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中国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

九六〇年—一一二七年

柴荣募全国壮士，选择武艺尤强的充禁军，称为殿前诸班。命大将赵匡胤统率，官号殿前都点检。显德六年六月，柴荣死，子宗训（年七岁）继位。第二年，周君臣正在朝贺元旦，忽然镇、定两州来了一个北汉、契丹合兵南下的急报，朝廷没有考察虚实，即刻派赵匡胤率领禁军出去抵御。匡胤早有野心，与禁军将领石守信等结拜兄弟，号称十兄弟，军行到陈桥驿（开封北），石守信等拥匡胤做皇帝。匡胤回军开封，篡周自立，国号宋。原来镇、定急报是假的，也许就是匡胤布置的阴谋。

赵匡胤来回五天的工夫，获得帝位，他知道自己成功太容易了，所以登位以后专力巩固中央政权，一切设施，都含着对内严防的性质。这是他和他的后代坚执不变的国策，因而宋朝内政最腐朽，外患最强烈，成为历史上怯弱可耻的一个时代。

赵匡胤登位的第二年，定计解除石守信等兵权，某次他召守信等酣饮，乘醉说道：“人都愿意富贵，无非想多积金钱，纵情享受。你们为什么不辞去军职，选繁华地区做节度使，买上等田宅，广置产业，多蓄歌儿舞女，饮酒欢乐，君臣间两不猜疑，永保富贵，不很好么？”石守信等只得叩头从命，交出兵权，做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去。

赵匡胤取得全部兵权，建立新兵制，分全国军队为禁兵、厢兵、乡兵、藩兵四种。禁兵是皇帝的卫士，挑选琵琶腿（大腿粗壮）、车轴身（肩宽腰细）、高度适中（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体力强健的军民充当禁军，犒赏特别优厚。禁兵驻守京城，轮流到外州县就食，号称就粮军。边防要地，派禁兵镇守，各镇守兵每年移动防地，浪费时间精力在道路上，名义是“习勤苦，均劳逸”，实际是要兵没有固定的将，将没有熟悉的兵，不容易联合叛变。厢兵是各州守军，只供官厅役使，从不训练武艺。乡兵是点抽壮丁充当地方守军，藩兵是招募归顺部落充当边境守军。乡兵、藩兵不常有，厢兵不训练，全国武力只有禁兵一种。

募兵的来源是无赖、罪犯、饥民、营伍子弟。黥面吃粮，骄惰无用，人民憎恶军士，称为赤老（军籍称赤籍）。募兵以外，朝廷时常借口防边，下令籍民为兵（抽壮丁），或三丁抽一，或两丁抽一，五丁抽二，官吏到乡间按户搜索，照梅尧臣《田家诗·汝坟贫女诗》所说，连老翁小孩也被拉去黥面当兵，留下妇女、跛盲残疾人，不能耕作，造成田地荒芜、人民饿死的惨灾。

据旧史记载，北宋兵额，赵匡胤有兵三十七万八千，内禁军十九万三千；赵光义有兵六十六万六千，内禁军三十五万八千；赵恒有兵九十一万二千，内禁军四十三万二千；赵祯（仁宗）有兵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内禁军八十二万六千。从赵匡胤到赵祯七八十年间，兵额增加三倍强，禁军对总兵额从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六。中央政权显然更趋巩固，同时也就更趋腐败与空虚。

这样庞大的军队，坐费衣食，纪律废弛，当时已有“将骄兵惰，空耗赋税，竭天下之财，养无用之兵，兵愈多而国势愈弱”的定论。军官出钱收买人头，报功受赏，或用茶叶向敌国（西夏）购回人头，算作战功，已成军中公开的成例，朝廷并不禁止。赵恒时，四川夷人常来寇掠，边将不敢出战，送给夷酋米券一张，约定世世凭券领米，停止侵犯，别部酋长效尤骚扰，照例获得米券。酋长们争券数多少，见边将自陈某酋长只杀若干人，领得一券，我杀兵民比他多几倍，理该多给几券。边将不得已，按照酋长们凶暴程度发给米券，到赵顼时前后凡发四百余券。强迫人民出米奖励夷人来杀掠，只有极端腐败的军队才能这样做。

赵顼用王安石做宰相，行保甲法，想渐废募兵制，改用民兵。赵煦以后，募兵、民兵都成空名，巨大兵饷，供文武官员分肥中饱。金兵南侵，如入无入境地，朝廷下哀痛激切的诏书，促四方文武官起兵勤王，可是无兵可用，偶有些乌合队伍，在怯懦贪鄙的军官统率下，援河北就在河北溃散，援京师就在京师溃散，赵佶、赵桓父子屈膝降金，中原不战沦亡。这就是赵匡胤养兵防内的效果。

宋官制全部承袭唐和五代，有台、省、寺、监、院、部等名号。这些官并不管事，只依品级领受禄俸。此外又有阶有勋有爵，也都是领受禄俸的一种名义。实际管事的称为职或差遣。中央最高职员有三：宰相居中书省（后称尚书省），管理政务，正相称同平章事，副相称参知政事；枢密使居枢密院，管理军务，与宰相分主文武，并称二府；三司使（盐铁、度支、户部）管理财政，地位比二府低一等，号称计相或计省。

外官仍唐制，有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观察使、节度、留后、大都督等名号，都不管事。实际管理地方军民的官员，算是朝廷临时差遣。全国分十五路（后增至二十六路），每路设经略安抚使（重要地区加经略名号，通常只称安抚）。路下分府、州、军、监，长官称判某府（州、军、监）或称知某府（州、军、监）事，副职称通判，最低级地方官称知县。安抚使下每路有转运使管财政，提点刑狱管刑法，提举常平茶盐管仓谷、茶、盐，其中转运使职权最广，几乎无事不管。

以上只是极简单的叙述，这一架官僚机关的重叠、庞大，也就约略可见。它保存唐、五代留下的无数官位，又设置事实上必需的职和差遣，可是恩荫出身的任子、科举出身的进士逐年增加，官职固然多，做官的人数更多，因而有一官五六人共做的怪象。赵佶时，每一州郡添差归明官（降人做官）百余员，通判、钤辖多至十余员。真是重叠又重叠，庞大又庞大。

做官必食俸禄。俸禄的种类有官俸（最高月俸四百千，另给绫、绢、罗、绵各有差），有禄粟（最高额每月一百石），有职钱（最高额每月一百千），有公用钱（最高额每年二万贯），有职田（最高额四十顷），有茶汤钱（无职田处给茶汤钱），有给券（文武官出差路费），有厨料（有些官每日给酒五升至一升，有些官加茶、米、面及羊肉），有薪炭诸物（最高额每月给薪一千二百束，炭每月二百秤，盐每月七石，喂马刍粟二十匹），有傔人（仆役）衣粮（大官用仆役最高额一百人。每人粮每斗折钱三十文，衣料绸绢每匹一贯，布每匹三百五十文，绵每两四十文）。不论官职大小，只要身入仕途，钱米杂物以及仆马费用，都得按时支取，一生丰衣足食，享受不尽［最廉洁的名臣范仲淹，做参知政事时，出恩例（例赏）俸赐买苏州近郊上等田一千亩，赡养同族人，号范氏义庄。其他官员田产广大可知］。

官员们领受俸禄，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因此贪污成为极普遍的现象。有官缺出，部吏公然评价发卖。长官们自己也买过缺，不便禁阻，连赵光义也主张弊窦像鼠穴，不须堵塞，只要不妨害官利，一切可以不问。大小官员公开讨论某处有职田、某处供给丰厚，想法寻求好处去做。神泉县（四川安县）知县张某到任，标榜廉洁政治，某日张贴告示说“某月某日是本官生辰，诸色人等不得献送礼物”，众吏到时各献财帛，知县表示感谢，悉数收下；并说“某月某日是夫人生辰，你们切莫再献”，众吏到时献财帛，知县又悉数收下。全国吏人例不给禄食，准他们收受贿赂，往往致富。赵顼熙宁三年，始制吏禄，单是京师诸司，每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逐年增加，至熙宁八年，每岁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贯，受贿依然如故。官吏各式各样贪赃，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宋朝定制，对待官员非常宽厚，无论如何不法（反叛除外），极少处死刑和籍没财产（赵匡胤立誓约，誓不杀大臣）。内官有罪失职，或贬出做外官，或提举宫观（管理供奉神仙的道宫、道观），罪大恶极的也只窜恶远军州安置。赵顼因对西夏用兵失利，御笔亲批令斩一转运使，被蔡确拦阻。又改令刺面窜远恶处，又被章惇拦阻。赵顼叹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官员们互相庇护，无所畏惧，乐得纵情贪污，享受声色。例如中书舍人刘攽，好色不倦，晚年得恶疾，须眉脱落，鼻梁断坏，秽苦不可言。又某官年六十余，须发斑白，置幼妾数人。他教妻妾镊须，妻镊黑须妾镊白须，不久黑白倶空。大抵官员们多需要房中术，道士游客，向大官献秘方，有效时往往获得重赏。

官员的利益既是这样优厚，谋官和做官的方法，自然也特别讲求。饶州朱文锡因中神童科得官，乡里欣慕，小儿五六岁，置竹篮中，高悬树上，聘教师授五经，每教一经酬教师钱若干，昼夜不休。小儿多病死，学做神童的还是很多。军官彭孙替太尉李宪（宦官）洗足，赞美道：“太尉的脚真香呀！”李宪举足踏彭孙头顶道：“奴才未免太谄了。”彭孙得宠在许州造大宅，私招逃军三百人充奴役，无恶不作。这是为了谋官不爱子孙不要颜面的例证。赵恒时，宰相王旦，号称局量宽大，从不发怒。某次子弟们告诉他厨子偷肉，旦问“你们规定食肉多少”。答，每天例肉一斤，可是只得半斤。旦说，此后每天给肉一斤半，让厨子得半斤。他对任何政事都避免招怨，当时称为著名贤相。赵煦时宰相吕公著口不谈是非。某次甲乙二客见公著，甲客说，某人家规欠好，公著不答。客惭愧告退。乙客说，相公度量大，刚才甲客说人坏话，实在可恶。公著又不答，乙客惭愧告退。公著归内宅，子弟请问甲乙两人是非，公著仍不答。章得象的做官法，是默默无所作为，遇排挤坚不引退，终于做到正宰相。王珪的做官法是上殿进呈公文说取圣旨，皇帝批示后，说领圣旨，下来谕众官，说已得圣旨，官员们称珪为三旨相公。田元均做三司使，权贵家子弟亲戚请托营求，元均每和颜强笑，好言应酬。他对人说：“我做三司使几年，整天强笑，直笑得面似靴皮（皱纹）。”宋朝用人，最重老成稳健，遇事镇静，只求维持现状，唯恐改革生事。何朝宗年十八应进士试，赵匡胤说此人还没有髭须，欠老成，且让回家读书。赵恒有意用寇准做相，却嫌他年纪轻些。寇准赶快吃药，须发全白，果然拜相。暮气沉沉，是宋朝政治的特色，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那样想改革旧习，就被满朝攻击诬陷，不驱逐出朝，决不甘休。

朝廷大开仕途，尽可能让人有获得官职的机会。已经做官的照例得荫子孙亲属及有关系人（如门下客、医生）入仕。这种恩荫制度，意在维持旧门阀，骑着竹马玩的小孩，往往已经得官受俸。一个大官，可以荫数十人。别一仕途是科举。官员人数陆续增加，赵恒时官一万员，赵祯时官二万员，赵曙时官二万四千员。此后逐代增加。赵佶时也许又增加一倍。北宋土地比汉、唐小，官数却超过远甚。

这样多的官员，主要工作是什么？赵顼改定官制，尚书省（宰相府）分二十四曹（科），繁简极异。当时通行着一个谚语道：“吏勋封考（吏部管官吏升调），笔头不倒（忙）；户度金库（户部管财政），日夜穷忙（富忙）；礼祠主膳（礼部管祭祀典礼），不识判砚（无事可判）；兵职驾库（兵部管军务），典了袯（音拨，穷人衣）裤；刑都比门（刑部管刑法），总是冤魂（贪赃枉法）；工屯虞水（工部管工程水利），白日见鬼。”可知所谓政务，无非做官、聚敛、刑罚三件大事。

