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的妈祖：宗族与村落的保护神

妈祖作为著名的海上女神，其信仰范围主要在沿海一带，妈祖信仰与海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妈祖信仰也有向山区播展。传入山区的妈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沿海一带的妈祖信仰又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拟从一个个案的分析入手，对上述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本文将重点叙述的个案是福建省西南部永定县古竹乡、高头乡的江氏宗族及其妈祖庙。江氏与苏氏同为古竹乡的大姓。1992年，我们曾到该地调查，其中主要考察了古竹苏氏，但对与之毗邻的江氏也作了初步了解。^[2]由于此次调查的时间不长，所见有限，因此本文的讨论只是初步的，不足之处仍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补充。

一

古竹乡位于永定县东部，与南靖县仅一山之隔，是一个地接闽南又与广东省相距不远的客家人聚居区域。古竹乡四面环山，全乡区域面积96平方公里，耕地17505亩，总人口约2.4万，由苏、江、李、吕、魏、卢、周等十几个姓氏组成。其中苏姓11000多人、江姓9000多人、李姓1000多人、吕姓1000多人，此外魏、卢、周等姓都只有数百人或几十人而已。苏、江两姓合起来2万余人，占全乡总人口的83%以上，为该乡大姓，其中苏姓又比江姓略多一些，居第一位。

苏姓集中居住在乡政府所在地附近，而江姓则聚居于该乡南部称作高头的地方。苏、江两姓的居住地相距不远（5～6里），但又有明显的界限。在历史上，这两个地方都设有墟市，苏姓设立的墟市称古竹墟，二、七为期；江姓设立的叫作高头墟，三、八墟日，至今仍是如此。因此，苏、江两姓是古竹乡两个人口最多，又自成体系的宗族群体。

江氏先祖来自江西。据《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北山房）》记载：江氏最有名的近世祖先是江万里。他原籍江西省南康府都昌县。南宋咸淳年间进士，曾“累官尚书，任右丞相”。后因贾似道专权，乃“气（乞）休于林下”，在鄱阳湖畔的北芝山后建屋隐居，“创一亭凿一池，曰止水”。南宋末年元兵攻陷饶州，江万里不肯降元，遂举家“三百口尽赴止水而尽”，仅留下三个儿子连同侄兄弟七人奔闽避难，先隐居于宁化县石壁镇，后迁往上杭县，再由上杭县分迁高头，此后就在高头定居下来。^[3]

江氏在上杭的开基祖名叫八郎。他生有一子十二郎，十二郎再传三子（一说五子），至四世祖百八郎才从上杭迁出，前往古竹高头开基。现在高头江氏仍以上杭县的八郎公作为计算代数的起点，最小32代，如果从高头的开基祖算起，则为29代。可见江氏这一支到高头开基已在元朝，至今繁衍了600余年。

高头江氏主要世系表

百八郎到高头开基后，最早居住在高头东部一个称作“上社”的地方。他生有三子，其中次子千四郎、季子千五郎都外迁，仅留下长子千十郎居住原地，生一子念六郎。而念六郎又生有二子，其中次子六十四郎仍然外迁，留下长子五十八郎，生一子成海。自成海以后江氏的人口发展明显加快。他生育五个儿子，除了长、次子后代外迁外，剩下三、四、五子都分别在高头开基立业。其中三子添澄开基东山，四子添洧开基北山，五子添满开基南山，此后这三房子孙都分别在各自住地繁衍起来。现在江氏在高头共有9000多人，东山房人口最多，约4000人；北山房次之，约3000人；而南山房人口最少，亦有1500人左右。东、北、南三大房成为江氏在高头发展的主力。

