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五章：南朝时期，中国文化南迁

三一七年—五八八年

腐朽混乱的西晋，被匈奴刘聪颠覆了。琅邪王司马睿占有长江流域，继承西晋帝统，在建邺（南京）建立东晋皇朝，历一百零四年。刘裕篡晋，建立宋朝，历六十年。萧道成篡宋，建立齐朝，历二十三年。萧衍篡齐，建立梁朝，历五十六年。陈霸先篡梁，建立陈朝，历三十三年。隋灭陈。南朝前后不满三百年。从政治现象看，变动很急剧，从经济方面说，南朝始终是少数大地主占绝对优势的经济。

司马睿依靠王导、王敦、周（音蚁）、刁协（均中原大族）、顾荣、贺循（江东大族）等人的拥戴，重建晋朝。他第一天登帝位，竟让王导同坐御床，受百官朝拜；他依靠大族尤其王氏一族的扶助，即此可见。这些名门大族，多数是大地主，他们掌握政权，一切政令，只在增进大地主的利益，人民痛苦，非所顾虑。因此中原文化虽然迁移到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却仍落在黄河流域的后面。

户口——长江流域向来人口稀少，最大的荆、扬二州，当司马炎全盛时代。荆州只三十五万户，扬州三十一万户。晋末流离，中原士民大量南迁，促成人口激增的现象。东晋户口，不见记录。宋刘骏时代有户九十万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十八万五千五百一，比三国时吴国人口，增加一倍。这说明长江流域的人口从南朝起开始繁殖。齐梁户口，史书失载。陈顼时有户六十万，隋灭陈，收户五十万，口二百万。陈末户口骤减，原因是领土缩小，又连年战乱，人民定多逃匿，依领土面积与户数做比例，实际人口并不减少。大抵南朝户籍，或称侨寄，或冒勋阀，或并三五十户为一户，记录最不可信。晋庾冰检阅户籍，查出无名万余人，足见隐漏不少，实际户口，一定要比史书记载的多些。

土地——江南地势卑湿，农民向来用火耕水耨的方法从事生产。所谓火耕水耨，就是烧去田里杂草，灌水种稻，草和稻并生，高七八寸，一并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长。这样简单的耕种法，生产量自然很低微。司马炎时杜预奏称东南水灾特别严重，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必须高地蓄水，多筑陂堰，每遇水雨，堤坏泛滥，低田损毁，延及陆田；过去东南地旷人稀，不妨用这个旧法，现在户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岁陂堰放水，为害实多，请令地方官吏决去曹魏以来新造诸陂堰，修缮汉朝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借免水灾。司马炎听从他的建议。大概西晋以后，耕种法逐渐改变，耕地也逐渐增加。宋到彦之曾务农，何敬宗骂他的孙子到溉身有余臭，用粪做肥料，足见火耕水耨法已经废止不用了。

南朝是少数大地主的政权，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晋刁协家有田一万顷。谢混家有田业十余处，混妻晋陵公主有田宅十余处。谢安、谢琰产业在会稽、吴兴、琅邪各地，传到谢混时还有耕奴数百人。宋沈庆之家财累万金，有产业在娄湖，指地告人说，“钱都在这里”。孔灵符产业殷富，有墅（庄园）在永兴（浙江萧山县），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又有果园九处。当时大族，都拥有广大土地，这些只是偶见的例证。

他们土地的获得，有所谓赐田，如王导有赐田八十余顷在钟山（南京城东北）西。有所谓求田，如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始宁（浙江上虞县）休蝗湖，决水为田。有所谓悬券，如梁萧衍弟萧宏，有库屋百间，储钱三万万以上，其他布绢丝绵等杂物，不可计数。田宅市屋，遍布京城内外，他的殖产法是借钱给人，文契上预先指定田地房产作抵押，到期不还，驱逐业主，收归己有。更强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泽。如刁协家专擅京口（江苏镇江县）山泽，蠹害贫民。齐萧子良在宜城（安徽宜城县）、临城（安徽青阳县）、定陵（青阳县东北）三县封闭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山林湖泽被势家占有，百姓误入捕鱼，罚布十匹，汲取饮水，刈割柴草，都有罚禁。甚至某些统治阶级也感觉到剥削太甚，民不聊生了。

土地集中必然造成农民的失业。宋刘骏时，山阴县（浙江绍兴县）人多（山阴有户三万）田少，孔灵符请迁徙贫民到余姚（浙江余姚县）、（浙江鄞县东）、鄞三县开垦湖田。当时朝臣全数反对灵符的建议，说山阴豪族富家田并不少，贫民佣耕，可以谋生。刘骏不听众议，移民垦田，都成良业。众朝臣代表山阴县地主的利益，孔灵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的利益，农民能得些什么呢？梁朝余姚大姓虞氏共千余家，把持县政，县南豪族数百家，子弟横暴，侵夺民产，贫民辛苦垦荒，所谓良业，还是便宜了大姓和豪族。

佃客——东晋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过四十户，每品减五户，第九品五户。农产物客、主酌量分配。都下民户多投王公贵人当佃客，朝廷制度，并不实行。普通士族，都享免役特权，平民却负担苛暴的徭役。晋范宁说，古代役民，一年不过三次，今世役民，几乎一年不得三天休息。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人丁服军役三中取二。远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须充杂役。照梁郭祖深说，人民充军役身死，主将妄加叛亡恶名，全家同村，悉遭破毁。人民被迫或自斩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萧衍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见南朝男女丁同样服役。一家男女，无法谋生，不得不求主人荫庇，当佃客属名，得免国家残酷的课役。农民既苦重役，又不能获得耕地，投靠地主做农奴，算是唯一的生路。