皇帝养活大量文武官员，为的拥护自己的政权，可是他对他们并不放心，另养一种称为御史的官员专做监察工作，寻找官员们的过误。准许御史据风闻（无实证）弹人，又限定御史到任一百天内必须奏事，否则罢黜做外官或罚钱充公，称为辱台（御史台）钱。每月必须奏事一次，称为月课。王平做御史将满百日，还没有上奏弹人，同僚私议王端公（御史别号）等机会说话，一定关系什么大政事。果然王平上了一个奏章，是弹劾御膳中发现短发，厨官应该办罪。大家都笑他不弹大官弹小官。官员们畏惧御史，有“宁逢恶友，莫逢故人（指御史）。故人相逢，不吉则凶”（凶多吉少）的谚语，略有良心的人，不肯做这个官。赵祯命余某做御史，余某不肯，人问缘故，余某说，做御史坏心术。因为做了御史，一定要弹人，生人无法说他坏，只好把相识人逐个思量。找别人的过失，充自己月课的材料，不是坏心术是什么。

金兵攻入开封，大捕宋宗室。宋官不遗余力替金人奔走搜索，婴儿、妇女，都不得免。赵佶的幼子赵捷，匿民间已近五十日，忽被宋官发现，捕送金营。官员受朝廷优厚待遇，一朝权势变动，反而陷害如有深仇，人民平日饱受统治阶级的压迫，却藏匿宗室多至七百人。

官员的来源是任子和科举。进士科在各科中最占重要地位。因为进士出身，容易致身通显，录取名额也比唐朝宽几十倍。唐进士及第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宋分进士为三等，一等称及第，二等称赐进士出身，三等称赐同进士出身，录取总数通常七八百人（应试人通常一万以上至二万人）。正式考试以外，还有特奏的制度：进士应考五次（后改六次），年过五十，诸科应考六次（后改九次），年过六十，得特奏求恩，经过皇帝亲试（殿试）的形式，赐出身资格，就有小官做。这样，士人为求一官，甘心消磨一生在场屋中。而且唐朝科举被士族把持，寒门极难得第，宋朝改用糊名（弥封）、誊录（卷子由别人代写，试官不能认笔迹）等法，只要文章合格，任何家世的人都能录取，更觉前途有望，不死不休。因此宋朝科举制度的笼络作用收效确比唐朝大，方法也比唐朝精，从宋到清一千年，这种制度大体沿用不变。

朝廷取士，务求宽泛，可是取舍标准却很苛刻。赵光义亲试进士，每赐最先缴卷人第一名及第。孙何、李庶几同有文名，庶几敏捷，孙何迟钝，御史奏称李庶几曾在饼铺与人赌作赋快慢，人品轻薄。庶几最先缴卷，光义大怒叱出，擢孙何做状元。赵恒时有应试人名林虎，赵恒说，此人姓林名虎，一定好怪立异，教他回去罢。赵佶时又有人自称林虎，赵佶嫌他好怪，御笔虎上添竹。这是不见字典的新字，林虎无法，只好改称林箎。不许好怪立异，必须埋头诗赋，诸事无知（欧阳修充试官时，有一考生问尧、舜是什么典故，又有书生不知欧阳修是哪一朝人），这就是科举取舍的格式。

统治者为要用一定的学术思想（儒经）来教育士人，不得不设立学校，同时生徒群聚，批评朝政，又深觉可厌。三国以来，只有初唐曾大规模设立学校，其余各朝所谓学校都是若有若无，名存实亡。北宋学制承袭前朝旧制，中央设国子监，收七品以上京朝官子孙入学，又有太学，收八品官以下子弟及平民入学。这两个学校，仅设学官，并无听讲学生。入学限制也是虚文，生员捐光监钱二千余缗，即得监生名义，作为科举应试的资格。赵顼从宰相王安石议，颁布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每斋容三十人。学生名额，外舍生（低年级）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总二千四百人。外舍生经月考、年考，得升内舍，又经考试，得升上舍。上舍生考列优等，得直接做官，中等得免礼部试（省试）直接应殿试，下等免解（地方试）直接应礼部试。王安石想培养新政人才，定出这样优异的待遇，学生有官可得，争着入学听讲，太学确像一个学校了。旧学官多数反对新政，被御史弹劾，王安石怒，逐旧学官，改用自己亲信人去讲书（安石自注的经书）。学生虞蕃告发学官受贿，考试不公，又引起一场大狱。此后学规更严，条文多至四百一十条，严禁谤毁朝政，并禁止学生谒见教师，免有请托议政等弊端。

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屡率学生及军民（最后一次多至数万人）集朝门，请杀蔡京、童贯等六贼，反对割让河北三镇（太原县、定县、河间县）向金人求和，强迫朝廷召用主战派首领李纲、种师道，坚守开封，声势盛大，给满朝昏君奸臣严正的教训。后来金兵撤退，朝廷想捕陈东等入狱，却怕激起众怒，赐东官职，东又力辞不受，接连上书请杀六贼。奸臣们恨极，正在设法迫害，金兵又来，开封失陷。学生干政，朝廷决不允许，陈东终于被赵构斩首。

州县学校，赵顼以前，也只存有虚名。州县官借口兴学，搜敛民财，富家子弟为免本身徭役，出钱数百缗，买得名额，算作学生。朝廷防止士人谋乱，严禁本地学校收留非本地人入学。所谓州县学校，实际并不存在。赵顼令州县学用三舍法试士，赵佶怕学生群聚，罢州县学三舍法。

除了中央地方官立学校，民间还有私立的书院。北宋初有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应天府（商邱县）书院、潭州岳麓书院，称为四大书院，聚徒讲授，目的自然为了科举。湖州州学教授胡瑗有学生数百人，分设经义、治事两斋，讲求实学，不专重词赋。他这种教授法，不合学生应举求官的需要，虽然曾被朝廷采用，在太学试验，到底谤议纷纷，不能通行。

无论国子监、太学、州县学、书院的学生，他们读书听讲，唯一希望只在得官，得官必须经过科举，所以学校和书院仅仅是应科举的一种预备。

以上列举北宋几个重要政治制度，说明北宋的统一完全依靠分裂的统治政策。第一，兵与将分裂，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第二，官与职分裂，官不一定有职，职不一定常任。第三，科举专取文辞，使言语与行为分裂，朱熹（南宋人）说，今时（北宋也是一样）秀才，教他说廉，直是会说廉，教他说义，直是会说义，及到做来，只是不廉不义。第四，学生与学校分裂，学生不入学，学校是空名，后来行三舍法，学生与教师分裂，禁止教师、学生会见谈论。依靠分裂政策的统一，遭遇外力压迫，统一即时解体，不战亡国，就是分裂政策的结果。

宋朝专力防内，对外族一贯采取忍辱求和政策。初期受契丹侵侮，中期受西夏侵侮，最后金国突起，长驱直入，宋朝求和不成，君臣束手无策，甘心投降。忍辱求和就是甘心投降的初步，专力防内就是对外屈服的原因，这个明显事理，极确切地表现在宋朝外患史上。

契丹本是东胡种，世居辽河流域。捕鱼猎兽，逐水草畜牧。起初族号大贺氏，后分八部，部各有大人，每三年，推选一大人为长，建旗鼓统率八部。唐末，耶律（姓）阿保机被选为八部长。中国人避乱，多逃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寇边，攻陷城邑，俘虏大量男女，势力渐盛。阿保机为长九年，恃强不肯受代，七部大人合力责难，阿保机不得已交出旗鼓，请求诸部说：“我在位九年，得汉人多，我想率本部落居古汉城（元魏时滑盐县，在热河承德县西南平泉县东北，辽称为上京），别自为一部，治理汉人。”诸部许诺。

古汉城产盐铁，地宜农作，阿保机用幽州安次（河北安次县）人韩延徽做谋主，兴农垦，定配偶，通商贾，铸钱币，筑城郭街市。增减汉字，造契丹文字数千，代刻木符契。设南面官，用汉法治汉人。阿保机势力更盛。

阿保机使人告诸部大人道：“我有盐池，供给你们，你们单知食盐，难道不知盐有主人？应该来谢我。”诸部大人持牛酒来会，阿保机悉杀诸大人，起兵击灭七部，并为一国。又北攻室韦、女真，西取突厥旧地，力强土广，有兵三十万。梁朱友贞贞明二年，自称皇帝。

阿保机死，次子耶律德光继立。助石敬瑭，得幽云十六州。改幽州为燕京，改国号为大辽，开始入居中国。

阿保机获得汉人很多，私有财产激增，因而破坏氏族推选制，他接受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他的根据地上京，所有工人、商贾、技术、教坊（音乐戏剧）、角觝（武艺）、秀才、僧尼、道士，都是中国人。全国农业也普遍发展起来，耕作多赖中国农民。契丹贵族因军事上胜利，俘虏大量别国人民，其中一部分称为俘户或降户，大抵从事农工业，按时贡纳租赋；一部分称为生口（战场擒获人），大抵沦为奴隶。每一皇帝（某些皇后或贵臣也立宫或府）建立一宫，聚集所掠民户马牛、金帛及臣属所献生口或犯罪籍没人，设州县，置官吏，作为皇帝的私属。大贵族如诸王、国舅、公主、大臣及诸部酋长战争中掠获俘虏及生口，也得建立州城，称头下军州。州官由本主自己委派，农商租税归本主，酒税归皇帝。较低级贵族不得建立城郭，但得收俘户的租税。下层平民在战争中当然也有些虏获，其中富民献纳牛驼十头、马百匹，得裹头巾称舍利（小官名）。一般契丹民户屯垦公田，不输赋税，可是兵役繁重，又受官吏高利贷剥削，生活极苦。

契丹刑法残暴，贵族和平民犯罪，家属籍没入官，称为瓦里（官府名，宗室外戚大臣犯罪，家属没入瓦里）及著帐户（贵族及诸色人犯罪籍没，称著帐户）。凡宫帐部都有瓦里，与州县石烈（大乡）并称，当是从事生产的奴隶。著帐户包含承应小底（奴）、司藏（管库）、鹰坊（养鹰）、尚膳（厨夫）、裁造（裁缝）及皇宫亲王祗从（侍从）、伶官等人，这是专供高级贵族役使的奴隶。耶律隆绪时，王继忠有功，家无奴隶，赐宫户三十。耶律洪基嘉奖耶律玦做官清廉，赐宫户十。这些宫户，大概是从事生产的瓦里户。

契丹族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在飞跃中同时经历着低度的不发展的局部的奴隶社会。耶律隆绪统和十三年，令诸道自耶律璟以来，被逼充当部曲（奴役）的民户，归还州县管理。这样，许多的奴隶被放免了。隆绪开泰元年，诏诸道饥民出卖男女，从明年正月起，每天算佣钱十文，佣钱满数，准由父母领回。耶律宗真重熙十年，放免籍没入官的博啰满达部，归哈斯罕户，准归旧业。这都说明契丹统治阶级更重视封建剥削的利益，自愿释放奴隶。汉人在政治上处劣势，经济力却远超契丹，重熙十五年，严刑禁阻契丹人出卖奴隶给汉人。这又说明契丹奴隶制度在封建经济压力下已到不能支持的地步。