江氏在高头的发展是从明初开始。在明朝初年以前，高头包括整个永定县区域都隶属于上杭县管辖，当时永定尚未设县。直至明成化十四年（1478），官府在镇压了溪南里等地民众的反抗之后，才决定析出溪南、金丰、太平、丰田、胜运五里十九图另置一县，并取名为永定。^[4]而江氏所处的古竹高头亦划归该县管辖。在永定设县过程中，正值高头江氏五、六世祖的生活年代。《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北山房）》云：“成海公，妣林八娘，高头五世。公生于明太祖二十九年丙子岁（1396）……大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乙酉岁，至十六年（1480）庚子岁初开永定，高头列为金丰里二图二甲，江成万户为里长。后吴大爹改江添万户为里长。”^[5]所谓“江成万户”，从五世祖成海公的名字及其出生年份看，当是以他（“成”字辈）来作为户名的。此后又改为“江添万户”，则显然是以成海的五个儿子（“添”字辈）来代表这个宗族。他们在永定设县前后就一直担任里长，办理替政府征收赋税、值年应差等事务。

高头江氏自江成海及其五个儿子之后，宗族的发展明显加快。至明中叶以后，江氏在高头的东山（现高东行政村）、北山（现高北行政村）、南山（现高南行政村）已分别开拓出许多自然村，并各自建立房头祖祠堂。江氏在南山的祠堂建于何时？《族谱》未载，而东山祠则是由高头九世祖尚大、尚富两兄弟建造的，北山祠亦是由高头九世祖受銮主持建造。江受銮生于明成化二年（1466）。他生有五子，其中三子鲤出生于明正德九年（1514），五子鲘生于正德十五年（1520）。由此可见，高头江氏的东山、北山两祠当建造于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年。

除了建造祠堂外，从明朝末年开始江氏亦着手编修族谱。据新修《江氏族谱》续后记云：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戊午秋江心泉始修族谱，至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岁又有江元钦、江元标两人续修。入清以后，还有康熙十年（1671）和乾隆三十年（1765）两次重修族谱，至民国年间再修一次，迄今已是第六次修谱了。建造祠堂和编修族谱，是宗族制度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江氏宗族成长壮大的重要标志。

江氏宗族在经过明代中后期的持续发展之后，至清朝初年已逐渐显赫起来，科举人物日益增多。我们在高北著名的圆土楼——承启楼参观时，就听楼主介绍这座远近闻名的大土楼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建造的，肇建者十五世祖江集成及其几个儿子都有功名。后来又到承启楼旁的五云楼探访。该楼始建于明万历年间，为江氏宗族较早的居住地之一。我们在楼内发现有三块清朝保留下来的大牌匾，其中一块题为“邦家之光”，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仲冬月永定县知县曾九寿、儒学教谕李世茂和儒学训导吴霖为“冠带乡饮大宾江集成”颁立的。另外两块，其一题为“兄弟选魁”，是乾隆九年（1744）福建学政吴华孙为当年考中岁贡生的江暹如、江天任两人颁立；再一块题着“世德书香”的大匾，亦是同年福建学政吴华孙赠与江集成的，上面除了江集成的名字外，还有江藩、江暹如、江天任、江蔚□、江云等祖孙三代共32人的名字，据说这些都是江集成的子孙，他们都有功名，足见历史上江氏这一支的繁盛。

其实除了这一支外，江氏在清朝科举中式的人物甚多。我们从高头《江氏族谱》及《永定县志》共捡出考取举人、贡生的实例29个，其中考中举人的共有8个、武举的7个，而各类贡生则有14个之多。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生员、监生等，但因资料不全，已无法详述。现将举人、贡生的情况列一表于下（表1）。

从表1可见，江氏历史上出现的这些举人、贡生，绝大部分都是在18世纪，亦即清朝的康熙至乾隆年间。其中最早的一个贡生是江奋龙，他于清初顺治二年（1645）中恩贡。《永定县志》甚至把他记为“明季”贡生。^[6]可见高头江氏至少从明朝末年开始就有人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了，而真正进入高潮是在清朝的康熙以后。

表1　江氏主要科举人物一览表

资料来源：《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北山房）》；乾隆《永定县志》卷六《选举志》；道光《永定县志》卷六《选举表》。
按，未有具体年份的当在道光以后。

