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柳邓义军领导者高举旗帜，成功发动乾嘉起义

李廷贵（苗族）

拥有500多万人口的苗族，是我国较大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川、鄂、桂五省（区）毗邻的中南和西南山区地域。苗族来源于皇帝时的“九黎”尧、舜、禹时的“三苗”，而商、周时的“荆蛮”则是“三苗”的遗裔，以后的“南蛮”包含苗族的先民在内，可见苗族的历史是十分久远的。

大幅度、远距离和长时期的迁徙流动，是苗族历史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于战争和政治原因引起的，经济原因尚在其次。迁徙的方向，先是由东向西，后则由北而南，至于小范围的移动则是多向性的穿插。

由于苗族多分散居住在边远山区，中原封建王朝势力难以深入，鞭长莫及，兼之苗族人民长期受压迫、剥削，培养出了一种剽悍、富于反抗的精神，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对之施行羁縻政策，予以间接统治，后来逐步发展为土司（或称土官）制度。羁縻制和土司制都是任用民族首领或权势者管理本地区或本民族内部事务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政权，是中原封建王朝推行“以夷治夷”政策的产物。封建王朝在西南一些民族地区设置土司制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不得已的一种暂时的政治措施，一旦条件成熟，就要代之以流官统治，改土司制为流官制。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普遍经历的社会政治变革，在明代于部分地区即已开始，迄至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其规模更大，但各地区又有不同的特点。如在贵州省地，清王朝是以“首尾用兵”的武力方式来实施“改土归流”的，给当地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后遗症较大，从而激起一系列的人民起义。清乾隆、嘉庆年间由石柳邓、吴八月等为首的湘、黔、川三省边区苗民大起义（史称“乾嘉起义”或“石柳邓起义”），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影响最大的一次。

湘、黔、川三省边区“改土归流”以后，大批流官代替了土司，继续骑在苗族人民的头上，任意欺压和掠夺。而满汉地主（时称“客民”）则凭借权势以种种手段兼并土地，使广大苗族人民陷入贫困破产的境地，使土地问题成了苗区十分尖锐的社会问题，迫使苦难深重的苗族人民铤而走险，为收回田地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进行斗争。到了乾隆末年，苗族地区大规模的人民起义犹如干柴近烈火，一触即发。

苗民起义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发生了凤凰厅（湖南）官吏诬赖勾补寨苗民偷牛，借此向全寨勒索赔款之事，该寨苗族人民起而反抗遭到残酷的烧杀，苗族青年石满宜惨遭杀害。于是，各寨苗民发出“要为石满宜报仇”的吼声，开始酝酿武装起义。“乾嘉起义”的领袖人物石柳邓、吴八月、石三保、吴半生、石乜妹等，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商讨起义问题。乾隆六十年（1795年）一月十四日，他们在凤凰厅鸭保寨召开了关键的秘密集会，具体商讨起义计划：确定了起义的目的，夺回被占去的土地，提出“驱逐客民，夺回苗地”的口号，并决定于二月七日（农历正月十八日）在松桃、永绥、凤凰、乾州四厅同时起义。

正当各地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的时候，起义计划被松桃厅协都司孙清元的文书杨芳探知，石柳邓只得被迫于二月四日在松桃大寨寅提前起义。他率领义军冲出官军对其家乡松桃寅的包围袭击，向大塘汎转移，与女将石乜妹会合，占领大塘汛，接着杀回大寨寅，把军兵赶走。

石柳邓提前举事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湘、黔、川边区的千村万寨，石三保在永绥厅黄瓜寨响应，吴半生在凤凰厅苏麻寨起事，吴八月在乾州厅坪垅举旗，形成“群寨响应，争杀百户”的浩大声势。他们提出“穷苦兄弟跟我走，官家大户我不饶”的口号，结果“穷苗闻风，无不攘臂以从”，大批汉族和土家族人民也参加苗族义军的行列，共同与清王朝作斗争。这是清代苗族人民的第二次大起义（第一次是雍乾大起义），因发生于乾隆、嘉庆之交，故称为“乾嘉起义”。

起义后，石柳邓义军兵分三路，包围松桃厅城，并进攻正大营和嗅脑营等清军据点。石三保在永绥厅的鸭酉、排打扣一带发动进攻，歼灭官兵1400余人，镇总兵安图被击毙，并进而包围永绥厅，向保靖推进。吴半生率部围困凤凰厅城，南下向麻阳推进。吴八月等各部义军迅速攻下乾州厅城、浦市，威逼辰州。清军官兵一提到苗族义军，无不胆颤心惊，谈虎色变。后来，广泛流传义军敏捷似猴，登山“如履平地”，武艺高超，“百发百中”，义军领袖个个“神通广大”，能“飞檐走壁”，无法对付，等等传说。(www.xing528.com)

苗族起义军在湘、黔、川交界地区的迅速发展壮大，使得三省总督、巡抚无法以对，于是飞奏皇帝，乞求援兵。乾隆皇帝遂任命云贵总督福康安为总帅，发兵数万，分路合围，“痛加剿除”，采用所谓“肃清一路，再行攻剿一路”的各个击破的战术，向起义军反扑。义军未防官军这一手，兼之比较分散，一时难以集中兵力对付官军，结果失利，不少据点先后陷落。战事重心，开始由湘、黔、川边境转入湘西腹地。

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义军利用地形采用游击战术与敌周旋，相机出击。石柳邓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敌有万军，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义军利用“万山”以及地形熟悉等有利条件，不断打击犯敌。1795年农历八月，各支义军推举吴八月为“吴王”，石柳邓为开国将军，石三保为护国将军，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机构和苗民政权；提出“打到黄河去”的口号，锋芒直指封建王朝的心脏。这标志着苗民起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起义军一面同官军作战，一面还展开了大规模的夺地除害斗争，从满、汉地主手中夺回了自己的田地。平日作恶最甚的百户和依附清廷的苗族地主，多数被杀掉或受到了惩办。

吴王政权的建立，使清朝统治者感到惊恐。清廷一方面源源增兵，加紧军事镇压；另一方面积极向混入起义军中的苗族地主进行收买诱降。清廷这一“剿抚兼施”的反革命措施，使义军内部出现了一股投降逆流，吴八月等一些起义领导人先后被叛徒诱捕，壮烈牺牲。

为了鼓舞起义军的斗志，石柳邓立吴八月之子吴廷礼继称“吴王”，并坚决打击投敌叛变者。石柳邓等义军领导者亲自率队出征，攻入叛军据点，横扫了吴陇登、吴廷举、石大贵、石上进等叛徙的老巢，实行了革命讨伐。

十月初，清军集中10多万人，兵分五路猛攻起义军重要据点坪垅。义军凭险奋力抵抗，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由于人员锐减，粮食、弹药缺乏而处于危险境地。吴廷礼于危难之际又不幸病故。十一月初，广州和湖南两支精锐官军，赶到坪垅参战，义军被迫撤出坪垅，退守石隆寨。

石隆是湘黔川苗民起义军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地势险要。1797年1月3日，清军向石隆寨发起总攻。石柳邓率部“抵死守御”，虽然义军给犯敌以重大杀伤，清军守备、千总、把总等4名干将被击毙，但义军也大部战死，少数被俘，石隆沦于敌手。不久，杰出的女将领石乜妹也在永绥战场上被俘遇害。其他各路起义军被迫向山区转移，一直坚持到1807年，起义方告失败。

“乾嘉起义”虽遭清廷残酷镇压而最终失败了，但它却再次显示了苗族人民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石柳邓、吴八月等起义英雄们，为苗族光辉斗争史上谱写了新篇章，为人们永远歌颂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