赵匡胤专力平定国内割据，对契丹纯取守势。赵光义灭北汉，想乘胜恢复燕云，两次兴兵北伐，都大败逃回。光义中箭受伤，医治无效，后来伤发身死，宋人更觉得契丹可怕。赵恒景德元年（耶律隆绪统和二十二年），契丹大举入寇，宋朝君臣大惊，赵恒束手无策，参知政事王钦若请逃金陵，陈尧叟请逃成都，幸得宰相寇准料知契丹并无攻宋决心，力劝赵恒御驾亲征。赵恒畏缩不敢前进，勉强渡河到达澶州（河北清丰县西南），契丹兵围澶州，宋兵小胜，赵恒君臣骇惧，借口屈己安民，密请宋降契丹官王继忠出面讲和，愿每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尊契丹太后为叔母，与契丹主称兄弟，契丹退兵，宋边镇沿路放行，不得邀击。和议成，宋君臣反以为胜利。

赵祯时，幽州士人刘六符对耶律宗真说，幽云等州本是中国土地，人民至今不愿降辽，除非设法大收民心，必不能久为辽有。宗真问计，六符说：“减租赋十中四五，民心就归顺。请委我往宋朝求割地，宋怕用兵，一定求增岁币，我装作不得已接受，岁币自然到时送来。我用新增金帛减租赋一半，民心属我，土地也就无忧了。”宗真用六符计，聚兵幽涿，声言入寇，派六符来求割地并求娶赵祯四岁的女儿。赵祯恐惧，遣富弼往辽，请增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辽要宋称贡献，富弼力争得用纳字。辽得增币，勒石纪功，擢刘六符为贵官。宋朝君臣幸免割地和嫁幼女，也自以为胜利。

契丹贵官杜防（涿州人）将死，教契丹对宋务取攻势，或辩争小事，或侵掠边境，使宋人经常畏惧，按时献纳金帛，不敢缺少。果然，宋朝被契丹故意侵侮，处处忍辱退让，自称中国崇尚礼义，犯不着和异类计较曲直。

唐末，拓跋思恭据夏州（陕西横山县），子孙相传至宋，赐姓赵，封大夏国王。赵祯明道元年，元昊继位。华州才士张、吴二人见边帅庸鄙偷安，不足与言，闻元昊有意窥伺中国，二人自号张元、吴昊，投奔西夏。元昊责二人不该犯其名讳。二人道：“你连姓都不理会（激怒元昊姓赵不姓拓跋），却理会微小的名么？”元昊惊异，重用二人，共谋伐宋。夏国有部落号山遇，奔延州（陕西延安县）告发元昊谋反，守将郭劝畏事，囚山遇还夏，元昊尽灭山遇族。从此西北部落怨恨宋朝，无人敢来归附。

赵祯宝元元年，元昊自称皇帝，宋朝认他是小寇，仅在边地揭榜，募人斩元昊首，赏做定难军节度使。后来两军接触，宋军每战必败。第一次败仗还杀敌千余，第二次败仗还伤敌数百，此后见敌，宋军束手受杀，不敢对抗。赵祯和宰相吕夷简才感到一战不及一战的可怕。当时朝臣纷纷献策，如修筑潼关，准备放弃关中，修关的材料和人工却在关中征取，人民怨恨。又派使官请西北小族唃厮啰攻夏，费金帛数万，使官受辱回来。契丹知宋困疲，遣刘六符来求割地，宋却想借契丹威势逼夏降宋称臣。契丹假称助宋，其实并无效力，宋君臣失望，最后只得自向元昊请和，约每岁赐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六万大斤。元昊收受财物，侵掠并不停止。宋朝大窘，幸得韩琦、范仲淹镇守边境，比较有些办法，夏用兵久，民力也困乏厌倦。赵祯庆历四年，和议成功，元昊上书称父大宋皇帝，宋岁赐银、绢、茶。此后两国和战不常，赵煦元符二年，和议又成，直到宋亡不再用兵。

女真（又号女直）旧号勿吉，全族分七部，其中黑水部居地东滨海，南接高丽。五代时，南半部附属契丹，号熟女真，北半部不属契丹，号生女真。生女真地有混同江（黑龙江）、长白山，俗勇悍善射，穴居野处，迁徙不常，不知岁月晦朔，但记草青几次。食生肉，饮糜酒，酒醉死人，不辨父母。没有文字、官吏、大君长，也没有国号，散居山谷间，小部落千数百户，大部落数千户，自推豪强当酋长。高丽人函普投入生女真完颜部，因才智得众尊信，娶完颜部女为妻，生子女，正式为完颜部人，被推为首领。自此酋长世袭。函普传四代至绥可，兴农业，筑房屋，开始定居生活。绥可子石鲁，始稍立条教，部人渐听从。石鲁子乌古乃受辽封为生女直部族节度使，始买铁（本部不产铁）造兵甲，设官属，邻部畏服，势力渐盛。乌古乃子三人相继为节度使，最后传位至长孙阿骨打。自函普至阿骨打凡八代。酋长的宗族最贵，称为郎君，总管军政大权，贵官拜马前，恭顺听命如奴隶。官不分尊卑，都自己养马，饮食只有粟粥烧肉，上下无异。国有大事，聚众商议，位卑人先发言。战争有功，酋长举犒赏物示众，众认为少，得要求增益。凡是官吏取人民财物不算犯罪。

赵佶建中靖国元年，完颜阿骨打立。起先生女真每岁向契丹进贡北珠、貂皮、名马、良犬及海东青（小鹰，能擒天鹅）。契丹酷爱海东青，追索不止，耶律延禧责贡尤苛，女真诸部不胜厌苦，各有叛意。阿骨打联合诸部起兵，得二千五百人，大败契丹。赵佶政和五年，阿骨打用汉人杨朴策，自称皇帝，国号金。金兵益强，连战大捷，擒耶律延禧，辽亡（赵佶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年）。

赵佶等听说金兵大胜，遣使官马政泛海见阿骨打，请求灭辽以后，五代时陷入契丹的汉地，送给宋国。阿骨打的回答是，所请土地，愿与宋夹攻，谁攻得就归谁。赵佶又遣使官赵良嗣与金商议夹攻契丹，约定金取中京（热河平泉县东北），宋取燕京、西京（山西大同县），远输岁币五十万给金。

金兵攻破中京，延禧逃遁云中（绥远吐默特部），金追延禧。辽萧干立燕王耶律淳为帝。赵佶知道辽败，才命宦官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蔡攸为副使，率诸将分路进攻，宋兵纷纷溃败，赵佶大惧，下令退兵。耶律淳死，赵佶又命童贯、蔡攸进兵，刘延庆为都统制，兵至芦沟河，望见辽军放火，不战大溃。宋兵自相践踏，尸体满路，长百余里，赵顼以来积储的军备，丧失几尽。

宋兵两次大败，燕京被金夺去。燕京四乡民众蜂起，日夜劫烧金兵营寨，阿骨打知道不容易统治，正在作难。赵佶遣赵良嗣、马扩见阿骨打，不仅索取燕云等州，还进一步索取五代初刘仁恭送契丹的营、平、滦三州。金允给还燕京六州（冀、景、檀、顺、涿、易）二十四县。宋力争不休，往返辩论，阿骨打怒道：“宋定要营、平、滦，我连燕京也不给了。我攻得燕京，每岁收租赋三百万，现在送给宋朝，该还我租赋一百万。”宋自知理不能胜，力不能抗，只好定约每岁输金国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又别输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燕京财物、人口，早被金人虏去，宋朝只获得空城一座。

上述三大敌国以外，赵祯时广源蛮酋侬智高也曾发动过一次叛变。起初赵祯允许邕州知州陈珙，任期内不生边警，升迁阁门使。珙一心图谋平安升官，智高请通商，珙不许，智高掠夺民财，珙又不问。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助智高谋，攻破邕州，杀陈珙，进围广州，宋文武官望风溃逃。朝议想出重赏借交趾兵平乱，枢密副使狄青说：“借外兵除内寇，将起后患，请给我蕃骑数百，前去击贼。”狄青战胜回朝，威名益著，朝官们说青家狗生角，住宅夜中发光，青又在相国寺殿上行走，形迹可疑。朝廷罢青兵权，出知陈州。第二年青生疽疮，皇帝赐他几个李吃（生疽疮吃李必死），青涕泣食李死。

四朝元老文彦博反对赵顼、王安石变法，彦博道：“祖宗法制完备，不要更张失人心。”赵顼道：“更张法制，士大夫自然不便，对百姓却有什么害处？”彦博道：“朝廷依靠士大夫治天下，还是依靠百姓治天下？”文彦博这几句话，明白指出宋朝法制的真精神，就是官僚地主的利益尽量扩大，一般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利益，尽量摧残，因为朝廷需要官僚地主的拥护，所谓人心，就是士大夫的心。不过事实上，在北宋中叶以前，一般的经济情况仍然在发展过程中。

农业经过唐末五代长期地严重地摧残，到北宋又向前发展。因为这时已经没有唐末藩镇间同五代列国间成年累月的战争，而是一个和平统一的时代。由于和平，全国农民都有机会去生产；人口逐渐增加，劳动力也慢慢充实起来，把过去荒芜的田园重新开辟。由于统一，农民被免除了以往繁重的负担：赵匡胤建隆年间，诏除沧、德、棣、淄、齐、郓等州三十九处渡口算钱；随后又陆续废除橘园、鱼池、水硙（水磨）、社酒、莲藕、鹅鸭、螺蚌、柴薪、地铺、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目的苛捐杂税。赵光义太平兴国三年，罢去沿河州县民船载粟的算钱。赵恒大中祥符六年，废除诸路州军农业器具的税钱。减轻农民负担，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北宋水利事业，也很发展。河北的陂塘（蓄水池塘），对农业帮助很大，从那里引水灌田，既节省人力，又增加收获。赵恒咸平年间，汝州导汝水灌溉垦地六百顷，一年收粮二万三千石；襄阳县修筑水堤，把淳河水截入陂渠，灌溉民田三千顷；宜城县用蛮河水灌田七百顷。赵祯嘉祐年间，赵尚宽在唐河县修复汉代陂渠，凡来种田的人，都借给耕牛、犁头、种子、食物，一年以后，不仅本地逃亡户都自动回家，并且从淮南、湖北各地还迁移来二十多户。赵顼熙宁元年，襄州宣城县官朱纮，修复旧日小渠，灌田六千顷。赵佶政和六年，平江府兴修围田二千余顷。从这几个实例中，可能看出大概情况。引水灌田面积达几万顷，不仅说明北宋农业较以前进步，也促成经济的发展。

江淮两浙一带，一遇天气稍旱，比较高仰的水田就容易枯竭，稻米产量因而减少。赵恒大中祥符四年，派遣使臣到福建取来“占城稻”种三万斛，分给人民。“占城稻”开始于福建，原是从占城传来的，与中国稻相比，颗粒较小而穗较长；它可以在高仰处生长，成熟时间较早。这种早稻传布于中国各地，自然能增加农产数量。

赵匡胤即位以后，就下诏奖励“广植桑枣，垦辟荒田”的农民，和能招徕流民、减少旷地的县官。赵恒咸平初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课植桑、枣于岭外一带。直到赵佶崇宁年间，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还开辟荒地到一万顷上下。两广本是荒僻地带，从此农业日渐进步。

北宋的农业，在初期获得较大的发展。但是后来因为皇帝、官吏、豪绅、地主们剥削的增加，又使农民破产、流亡，农业发展遭受挫折。

（耕自己田称为税，耕他人田称为租，通称为田赋。）

柴荣均定田租，历代享受免赋特权的曲阜孔氏，也同平民一样，缴纳租赋，其他世家大族，自然更不得隐避。赵匡胤登位第二年，借口周末度（测量）田不实，特派使官再出度田，又下诏许民开垦，州县官无得检括（稽查），只据现田作赋额。这就是说，形势户（现任文武职官及州县豪强人户称形势户）、大地主可以托名开垦，隐避或减少（二十税一或三十税二）租赋，小农眼前耕种的田地，被官吏检出，永远作为田赋的定额。据旧史记载，赵匡胤末年，天下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余顷；赵光义末年，垦田三百一十二万余顷；赵恒末年，垦田五百二十四万余顷；赵祯末年，垦田二百二十八万余顷；赵曙末年，垦田四百四十余万顷；赵顼末年，垦田四百六十一万余顷。宋垦田数比过去任何统一朝代（西汉、隋、唐）少得多。尤其是赵祯在位四十余年，号称北宋全盛时代，垦田却耗减最甚。这说明当时对西夏连年用兵，农民被迫弃田逃亡，豪强乘机兼并，扩大免赋特权，异口同声称颂赵祯的仁政（赵祯号称仁宗）。赵曙时，垦田骤增一倍，照三司使的解释说：“这个数字是据租赋数约略推算，民间隐逃的田亩，至少占十中七八，所以实际垦田当有三千余万顷。祖宗旧制，不愿扰民（官僚地主），从没有切实检查，因此莫知垦田实数。”免赋田占六分之五强，一切军费、徭役、租赋，都加在六分之一弱的田亩上，两个阶级负担的不公，即此可见。