门生——南朝士族多蓄门生，好像后世的门客。晋陶潜有脚病，使一门生与二儿舁篮舆。宋徐湛之有门生千余人，都是三吴富家子弟，衣服鲜丽，跟从湛之出入。谢灵运有门生数百人，齐刘（音桓）每出游，一门生持胡床随行。梁顾协性廉洁，有门生新来投靠，不敢送厚礼，只献钱二千文，协怒，赐杖二十。姚察有门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练一匹，察厉声驱出。南朝最重门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拟士族，也不敢希望获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钱买做门生以后，得服事贵人，自觉身价提高。贵人出仕，更得随从到任，分润赃物。宋刘秀之做益州刺史，益州前后刺史，莫不大事聚敛，多至万金，随从宾僚，都是京城穷子，出去做郡县官，尽量贪污致富。秀之整顿政治，人民悦服。益州如此，别州不会例外，门生地位比宾僚低，情谊却很亲近，他们依仗权势，同样剥削人民。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蓄奴婢。如晋陶侃有家僮千数，刁协家有奴婢数千人。宋谢混有奴僮千数百人，沈庆之有奴僮千人。其他大族蓄奴数量，当不相上下。晋初刁协建议取奴当兵，取将吏所属私客当转运，庾翼发所统六州奴从军，二人大遭众人的怨恨。晋以后少见发奴当兵的记载，大概朝廷怕士族反抗，不敢再侵夺他们的利益。普通士族家庭，都养奴婢当作重要的财产。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织布，有时派奴到远方，不敢逃走。如齐时刘寅使奴当伯上广州，七八年才回来。当时六斗米约抵钱五千文，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钱五千文至七千文。奴婢身体惊人地不值钱！

租税——东晋初年承用西晋户调法，司马衍改为按田亩实数收租制，平均每亩取十分之一，税米三升，称为“度田收租制”。这是对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税米，积欠至五十余万斛。司马丕减田租，亩收二升。司马曜废除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岁算全丁，十三岁算半丁）每口税三斛。这一改变，对非地主的人民是极大的不利，为和缓反对，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税。过了六年，增税米每口五石，服徭役免口税的制度，不久也就无形取消了。贫民与王公地主平等纳税，亩税改为口税，三斛改为五石。宋、齐、梁、陈，有增无减。不公平的税制，使人民代统治阶级负担国家几乎全部的费用。口税以外，又课丁男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禄绢、禄绵是为官僚加的税）。

害民尤甚的还有苛税多种。有所谓赀税（财产税）。晋刘超做句容县官，以前县官亲到四乡估评百姓家产，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人民自写家产数目投函中，写讫送还县官。百姓依实投报，课税收入，超过常年。宋时赀税，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因此人民不敢种树垦地，屋破不敢涂泥。齐萧子良说当时官吏苛敛，民间桑树房屋都评价抽税，往往斩树发瓦，折钱充数。梁郭祖深说，“官吏迫胁良善，害甚豺狼”。齐时征塘丁税，萧子良上表称，浙东五郡，塘丁税每人一千文，贫民典卖妻子，不能足数，仍多积欠。海塘崩溃，害人更甚。晋宋旧制，新官就职二十天，应送朝廷修城钱二千文。刘彧时军役大兴，任用新官万余人，多不送修城钱，积二十年，旧欠不可胜数，人民大受侵扰。萧道成篡位，免除旧欠，百姓喜悦。这些苛杂税制，迫使人民加速失业破产，沦落到佃客、门生、奴婢的地位。

货币——从西汉到西晋，都用五铢钱。孙权在江东铸大钱，一当五百，又铸当千钱。东晋别铸小钱，与孙氏旧钱并用。宋铸钱极劣，一千钱长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比鹅眼更劣的钱，称为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商贾不敢行用。后来禁用鹅眼、环等劣钱，专用古钱（五铢）。古钱多被民间剪凿破损，公家收税，必须圆大，人民纳两钱代一钱，或加七百买好钱一千，负担严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无告。梁铸钱多种，轻重不一，币制纷乱，后废铜钱改铸铁钱，纷乱更甚。陈废铁钱，改铸五铢钱，一钱当鹅眼十钱。又铸六铢钱，一当五铢十，行用不便，人民愁怨。统治阶级利用铸钱做残酷的剥削，所以铜质恶劣，制度屡变。

工业——南朝历代置冶官，管理制铁工业。建邺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业）有东、西二冶。工人多是囚徒。其他金、银、铜、锡、盐都归国有，不封给诸王。铁的产量最多。梁铸铁钱，堆积如邱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又用冶官铁器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足见铁产量的丰富。炼钢术公家有横法钢，是百炼精铁，私家有上虞谢平，称中国绝手。冶官铸造农器、兵器，扬州是鼓铸的重要地，剡县（浙江嵊县）三白山专制兵器。这种制铁工场大概规模不小。至于日用小器物，都是家庭手工业生产。梁傅琰做山阴县官，有卖针、卖糖两老妇争团丝，琰鞭团丝见有铁屑，断归卖针老妇。丝团内混入做针刮下的铁屑，针工旁置丝团，足见设置规模的狭小。即此作例，可推其余。

南朝士族轻视技术，极少注意工业的改善。仅齐祖冲之世传工业，善算学，曾造指南车，内设铜机，随意圆转，不失方向。又本诸葛亮木牛流马遗意，造一机器，不借风力、水力、人力，自能运动。又造水碓磨和千里船。千里船一天行百余里。这些记载，或有夸大处，不过圆周率确是冲之的大发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优秀的科学家。

商业——南北两朝边疆警戒严密，商贾不得自由往来，所以商业只限南朝境内和海外贸易，建邺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业集中地。司马德宗元兴三年一次风灾，官商船只毁坏万计，足见建邺的繁盛。沿秦淮河两岸，有不少市镇，北岸有大市，其余小市十余处。建邺以外，成都、寿春、京口、江陵都是大都会。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大都会。

统治阶级贱视商人，自己却利用政治特权，经营商业。例如宋孔觊（音冀）弟道成来建邺，带货船十余艘，满载绵、绢、纸、席等物，觊正色责道成说，“你出身士族，为什么做商客”！把货物一起烧毁。顾觊之子绰放高利贷，邺里士庶负债累累，觊之诱出文券一大橱，悉数烧毁，通知债户免还。绰懊恼多日。《宋史》说宋代清俭只有孔觊、顾觊之两人，足见其余士族都兼营货殖。

统治阶级自己经商，用繁苛的捐税压迫商人，保证商业竞争上的胜利。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凡卖买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税抽四百，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称为输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随物价百分抽四，称为散估。估税表面的理由是“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捐），欲为惩励”。实际意义是“以抑商劝农为借口，目的只在剥削”。估税以外，还有道路杂税，如建邺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贼曹（检查官）一人，直水（水上检查）五人，检查违禁品、来历不明人以及柴炭鱼苇等物。大小津并十分税一。大小市各设官司，税敛苛重，商民怨苦。

佛寺——南朝重佛教，萧衍时代更发展到最高度。梁时京城有佛寺五百余所，各拥大财产，僧尼十余万人，食肉饮酒，穷奢极侈。外州郡佛寺，不可胜数。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养女，白徒、养女不入户籍，免除一切课役。郭祖深说，天下户口，几乎失去一半。祖深主张革除白徒、养女，准僧尼蓄奴婢，僧尼只许蔬食，婢女只许着青布衣。萧衍正想利用佛教巩固政权，当然不听祖深的建议。

