宜川民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等同时并起，安塞响马高迎祥与饥民王大梁聚众响应。迎祥自称闯王，大梁自称大梁王。二年，朱由检命杨鹤为三边总督，攻剿起义军。参政刘应遇击斩王二、王大梁，参议洪承畴击破王左挂。十二月，满清军入寇，京师戒严，山西巡抚耿如杞率兵五千勤王，饥兵索饷不得，溃归山西，延绥、甘肃勤王兵相继哗变，与起义军联合，声势大振。三年，陕西起义军神一元、不沽泥、可天飞、郝临庵、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混天猴、独行狼、八大王（张献忠）等到处发动。四年，明将曹文诏击杀王嘉胤，余众推紫金梁（王自用）为首领。自用结合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邢红狼、上天龙、蝎子块、过天星、混世王及高迎祥、张献忠共三十六营、众二十余万攻掠山西。总督洪承畴等击败山西境内起义军，余众流入河南、河北境，遭明军阻遏，自河南流入湖北境，自湖北又转入四川。

七年，朱由检命洪承畴为山、陕、河南、湖广、四川总督，集大军围剿起义军。八年，起义军首领集河南荥阳县大会，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高迎祥、张献忠共十三家七十二营。高迎祥部将李自成倡议分兵与明军力战，宁败不投降。众首领从李自成议，推定革里眼、左金王敌川湖兵，横天王、混十万、射塌天、改世王敌陕西兵，曹操、过天星过黄河，迎祥、献忠及自成攻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迎祥献忠军东进，攻破凤阳，焚毁明帝祖坟。自成求善鼓吹小阉，献忠不肯给，自成怒，与高迎祥率兵归陕西。洪承畴驻军汝州（河南临汝县），命诸将左良玉等分守湖广、河南、郧阳各关隘，老回回、张献忠、曹操、蝎子块、过天星乘洪承畴出关，先后走归陕西，攻掠西安、平凉、凤翔等地。承畴急入关救西安，起义军分十三营又东出攻掠河南州县。迎祥、自成留陕西，迎祥攻武功扶风以西，自成攻富平固州以东。九年，陕西巡抚孙传庭擒高迎祥，余众共推李自成为闯王。

起义军东西奔流，不立统帅，有利争进，各自战斗，战败分路逃散，伏大山谷中，不相救顾，或分或合，避实击虚，陕西、河南、两湖、四川、江北数千里，到处奔突，确使明军无法应付。崇祯十二年，大学士杨嗣昌创四正六隅法，指定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率重兵防守，有利时出战，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协助防守，声援四正。总督、总理两大臣，率精锐尾追起义军，专力攻战。嗣昌以前，陈奇瑜击四川起义军（崇祯七年），张凤翼击卢氏内乡浙川大山中起义军（崇祯九年），都曾用四面堵截，精兵尾追法获胜。嗣昌十面张网，布置周密，起义军遭受巨大的损害，可是广大农民群起反抗，杀不胜杀，到后来，四正六隅不仅不能围困起义军，杨嗣昌却被起义军围困了。他在重庆督战，悬赏斩张献忠头，赏黄金一万两，第二天督署中自大堂至厨房厕所遍题“斩杨嗣昌头，赏白银三两”标语，嗣昌大惊，知左右全是贼党，终于惊悸成病，战败俱罪，绝食自杀。

米脂县人李自成，幼年在本县大户艾家当牧童，年长善骑射，充银川驿夫，犯法逃匿，做屠夫谋生。舅父高迎祥起义，自成投军，号称闯将。崇祯七年，自成与侄李过结合李双喜、顾君恩、高杰等部自立一军，李过、高杰善战，顾君恩善谋，李自成声名渐著。八年，十三家首领大会荥阳，自成提出坚决抵抗和分路攻战的建议，得众家同意，此后自成地位得与张献忠并列。九年，高迎祥败死，自成被推为闯王，率众入四川，攻成都，七日不能克，还军至梓潼，与洪承畴、孙传庭战大败。自成率刘宗敏（蓝田县铁匠）、田见秀等十八骑突围逃伏商洛（陕西商县、洛南县）山中。十一年，张献忠在湖广战败，投降明总理熊文灿，自成伏山中，势益孤。十二年，张献忠据谷城（湖北谷城县）叛明，自成出山收兵，与陕西总督郑崇俭战，大败，走投张献忠，献忠暗图吞并，自成逃走。十三年，明军围自成，自成穷困将自杀，义子李双喜劝阻。部将多出降，刘宗敏独杀两妻，誓死从自成，军中壮士也杀妻子愿决死战，自成焚辎重，轻骑由郧均（湖北郧县、均县）走河南，收饥民数万人，自南阳进破偃师县。