赵顼创行方田法（东西南北各千步，约得田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称为一方），想削夺官僚地主的利益，增加国家收入。官员们借口“民以为不便”，纷纷反对，行施不久就停止，已“方”的界线，也被豪强毁坏。赵佶又行方田法，十年间完成了六路（全国分二十三路），贪官赃吏勾结地方土劣，任意妄为，弊端百出，有的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有的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七十亩，有的原租十三文增至二贯二百文，有的原租二十七文，增至一贯四百五十文。甚至方荒山，勒派农民出刍草钱，民户废业失所，不得不大量逃亡，赵佶无法，下令停止方田。

宋租赋仍行两税制，类别有五：（一）公田赋包括官庄、屯田（兵士自耕）、营田（招民耕种）三种。公田减少，赵顼时仅六万余顷。（二）民田赋——人民私田。（三）城郭赋——包括宅税、地税。（四）杂变赋——缴纳各地物产，如兽皮、药物、油类、茶盐等。（五）丁口赋——按丁口出米或钱。租赋品物分谷、布帛、金铁、物产四大类。（甲）谷——分（1）粟、（2）稻、（3）麦、（4）黍、（5）穄、（6）菽子（豆类）、（7）杂子（植物种子）七品。（乙）布帛——分（1）罗、（2）绫、（3）绢、（4）纱、（5）、（6）绸、（7）杂折、（8）丝线、（9）绵、（10）布葛十品。（丙）金铁——分（1）金、（2）银、（3）铁镴、（4）铜铁钱四品。（丁）物产——分（1）六畜，（2）齿革翎毛，（3）茶盐，（4）竹木、麻草、刍菜，（5）果药、油纸、薪炭、漆蜡，（6）杂物（瓦、麻、鞋、瓷器、颜料等）六品。农工生产品尤其是农产物，征取品类，无微不至，单举谷、钱、帛三项（其他物品不计），赵顼熙宁十年，夏秋两税岁收银六万余两，钱五百五十八万五千余贯，斛斗（谷）一千七百八十八万七千余石，布帛二百六十七万二千余匹。这样巨大的数字，最大部分归垦田总数六分之一的土地负担。

正赋以外，还有所谓折变、支移、宽剩三种苛法。折变是官府借口需要某物，停收旧定的贡品，令农民改纳某物。如农民照例纳绢，官府说要折钱，折钱以后，官府又要折麦。折价不依市价，由官府自定，绢折钱，钱多数倍，钱折麦，麦又多数倍，辗转增加，农民无端多出十数倍至数十倍要纳的钱物。支移是农民本该在本县缴租，官府却教他到几百里外州县去缴纳，说那里正等急用，实际是强迫农民出脚钱。脚钱原定每斗五十六文，官府又反复折扣，增大若干倍，农民卖牛变产还不够赔累。宽剩是旧定赋额外增收若干，口称准备灾荒，其实农民饿死，从不得救济。

农民贫困不堪，或避私债，或逃公税，只有逃亡一法。有的兄弟故意分家，田赋由一人出名缴纳，过些时此人弃田藏匿，县官认作荒田后，兄弟顶冒别人名义耕种。不过这种方法很难成功，乡官、债主遇有逃户，即时查封资财，所有室庐、用具、桑枣、材木估定价值，或输欠租，或偿欠债，逃户生计荡尽，无可留恋，索性绝意归耕，永远做浮荡人，或投靠地主当佃客，因为六分之五的免赋田正需要他们去耕种。

地主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一首农家诗说：“仕宦之人，南州北县；商贾之人，天涯海岸；争如农夫，六亲对面。夏挹新衣，秋米白饭，鹅鸭成群，猪羊满圈。官税早输，逍遥散诞（无忧无愁）；似此之人，值金千万。”这是中小地主的生活。官员大地主置庄田，如福州王氏庄有田千余顷，汜县（河南汜水县）李诚庄方圆十里，中贯河道，地极膏腴，有佃户百家，值钱一万五千贯。庄主李诚，只是宋初汜县酒务官。其他官员的庄田，规模未必都这样大，可是肥美土地多数被形势户占去。田主募佃户耕种，生产物主客对分，用田主的耕牛，田主多得一分，称为牛米。佃户去留，绝对听命田主，不得私造房屋或仓库。佃户住屋极恶劣，某富家子弟到庄田监视获稻，命庄客生火取暖，庄客引他到山坡守禾小屋里，屋用竹编成，密不通气，庄客拾杉枝燃烧，熏得他泪流不止，大叫走出道：“难受难受，好比吃了十五大棒（刑杖）。”这样看来，佃户每天在“吃大棒”中过生活。

宋朝盛行官卖制度，人民生活必需品，都归国家专利，提高价格，垄断居奇，成为岁入的重要部分，当时官卖物品有下列几种：

盐——盐分颗盐、末盐、井盐、卤盐（河北卤地出产）四种。颗盐每年产三十七万余席（每席一百十六斤半，大席二百二十斤）。末盐产二百九十六万余石（每石一百一十斤）。井盐产一千六百二十一万余斤。卤盐产量极少，十余万石。官府强役民户或军士，给与最低的生产费，迫令制盐。如通泰盐（江苏南通县、泰县）每四石给钱五百文，岭南盐每石给钱二百文，后来改为淮南、福建盐每斤四文，两浙盐六文或四文，广南盐五文。井盐煎煮，官不给薪柴钱，盐户不能缴纳定额，往往破家流亡。朝廷收入低价的盐，再高价出卖，颗盐卖价每斤自三十四至四十四文，末盐每斤自八至四十七文。这还只是表面定价，实际贪官、奸商勾结操纵，每斤贵至数百文。

宋朝盐法，开始完全归政府经营，官制官销，仅河北一路，允许商运。赵光义始行钞法，令商人就边郡纳钱四贯八百文，领盐一钞，凭钞到解池（山西解县）取颗盐二百斤，在限界内自由贩卖。此后钞法通行（官制商销）。赵祯时，京师设榷货务，令商人纳钱银，得至各产盐地领盐贩卖。赵顼增长盐价，例如福建路旧额卖盐收入二十七万余贯，元丰二年增至四十六万余贯，三年增至六十万余贯。全国盐课总数，大致增加二三倍。

茶——产茶地区设场十三处，场官先发本钱给园户（种茶户），采得茶叶，一部分输纳租税，多余的悉数交给场官。私藏私卖，依造私盐法论罪，想减少赔累，砍伐茶树也有罪。园户受害不堪，或逃亡求免，或寻死求免，本人死亡后，邻伍仍须代纳租税。当时四川园户有“不是种茶，实是种祸”的谚语。官出最低价收得全国茶叶，自定高价出卖。蜡茶每斤价自四十七至四百二十文，片茶自十七至九百七十文，散茶自十五至一百二十一文。政府卖茶，起初自卖，后来也改钞引法。商人领长引，得往他路贩卖，有效期一年；短引限本路内贩卖，有效期一季。每年茶利平均收入，除官本及杂费外，禁榷时（官卖）净入钱一百九万余贯，内茶净利六十五万贯，茶租钱四十四万贯；通商（商卖）后净入钱一百十七万余贯，内茶租钱三十七万贯，茶税八十万贯。

酒曲、醋——各州县设酒务官酿酒，穷僻县镇乡村或许民酿，但仍输纳岁课。酿酒原料是农民缴纳的米、麦，酿成薄酒，高价出售。民间有婚葬大事，官府计算民户大小，强令买酒若干。有些地方，官不卖酒，专造酒曲，规定特价出卖。赵祯时，每岁收入酒曲钱多至一千四百九十八万贯。醋也官制官卖，收入数不详。

矾——产矾地区设官收矾，严刑禁止镬户（制矾户）私卖。官定买入价白矾一驮（一百四十斤）给钱六十文，绿矾一驮（一百十斤）给钱八百文。官定卖出价白矾每驮自二十一贯五百文至二十三贯，绿矾每驮自二十四贯五百文至二十九贯一百文，零售白矾每斤六十文至一百九十二文，绿矾每斤最低价七十文。赵佶时，每年收入矾利二十九万贯。

矿产——金、银、铜、铁、铅、锡、水银、朱砂产地设官，依茶盐法收归官有。赵祯时，每年得金一万五千九十五两，银二十一万九千余两，铜五百十万斤，铁七百二十四万余斤，铅九万八千余斤，锡三十三万余斤，水银二千二百余斤。赵曙时，矿业更盛，金减九千余两，银增九万五千余两，铜增一百八十七万斤，铁、锡各增百余万斤，铅增二百万斤，水银产量无增减，别得丹砂二千八百余斤。赵顼时，岁得金一万余两，银二十一万余两，铜一千四百六十万余斤，铁五百五十万余斤，铅九百十九万余斤，锡二百三十二万余斤，水银、丹砂各三千余斤。铜、铅、锡产量增加最多，正说明货币流通额的不断激增。赵佶时，又官卖石炭，凡设二十余场。全国木炭也归官卖，收入数不详。

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乡村中小地主，生活都非常富裕，他们需要各种消费品，来满足各人的欲望，因此商业在北宋有高度的发展，商税也成为岁入的大宗。

商税——赵祯时，朝议减轻商税，范仲淹独以为不可。他说：“国家费用既不能减，不取商贾，必取农夫，农夫将受更重的剥削。应该先省国用，次宽租赋，最后才宽商贾。”官员们的消费品，依靠商贾来供给，减轻商税，自然对官员有利。现在减税不成，他们只好私营商业，非正式享受免税的权利。例如江淮转运使李溥借进贡名义，自率大船多艘运东南名产入京，单是两浙笺纸就满载三大船，他物数量，可以类推。赵煦正式承认官员免税经商，名义是品官本家服用物免税。开封税官捉得冒苏轼官衔漏税人吴味道一名，苏轼当时出守杭州，税官押吴味道去见苏轼，轼替他改题封条，平安回到开封。赵佶因臣僚以宫观寺院经商大盛，影响税收，限止马、牛、驴、驼、骡不入服用例，后来又令税关搜查。这只能给税吏更多受贿的机会，并不能阻碍权贵的谋利行为。

一般商货抽税的规则，名义上是过税（过路税）值百抽二，住税（到市出卖）值百抽三，官府需要品值百抽十。事实上税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吴味道在建阳（福建建阳县）买得纱二百端，价一百贯，路上经过场务（税卡）陆续抽税，到开封不存半数。货物如布帛、杂器、香药、宝货、羊猪，都得抽税，此外如农器、纸扇、草鞋、薪炭、谷菽、鹅鸭、鸡鱼、螺蚌、果蔬、瓷器、瓦器，一切细碎交易，都不能免，甚至空船往返也要纳税，称为力胜钱。税官私招一批专拦人（巡丁）沿路拘拦商旅到场纳税。起初每税钱百文提出十文给专拦人，称为事例钱。后来改为商人纳税百文，别纳事例钱十文。所收税钱不及十文，也纳事例钱十文。如苎麻一斤收税五文，山豆根一斤收税五文，却要问客人别要事例钱十文。这种苛税，给农民极大的苦痛，往往与专拦人互扭骂道：“我官钱十文纳了，你却问我要什么事例钱？你拿出章程来，我才给钱。”税官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改事例钱为市利钱。私行的事例从此变成法定的市利。