江氏科举人物的大量出现与这个宗族的经济实力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在一个食不饱肚的环境中要大量培养后代读书几乎就不可能。我们在道光《永定县志》中发现有不少江氏宗族的资料，其中有些资料颇能说明问题。如该《志》载：

江宏海，字孟周，高头乡东峰之曾孙也。性孝友，举饮宾，于汀郡城内塘湾建祠，邑赴试者多借寓焉。余裔繁衍，列庠序登科第籍版者，彬彬日起。^[7]

江东峰是江氏东山房的十世祖，而江宏海是他的曾孙，即为江氏十三世祖^[8]，他们都生活于明末。而此时江宏海已有财力在汀州郡城建造祠堂，足见江氏在当时已相当富裕。

又如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武举的江犹龙及同年举人江联辉，他们为同胞兄弟，其父亲江兆凤是个资财雄厚又乐善好施之人。《县志》载他“性孝友”，“事亲尤能先意承志。尝出己资修远祖坟，立祀田……复好施予，邑城南新寨渡、粤大埔虎头、安乐二渡并捐置田数百亩，凡修庙宇、建桥梁，无不捐资以助”。雍正五年（1727）入祀于忠义孝悌祠。^[9]再如“江月魁，字景柱，庠生，孝笃祖考，倡同姓于汀城塘湾建宗祠，抽拨田税为春秋祀费。劝谕乡里，人皆急公好义”。其子震川于雍正二年（1724）中武举。^[10]“江为光，字友崇，增生。高头乡人。其父尝遗百金资为光读书，为光与弟分之，不忍私也。曾集同里联社泰溪西霖寺课文角艺，文风一振，后乃专立文馨课于高头本族。”^[11]。由上述可见，江氏自明末清初以来文风就日益兴盛，而这种状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永定这样一个四面环山的地方，单靠种田是很难富裕起来的。《永定县志》云：“永民之财，多积于贸易。”“商人远贩吴楚滇蜀，不乏寄旅。金丰、丰田、太平之民，渡海入诸番如游门庭。”^[12]由此可见，永定之民要富裕，多半靠的是外出贸易。而江氏居住的高头地处金丰里，东与闽南交界，南与广东又相距不远，自然更容易得风气之先。在这样的背景下，江氏宗族很快就发展起来，并在他们的住地出现了妈祖信仰。

二

高头江氏的妈祖庙就坐落在高东一条小溪的旁边。这条小溪宽仅一二米，溪谷深邃，是金丰大溪上的一条小支流。

这座建于小溪边上的妈祖庙被称作“石泉宫”。关于它的来历，已找不到任何记载。不过，此地是高头的形胜之区，乾隆二十九年（1764），江氏十七世祖江世春曾有一首诗吟诵它，现引录于下：

天降石泉

猗猗绿叶石泉宫，恍接蓬莱近宅中。岩石数磊邀月夜，源泉一带度清风。

槛当曲涧摇金镜，户傍双桥挂彩虹。自是神明宜永洽，频修寺庙配元工。^[13]

这首诗把石泉宫所处的环境描写得十分真切详细：岩石、清泉、回栏、双桥、绿树、清风，环境十分幽雅清静，至今仍是如此。另一方面，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乾隆初年江氏这座妈祖庙就已经存在了。

在清代修纂的《永定县志》中，也有关于这座妈祖庙的记载。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永定县志》云：

天后庙，祀五代闽王时莆田都巡检林愿之第六女也，在东关外，春秋择日致祭如祭城隍仪。（中略）各乡祀者不一，专祀者：一在高头乡；一在鸭妈潭，乾隆十六年众乡合建。^[14]

道光《永定县志》对此有更加具体的记载，其《祠庙志》云：　

各乡专祀天后者：

一、在高头乡东山墟场前，江姓建。

一、在鸭妈潭，乾隆十六年众乡合建。

一、在高陂，乾隆二十一年众姓建。

一、在西坡乡，乾隆二十五年林登岱邀合族建。高阁七层，巨丽壮观，一乡胜境。庙后为登云书院。

（下略）^[15]