佛寺财产丰富，兼营高利贷，齐江陵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金龙，重数千两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苎向长沙寺库房质钱，后赎还苎，苎中有黄金五两，问寺库知是有人持黄金质钱，管库僧误置苎中。小自一束苎，大至黄金贵物，都可质钱，想见剥削范围的广泛。后世典当业，从南朝佛寺开始。

东汉士人求官，必须先在乡里间造成名誉，才能被长官辟召，或选作孝廉方正，取得禄位，东汉末年有人专业批评人物，如汝南许劭，考核人才高下，每月初发一次榜，叫作“月旦评”。经他评定的人，就在社会上有地位。曹操少年时没有声望，求许劭评品，劭说：“你是治世的能臣，乱世的奸雄。”从此曹操得名做官了。大抵大族世家的子弟容易得名，也就容易做官。公孙瓒做幽州刺史，专引用贫贱人。他说：“世家子弟自以为该当富贵，不会感谢我的恩德。”可见汉魏间仕途已被世家大族把持，连求名也不需重视了。

魏吴质家世单微，因与曹丕亲近，得封侯拜将，官位高显。但本郡（质济阴郡人）乡评还是看不起他。质虽然愤恨辱骂，仍不得列入士族。三国初期，士族与寒门形成严格的区别，排斥寒门，不让它分润政治上的权利。

曹丕依据这种习惯，创立“九品中正”的制度，州郡县各置中正官，考查所管人才高下，分成九等。列在下品的，永远不得仕进。西晋刘毅指出九品中正的弊病，是“爱恶随心，荣辱在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地主官僚联合压迫贫寒人，九品中正是压迫的工具。

自从九品中正法确定以后，士族依法律保证统治地位的巩固，生活极端腐化，造成西晋末年的大乱，中原士族十之六七避难到长江流域，拥护司马睿重建政权。士族中王氏一族最强盛，王导做丞相，管政治，王敦做大将军，专兵权，子弟满布要职，当时有“王与马（司马氏），共天下”的传言，又有谢氏一族与王氏并称，南朝士族，王、谢居首。其余众族各依门第高低，分配权利，不敢僭越。北方士族过江较晚，便被指为伧荒（南人呼北人为老伧或伧夫），即使人才可用，也只得浮沉微职，难升上流。

士族享受的权利，有下列几种：

入仕——南朝定制，甲族（世家）子弟二十岁登朝，后门（卑族）年过三十岁才得试作小吏。甲族开始就做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等官，升迁极容易。寒贱人极少取得高级官职的机会，想转成甲族更是不可能。晋吴逵有德行，郡守王韶之擢逵补功曹，逵自知门寒，固辞不就。梁时交趾（安南）人并韶擅长文学，请求做官，吏部尚书蔡撙说他并不是贵姓，只给管城门的贱职，韶回乡里谋作乱。寒贱人不退让就得受辱，退让还可保持“有德行”的虚名。

婚姻——门第相等，才通婚姻，否则被视为极大罪恶。梁王源嫁女给富家满氏，沈约上表弹劾，说王源污辱士流，莫此为甚，甚至说满氏“非我族类”，强烈的等级偏见，竟否认同种人为自己的“族类”。西晋末周浚做安东将军，偶过汝南富家李氏。李氏女络秀烹菜精美，浚求络秀做妾，络秀父兄不许。络秀说：“我们门户低微，如果得连姻贵族，将来也许有大好处，何必怜惜一个女儿？”后来络秀生周、周嵩兄弟二人。络秀对儿子说：“我为李家门户打算，屈身做周家的妾，你们如果不把李家当亲戚看待，我也不要老命。”李家因此得参与上流。东晋末杨佺期自矜门第极高，江左莫比，一般士族，却因杨氏过江较晚，又与伧荒通婚，共同排抑，不认杨氏为甲族。梁时侯景攻破台城（南京玄武湖旁），迫胁萧衍允许他求婚王、谢。萧衍道：“王、谢门高，可向朱、张以下去求。”门第界限，严格如此。

身份——士族与非士族间有不可侵犯的区别，皇帝也不能改变它。萧赜时，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宠，僧真自觉有士族风度，请求萧赜说：“臣出身武吏，荣任高官，请陛下允许臣列入士族。”萧赜说：“这要江（音效）认可，我不能作主，你可往见江。”僧真奉旨往见，竟登客位坐下。命左右，“移开我的坐床，不要近他。”僧真丧气退走，告萧赜道，士大夫真不是天子权力所及。何敬宗与到溉不和，骂溉身有余臭，也冒充贵人；因为溉祖彦之曾务农担粪。萧道成（齐高帝）临终遗诏说：“我本布衣素族，想不到做皇帝。”宋、齐、梁、陈四朝皇帝，出身都不是高门甲族。赞助他们成功的多数是寒贱人，后来虽然做将相大臣，并不能提高自己的身份。

家谱——士族得免徭役，得依门第高下取得禄位，得依政治特权侵夺庶民，因此中原士族流寓江东，子孙相继二三百年，依然保持北方旧籍贯，不肯自称江东土著。士族有名籍，藏在官府，庶民纳贿赂一万余钱，得冒入士籍。士族要防止假冒，特别重视家谱，家谱成为专门的学问。

士族掌握着统治权，朝代改换，士族地位不变，所以南朝士人重家不重国，重孝（伪装的孝）不重忠，种族耻辱更不在意想中。他们的生活是：

傲慢——例如晋谢万自矜高门，贱视一切。率军屯下蔡，将士困苦，万从不留意。兄谢安劝万说：“你做元帅，应该时常接近部下，哪有傲慢如此，能成事功？”万听安劝，召集诸将大会。手执铁如意指四坐道：“你们都是老兵。”诸将愈益怨恨，遇燕慕容儁兵，不战溃退，万狼狈逃归。

苟安——燕慕容皝派刘翔来见晋帝司马衍。翔恨江南士大夫骄奢放纵，丝毫不想恢复中原，报西晋灭亡的耻辱。某次朝廷贵臣大会，翔慷慨说道：“中国丧亡，已经三四十年，人民被胡虏蹂躏，盼望晋兵去救，想不到诸君苟安江南，荒乱无聊，奢侈算是光荣，骄傲算是贤能，不说实在的话，不练有用的兵，诸君有何面目对主上和人民呢？”朝臣们颇有愧色，苟安依然如故。