全国商税，赵光义时岁入四百万贯，赵恒时增加一倍，赵顼时京师商税五十五万余贯。全国总数超过一千万贯。

商市——国内市场首推东京（开封）、成都、兴元（陕西南郑县）三处，每年商税各在四十万贯以上。第二等市场（商税二十万贯以上）五处，都在四川境内。第三等市场（商税十万贯以上）多数也在四川。五代时最大市场扬州降在第四等（商税五万贯以上），江陵降在第六等（商税三万贯以下），这是国内市场很大的变动。海外贸易，杭州居首位，明州（浙江鄞县）居次位，广州居三位，各置市舶司。蕃商进口，税率值百抽十，官买蕃货十分之三，其余听自由贸易。赵祯时，三处收税总数五十三万贯。泉州（福建晋江县）、密州（山东诸城县）两处有时也设市舶司。

商行——中唐已有商行，每行有行头一人。宋时凡商店必须入行，原因是官府为便利科税索物，需要有行的组织。不问出卖物品小大，但合官府用途，如医生、卜人、仵作（葬敛死人业）等业，都该立行听候呼唤。赵顼借口体恤商人，免得官府急需某种物品时商人枉费高价购求应命，因此改立新法，官府计算每年需用物品数目，令各行商共同出钱，官府用行商钱收买货物，一年中随时取用。如年终不用，即令出卖，官收二分利息，特给免行（在一定时期内，免再供应官差）权利。赵顼的本意是想收免行钱，并非真要体恤商人，他下令，凡不入行的商贩，不得在街市做买卖，必须报官投充行人纳免行钱，才准交易，不报官私自投行，查出处罚。令下十余日，京城街上提瓶卖茶人都投充茶行，挑水、担粥以至卖草鞋、头髲（音被⁽¹⁾，假发）人无敢不投行。同行商店又互相压迫，不依上、中、下三等分别出钱，却要平均负担，富商称幸，小商叫苦。当时有些朝臣反对这个新法，赵顼不得已改令每月纳免行钱不到一百文的小商贩，准免纳钱，凡放免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北宋工商业发展，因之货币流通额也特别增大。唐铸钱每岁约数十万贯，宋每岁五六百万贯，唐末渐用金银，宋时金银成为通行的货币，中唐始有飞钱，宋时交子（纸币）用途很广。宋人有一首破钱诗说：“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钱是统治阶级剥削人民的工具，货币数量愈大，也就是阶级剥削愈益剧烈。

金银——唐末，威胜（浙东）节度使董昌每十天发一纲（一批）贡品，内黄金一万两、银五千铤。浙东不是最富地区，每月能输出金三万两、银一万五千铤，想见全国积存金银总数不少。宋初，赵匡胤、赵光义赐吴越国王金器六万四千七百余两、银器四十万八千八百余两，吴越国进贡金九万五千余两、银一百一十万余两。赵恒初年，银价每两八百文，金价每两五千文，后来用途愈广，十余年间金银价腾贵数倍，连赵恒也诧异起来。赵佶时，各路每年贡品（皇帝生辰进贡及南郊进贡）金银外，别有折银钱一万八千余贯，当时折价不可知，但外州县存银似已被朝廷逐年吸取，渐就枯竭，所以有折银的名目。赵桓亡国时，在围城中（金兵围开封）大括金银，金价每两涨至五十贯文，银三贯五百文，比赵恒时金价高十倍，银价高四倍。

铜铁钱——自西汉至隋通行五铢钱（西汉刘彻造），自唐至五代通行开元通宝钱（唐李渊造）。这两种钱的重量和质量最为适中，没有过重（如值百钱、值千钱）过轻（如榆荚钱、三铢钱）的弊病。宋铸钱务求得多，体质恶薄，远逊开元钱。有些地区，如四川及西北边郡用铁钱，价比铜钱更低。全国铸铜钱凡十七监，铸铁钱凡九监。铸铜钱用原料八十八两（铜六分余，铅、锡三分余）得钱千文，除火耗净重八十两。铸铁钱用原料二百四十两，得钱千文，除火耗净重一百九十二两。宋初，每年铸钱七万贯，赵祯时增至三百万贯，赵顼以后，岁铸铜钱五百余万贯，铁钱八十八万余贯。

便钱——宋初，依唐飞钱旧制，京师置便钱务，令商人缴现钱入务，扣汇费八分之二，领券到各州县兑钱，当日给付，不得留难。赵光义时收商人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赵恒时增至二百八十万贯。后来诸州钱悉输送京师，商人到当地不能领得现钱，官吏随意给予他物，便钱信用丧失，制度因而败坏。(www.xing528.com)

交子钱引——四川通行铁钱，不便输运，商人私造钱券，称为交子（纸币），发行归富商十六户主持。朝廷见有利可图，禁商人私造，有四川、潞州、陕西等处，设交子务，官印交子。赵祯时交子分二十二界，备本钱三十六万贯，发交子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赵顼更造二十五界。交子始有前后两界。赵佶改交子为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钱引一贯，仅值现钱十余文。除福建、江浙、湖广免用钱引，其余各路普遍行用。

北宋工业发展，各地都有作坊制造器物。官办作坊规模较大，民间作坊大小不等。依据零碎偶存的记载看来，这些作坊多数是小手工业生产，有些已是近乎手工工场的组织。

军器——军器制造，京师有南北作坊院，又有弓弩院。诸州各置军器作坊。弓弩院岁造角弝弓等一千六百五十余万具，诸州岁造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余万具，产量可称巨大。赵顼设军器监，总管京师诸州军器的制造。招募军器专家，精究器械法式，成书一百一十卷。内分辨材、军器、什物、杂物、添修、制造、弓弩式等类。监中作坊有火药作、青窑作、猛火油作、金作、火作（火箭、火球、火蒺藜等）、大小木作、大小炉作（冶锻）、皮作、麻作、窑子作十部。各有制度用法，只许工师诵习，不许流传到外间。火药不知何时发明，赵恒时张存能放旋风炮，任并能烧猛火油，石炮只能拋远，火药能向上冲（金人南侵，有火炮名震天雷，也只能爆炸，不能射远），旋风得名的原因，当是宋初已用火药放炮。猛火油就是石油，边塞要地掘大池储油，能烧敌人营垒。北宋军备渐重火器，是一个大进步。

铸钱——蕲春铁钱监工作程序分三部，先是沙模作，次是磨钱作，最后是排整作。每日雇工人三百，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年工作九个月，得钱二十七万缗。大致本钱（包括原料工资）四文可铸十文，铁炭贵时，本钱六文可铸十文。旧制铸钱工人是招募（强迫）贫民，刺面隶属军籍，近乎奴隶的待遇。赵佶因军工工作效率低微，官得利不多，改募民间铸私钱人充铸钱工匠，官造房屋（称营屋），许工匠一家人在营屋居住，自由出入。官发给物料，让工匠一家人全力鼓铸，按产品多少给与工资。此后，军工与募工兼用。

制茶——唐人饮草茶，不知焙制法，北宋始有片茶散茶，片茶福建制最精洁，先蒸研，再编竹为格置焙室中。片茶分十二等，其中蜡面茶价比上等片茶较贱，最精制的龙凤团，一团值钱四十千。

矿业——全国置矿冶二三百处，有淘、采、烹、炼等工程。有些矿完全官办，有些矿听人民开采，出产物卖给官府。当时开矿技术幼稚，或开采不久就枯竭，或开采岁久，所得不够费用。赵煦时陕西开铜矿，募南方工人到陕西筹备，择地造冶，似乎南方技术比北方较胜。石炭矿山西开采最多。怀州（河南沁阳县）石炭多运往开封做燃料，徐州石炭多做冶铁用。石油在西汉时已用作燃料。班固注《汉书·地理志》高奴县（延安县东）说，有洧水（源出安塞县），水上浮肥膏，可烧火。西晋张华作《博物志》，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都有石油的记载。北宋沈括作《梦溪笔谈》，记石油事较详。照沈括说，鄜州（陕西鄜县）、延州（延安县）居民采石油点灯，出烟极浓。采法是在河边沙石间，用雉尾挹取入瓦缶中，色如厚漆，因烟浓熏坏帐幕，所以很少人用它。

冶铁——徐州东北利国监是北宋最大的冶铁地，凡三十六冶，冶各有工人百余，冶主都是巨富。工人分采石炭和冶铁两部。用石炭冶铁，据苏轼《石炭诗》说，造兵器极精锐。磁州（河北磁县）锻坊炼钢最好，取精铁锻百余火，每锻一次轻一次，锻到斤两不减，就成纯钢，色青黑有光。

印刷——雕版印书起源隋朝（杨坚开皇十三年，诏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唐、五代渐盛行，北宋印版书完全代替了手抄书。印刷技术杭州最好，四川较次，福建校勘不精，销路却最广，号称麻沙版。开封不亚杭州，但纸质差些。活字印书法唐末已有，敦煌千佛洞发现木刻畏兀儿文草书体活字，足见中亚细亚国家先已通行，渐次传入中国，可是没有被中国刻书家采用⁽²⁾。直到赵祯时，毕昇始制中国活字版，用胶泥刻字，薄如钱沿，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板上铺松脂、蜡、纸灰等物；要印书，用一铁范置铁板上，铁板中排好字印，铁板下缓火微温，待药稍溶解，用一平板按铁范面，字印平固，就可印书。一板正在印刷，别一板已排成可用。活字版的发明，是文化上一大贡献。清朝“天禄琳琅”有宋本《毛诗》，唐风内自字横置，可证活字版在印刷业上的通行。

指南针——利用指南针（罗盘）航海，最早的记载是朱彧写的《萍洲可谈》。他说舟师识地理，夜间观星，白昼观日，阴晦时观指南针。沈括《梦溪笔谈》说，方术家（道士一类人）用磁石磨针锋，就成指南或指北针。针腰缀芥子大的白蜡，用细丝悬无风处，一端系住白蜡，针常指南。磁石能制指南针，北宋已经发现了。

上述几种工业外，造纸业、造瓷器业也有极大的发展。又如定州、单州、亳州纺织纱绢，备极轻巧。还有些日常用品如医生用刺针，女工用缝针、绣针，耒阳（湖南耒阳县）制造最精良，运销四方。又如火寸，用杉木条一头染硫黄，黑夜有急事，不及点灯，取火寸触火即燃烧发光，宋初已有人制火寸到市上贩卖。街上挑担卖小手艺工匠有钉校匠（铜匠）、补鞋匠、锢漏匠（修破器匠）等，想见当时小手工业的发达。

赵匡胤令诸州每岁奏报男丁人数，二十岁为丁，六十岁为老，女口不计，据宋朝户口记载，一户平均只一二人。这固由于人民逃避丁口税、衙前役等苛暴剥削，设法隐漏人口实数，或兄弟分居，或降低户等（户分九等，上四等应役，下五等免役），同时不计女口，也是重要的原因。赵匡胤时，全国户数在二三百万间。赵光义时，天下主客户四百一十三万。以后逐渐增加，赵佶时，达最高度，计有户二千一万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万七百六十九，平均一户有两口。有些地方如德州、霸州平均三户四口。当时朝臣都说检查不实。自然，隐漏的人口一定有很大的数目。沈括《梦溪笔谈》载阳翟县（河南禹县）人杜五郎隐居事。五郎与兄同居，有田五十亩，后兄子娶妻，耕地不够赡养，五郎让田给兄，自率妻子别居，垦田三十亩。杜家未分居前至少有四男二女，分居后一家有二男二女，一家有二男一女。如果这是民间户口一般的情况，每户平均应有三四人至四五人。通计妇女口数与男丁大体相等，一户平均两口，加上妇女实际当有四口。再加上逃户隐口，北宋末年人口，应该将近一万万。

赵匡胤制定国策，给与文武官吏、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最大限度的权利，为的交换这些人的拥护，在他们交换中被牺牲的自然是劳苦人民。“恩施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宋朝的政治，确被这两句话说透了。统治阶级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大致如下：