从以上这两则记载可以看出，高头妈祖庙是“各乡专祀”庙宇中最早的一座。在乾隆《永定县志》中，列为“各乡专祀”的只有两座，高头一座排在鸭妈潭之前。而后来续修的道光《县志》又增加了“各乡专祀”庙宇11座使总数达到13座，而高头妈祖庙仍排在第一位，其余庙宇大都是乾隆二十几年以后才兴建起来的。由此可见，高头这座妈祖庙应是永定县各乡村妈祖庙中最古老的一座。此外，从道光《县志》的记载还可以看出，高头这座妈祖庙建于“东山墟场前”，是江氏族人共同建造的。

由于高头妈祖庙属于江氏宗族单独所有，因此这座庙宇的祭祀活动也就在江氏宗族内部进行。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圣诞，高东、高北、高南三大房人就要集中起来，在石泉宫举行集体的“祈神集福”活动，时间从三月二十二日开始，至二十四日结束，为期三天。我们到该地调查时，当年的集福活动已经做过，但我们仍在庙内右侧墙壁上看见有1991年和1992年共两张“集福演戏”收支账目明细表，其中1991年的明细表如下：

收　入

塘角头　　35.50元　　　东乾楼　　47.10元

万安片　　50.10元　　　溪背角　　24.00元

五房角　　39.50元　　　大　兴　　45.60元

曲寮下　　14.50元　　　大　科　　12.00元

松林坑　　14.60元　　　洋古南　　10.60元

隘　背　　16.00元　　　庵仔坑　　10.50元

田禾塘　　25.15元　　　里石坑　　18.40元

市　场　　78.00元　　　吴端娘　　10.00元

计　451.55元

丰　下　　11.50元　　　谢屋坑　　28.90元

天助楼　　52.00元　　　庵　角　　6.80元

桥下角　　17.70元　　　笃　塘　　11.80元

石砌楼　　24.90元　　　石圳下　　60.90元

竹　洋　　25.00元　　　下山城　　8.50元

计　248.00元

洋尾科　　26.50元　　　南山片　　51.50元

梅花石　　25.30元　　　大　东　　2.00元

计　105.30元

上名进表收计160元　总收入964.85元

付　出

戏金四本　600元　　　　电影　　　70.00元

道士　　　24.00元　　　搭戏台　　70.00元

担戏　　　10.00元　　　戏师父租被40.00元

石泉宫全年电灯费　62.70元

铳硝　　9.00元　　　　杂费　　　11.50元

结余　　67.65元

总付出964.85元

总理江文光　副总理江朝岳

另，江文光放电影一本　　总收付结清

从这张明细表我们可以看出高头江氏祭祀妈祖的组织、活动等内容：

首先，以捐款情况看，它是以江氏三大房为单位分别组织募捐的。如表上从塘角头至里石坑共15个村落或土楼名字，都属于东山房，共捐款451.55元。而丰下至下山城10个地名则属于北山房，共捐248.00元。洋尾科至大东共4个地名属于南山房，捐款105.30元。也就是说，江氏三大房人都参加了三月二十三日的妈祖圣诞集福活动。每个地方的捐款多寡不一，但基本上与各房人口的多少相一致。如东山房人口最多，捐出的钱数也最多，而南山房人口最少，捐出的钱数也自然最少。除了捐钱外，在1992年的账目表中，有的地方还捐了大米。另外在1991年的账目表中还有“上名进表收计160元”的记载，这是作为整个活动经费的一部分。