优闲——士族与庶民分别极严，庶民服劳役，士族坐享安乐。颜之推说南朝末年的情形道：“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禄，从没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隶、佃客耕种，自己连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也没见过。人世事务，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都是优闲的缘故。”士族唯一的技能，就是有些人会作五言诗。有些人诗也不会作，公宴赋诗，请人代作。

腐败——颜之推说，梁朝士大夫，通行宽衣大带大冠高底鞋，香料薰衣，剃面搽粉涂胭脂，出门坐车轿，走路要人扶持。官员骑马被人上表弹劾。建康（南京）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叫跳，惊骇失色，告人道：“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后来侯景叛乱，贵族们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死亡无数。还有些贵族，因为百姓逃散，不能得食，饿成鸟面鹄形，穿着罗绮，怀抱金玉，伏在床边等死。南北朝最大文学家庾信，先与梁宗室萧韶有断袖欢（同性爱），不久韶封长沙王兼郢州刺史，庾信还想继续旧欢。韶对他冷淡，庾信大怒，跳上酒席践踏杯盘，指韶面道：“你今天形容大异往日。”当时客宾满座，韶很惭愧。士族生活丑恶到不可想像的程度。

九品中正制不仅在南朝行施，北朝士族虽在异族压迫的下面，也还享受一部分的政治上特权，直到隋唐，士族制度才逐渐破坏。

空拥名号的皇帝——司马睿依靠士族的拥护，建立东晋朝，军政大权，全归最大的士族王氏。睿立六年就被王敦逼迫，忧愤病死。子绍继立，在位三年死，寿二十七。子衍继立，在位十七年死，寿二十二。弟岳继立，在位二年死，寿二十二。子聃继立，在位十七年死，寿十九。衍子丕继立，在位四年死，寿二十五。弟奕继立，在位六年。桓温谋篡位，废奕，改立睿幼子昱，昱在位二年死。子曜继立。曜十一岁登位，稍长沉溺酒色，昏醉不醒，政权悉交弟会稽王道子。道子昏乱贪污，政权转交儿子元显。元显年十余，昏暴更甚。曜在位二十四年，被爱妾谋死。子德宗继立。德宗是个白痴，不会说话，也不知寒暑饥饱，生活全赖弟德文调护。桓玄篡位，废德宗。玄败死，刘裕谋篡位，杀德宗，立德文，在位二年，裕杀德文，晋亡。

大族的拥护——东晋皇帝前半期多是短命，后半期多是昏痴，如果不得大族支持，根本不能存在。司马睿刚登位，王敦攻破京城，把他逼死。幸得王导拥护，敦不得夺位。司马衍时，帝舅庾亮代王导执政，祖约、苏峻举兵反叛，攻破京城，幸得陶侃、温峤援救，苏峻败死。荆州是东晋西境的重镇，司马聃时，桓温代庾翼镇荆州，桓氏族骤兴，实力超过王氏族。温有雄才，常说“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他想对外建立武功，然后篡夺帝位，朝廷怕他成功，重用殷浩，处处给他牵制。后来殷浩北伐失败，温独擅军政大权，灭蜀，攻关中，收复洛阳，最后攻燕，在枋头战败，死亡三万人，威名大减。谢安、王坦之两大族协力支持晋朝，温愤恨发病死。司马曜时，秦苻坚起大军百万攻晋，前锋到淝水，谢安遣谢石、谢玄、谢琰率兵八万拒敌，大破秦兵。淝水一战，谢氏族挽救了东晋的危亡。谢安以后，政权归道子、元显，各大族一致对司马氏离叛，东晋不得不在战乱中趋于消灭。

东晋的政治——王导是创造东晋的元勋，他首先团结北方流寓的士族，使各依门第高下，享受政治上特权。“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是东晋以及南朝传统的政策。南方士族地位比较低，只能享受免役、荫客等经济特权，政治上绝少发展的机会。北方士族间、南北士族间、士族与人民间，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王导的对策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就是无法调和的矛盾，索性放任不理，求得暂时均衡的政策。贵族庾翼批评王导说，“江东政治，纵容豪强，蠹民祸国，法律专为抑制寒贱而设。往年豪强偷石头城（南京西）仓米一百万斛，却杀仓官塞责。山遐做余姚县长，查出豪强藏匿的穷民二千户，却被众人驱逐，不得安位任职”。庾翼认为这是王导昏谬的政治把东晋败坏了。其实王导牺牲人民，收买士族，正是被称为贤相的主要原因。后来谢安执政，也是略举纲领，不察细目，每遇危难，“镇之以和静”，不让矛盾爆发起来。所以王导、谢安并称贤相。司马道子专权，破坏各大族间势力的均衡，更促进东晋很快地灭亡了。

东晋的灭亡——东晋政权，建立在多种矛盾的暂时均衡上。它的灭亡，就在于均衡的破坏。桓温篡晋不成，桓氏族仍盘据荆州，司马道子专权，王恭、殷仲堪开始叛变，桓玄（温子）、庾楷、杨佺期继起，推王恭做盟主，合力进攻京城，晋朝危急，势将颠覆。道子利用叛军间矛盾，贿买恭部将刘牢之杀恭，仲堪、佺期、桓玄等猜疑互争，相率退兵，各据州郡独立。朝廷政令，只能在东方诸郡（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吴兴、义兴八郡）行施，统治阶级本身分裂，因而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中级士族孙泰，世奉五斗米道，王恭乱起，泰借讨恭名义，聚徒属数千，阴谋作乱，司马道子杀泰，泰兄子恩逃入海岛，招集亡命百余人，等待机会报仇。元显贪虐，为防御荆州的进攻，发东方诸郡“免奴为客”人集合京城充当兵役，号称“乐属”。地主（乐属的主人）和佃客（乐属），当然都怨恨，孙恩乘民心骚动，从海岛率徒属攻杀上虞（浙江上虞县）县长，转攻会稽，杀郡守王凝之。会稽谢、吴郡（江苏吴县）陆瓌、吴兴（浙江吴兴县）丘尫、义兴（江苏宜兴县）许允之、临海（浙江临海县）周胄、永嘉（浙江永嘉县）张永等及东阳（浙江金华县）、新安（浙江淳安县）凡八郡人，同时起义，杀戮官吏贵族，响应孙恩。不到十天，聚众数十万。恩据会稽称徒属为长生人，捕获官吏，斩成肉糜，劫掠富人财物，烧毁城郭仓库，妇女抱婴儿不能逃走，被恩部众投入水中，祝告道：“贺你先登仙堂，我们随后奉陪。”穷苦农民久受统治阶级的压迫，一朝起义，只有与汝同死的决心，却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野心家乘机利用，夺取起义的成果，农民一无所得，依然受地主政权的剥削。