皇帝——皇帝是最大的浪费人。宫中每年用大烛十三万条，内酒坊醴祭祀用酒每年糯米八万石（赵恒时只八百石），嫁一公主赏钱七十万贯。买各行货物，经年不还钱，每行积欠多至一万贯。皇帝每三年到南郊祭天，赏赐大小官员及士兵钱一千二百万贯。

宗室——宗室是安坐享乐被朝官们憎恶的废物。他们无知无虑，领恩数（俸禄）度日。他们不知炭是黑色物，对饮食却讲求极精，发明“烂、熟、少”三字诀，说是烂容易咀嚼，熟不失香味，少不会烦厌。

文武官——官吏无不贪污害民。无名氏《咏功臣诗》说：“中原不可生强盗，强盗才生不可除，一盗既除群盗起，功臣都是盗根株。”海盗郑广归降后作诗道：“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郑广南宋末年人，其实北宋官与贼也并无二样。

富人——地主、大商人积累钱财，或贪得无厌，或闭门淫乐。开封钱店业刘训铸铁作算子（筹码）称为长生铁，库中储许多青铜，称为不动尊。每天烧香祷祝天地，要钱生儿，绢生孙，金钱变出千百亿化身。蔡河一李姓富家，主人年二十余岁，愚痴不辨菽麦，蓄美妾数十人，仆役数十人。偶宴客，有酒十余种，肴馔果品，备极珍贵，妖妓十余人，奏乐劝饮。饮毕入内，让客人自走，不知拱揖言谈，也不与士大夫来往，当时人称他是钱痴。这个钱痴不官不商，大概是大地主。

高利贷者——富人借本钱给人放债。富人取利息的一半，承借人对富人卑恭类奴隶，俗称为行钱。富人偶到行钱家，必须殷勤招待，妻女出来劝酒，行钱立侍不敢坐，再三令坐才敢就位。高利贷利息通常是百分之一百。

被上述那些人剥削的人民怎样生活呢？大部分农民正像司马光所说：农民即使幸遇好年景，没有水旱、霜雹、蝗蜮等灾害，可是公私债主巧取豪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经归别人所有。自己糟糠吃不饱，短袄穿不上，终年劳苦，仅仅得过饥寒生活。他们世代务农，不知种田以外还有什么谋生的道路，所以只好困守着田亩。一部分人民的妻女堕落到娼妓的惨境，全国各州县都有营妓（公娼），容纳穷苦的妇女（美妓身价七百贯）。宋初，开封妓女约一万户。甚至公然有男妓，傅脂粉，着艳衣，姿态称呼全学妇人，为头人称师巫行头，供官府的呼唤（南宋时男妓更盛行）。一部分人民流落为盗贼，或聚众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民变、兵变（兵受军官压迫极苦），从北宋开国时起，接连发生，从没有停止过，例如：

赵光义淳化四年，四川苛税奇重，人民无法生活，青城县民王小波聚众百人起义。小波告众道：“我深恨贫富不均，今天我来替你们均平。”贫民踊跃归附，众至数万。攻破郡县，杀彭山县令齐元振。齐元振是朝廷特诏褒奖的第一清官，实际上却勾结豪强，贪暴害民无所不为。王小波剖元振腹，装满铜钱，意思是教他贪个饱。小波战死，众推李顺为帅，攻破成都，顺自称大蜀王。

至道三年，四川戍兵刘盱聚众数千人叛变。

赵恒咸平三年，四川钤辖（军官）符昭寿贪暴，戍兵赵延顺等起事，推军官王均为主帅，国号大蜀。

景德四年，宜州（广西宜山县）知州刘永规残暴不法，军校陈进因众怨起事，拥判官卢成均为帅，号南平王。

赵祯庆历三年，京东沂州（山东临沂县）军士王伦起事，攻掠州县，如入无人的境地。地方官恐惧降附，献出衣甲器械，朝官欧阳修认为心腹大忧。

庆历七年，贝州（河北清河县）军士王则据州城起事，自号东平郡王。

同年崇政殿亲从官（卫士）颜秀、郭逵等夜半攻入宫中，直到赵祯寝殿下。幸得皇后出重赏督禁兵宦官抵御，颜秀等败死。

其余较小的叛变，史书记载连篇不绝，正如余靖所说，“四方盗贼窃发，州郡不能制”，全国性骚动，确使某些统治者感觉到危险。

赵顼是北宋聪明的皇帝，他感觉到危机严重，完全依靠官僚地主的旧国策不能解救自己的崩溃。赵祯养兵一百二十五万，防御西夏小国，到底仍是屈辱求和。这又使他感觉到军队并不能保护自己的地位。他知道整个统治阶级腐朽无能，人民怨恨骚动，大起义迫在目前，因之更加重对外族内侵的恐惧心。他即位初年，披金甲见祖母曹太后，问道：“娘娘看我着这好么？”曹太后笑道：“很好。不过要你着这个，国家还得了么？”这说明赵顼主张富强自卫，太后主张维持旧状。

赵顼最怕的是契丹和西夏，所以急需加强军备。养兵先得筹饷，他知道已负租赋重担的人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富裕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应该分担一部分军费。这是他变法的基本观念，也就是引起新旧两派官僚对立的基本原因。

王安石是笃信儒家经典《周礼》的政治家。他秉有倔强严肃的性格，他对社会有“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的理解，他又恰恰遭遇赵顼决心改革旧制度，需要一个非守旧派做助手的机会。熙宁二年，他终于在满朝大臣反对中做了宰相，实行变法。

王安石以前，早有人主张改革积弊，赵祯时，参知政事范仲淹提出均田赋、修武备、减徭役、择长官等十条政见，被朝官反对、罢去。欧阳修主张理财、练兵、立制度，讥斥朝廷“兵无制，用无节，国家无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也被朝官攻击、逐走。王安石实践并发展了范仲淹、欧阳修的主张，造成与旧官僚派（主保守旧制）对立的新官僚派（主改革旧制）。

王安石新法，内容广泛，大别可分理财、整军两类。其中最重要的几种，略述如下：

青苗法——当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指田中青苗向富户借钱延续生命，收获后纳利息百分之一百。王安石谋夺取富户放债的利益，由官散放青苗钱。例如春季借给农民钱十千，半年内纳本利钱十二千，秋季再放十千，岁终又纳本利钱十二千。这是百分之四十的利息（农民实际缴纳百分之六十），似乎比民间利率要轻微些。可是州县官分民户为五等，不论人民是否需要，自上户十五千至下户一千，按户强派，到期仗官威迫令缴纳本利钱，不得用他物代替。青苗法是许多新法中最受猛烈反对的一个，这证明私人高利贷势力的强大。贫民既受政府高利贷的剥削，同时仍不能逃免私人高利贷的痛苦。

免役法——宋朝力役，名目繁多，有衙前（主管官府库藏及运送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三役主催收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三役主捕盗贼）、承符、手力、人力、散从（四役主供官府杂差）等类。州县民分九等，上四等量轻重服役（第一等户充衙前、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下五等免役。诸役中衙前、里正两役害民最烈，往往破产死亡，累及邻保。例如某地衙前，行千余里输送金七钱到内藏库（皇帝内库），库官勒索不遂，扣留衙前一年以上，不让回去。后来偶然被赵顼查出，才得放归。人民唯恐被指为上等户，有的出嫁祖母及孀母，有的与孀母或兄弟分居，有的送田给豪家，有的出家当僧道，有的甚至寻死。如京东某民家有父子二丁，被派充当衙前。父对儿子说：“我愿意死，免得你们将来冻饿遭横祸。”说罢自己缢死。人民为了降低户等，减少人口，甘心嫁母寻死，充役的痛苦危险，可以想见了。

官户、形势户、僧道、学生都有免役权，下等户、单丁户、女户也得免役。富家子弟捐数百贯钱给州县学校，就取得学生名义。这样，应役的民户自然是少钱少势的某些小地主和富农。

王安石新法，凡当役人户，按等第出钱，免充诸役，名免役钱。原来免役的官户、女户、单丁户、寺观户、未成丁户也按贫富分等出钱，名助役钱。官用一小部分免役钱雇人充役（如利州路岁用雇役钱九万余贯，征取免役钱却多至三十三万贯，多征的钱，称宽剩钱），不再强派人民充当。赵顼元丰七年，岁收免役钱一千八百七十二万贯。免役法在原来免役人看来，是深恶痛绝的虐政，反对非常剧烈。

方田法——官员、地主占有无数逃田（隐漏租税），王安石创方田法，想清丈顷亩，增加租税。只方二百余万顷，就被反对停止。

市易法——市易法是侵夺商人利益的方法。它的业务分两类：（一）放款收息。就是听人赊贷官钱，用田宅或金帛作抵押，每年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利息，每月加罚钱百分之二。（二）统制商业。就是设立大商店，贱价强收商人的货物，抬高价出卖。开封市上连冰块、梳篦、脂、麻等细物，都被政府统制专利。

保甲法——王安石想用农兵制逐渐代替募兵制，创行保甲法。乡村民户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本地旧户）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人为都保正。不论主户、客户，每户两丁抽一当保丁。每一大保每夜出五人巡逻防盗。一人有犯罪行为，同保人不先告发，连坐受罚。农隙保丁自备弓箭，集合练习武艺，十日一换班。平时警戒盗贼，战时可补充兵额。保甲法行施的结果，正如司马光所说：“农民二丁取一，编成保甲，官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教练一次。每一丁上教场，别一丁供送饭食，保正、保长借修棚除草为名，扣留保丁，必待贿赂满意，才放免回家。官府派员下乡检查，往来如织，勾结保正保长，勒索给养，小不如意，即施刑罚。中下户破家荡产，不够官长们的苛求，愁苦困弊，无处告诉，只好弃家逃亡。”保甲法是统治阶级压迫农民的良法，却因王安石想用来代替正兵，大遭守旧派的猛烈反对。

赵顼、王安石厉行新政的宗旨，显然只求扩大收入，整顿军队来保护自己临危的地位。他们并没有改革官僚政治的意思，反而增官俸，加吏禄，多置宫观官，优待昏老无用的官员，坐食厚禄。他们也没有改善人民生活的意思，反而更加重穷人的负担，既纳助役钱，又要当保丁。他们与旧官僚派政见分歧处，只在对原来享受免赋免役特权的各阶层是否应该受些限制这一点上。苏轼斥责王安石想均贫富，不合天理，其实安石仅仅要求富人也出些钱给国家罢了。

王安石一派新官僚，如吕惠卿、章惇、蔡确都因推行新政得高位。熙宁七年，安石罢官，吕惠卿继任做宰相。惠卿忌安石复用，出力排挤，同派内王、吕对立，给旧官僚派夺取朝政的机会。

赵顼死，子赵煦立，改元元祐。赵煦年十岁，祖母高太后临朝听政，用旧派首领司马光做宰相，起复旧人旧法，凡属新人新政，一概废除。旧派得政，内部分化，洛（首领程颐）、蜀（首领苏轼）、朔（首领刘挚、梁焘等）三党，互相攻击，纷纭不已。元祐八年，高太后死，煦亲主国政，复用新派章惇做宰相，恢复王、吕新法，改元绍圣（继续赵顼的圣政）。引蔡卞、曾布等人居要位，凡元祐政令，一概废除，驱逐旧派七八百人，大小官无一得免。

赵顼时，王安石、司马光二人只是政见上的争执，私人间还保持适当的友谊。赵煦元祐时，司马光对新派意气用事，压迫不留余地，绍圣时新派得势，报复仇怨，指司马光等为奸恶，请掘司马光、吕公著坟墓，破棺斩尸。这不是政争而是发泄兽性了。