杞县举人李岩（阉党尚书李精白子）、卢氏举人牛金星投自成，自成大喜。李岩说：“取天下首先要得民心，请勿杀人，收天下心。”又劝自成散所掠财物救济饥民。岩又造童谣道“迎闯王，不纳粮”。自成军以“均田”为号召，纪律又极严肃，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人民闻自成军来，相率出城远迎，称为“仁义之师”。十四年，攻破洛阳，杀福王常洵，发王府金银散给贫民。转攻开封，大败明各路援军。巡抚高名衡固守开封，开朱家寨口黄河灌自成军，自成也开马家口河灌城。九月，两口并决，城中人得生存的不满二万，自成军也淹死万余人。曹操（罗汝才）、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争世王（刘希尧）、乱世王（蔺养成）先后来附，自成兵力益盛。

自成军连营五百里，由河南入襄阳，攻取湖北州县多处。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号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大将军。罗汝才善战，自成善攻，两人相依如左右手。汝才拥兵数十万，奢侈淫乱，妻妾多至数十人，用山西举人吉珪为谋主，暗中与自成对立。自成不喜酒色，布衣粗食，生活不异兵卒。严禁军士不得私藏金银，过城邑不得居住民房，宿营用单布帐幕，妻子得随营，但不得携其他妇女。诸营所得战利品，按等给赏，马骡受上赏，弓箭、铅铳受次赏，布帛受三赏，珠玉珍宝受下赏，自成恶汝才跋扈立异，袭杀汝才并杀贺一龙、蔺养成，夺马守应兵权。最初起义十三家七十二营，这时候败灭略尽，只剩李自成、张献忠两人。

自成据襄阳，献忠据武昌，自成自称新顺王，称襄阳为襄京，禹州（河南禹县）为均平府。从牛金星议，立标营及先后左右共五大营，二十二将军，又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六部）侍郎等官，重要地方设防御使，知府、知州、知县改称尹、牧、令。献忠畏自成，南走长沙。河南、湖广、江北各起义军悉听自成号令。

崇祯十六年，自成大会文武官议用兵方向。牛金星请先取河北，直攻北京。杨永裕请先取南京，顾君恩请先取关中，自山西攻取北京。自成从顾君恩议。率大军入河南，大破孙传庭军。十月，陷潼关，长驱入西安，分兵取宁夏、甘肃。十七年正月，自成自称大顺王，改元永昌，任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增设六政府尚书，定军制，有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开科取士，废八股，改用策论。二月，自成渡河攻下太原、大同，入居庸关。三月十三日，破昌平，先锋至北京平则门。十七日，城中发觉自成军到，朱由检急召群臣问计，君臣相对涕泣，束手无策，城外明军三大营兵变，守城军放空铳炮，不肯接战。十八日，守军开城门迎自成。十九日，朱由检登煤山自缢死。明亡（一六四四年）。

自成入北京，首先释放刑部锦衣卫囚人。明成国公朱纯臣、大学士魏藻德、陈演率文武百官着素衣入朝庆贺，自成不出见。守卫军士戏弄降官，或推背脱帽，或举足踏头，百官骇惧伏地不敢动。陈演等上表颂功德，请自成登帝位，自成不理。自成召诸降官听命，按次呼名，分三等处分：四品以下官仍任原职，四品以上官只用侯恂一人，其余勋戚文武大官周奎、朱纯臣、陈演、魏藻德等八百余人，送刘宗敏等营中拷打追赃，查究过去罪恶处刑。

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闻北京陷，正犹豫不定，自成令三桂父吴襄去信招降，三桂决计降顺。回至滦州，闻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劫去，大怒，奔回山海关，引满清兵入关，报夺妾大仇。自成率兵二十万往击，四月二十二日，与清兵对阵。三桂兵在右翼末端，死斗许久，清兵从阵右突出冲击，万马奔腾，箭如雨下，天大风，砂石飞走，自成军目迷不能战，大溃奔退四十里，死伤无数。自成回北京，熔化降官所缴赃金及宫中库藏，铸成金银饼每饼千两，约数万饼，骡车载归西安。二十九日，自成登帝位，当晚焚宫殿及九门城楼，次日出北京西走。五月二日，三桂引清兵入北京，又引清兵追击。清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清兵攻破潼关，自成弃西安由龙驹寨走襄阳，又走武昌，清兵两路进击，自成兵败，逃至通城九宫山，自缢死。李过改名李锦，与诸将领奉自成妻高氏联合明总督何腾蛟，继续与清兵战斗，至死不肯屈辱。朱聿键赐锦名赤心，封高氏为忠义夫人，号李赤心营为忠贞营。朱由榔时封赤心为兴国侯。李过营中将士，仍称自成为先帝，称高氏为太后。