东晋失去东方八郡，连京城附近几县，也是民心浮动，危机潜伏，道子命谢琰、刘牢之攻孙恩，相持多年，互有胜败。牢之部将刘裕击败恩，前后杀伤恩众二十余万人，裕因此造成篡晋的基业。

占据荆州的桓玄，攻灭殷仲堪、杨佺期，统一南京的上游，乘朝廷专力对付孙恩，大举入寇，攻破京城，流窜道子，杀元显及晋宗室，废司马德宗，晋朝臣全部归降，玄自立为楚皇帝。

晋大将刘牢之先降桓玄，被玄逼死。刘裕起兵攻杀桓玄，尽灭桓氏族，复司马德宗帝位，政权全归刘裕。后十五年，刘裕篡晋，东晋亡。

东晋十一帝，首尾一百零四年。

刘裕的事业——刘裕是破落的低级士族，也是被乡里贱视的无赖穷子，侨居京口，家贫不能读书，曾做农夫、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酷爱赌博，曾因欠大族刁逵赌债三万钱，被逵缚马桩上索债。裕富贵后，灭刁氏族，令贫民分刁氏财物，整天取不尽。孙恩乱起，裕在刘牢之军中当小军职，勇健有胆气，屡立战功。当时诸将专掠民财，比孙恩尤残暴，裕独申明纪律，不甚扰民。桓玄篡晋，裕在京口聚众百余人，攻入京城，桓玄逃归荆州，裕杀玄，恢复晋朝。

刘裕胜利的原因，不仅军事上无人敢敌，主要还是依靠政治上的某些改革。晋政宽弛，纲纪不立，豪强横暴，小民穷蹙，桓玄篡晋，也想改革旧弊，可是空立规章，民间受苦更甚。刘裕出身低级士族，了解社会实际情状，他的施政纲领是禁止官吏过度作恶，减轻人民过重负担，用人依门第高低，不让侥幸争竞。这样，士族制度的政权，又重新稳定起来。

刘裕知道篡夺地位，必须对外用兵，养成无比的威望，才能镇压大族，不敢反抗。所以国内矛盾略见松缓以后，即时动兵北伐，先灭南燕，继灭后秦，俘获燕帝慕容超、秦帝姚泓，送京城斩首示威，他的功业，远过桓温，东晋百年政权，自然非转让刘裕不可。(www.xing528.com)

宋朝的衰亡——东晋皇帝大抵庸弱无能，不会作好，也不会作恶。士族执政，只限王、谢、庾、桓几族，他们多少顾虑些清议，私人行为还不敢过分放纵。宋以后，统治阶级一切丑秽残暴的恶性，尽量发挥出来，这些恶性，引起无数的屠杀和极重的剥削，人民痛苦，不言而喻了。

刘裕篡晋后三年病死。子义符继立，在位二年，因昏狂被杀。裕第三子义隆继立，在位三十年，太子劭杀义隆自立。义隆第三子骏举兵杀劭。骏立十一年死，子子业继立，在位一年被杀，年十七。义隆第十一子彧继立，在位八年死，子昱继立，在位五年。萧道成杀昱，立彧第三子准。道成又杀准篡宋，宋亡。

皇帝是统治阶级最高的代表人，他们的行为，也就是整个统治阶级行为的代表，依史书所记，简略举出几条如下：

秽行——刘骏与叔父义宣的女儿淫乱，义宣怒，骏杀义宣，密取义宣女入宫，改姓殷氏。子业娶义隆女新蔡公主（姑）做妾，改姓谢氏。子业姊山阴公主淫秽无比，对子业说，“你有后宫数百，我只驸马一人，事不公平”，竟至于此。子业给她三十个男妾，称为面首。彧宫内宴会，命妇女裸体作乐，彧与姑姊妹共看欢笑。王皇后用扇掩面不看，彧大怒。

暴行——子业做太子时，常被骏斥责。骏死，子业做皇帝，要发掘骏墓报仇。太史说掘墓对子业不吉，才免发掘。取粪便浇墓上，大骂酒糟鼻子奴（骏嗜酒鼻红）。子业猜忌残忍，大杀朝臣，又想杀叔父休仁、休祐、彧等，殴打凌辱，无所不至。彧最肥，称为猪王，休仁称杀王，休祐称贼王，休秀目似驴，称驴王。掘地成泥水坑，裸彧伏坑内，坑前置木槽盛饭，搅和杂物，令彧学猪就槽食，用为欢笑。昱性好杀，率侍从各执刀矛，在街上搜寻男女老幼、犬马牛驴，遇见便杀，人民白昼不敢开门。随身带着钳凿刀锯，做击脑槌阴（生殖器）、剖心破腹的工具。每天杀几十人，经常有卧尸鲜血在眼前，才觉快意，否则惨惨不乐，如有所失。彧性猜忌忍虐，信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必须避忌祸、败、凶、丧等字以及类似不吉的辞句，如字像祸，改为，诸如此类，臣下误犯必加罪戮。

贪侈——义隆患痨病，朝政委弟义康代理，义康私奴多至六千余人。义隆忌义康权重，杀义康，委任弟义恭，义恭每年用费多至三千万钱。骏贪财物，州郡官还朝，必令贡献，或强使赌博输钱，尽其所有才满意，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彧奢侈过度，每造器具，必备正、副、次三等各三十件。造湘宫寺，穷极壮丽，自称功德极大。老臣虞愿道：“这都是百姓卖儿贴妇钱造的，如果佛有知识，应该慈悲叹愍，罪比浮屠（塔）还高，有什么功德可言？”彧大怒。义隆见刘裕传下来的耕犁，知道父亲出身寒贱，觉得很可耻。骏见刘裕日常用的葛灯笼、麻绳拂，羞得说不出话，勉强对臣属说，乡下老头有这些总算不差了。