赵煦死，弟赵佶立。向太后临朝听政，任旧派韩忠彦、新派曾布为左右相，改元建中靖国，表示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新旧并用的意思。向太后贬斥蔡卞、蔡京等，追复文彦博、司马光等三十三人官号，向太后临朝七月退位，赵佶亲政，又专用新派，改元崇宁（崇尚熙宁政治）。曾布起初排斥蔡卞、蔡京，后又排斥韩忠彦，引蔡京自助。蔡京想独掌大权、逐去曾布。京得权，一意排斥旧派，新派吕惠卿、蔡卞等也被抑退，京师及各州县树立元祐党籍碑，列司马光等三百九人为奸党，元祐旧臣，贬窜死亡略尽。

王安石行新政主要是想富国强兵，还不失为有主张的政治家。吕惠卿以下，只是专工聚敛，获取皇帝的信任。蔡京刻剥民财，更无微不至，竭全国物力，助长赵佶奢侈浪费的无限恶行，北宋不得不在民穷财尽、外族侵入的困境中，完竭他的统治。

赵佶任用六贼（陈东称蔡京等为六贼），搜索全国财物，供自己享受。蔡京、王黼做宰相，掌巧立法令，刻剥人民；阉人童贯做上将，掌虚夸军功，浪费犒赏；阉人梁师成掌代写御笔号令，出卖官爵；阉人李彦掌括公田，任意指民间良田为荒地，充作公田；朱勔掌花石纲，专搜东南（江浙）奇花异石，运送东京。六贼积累私有赃物，豪富惊人。朱勔有田三十万亩。王黼库中麻雀干装满三大屋。童贯库中有理中丸（补药）数千斤。蔡京厨房分工极细，包子厨中擘葱丝婢妾，不知整个包子怎样做。梁师成一身兼数十百职，广受贿赂，奴仆商贾，献钱七八千贯，即得进士及第，宣和六年殿试，一次出卖进士一百余名。李彦贪暴类朱勔，私产也不相上下。全国官吏，多数是六贼的徒党，他们榨取赃物，当然数量巨大，不可计算。

赵佶与六贼，知道统治阶级中某些人士也不能容忍他们的恶行，必须严禁异论，才能满足自己的贪欲。蔡京借“元祐奸党”、“元祐学术”作排斥政敌的工具，凡是异己的人，指为元祐奸党，异己的言论，指为元祐学术。苏轼、黄庭坚等人文集印版，悉数被烧毁，司马光《资治通鉴》幸有赵曙御制序文，得不毁。作诗（怕作诗讥刺）也算元祐学术，凡官员士人传习诗赋，杖一百。

人民遭受的痛苦更无待详述。宣和时，京西一带饥荒，人相食，炼人脑取油，假充其他油类，运销四方。李彦不顾饥荒，在京东西照旧括田，发民夫运奇物进贡，民夫多自缢车辕下。朝廷看民命像草芥那样微贱，人民也就对朝廷痛心疾首，像仇雠那样怨恨。

农民无法生活，不能不起义了。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县（浙江淳安县）魔教教主方腊首先起义。

东汉末，张角依托天师张道陵为远祖，立祭酒治病，使人出米五斗，号称五斗米道或天师道。黄巾军败后，民间秘密传授（东晋贵族如王羲之、王凝之、殷仲堪都奉天师道，作迷惑部属的工具），于北宋称为魔教或事魔吃菜人。赵佶封信州贵溪县（江西贵溪县）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张道陵三十代孙）为虚静先生，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崇道教，对民间秘传的天师道却防禁极严。魔教徒被查出，处死刑，家属不问知情与否，一律流窜远方，财产没收，半数赏告发人。卢州慎县（安徽合肥县东北）黄山，连接无为军（安徽无为县）、寿州（安徽寿县）、六安（安徽六安县）是魔教的根据地。黄山下居民千余户，掩护魔教徒，官兵追踪逐捕，数年不能获。魔教别一派自福建传入温州（浙江永嘉县），蔓延浙江东西各州县。

魔教戒食荤饮酒，不宴会宾客，不拜神佛祖先，只拜日月，说日月是真佛，人死裸葬，不用棺槨衣衾。教徒死，穿衣戴冠，两教士坐尸旁，一人问：“来时戴冠么？”一人答：“没有。”说罢，移去尸冠。逐一问答，衣履尽去。最后问：“来时究带什么？”答：“有胞衣。”取布袋盛尸埋土坎中。穷人初入教，教众赠送财物。教徒必立重誓，认张角为祖，被官府捕获，备受惨刑，终不肯说角字。拜必北向，纪念张角曾在北方起义。教徒出行至异地，同教人殷勤招待，供给器用无吝色，称为一家人。教主称魔王，下设魔翁、魔母。教徒每月初一月半出钱四十九文，到魔翁处烧香礼拜。魔母聚所得钱按时送给魔王。教义杂取佛经中语，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作“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意思是说阶级社会并无平等，只有高下。教义又说人生本苦，杀人就是救苦，也就是度人，度人多才能成佛。当然，他们要度的人，专指官吏、儒生、僧尼、豪富，凡遇见必杀无赦，官署、学宫、寺院必烧不留。他们不杀好官（如鞠嗣复），更不杀一般平民。

北宋国用，大部分取给江浙，赵佶剥削更甚。再加朱勔花石纲的掠夺，人民怨痛不可忍。方腊告民众道：“国与家本同一理，比如子弟耕织，终岁勤苦，少有粟帛，父兄悉数取去浪费，略不如意，鞭笞杀戮，毫不怜惜。他们任性浪费不够，还奉送大量财物给仇敌（契丹、西夏），仇敌得财物更富实横暴，侵侮加甚。他们恐惧无策，驱迫子弟出去抵御。子弟力不能支，遭受责骂刑罚，无所不至。岁奉仇敌的财物，却不因侵侮而停止。这样的父兄，你们能容忍么？现在朝廷行事，与此何异？君臣们声色狗马营造祷祀甲兵花石等浪费以外，岁赂西（夏）北（辽）二虏银绢百万，这都是我们人民的膏血。二虏得赂，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止，朝廷忍辱纳币不敢废，宰相还说这是安边的上策。受苦的是我们百姓，一年到头劳动，妻子冻饿，求一顿饱饭不可得。这样的朝廷，你们能容忍么？”方腊这番言论，正是每个人民要说的话，人民推他为起义首领，号称圣公。

方腊初起义，有众千余人，不到十天，有众数万，攻破青溪县、睦州（浙江建德县）、歙州（安徽歙县）、衢州（浙江衢县），乘胜进破杭州。每破州县，捕获官吏，必碎割肢体，掏出肺肠，或投油锅煎熬，或乱箭聚射，备尽苦痛，报复旧怨。兰溪县（浙江兰溪县）灵山寨主朱言、吴邦，剡县（浙江嵊县）魔教主仇道人，仙居县（浙江仙居县）人吕师囊，方岩山寨主陈十四公，苏州人石生，归安县（浙江吴兴县）人陆行儿等起兵响应，东南震动。赵佶大惊，遣童贯将大军十五万击方腊，腊兵败被杀。童贯出兵凡四百五十日，杀起义军十五万人，杀平民二百万人以上。

宣和三年二月，宋江等三十六人攻掠淮阳、京东、河北、海州等十郡，官军数万，莫敢对抗。亳州知州侯蒙请招抚宋江，使助攻打方腊。海州知州张叔夜设计擒获宋江军副首领，江等全部投降。宋江事迹，宋、元以来民间流传甚广，当时他们也曾做些反抗贪污的义行；士大夫也赞美他们（如宋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元高文秀杂剧，多取材梁山泊故事，施耐庵《水浒传》，叙述更详），却因他们不称王称帝，有义气，能投降。此外京东起义军张万仙有众五万，山东起义军贾进有众十万，河北起义军高托天（投降后改名高胜）有众三十余万。这些起义军首领都被朝廷用官位诱惑，无耻地叛卖了农民大众。

农民起义暂时平息了，更大规模的起义必然要继续爆发起来。恰在这个时候，东北新起的金国破灭契丹，乘胜侵入中原，人民即时放弃对朝廷的怨恨，热诚援助朝廷，要求共同反抗侵略。北宋末、南宋初，农民自动组织的忠义军，人数当在二三百万以上。朝廷宁愿降金，始终憎恶忠义军，认为其与盗贼同类，压迫不遗余力。

赵佶两次发大军取燕京，都溃败逃回，宋军腐朽无用，不堪一击，早被金人看透了。阿骨打对宋使赵良嗣说：“中国大将独数刘延庆，延庆提十五万众，不战自溃，你们中国算什么！敢向我求割地。”金人见宋朝君臣积累金玉宝物，富盛无比，更急谋进兵掠夺。宣和七年十二月，金主吴乞买任命完颜宗翰（粘罕）为左副元帅，进取太原，完颜宗望（斡离不）为南路都统，进取燕京，两路会师汴京。一面派人要求宋割让河东、河北，划黄河为界。童贯在太原，惊慌不知所为，决计逃归开封。太原知府张孝纯请贯集诸路兵将，坚守太原，贯不听逃走。孝纯叹道：“平时只见童太师作威作福，一朝有事，抱头鼠窜，还有什么脸见人？”宗望军至燕京，宋守将郭药师率军迎降，金令药师做向导，长驱南下，宋文武官或逃或降，无人对抗。宗翰军至太原，张孝纯率军民坚守，金军困居城下不得前进。赵佶得报大惊，下诏悔过，自责过去一切罪行，让位给儿子赵桓，自己准备出奔。朝官们有的想逃走，有的想降敌求利，极少数人主张守城御敌。

赵桓靖康元年正月，宗望军已到黄河北岸，赵佶带领蔡京、童贯、朱勔等率兵二万逃往南京（河南商邱县）。宰相以下众官劝赵桓弃城逃避，主守派首领李纲竭力阻止，赵桓不得已定策固守，军民们听到固守的命令，感泣流涕，拜伏呼万岁。赵桓为首的主逃派众官，全数转为主和派，预备议和条件，任李纲为行营使，让他单独去布置守城计划，众官们袖手旁观，不阻挠也不援助。金军用小船渡河，队伍散乱，相视笑道，南朝真没有人，如果出兵一二千守河，我辈哪得到南岸。金军攻城，李纲亲率军民登城防守，奋勇杀敌，金军败退。赵桓派使官到金营乞和，约定：（一）献金百万两，银五千万两，帛一百万匹，牛马一万头；（二）尊金主为伯父；（三）割太原、中山（河北定县）、河间（河北河间县）三镇；（四）宋送亲王宰相到金营当押信。赵桓下令用军法搜括私家金银，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民间钱财掠夺一空，官员家却并无损失。例如王黼被雍邱（河南杞县）民众杀死，朝廷才下诏籍没家产，市民进黼宅寻取余物，还有绢七千余匹、钱三十余万贯。

李纲反对和约，在朝力争道：“犒师金币太多，竭天下财力未必足数，何况都城。三镇国家屏障，万不可割让。如今既已议和，不妨往返迁延，等待四方勤王兵来会。金人虚张声势，兵数不过六万，又大半是奚、契丹、渤海等异族人，孤军深入内地，势不能久留，必求速归，过河时我出大兵袭击，胜利可保。”赵桓与宰相等不听纲计，大括珠玉金银，运送金营。

勤王军马忠率京西募兵来援，击败金兵。范琼率京东骑兵一万继至，宋军威稍振。金人渐知畏惧，不敢四出虏掠。老将种师道率姚平仲入援，沿路扬言种少保领西兵一百万来到。金人惧，敛兵增垒自卫。李纲对赵桓说，勤王兵渐集，兵法忌分，非统一指挥不能成事，请令师道平仲听臣节制。赵桓不听，命种师道为宣抚使，与行营使分统各军。种师道主坚壁清野，持重不战，李纲从姚平仲谋，夜袭金营。二月，平仲袭金营败还。种师道说：“劫寨是不该的，不过兵法有出其不意的办法。今夜再遣兵分路进袭，也许会成功。如仍不胜，索性每夜出数千人攻袭，不要十天，敌人疲劳，自然退走。”赵桓起初满想姚平仲一举成功，听说夜袭失利，惊慌丧气，不敢用种师道谋，即日罢斥李纲、种师道，表示对金人谢罪，任蔡懋为守御使代李纲守城。蔡懋下令守城人不得向金兵放箭投石，军民愤极。太学生陈东等率军民数万人集宫门外强求赵桓复用李纲、种师道，呼声动天地，赵桓不得已召还二人。