其次，从组织情况看，整个活动是由总理、副总理统一组织安排的。也就是说，各个地方的捐款都集中起来，统一交由这个理事班子去安排使用，最后再将收支情况张榜公布。每一年的总理、副总理都由各房代表推选产生。如1991年的总理是江文光、副总理是江朝岳，而第二年则改为江卸开负责。在1992年的收支账目表中，又注上1993年的总理为江河清、副总理为江永潮。也就是说，在本年度的活动结束前，就要把下年度的总理、副总理推选出来，以利于他们及早考虑下一年的活动安排。除了总理、副总理之外，每一房还设有头家，由他们分别向同房的族人收集捐款。1992年的账目表中就有“北山头家丰庆（捐款）50.00元”的记载，可以为证。总理、副总理除了筹划、安排当年的祭祀活动之外，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还有义务支付补足。如1991年共收捐款964.85元，通过计算可知实际支出897.20元，结余67.65元移交下一年度。而1992年收入达到1935.80元，支出却高达2064.70元，尚不敷的128.90元由总理一人负责。因此，在选择总理、副总理时，一般都由具有办事能力、为人公正，且财力雄厚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www.xing528.com)

再次，从活动安排看，在圣诞集福的三天中，主要活动是放映电影及请戏班来演戏，祭神与娱神、娱人联系在一起。同时还要请道士一人来打醮，并购买铳硝、香烛等。但在支出账目中，我们却看不到备办祭品的费用，这是因为祭神的供品由各家各户自己准备。这种习俗在周围其他地方同样存在。如湖坑镇，当地李氏居民每年九月十五都要迎请大道公出来“做大福”，祭神的供品也是由各家各户自己备办，再拿到醮场上统一祭祀，排满供品的八仙桌一张接着一张，足有数十米长。^[16]除了上述之外，我们在1991年的支出账目中还看到有“石泉宫全年电灯费62.70元”的记载，可见该庙的日常电费支出也是由此次捐款统一核销。

高头妈祖庙每年三月二十三日祭祀活动由江氏宗族自己举办，其他宗族并没有参加。除了统一出钱酬神演戏外，在三月二十三日这天，还有由各个“季会”自行举办的祭祀活动。所谓“季会”，即是由自愿出资的个人集合而成的神明会，有出钱的人才有份，没有出钱的无份，出钱多少决定着股份的多少。我们在高头东调查时听说，从前东、北、南三大房都有设立这种祭祀组织，其中高东的季会约有40股，高北的大约30股，高南人数较少，但具体不详。每个季会都分别组织活动。以前参加季会的人出资购买田产，再用田租来支付每年的祭祀和宴会费用。现在田产没有了，所需经费由有份的人按股捐出，1991—1992年是每股出钱2元，统一交由头家去操办，不足部分再由头家补齐。头家的决定每个季会都不一样，高东是采用掷筊（抓阄）的方式，而高北是采取轮流当值的办法，高南在20世纪80年代还有活动，后来因人少就停止了。每年三月二十三各个季会在祭神之后就集中宴饮并决定下年度的头家。每股派出一个代表参加，高东共有5桌，高北4桌，每桌8人，显示出很强的组织性和制度化。

其实，这种季会组织在高头江氏宗族内相当普遍，它不仅用于祭神，也用于祭祖。我们在高北承启楼调查时，从土楼主人那里看到一本清代遗留下来的手写家谱，里面就记载了这一房派全年的所有季会，其中有关妈祖的季会就有四次，现将全文抄录于下：