屠杀亲属——刘裕七子，义符、义真被徐羡之所杀，义隆被长子劭所杀，义康被义隆所杀，义恭被子业所杀，义宣被骏所杀，仅义季饮酒醉死，留有后代，其余连子孙都被杀尽。义隆十九子，劭、濬二人因杀父被诛，骏杀四人，彧杀四人，萧道成杀一人，夭死三人，逃祸降魏一人，善终二人。仅降魏一人留有子孙。骏二十八子，夭死十人，子业杀二人，彧杀十六人，子孙无一得存。彧肥胖阳痿，取他人子作子，凡九人，都被萧道成杀死。刘裕七子四十余孙六七十曾孙，大部分自相残杀，同归于尽。

宋八帝，首尾凡六十年。

萧道成出身中级士族，侨居南兰陵（江苏武进县），刘彧时立军功，得参预朝政。彧死，子昱立，道成权位益盛。桂阳王刘休范举兵来伐，被道成战败，道成杀昱立准，又杀准篡宋，建立齐朝。道成免百姓积欠的赋税，赐穷困人每人谷五斛。他在位四年，常说：“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泥土同价。”大概他对人民剥削比宋朝宽些，因此巩固了政权。

道成死，子赜继立。赜性奢侈，妃妾万余人，宫内不能容，还以为太少。道成杀刘氏子孙不留一人，临终嘱咐赜说：“刘氏如果不是骨肉相残，他族哪得乘乱夺位？”赜在位十二年，尊遗嘱不杀兄弟。

赜死，孙昭业立。昭业幼年令女巫杨氏祝祷父长懋（文惠太子）速死。长懋死，又令杨氏祝祷祖父赜速死。私养无赖二十余人，共衣食卧起，妃何氏与无赖交欢，昭业不禁。常恨用钱不得快意，对叔祖母庾氏说：“阿婆！佛法说有福生帝王家，今反是受大罪，不及街上屠沽富儿百倍。”即位后，首先送母王太后男妾三十人。自己纵情游嬉，随意赏赐，每见钱骂道：“我从前想你一个不得，今天你敢不让我用么？”赜聚钱八万万，金银布帛不可数计，不满一年，被昭业耗尽，昭业立一年，被族祖鸾杀死。

鸾杀昭业立昭文，又杀昭文自立。鸾在位五年，专事屠杀。道成子十九人，赜子二十三人，除道成次子嶷早死，其余都被鸾灭绝。鸾死，子宝卷继立。

宝卷年十六，每月出宫游二十余次，路上见人，随手格杀。有一孕妇不能避走，他即时剖腹看胎儿是男是女。宫殿三千余间，被火烧毁，宝卷大兴土木，装饰金玉，富丽无比。铸金莲花，使宠妾潘妃行莲花上，称为步步生莲花。潘妃服饰穷极奢侈，琥珀钏一只值一百七十万钱。君臣横征暴敛，百姓困穷，号哭满路。宫殿壁上，多画男女秽亵图，又与诸姊妹淫通。有人托言曾见鸾在阴间发怒，宝卷大怒，缚草像鸾形状，斩首悬门上示众。宝卷立三年，被同族萧衍杀死。衍立宝融（和帝），一年后杀宝融自立。齐亡。

齐六帝，首尾共二十三年。

萧衍篡齐，建立梁朝。他广泛收买士族，下诏凡诸郡国不得仕进的旧族，派官搜索，使每郡有一人。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索旧族（当时名义上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县一千二十二）。东晋以来，淹没不显的卑微士族，都得仕进的机会。他优容士族和官吏，犯罪横行，全不受法律的制裁。百姓有罪，刑罚苛刻，绝不宽宥。官吏弄权枉法，贿赂成市，二岁刑以上，每年至少五千人。曾有老人拦衍车说道：“陛下待百姓过严，待官吏过宽，这样治国，怕不能久长。”衍又大兴佛法，屡设救苦斋、无遮会，说替百姓求福。到同泰寺舍身做奴，教群臣出钱一万万赎皇帝出寺，前后三次。皇帝出家，穷人却加重了三万万的负担。同泰寺塔焚毁，衍说：“这是我的道高，所以魔鬼作怪，应该造更高的塔。”大兴土木，塔高十二层，将成，侯景乱起，塔工才停止。衍遵佛法大行慈悲，每断重狱，一天不快乐，表示自己好生恶杀。贵族杀人劫财，一切不问，至于人民受苦，并不在意。屡次动兵伐魏，争夺沿淮土地，战争中人民死伤无数。曾听魏降人王足计，壅淮水灌寿阳，发徐、扬二州民二十户取五丁，役人及战士合二十万，筑浮山堰（在安徽凤阳县）。役人担负木石，肩肉腐坏，疫病流行，尸骸满路，蝇虫声昼夜薨薨。正当衍大做功德的时候，京城人讹传有妖怪专取人肝肺喂天狗，百姓大惧，二十天才平静。后来讹言又起，公然指明皇帝取人肝肺喂天狗，民间惊骇，黄昏便闭门，持杖自卫，几个月才平静。

衍晚年浪费愈大，贪心更盛，受东魏叛将侯景降，想夺东魏的土地，屡次出兵战争。景乘梁人民穷困怨恨，叛衍攻京城，景宣布衍等罪状说：“皇帝有大苑囿，王公大臣有大第宅，僧尼有大寺塔，普通官吏有美妾满百、奴仆数千，他们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处得来？”各州郡发来救兵三十余万，互相掠夺，人心离散，毫无斗志。景攻破京城，救兵相率退去，衍饿死。

衍在位四十八年，死后侯景立衍子纲。三年，景杀纲自立。衍子绎据江陵称帝。绎猜忌残酷，杀兄弟宗族多人，西魏攻杀绎。陈霸先立绎子方智，在位三年，霸先杀方智自立。梁亡。

梁四帝，首尾共五十六年。

陈霸先，吴兴人，家世寒贱，不列在士族，早年当里司、油库吏、传令吏等微职，后来得小军职，因镇压广州农民起义，官位渐显。侯景灭梁，霸先与王僧辩击杀侯景。霸先袭杀僧辩，又杀萧方智，自立为帝，建立陈朝。

霸先在位三年死，兄子蒨继立。蒨立七年死，子伯宗继立。在位三年，蒨弟顼废伯宗自立。顼在位十五年死，子叔宝继立。

叔宝骄淫，饮酒少有醒时，随从美女千余人，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左右，文士江总、孔范等十人参与宴会，号称狎客。先令八美人制五言诗，十狎客同时和诗，迟成罚饮酒。君臣酣醉，从夜达旦，盛修宫室，永不休止。税江税市，百端敛钱。刑罚暴虐，牢狱常满。杨坚统一北方，发大兵伐陈。叔宝道，从前北齐三度来攻，北周兵也来过两次，都大败逃去，杨坚这次来攻，一定送死。孔范也说，隋兵绝不能渡长江。君臣依然饮酒作诗，守将告急求救，一概不理，隋兵渡江灭陈，俘叔宝，陈亡。