延安县柳树涧人张献忠，起初在延绥镇当兵，犯法将斩，得军官陈洪范救免，逃走为民。崇祯三年，陕西起义军大发动，献忠据米脂十八寨，自号八大王。四年，献忠罗汝才军战败，降明总督洪承畴。不久，叛走山西，转掠河北，渡河入河南境。八年，十三家大会荥阳，议定献忠与高迎祥、李自成东进。破凤阳府，迎祥、自成归陕西，献忠攻取江北各地。九年，献忠入湖广。当时河南、湖广起义军凡十五家，献忠一家最称强大。十一年，献忠战败，据谷城降明总理熊文灿，闯塌天、曹操、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关索、王光恩等十三家相继降明，起义军势大衰。十二年，献忠叛，十三家除王光恩一家，同时并叛。十三年，明将左良玉大破献忠军，献忠率千余骑逃入兴归（湖北兴山县、秭归县）山中，联合罗汝才攻四川。十四年，还军攻破樊城，转入河南，与左良玉战，大败，率数十骑投奔李自成。自成谋杀献忠，罗汝才劝阻，给五百骑使扰湖北，分明军兵力。十六年，献忠据武昌称王，发明楚王府藏金赈饥民，蕲黄等二十一州县悉降附。李自成据襄阳称王，献忠畏惧，走入湖南，破岳州、长沙、衡州，又破江西吉安等州县，广东大震。十七年，献忠率军入四川，破成都。自称大西国王。

献忠在四川，大杀官吏、儒生、富商、豪绅。曾一日杀属官二百余人，或言太甚，献忠道：“文官怕没有人做么？”百官入朝拜伏行礼，献忠嗾猛犬数十下殿，被犬嗅的，即时绑出斩首，称为天杀。又假称开科取士，儒生群来应考，忽纵兵围杀，笔砚成堆。出劣马使武生骑射，大炮突发，全营狂喊，马惊人坠，践成肉泥，献忠拍掌欢喜。又在锦江底掘数丈深穴，埋藏金宝无数，称为水藏。献忠说，省得后世人再争夺金宝。当时地主豪绅如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杨展、曹勋等纷纷起兵反抗，献忠派兵镇压，据《明史》说，献忠共杀蜀中男女六万万余人，又说，杀军籍九十八万人，这样夸大的记载，足证史传称献忠惨杀事大不可信。顺治三年，献忠焚成都宫殿，率众出川北，所部川军将领刘进忠叛降清军，引清军自汉中进袭献忠，献忠受伤死。义子孙可望、艾能奇、刘文秀、李定国等率余众奔川南，杀曾英、李乾德等，归降明朱由榔。李定国发扬高度的民族气节，力抗清兵，战败后保护朱由榔，走入缅甸，朱由榔被缅甸人缚献清军，定国忧愤病死。

朱元璋综合历朝的统治经验，创立新制度。废中书省，朝政由六部尚书分任，废枢密院，军卫归五府都督分统，皇帝一人总揽大权，不容有第二人偷窃权柄。君主专制政体，到明朝，确已最高度地完成了。

朱元璋禁止内阉识字读书，不许干预政事。朱棣时开始重用阉官，朱瞻基设文书房，命大学士陈山专教阉官读书做八股，与士大夫受同样的教育。此后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为皇帝的第一代理人。朱元璋设殿阁大学士，仅备顾问，不预闻政事，朱瞻基时，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久在内阁，获得起草诏令权。此后内阁首辅成为皇帝的第二代理人。阉官擅权，造成魏忠贤屠杀东林的祸乱；内阁争位，造成邪、正两派官员的互斗。明朝政治上最大事件，不外阉官擅权和内阁争位，同时也是亡国的重要原因。

洪武时代，元末大破坏的农业，因奖励垦荒、减轻租役，逐渐呈现荣繁的盛况。朱棣以后，土地兼并继续加甚，农民破产流亡，到处起义，最后产生全国性的大起义，推倒明朝的统治。

全国总田数中，皇帝所有的官田，占七分之一，全国最肥美的江南农业地区，官田竟占十六分之十五。江南官田，在富户买作私田，佃户代纳官粮的方式下，渐成半官半私性质。明亡后，完全成为私田。

明朝工商业进步，超越以前任何时代。日本急需中国的棉布、丝绸，要求通商，激成倭寇残破沿海各省的战祸。南洋群岛瓷器、布帛与香料、珍宝的交换，引起闽、广工商业者大规模向海外移殖。如果不是朝廷严禁下海，华侨在南洋可能建立更大的事业。西洋教士东来，士大夫热心接受新的科学知识，工业、农业、矿业、军火业都开始采用新法，如果没有野蛮的满族侵入中国，明工业可能有巨大的发展，也许同欧洲一样，产生资本主义的社会。

朱棣发动对外侵略，企图消灭蒙古，确保中国的安宁，虽然取得暂时的胜利，却加深了蒙汉两族的仇恨。后来彼此寻衅报复，进行长期的广泛的战争，双方困疲不堪，居住东北的满族乘机兴起，先灭蒙古，进入中国，两族都成了满族的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