计开季会列后

一、正月初一午刻受銮公太坟前季一股。

一、正月初九午刻民主公王坛前衙季一股。

一、正月十四日午刻养正堂关帝季一股。

一、正月十五午刻李婆太坟前灯花季一股。一、正月十七新祖祠龙灯季一股。

一、正月十八申刻老祖祠灯花、八月十八午刻成海公太坟前季一股。

一、正月十八申刻新祖祠灯花、八月十八申刻新祖祠中秋季一股。

一、正月十八申刻本楼增寿季三股（内与仰珍承典一股，仰松赎回）。

一、正月十九午刻民主公王坟前□季一股。

一、正月廿五日祭李婆太年季分肉三股。又启始公一股，又鼎茂公三股。

一、二月初四分方墓苏州季一股。

一、二月十九承启楼老观音季一股（己未出卖）。二月十承新观音又一股。

一、二月廿二本楼圣王公太诞季一股。

一、二月间庵下文昌季通乡共阴年饮酒、阳年饮酒二股。

一、三月水口清明季一股。

一、清明后十日百八郎公太坟前馨香季一股。

一、三月十八日天后宫圣母诞季一股（卖出）。

一、三月廿三老祖祠凌冲公诞季一股。

一、四月初八永丰堂斋季阴二、阳二四股（己未出卖二股）。

一、四月廿八日滋兰轩关帝、魁星季二股（出卖）。

一、五月十三日养正堂关帝季一股。

一、七月廿日泮昭公太生日季二股。

一、八月初九草蕨坑伯公太季一股。

一、八月十四李婆太坟前秋祭季一股。

一、八月廿日集成公太坟前秋祭季一股。

一、八月十八天后宫烟帮季一股。

一、八月十九吴婆太坟前秋祭季一股（己未出卖）。

一、九月初四凌冲公太坟前秋祭季一股。

一、十一月十四成海公太坟前敦睦季一股（己未卖与生应）。

一、十月初九泮昭婆太生日季二股。

一、十一月十五民主公王坛前季一股（己未出卖）。又凌冲婆太坟前季一股，又本楼天神季一股，又作大福圣母落马季一股，又水口伯公落马季一股。

一、十二月十四民主公王坛前尾衙季一股（出卖）。

一、新扣拱南婆太坟前春祭季一股。

一、五月十九民主公王坛前义昌社一股（大皇卖）。

一、十一月廿四日集成公太生日季一股（己未出卖）。

一、三月初三石泉宫新又会季一股（己未出卖）。

一、十二月初四永丰堂文昌季一股（出卖）。

上引这份资料相当重要，它很完整地反映了清代高头江氏（北山房）的所有季会名称及其祭祀内容。从这份资料可以看出，江氏的季会是由祭祀祖先和祭祀神明两部分组成的，其中祭祖的季会共有23个，如“正月初一午刻受銮公太坟前季”“正月十五午刻李婆太坟前灯花季”“正月十七新祖祠龙灯季”等都是；而祭神的季会则有21个，所祭神明包括民主公王、妈祖、关帝、观音、文昌、魁星、伯公、天神等。而民主公王、妈祖、关帝的季会分别为5个、4个、3个，其余都只是1个或2个，妈祖仅次于民主公王，显然在当地神明信仰中居于重要地位。

高头江氏的四个妈祖季会，有两个是在三月（即“三月初三石泉宫新又会季”和“三月十八日天后宫圣母诞季”）；一个在八月（即“八月十八天后宫烟帮季”）；另一个可能在年底（即“作大福圣母落马季”）。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江氏为妈祖举行圣诞并不是放在三月二十三日，而是在三月十八日，这可能是因为三月二十三那天刚好是高北十三世祖凌冲公的诞辰，所以只好提前了，但现在又恢复到正日举行，究竟是何时改正过来的却不得而知。除此之外，高头江氏一年之中还有三次祭祀活动，时间都与沿海地区不一样。如三月初三日石泉宫季、八月十八日烟帮季、年底做大福等。而且八月十八日的季会是由“烟帮”组织的，这更确切表明妈祖信仰与商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它也是闽西妈祖信仰一个很显著的特征。

三

妈祖信仰作为沿海地区主要神明信仰，其传入闽西客家山区之后，一方面仍保留了这种信仰的一些基本特征，另一方面又与当地的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明显的区域特色。这些特色从高头江氏的妈祖信仰中可以较清楚地显示出来。