李纲复出守城，军民喜跃，争前杀敌。金军见勤王兵声势渐盛，宗翰围太原，不能来会，不等金银数足，引兵北去，京师解严。种师道请乘金人半渡，伏兵袭击，赵桓不许。李纲请发兵护送金人，赵桓允许。纲暗告将士分路尾追，乘机猛袭，将士受命，踊跃即行。宰相李邦彦责纲不该追敌，发诏书召还追兵，将士路上接到退军命令，无不愤怒。李纲见赵桓力争，再下令追袭，金兵早已走远了。吕好问告赵桓道，金人得志，更轻中国，秋冬必倾国再来，御敌设备，当速讲求。赵桓不听。

宗望北还，中山、河间两镇坚守不降，赵桓遣种师道、种师中、姚古往援，宗望退走。宋君臣们以为从此太平无事，依旧晏安淫乐，赵佶也回来享福，丝毫不悔前过。李纲深觉可忧，奏备边御敌八策，朝官们嫌他多事，教他出任河北、河东宣抚使，免得在朝说话。勤王诸名将也都被借故斥退，如说种师道年老难用，种师中、姚古拥兵逗留，其他直言敢谏、主张战守的官员，一律被斥逐出京，又下诏解散勤王军。李纲奏称，河北、河东每天告急，朝廷不遣一人一骑往救，反解散各路义兵，日后再要号召，恐无敢响应的了。赵桓等不听。朝臣议李纲专主抗战，丧师费财，罪不可赦，赵恒罢李纲官，安置（充军）建昌军（江西南城县）。

宗翰攻太原久不下，闻宗望讲和，大获回国，也遣使来求赂，朝廷拘辱使人，借示威武。宗翰怒，急攻太原，知府张孝纯、副都总管王禀率众坚守，城中粮绝，军士先食牛马，次食弓弩皮甲，百姓食糠粃草木，最后人相食。九月城破，王禀领饿兵巷战，败死。金既破太原，宗翰、宗望分两路大举南侵。真定府（河北正定县）知府李邈、守将刘翊上书告急，凡三十四次，朝廷搁置不理。唐恪、耿南仲等专主和议，发急檄停止各路勤王军，不得妄动前进，一面派使求和。金人口头许和，进攻并不停止。吕好问请召勤王军，唐恪、耿南仲恐妨和议，不许。赵桓震骇，下哀痛悔罪诏，集朝臣百余人，议割三镇事。吕好问、秦桧等三十六人言不可割，其余七十人坚主割让。十一月，宗翰军至黄河北岸，宋将折彦质领兵十二万、李回领骑兵一万防河。金军不敢轻渡，夜中击战鼓达旦，宋防河军全数溃散。金军渡河，长驱入郑州。宗望军攻大名，赵桓遣弟康王赵构往见宗望，许割三镇，仍尊金主为皇伯，上尊号称大金崇天继序昭德定功休仁惇信修文成武光圣皇帝。赵构出开封城，副使王云指城告赵构道：“真定比京城高一倍，我亲见金人小攻即破，京城如何能守？”赵构到长垣（河北长垣县）。百姓喧呼拦路，顶盆焚香，乞起兵抗敌，愿为国家效死。赵构不理，经滑州、相州至磁州。沿路百姓拦阻赵构勿再前进。磁州知州宗泽止构，百姓指王云大骂道：“这真是卖国奸细。”执王云即时割死。

宗望遣使来议割地，划黄河为国界，赵桓一切允许。命主和派首领耿南仲、聂昌出使金军，南仲说年老不能行，昌说有父母不能行。赵桓强命南仲出使宗望军，昌出使宗翰军。昌力辞道：“两河（河北河东）人民忠义勇劲，万一被他们擒获，臣死不瞑目。”赵桓不听，昌行至绛州（山西绛县），守将赵子清挥众杀昌，抉目碎尸，民心大悦。南仲行至卫州（河南汲县），民兵谋捕金使，金使逃走。南仲逃至相州，自称奉帝命促赵构起河北兵入卫京师，自己在募兵榜上署名，得不死，唐恪从赵桓巡城，也被守城人聚击，惶恐辞官。

赵桓等惊惧无策，兵部尚书孙傅访得妖人郭京，自言能施六甲法（妖术），只用七千七百七十九人，可生擒金国二帅。朝廷深信不疑，出金帛使京募神兵。其他妖人或称黄巾力士，或称北斗神兵，或称天阙将军，朝廷一律厚赏任用。金军至开封城下，朝廷屡命郭京出神兵退敌，京推辞再三，宣称不到最紧急的时候，神兵不出。等到大风雪天，郭京与张叔夜坐城上，令守城人全数退下，不得偷看破我神法。大开宣化门出攻金军，神兵败。京托言要自去作法，下城率残兵逃走。金军登城，宋百官军民溃乱。赵桓痛哭道：“我不用种师道，追悔不及了！”卫士长蒋宣率众数百愿拥赵桓突围出走，被大臣阻止，军民数万强入左掖门求见天子，赵桓登楼令众散去。军民聚众愿与金人巷战决死，金人宣言议和退兵，朝廷急禁止抗拒，遣开封府尹何栗使金军乞和。栗恐惧不敢行，李若水大骂道：“国家危急如此，都是你们这群人误事，你们万死，岂能塞责？”何栗被骂，不得已出去，两足发战，仆从抬栗上马，手中鞭落地三次，进金营面无人色。宗翰、宗望道：“我们不想灭宋国，叫赵佶来商议割地，我们就退兵。”栗唯唯听命回来。赵桓道：“上皇（赵佶）惊忧成病，我只得自往讲和。”栗自喜和议成功，会百官饮酒，谈笑终日。当时赵构留驻河北，称河北兵马大元帅，有兵万人。部下宗泽主急救京师，耿南仲、汪伯彦主观望形势，赵桓遣密使来说，金人登城不下，正议和好，兵不可轻动。这正合赵构、耿南仲、汪伯彦一群人的志愿，排斥宗泽，让他自去勤王。

赵桓出见宗翰、宗望，京师居民昼夜立泥雪中盼望他回来。赵桓被留数日放归，人民和太学生夹路迎接，赵桓掩面大哭道：“宰相误我父子。”路旁人无不流涕。金人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赵桓下令大括民间金银，又遣大臣二人往两河割地给金，并分遣欧阳珣等二十人持诏书伴金使到各州县令开城归降。欧阳珣力言中国地不可尺寸送人，又言战败失地，将来取回理直，不战割地，将来取回理曲。宰相大怒要杀珣，赖众人救免。珣被迫奉诏往割深州（河北深县），至城下痛哭告城上人道：“朝廷被奸臣欺误至此，我决心一死，你们勉为忠义救国。”金使怒，执珣焚死。其他州县人民都坚守不奉诏，金人只得石州（山西离石县）一处。赵桓又下诏两河民开门出降，人民当然不理他那些昏话乱命。

靖康二年正月，金索金银益急，扬言要纵兵入城，令赵桓再往金营，等金银满数放回。人民各竭家中所有献给官府，甚至福田院（乞丐收容所）穷人也集得金二两、银七两。官员们却不捐一文。金军追索不已，赵桓被拘留，下诏增派大员二十四人根括（彻底搜括）金银，发掘宗室、国戚、内侍（宦官）、僧道、技术（医卜等人）、娼优家藏金，凡八日，得金二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帛一百万匹。官员们窖藏仍多，金人怒，开封府再立赏格，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又得金七万两、银一百十四万两、帛四万匹。宗翰、宗望大怒，杀括银官梅执礼等四人，余官各杖数百。

金人索取金银绢帛外，还索取皇帝仪仗，各种珍宝、书籍、印版、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天下州府图，百工、技艺、妇女、僧人、娼优、后妃、亲王、公主、驸马等人物。又聘请太学中儒生三十人，应募人多闽人及两河人，官府各给三百贯治装，三十人欣然应聘。二月，金主下令废赵佶、赵桓为庶人，所有赵氏亲属和宗族，不问男女老幼，悉数虏去，赵氏全族只剩被民众留在河北的赵构一人。不附和议或未曾降金的官员也一并虏去。这些帝子、王孙、宦门、仕族的全家人口，被俘虏当奴婢，供应使役。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作口粮。每年支麻五把，令自缉为衣。此外更无一钱一帛的收入。男子不能缉麻，终岁裸体，偶遇主人怜悯，令就灶下烧火得暖气，如出外取柴，回来再坐火旁，皮肉即脱落，不久烂死。有手艺如医生、绣工，待遇较好，其余只团坐地上，用被席芦苇衬地。主人宴客，唤出能奏乐女人献技劝酒，客散，各回原地环坐。奴婢生死，主人视如草芥，绝不留意，恰恰像这些人在中国享福时对待人民的态度一样。

赵佶、赵桓被俘到燕京，金主封赵佶为昏德公，赵桓为重昏侯。

金人兵力有限，自知不能统治中国，必须扶植一个新的汉奸政权，来防止赵氏政权的复兴。三月，金立宋宰相张邦昌为大楚国皇帝，指定建都金陵（南京）。金人用意是在张邦昌带领大批降官去南方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自己再乘虚来占据中原。却不料拥护张邦昌的降官们有些财产在开封，不愿南迁，有些看赵构存在，名义比较正大，不如改拥赵构有利，尤其是一般人民痛恨张邦昌卖国受封，罪大恶极，决不承认他的政权。忠义军到处发动，给张邦昌以及降官们一种最大的压力。四月，金兵退出开封，张邦昌即时成了赤手空拳的独夫，无法维持帝位，降官们也就顺风施帆，纷纷向赵构劝进，表示效忠旧君。张邦昌不得已退位，率百官上表拥戴赵构。表文里有“孔子从佛肸之召，意在尊周；纪信乘汉王之车，誓将诳楚”的语句，意思是说，他降金志在保宋，卖国志在救国。

张邦昌称帝三十三天，退位让赵构称帝。

赵匡胤制造兵变，夺得帝位。为要巩固自己侥幸获取的政权，他深知必须提出最大代价去交换官僚、地主们的长期拥护，才能改变五代以来朝廷如传舍的旧习惯。他又深知任何人都不可信任，必须分化拥护自己的各种力量，使互相对立，才能防止国内发生强大势力与朝廷对立的危险。

因此，宋朝政治上的设施，完全采取分化政策。军制是兵与将分离，使野心将领不能拥兵倔强，官制是官与职分离，使功高震主的大臣空拥大官号，不能获得实权。其余政制，都没有例外。

因此，宋朝财政、经济上的设施，完全采取满足官僚、地主最大需要的政策。形势家仅纳田租二十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二，全国垦田六分之一全是免纳租税的。人民生活必需品，从盐、茶到木炭都归国家统制专卖，任意抬高价格，收入大量金钱，供给统治阶级的富裕享受和无限浪费。

因此，宋朝外交上的设施，完全采取屈辱忍耻、纳币求和的政策。朝廷清楚懂得，岁币有人民来负担，丝毫不妨害自己的利益，只要严密防内，保持政权，对外屈辱并不以为可耻。

赵顼感觉到国内虚弱、外族侵入的危险，擢用新官僚派首领王安石改革旧制度，扩大征税范围，令形势户也负担一部分国家费用。旧官僚派代表形势户起来猛烈反对，两派互争地位，直到亡国才停止。

赵佶时代政治腐败达到顶点，南北农民到处起义。金人侵入，人民即时停止起义，请求合力御侮，朝廷却始终压迫人民，对金恐惧献媚，迫切求和以至求降。这里完全证明惧敌派一定转成议和派，议和派一定转成投降派。这里又完全证明甘心对外屈服，一定要加紧对内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