陈五帝，首尾共三十三年。

东晋建国江东，南北分裂。南朝疆域，晋末宋初最大。晋夺得蜀，宋扩地到黄河北岸。萧齐时失去淮北。梁时与北魏争沿淮土地，互有胜败，境地比萧齐略大。侯景乱后，梁尽失长江北岸。西魏取蜀，又杀萧绎，割江陵封萧詧（音察）为梁帝（后梁）。萧詧降附西魏，建立小朝廷，与陈霸先对立。霸先所有土地，比萧绎时更小。南朝地削势弱，民穷财尽，统治者又是“全无心肝”的陈叔宝，隋兵两路（韩擒虎自合肥直渡采石，贺若弼自江都直渡镇江）渡江，叔宝还说长江天险，敌不能来。等到敌兵入城，叔宝率妻妾、家属、臣僚全部投降，降人从建邺往长安（隋都）五百里中累累不绝。分裂三百年的南北朝，从此又归于统一。

西晋末年，中原士族逃奔江东，建立南朝政权。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享受特殊的权利，生活非常优裕，地位非常巩固，因之黄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长江流域，不仅是保存旧遗产，而且有极大的发展。中国古文化极盛时代，号称汉唐两朝，南朝却是继汉开唐的转关时代。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体是南朝文化的更高发展。西晋以前，长江流域的经济和文化，远落在黄河流域后面；南北朝时代，南方文化超越北方，经济也逐渐发展起来；唐以后，黄河流域的经济和文化，都落在长江流域后面。这一转变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中原士族的南迁。

南朝士族生活的优裕，宗教迷信的盛行，产生以华美为特色的文化。

《诗》三百篇是两周歌诗的总集，句法以四言（字）为主，称为四言诗。两汉乐府歌辞以及不入乐的诗篇，句法以五言为主，叫作五言诗。东汉末（建安时代）魏晋五言诗高度发展，到南朝五言诗益被重视，不能作诗，几乎不得参与士族的宴会。

战国末楚国屈原、赵国荀况创造辞赋，屈原一派传到汉朝，非常发达，叫作楚辞或屈原赋，汉朝人自造的赋体，叫作汉赋或古赋。南朝作者造句更美，对偶益工，用事（典故）益富，叫作俳赋。大抵南朝士族人人能作五言诗，赋非著名文士不敢作。

南朝诗赋在形式上有新的创造，就是句法对偶化、声律（平仄）化。汉以前诗赋，只有韵脚，没有平仄。建安时代曹植采取梵呗中声律，应用于五言诗，于是偶有律句的出现。西晋文士如陆机、陆云，渐知平仄的重要，但不能自由运用。宋范晔、谢庄等人，发明诗赋中用平仄的规律，如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谢庄《赤鹦鹉赋》，对声律的研究，确有进展。齐梁时代，沈约、王融创四声（平上去入）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说，沈约作四声谱，刘勰作《文心雕龙》，把范晔、谢庄秘而不宣的诀法，传播文学界。此后诗、赋、骈体文，全依声律制作，益增华美。梁陈时代，庾信、徐陵集南朝文学的大成。庾信降北朝，历仕周、隋二代，北方盛行庾信体。唐朝的律诗、律赋，就是南朝徐、庾体的发展。

长短不齐近于言语的文辞，叫作散体文，句法齐整，四字或六字成句的文辞，叫作骈体文。西汉散体文极盛，骈体文也在西汉开始。东汉以下，骈体文盛行，魏晋作者如建安七子（曹植为首）、潘岳、陆机称为骈文的楷模。南朝骈文，既重对偶，尤重声律，骈体转化成四六体，再转成为唐朝的四六体。东汉以来衰落到极度的散体文，正当西晋骈体极盛的时候，散体文又开始萌芽，经过南朝长期的发展，到唐朝成为陈子昂、韩愈的古文。古文模仿古代人口语，与作者当时口语相差甚远。

讲明儒家经典的学问，叫作经学。两汉经学极盛。魏晋时代改变两汉烦琐的学风，解经以清通简要为主。南朝儒生发展这一派的经学，称为南学。唐宋以来所谓《十三经注疏》，完全依据南朝的经学。

经学中的三礼学（《周礼》、《仪礼》、《礼记》），专讲区别尊卑、亲疏、贵贱，最适合士族制度的需要，因之礼学在南朝特别发达。宋何承天删旧行的《礼论》八百卷为三百卷。梁徐勉撰《五礼》，共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其中凶礼（丧礼）多至五千六百九十三条。讲三礼尤其是讲丧服部分，是南朝儒生的专门学问。

思想上融合儒、佛两家，《礼记》中的中庸篇是最好的媒介。宋戴颙撰《中庸传》，萧衍撰《中庸讲疏》，无名氏撰《中庸义》，中庸篇从《礼记》中提出单行。后来两宋理学家窃取佛教学说，借中庸篇高谈儒家的性命哲学，南朝已经启示出途径。

东汉末老庄学派（玄学）开始复活。魏晋时代玄学大发展，手执麈尾，林下清谈，成为士族的专业。东晋玄学与佛学融合互助，如名僧支遁讲《庄子》逍遥篇，标举新旨，玄学家殷浩博通佛经，谈锋莫敌。王导以下，无不专心哲学，力争名誉。卫玠与谢鲲谈玄，彼此辩难，一夜不眠，玠向有痨病，病发身死。支遁、殷浩，各负重名，二人相避，不敢见面。这类例证很多，足见哲学研究的盛行。宋以后，佛学比玄学更发展，与儒学成尖锐的对立。宗炳作《明佛论》，主张人死神不灭，何承天作论驳宗炳。承天作《达性论》，主张人贵物贱，否认佛家众生平等说，颜延之作论驳承天。大抵南朝哲学家析理精细，反复深入，辩驳解答多至七八次，始终保持严肃态度，不动意气，这一点堪称论家的良好模范。齐梁时代，儒、佛两家力求融合，为统治阶级更进一步服务，萧衍是这一派的代表。一部分儒者发挥儒家崇实思想，攻击佛教迷信空寂的流弊，范缜《神灭论》是这一派的代表。陈朝文学极盛，哲学渐趋衰落。因为佛教得萧衍的拥护，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战胜了儒家学派，儒学不敢再和佛教斗争，本身发展也就停顿了。隋唐时代佛教继续发展，是依靠它内部各派间的斗争，儒学和玄学都不成为佛教的对手。