首先，妈祖信仰与宗族势力相结合，显示了闽西妈祖信仰的宗族性和聚落性。这种现象尤其在乡村特别明显。如高头江氏的妈祖庙是江氏宗族自己建造的，每年的祭祀活动也在这个宗族内部举行，其他外姓并没有参与。其实这种状况不仅江氏如此，在闽西其他客家人的村落中也到处可见。如永定县，在该县道光十年（1830）修的《县志》中，记载了“各乡专祀”妈祖庙13座，其中除了两座是“众姓”合建的之外，其余11座都是由某个宗族自己建造的。^[17]在武平，我们调查了武北帽村方氏、岗背刘氏（以上属永平乡）和湘村刘氏（属大禾乡），当地的妈祖庙也是由方、刘等姓自己建造，与其他姓氏没有关系。有的乡村妈祖庙虽然并非一姓独有，但她的祭祀范围仍然相当有限，只是由几个相邻的姓氏去祀奉，聚落以外的居民就很少参与。

这种现象刚好与闽南、台湾有很大不同。不论在闽南或者台湾，妈祖信仰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人们按照不同地域结成各种祭祀组织（神明会），而且庙宇与庙宇之间也有明显的“分香”关系。每当神明圣诞或者其他重大节日，各地妈祖信徒就要前往主庙进香，形成地域范围广泛、具有明显层次性的“祭祀圈”或“信仰圈”。^[18]而闽西的妈祖信仰则不是这样，当地除了一些地处县城或者建在名山之上的妈祖庙（如武平太平山妈祖）较有影响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宗族或者聚落自己的庙宇，庙与庙之间也没有“分香”关系。许多地方的妈祖庙虽然也设有神明会，但这些神明会大都只在宗族内部运作（如高头江氏的季会），或者在几个相邻的宗族之间聚合人群，宗族性与聚落性的特征十分明显。

其次，由于闽西的妈祖信仰往往与宗族联系在一起，因此它的主要功能是保佑地方平安，成为宗族和村落的保护神。在闽西客家人村落中，迎神打醮是常有的事，一年之中即使在正常年景也要打好几次醮。而妈祖作为村落的保护神，就常常与这些打醮联系在一起。如高头江氏，一年之内除了妈祖圣诞集福之外，年底做大福也要请妈祖出来，并设有“作大福圣母落马季”的季会组织。在武平县东留镇南坊村，当地土壁天后宫是整个行政村的主要庙宇，每年七月十五打醮，成为该村所有居民最重要的节日。^[19]在武北永平镇岗背村，那里的天后宫不仅为刘氏宗族所有，每年三月二十三、四月十八都固定要在庙里打醮；而且周围几个姓氏的居民每隔三年一次还要在那里集体打醮，时间定在九月二十八日。^[20]由于妈祖信仰与村落打醮紧密相连，因此闽西各地对妈祖的祭祀日期极不统一，或在三月，或在五月，或是七八月间，或是在年底，甚至有的地方连妈祖的圣诞也显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各个村落自己制定的打醮日期。

妈祖作为山区村落的保护神，其神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人们祈求的不再是保佑航海安全，而是希望妈祖能救难解厄，保赤送子。这与当地普遍存在的陈靖姑信仰密切相关，或者说，妈祖信仰“混入”或吸收了陈靖姑信仰的保赤功能。比如在武平县东部的太平山妈祖庙，平时就常有妇女前去烧香求子，如果有的人果然求子成功，她们便会到庙里还愿，还会送上一幅“新丁告”，为儿子取上一个带“太”的契名，以祈求妈祖保佑其健康成长。^[21]在闽西各地，对妈祖常有各种亲近的称呼。如永定县高头江氏将妈祖称作“圣母娘”，武平县袁畲林氏则称为“妈婆太”或“姑婆”，而武北一带，当地人称妈祖为“妈祖太”。所谓“太”即“姑婆”或“婶婆”之意。武北人认为，如果突然遇到什么危急情况需要妈祖救护，就不可呼“天上圣母”，而应急呼“妈祖太保佑”。因为“天上圣母”这样的称呼地位太高，妈祖要出来必须先化装打扮，很费时间。而直呼“妈祖太”就像叫亲人一样，妈祖一听到便可立即出来，因此很快就会逢凶化吉。其实，把神明当作亲人看待不止妈祖一例，其他男性神明也是如此。比如长汀、连城两县交界的河源十三坊，当地民众崇拜珨瑚侯王，并把这尊神明称为“珨瑚公太”（“公太”即男性祖先之意）。把神明称作祖先，反过来又把祖先当作神明，这是闽西客家文化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而且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又特别重视对女性祖先（“婆太”）的崇拜^[22]。妈祖信仰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并发展起来的。

再次，妈祖信仰与商业贸易的密切关系。妈祖信仰从沿海传入山区，除了移民的因素外，商业贸易显然是更为重要的因素。高头江氏的妈祖庙就建在“东山墟场前”，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而在其他地方，妈祖庙也往往与墟市建在一起。如上杭县白砂镇的螭头天后宫，就建在傅姓的螭头墟上，武平帽村的天后宫、上杭官庄、回龙两地的天后宫以及连城宣和乡天后宫等，都与墟场同处一地。墟场是商人活动的重要场所，而墟场建有天后宫，就把妈祖信仰与商业贸易联系在一起。商人不仅促进了妈祖信仰的传播，而且促进了妈祖信仰的发展。在高头江氏那里，每年八月十八日“烟帮季”要祭祀妈祖。烟叶贸易在永定历史上是相当重要的。道光《永定县志》云，“唯邑无他产，远商固无有来永行货者……乾隆四十年以后，生齿日繁，产烟亦渐多”，“商之远贩吴楚滇蜀，不乏寄旅，金丰、丰田、太平之民，渡海入诸番如游门庭”。^[23]永定地方经济由此日益繁荣起来，而商人与妈祖信仰的关系也愈加密切。

高头江氏妈祖庙是永定县最早的妈祖庙之一。江氏族人对妈祖的崇拜，反映了闽西客家地区妈祖信仰的一些基本特征。人们祭祀妈祖，往往把妈祖视为宗族和村落的保护神。与此同时，妈祖信仰又与商业贸易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商人信奉妈祖与宗族对妈祖的祭祀这两者并不矛盾，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注释】

[1]本文为“妈祖信仰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1996年8月12—14日，云林：北港朝天宫。

[2]关于古竹苏氏的情况，笔者已有专文发表，参见《古竹苏氏的宗族社会与土楼建筑》，载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6年版。

[3]以上见《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北山房）》，1989年重修，铅印本，第1～3页。

[4]道光《永定县志》卷四《纪事沿革表》。

[5]《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北山房）》，第16页。

[6]乾隆《永定县志》卷六《选举志·明恩贡》。

[7]道光《永定县志》卷二十六《惇行传》。

[8]以上世代皆从高头开基祖算起，下同。

[9]道光《永定县志》卷二十六《惇行传》。

[10]道光《永定县志》卷二十六《惇行传》。

[11]道光《永定县志》卷二十六《惇行传》。

[12]道光《永定县志》卷十六《风俗志》。

[13]引自《济阳江氏高头族谱（北山房）》，第6页。

[14]乾隆《永定县志》卷二《营建志·坛庙》。

[15]道光《永定县志》卷十四《祠庙志》。

[16]关于湖坑李氏做大福的情况，以及做大福与打醮的联系与区别，参见John Lagerwey，The Li Lingeage of Hukeng，香港第二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1994年12月。

[17]道光《永定县志》卷十四《祠庙志》。

[18]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1988年。

[19]杨彦杰：《南坊自然村落与水口坛庙》，载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6年版。

[20]杨彦杰：《“三背”多姓宗族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载上引书。

[21]谢重光：《闽西客家地区的妈祖信仰》，载《客家》1994年第1期，第82页。

[22]对“婆太”的崇拜与畲族文化有密切关系，参见杨彦杰：《闽西客家地区的畲族——以上杭官庄兰姓为例》，载杨彦杰：《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6年版。

[23]道光《永定县志》卷十六《风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