南朝士族多精医学。殷浩妙解脉理，治百岁老妇人病，一剂便愈。殷仲堪亲为病人诊脉制方，借示仁慈。宋孔熙先善疗病，兼能诊脉。羊欣善医术，撰药方数十卷。就《隋书》经籍志所载南朝医药书，有脉理、病理、药性、制药、针灸、孔穴、制丸、制散、制膏、制丹方、单方、验方、家传秘方；分科有小儿科、产科、妇女科、痈疽科、耳眼科、伤科、疟疾、痨病、癞病、软脚病、饮食法、养生术、男女交接术、人体图、兽医科（马牛驼骡）、印度医方。撰书人多是著名士族，科目分得很精细。

书法——中国文字姿势与图画相近，因之写字成为艺术的重要部门。宋王愔撰《文字志》订定字体三十六种。齐王融订定六十四种。梁萧绎扩充到一百种，其中五十种用纯墨，五十种用采色。字体有龙虎篆、花草隶、鸟虫书等名目，图画技术运化在字体上，写字与绘画，同样能寄托作者的情思。东汉杜度、张芝、崔瑗，擅长草书，照赵壹《非草书》篇说：“当时文人学习草书，十天用一枝笔，一月用几丸墨，衣袖常污，唇齿常黑，臂腕流血，不肯休止。”师宜官能作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中容一千字。宜官时常空手到酒家饮酒，壁上写几个字，观众云集，酒家买卖骤增，不要宜官的酒钱。重视书法的风气，东汉已经盛行。东汉末蔡邕善篆隶，创造笔法，传授到东晋王羲之，集写字技术的大成，被称为书圣。南朝统治阶级上自帝王，下至僧道，写字著名的不可胜数，大抵都不及王羲之。羲之论书法说：“要写字，先得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俯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变化莫测。先有意思，然后作字。如果平直没有变化，上下方整，前后齐平，这不是写字，只是点画罢了。”

图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南朝士族特重书法，因之图画也同时发达。东晋朝如司马绍、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戴逵、戴颙，宋朝如陆探微、宗炳、谢庄，齐朝如谢赫、刘瑱、毛惠远，梁朝如萧绎、陶弘景、张僧繇，陈朝如顾野王，都是最著名的画家。他们富有艺术修养，改革旧作风，创造新意境。例如顾恺之多才艺，尤工丹青，号称三绝（画绝、才绝、痴绝）。瓦棺寺僧设大会请朝官布施，朝官施钱最多不过十万，恺之独布施一百万。令寺僧备一新壁，恺之闭门月余，画维摩诘像一躯，告寺僧说，观众第一日可请施钱十万，第二日五万，第三日随意布施。画毕开寺，维摩诘画像光彩耀目，据说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几天得施钱百万。谢安称恺之画生人以来所未有，因为他能自创新意。他如宗炳善画山水，顾景秀善画虫鸟，谢庄制方丈木版，画中国山川疆域，分开是一州一郡，集合是全国地图。谢赫善写真，称南朝第一。刘瑱善画美女，毛惠远善画马，都称当世无匹。萧绎善画外国人物。张僧繇专画寺壁。僧繇曾在江陵天皇寺画毗卢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萧衍问僧繇何故佛寺中画孔圣人，僧繇答，将来还得靠他。后来北周灭佛法，焚毁寺塔，天皇寺有孔圣像，独得保全。

南朝书画家不仅技术精卓，理论也为后世艺术家所遵守。论书法如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题笔阵图后》、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论画法如顾恺之论画、谢赫论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像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模移写）、王微叙画。唐以后书法、画法，从没有人能超越南朝的范围。

雕刻——戴逵工书画，人物山水，妙绝当时。逵又善铸佛像及雕刻，曾作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并旁侍两大菩萨。因旧传雕刻术朴拙，不能起人敬心，逵潜坐帷中，密听观众批评，所有褒贬，悉心研究，接连三年，修成新像，众人惊服。逵子颙，传父业，宋太子在瓦棺寺铸丈六金像，像成觉头面瘦小，工人无法修改，请颙审视。颙说，这不是面瘦，是臂胛过肥。削损臂胛，形相很雄伟。其他雕铸和梁释僧祐造石像，坐躯高五丈，立形高十丈；释法悦铸丈九金像，用铜四万三千斤，技术也颇可观，不过能创造新意的还得推尊戴氏父子。

摹拓术——顾恺之有摹拓妙法，用好纸依法上蜡，拓名画不失神采笔意。唐朝拓本盛行，无意中成为印刷术的滥觞。

南朝贵族大营宫室，僧徒盛造寺塔，建筑术一定很发达。贵族多擅长音乐，创制新声。又围棋与书画同样重视，称为手谈，或称坐隐，也算艺术的一种。凡是精神上享乐的技艺，南朝都把它发展了。高欢说，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企慕他，说是正朔所在。隋灭陈，得清商乐，杨坚说“此华夏正声也”。北人承认南朝文化是华夏正统，不仅音乐一端，所以军事上北朝战胜南朝，文化上却是南朝领导北朝。

南朝政权，完全依靠大地主阶级的拥护，所以人民受豪强的压迫特别严重。土地集中在士族手中，农民既缺乏耕地，又受赋税徭役的驱迫，不得不投奔士族求荫庇，做佃客或奴婢。

士族享受政治上、经济上各种特权，生活非常优裕，朝代五次变动，士族的地位相承不变。

士族子弟依门阀高低，分享官位，大抵碌碌无能，不堪负担大事。只有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素族寒人，才得借军功参与政权。军功较大的也就篡夺帝位，建立新朝。刘裕、萧道成、萧衍都是素族，陈霸先更是寒人。辅佐他们起事，相当有才能的功臣，出身全属卑贱。所谓世族高门，除了做官食禄，别无表现。

南朝整个统治阶级腐败残忍，单就帝王家庭互相屠杀的一端说，他们的行为，使人感觉到统治阶级争夺权利的狰狞可怕。

萧衍崇奉佛教，高谈儒学，他在位四十几年，算是南朝最兴盛的一个时代，实际是士族压迫寒人、地主剥削农民最典型的一个时代。

士族为了自己的享受，对文化和艺术有颇大的发展。唐朝的文化和艺术，是继承南朝并把它扩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