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西恒乍绷起义：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故事

邵献书

清朝初年，随着清政府统治在云南西北部的逐步深入，丽江府维西厅（今维西县）的傈僳族人民，除了深受当地纳西族康普、叶枝土千总及藏族喇嘛寺庙的剥削压迫外，又日益遭到清政府官吏的压榨。乾隆（公元1736年至1795年）初年，维西一些傈僳族人民曾进行了近3年的斗争，到乾隆末年，不少傈僳族人民集结在维西澜沧江东岸，在首领恒乍绷的秘密组织下，准备掀起更大的反抗浪潮。

“恒乍绷”是傈僳语的音译，人们又把他译作“恒乍崩”、“恒兆绷”、“亨柘坪”、“藤鲜蜂”等。他原先居住在维西澜沧江西岸，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僳僳族家庭，自幼跟随他的父亲以打猎、采草药为生，后来流落到维西澜沧江东岸康普后山的莫言古村。长期的艰辛劳动和流离生活，使恒乍绷成为一个有名的射手和草医。他与贫苦群众关系极为密切，且富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久，他当上了傈僳族的“沙尼”，也就是民间医生。后来由于他在为贫苦傈僳族人民散药治病的过程中威望日增，被大家奉为高于头人和沙尼之上的“神王”。随着群众反对封建压迫斗争的发展，他也就成为后来起义的首领和组织者，而他所在的莫言古村，实际上亦成了起义的中心。

正当一场革命风暴在酝酿时，不料被维西的封建土司等统治者发觉了。他们阴谋从打击恒乍绷下手，以瓦解群众的斗志。嘉庆二年（1797年），康普土司禾旵仁以“妖言惑众”为借口，把恒乍绷捆绑起来，当众命人鞭打，并用“女裙蒙头”、“狗血抹面”等迷信和卑劣的手段，对他进行百般的污辱。只是后来摄于当地群众的压力，土司才被迫让群众用大宗白银把他保释出来。这一事件，使阶级矛盾显得更加尖锐。

嘉庆六年（1801年）冬天，维西灾情十分严重，原来就食不果腹的傈僳族人民更是饥寒交迫。他们在恒乍绷和勇士腊者布的领导下，涌向康普土司、喇嘛寺庙处，要求借粮以度荒年。但是土司和上层喇嘛根本不顾人民死活，不但粮食颗粒不借，反而丧心病狂地加紧催租逼债，并逮捕了一批群众，而与封建土司、上层喇嘛沆瀣一气的维西清兵也闻讯赶去镇压，这就更加激怒了饥饿的群众。人们用弩弓、砍刀、木棒、石块等原始武器，奋勇地给前来镇压的清兵以迎头痛击，并趁机一举攻占了康普、乐吉古银厂及附近的粮仓和塘讯兵房。一场以傈僳族为主体、包括其他各族人民，在恒乍绷等领导下的反清、反封建起义爆发了。

起义开始后，恒乍绷、腊者布等领导人，当即实行“将土地给与众傈僳耕种”、“牛羊银米大家分用”，还发动大家加紧准备各种作战用的器具，以迎接更大的战斗。当时傈僳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传递信息用的是边上刻口为示意的木刻，一时间木刻传遍了维西澜沧江东西两岸，各族人民闻讯纷纷参加起义。这时除傈僳族外，参加斗争的还有汉、白、怒、纳西等族人民，仅康普一地，参加起义的就有3000多人。义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到第二年年初，清除了康普周围50多个村寨的清兵和地方武装。与此同时，在澜沧江东岸云南西北部各地，傈僳族等各族人民亦纷纷响应，在当地也掀起了大小不等的反清、反封建斗争。

维西等地的傈僳族起义的消息，很快被奏报到北京清廷那里，嘉庆帝急令云贵总督觉罗琅玕、云南提督乌大经、鹤丽镇总兵张玉龙和那麟泰，率兵前去镇压。在大军压境，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起义军毫不畏惧，一开始就在今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鲁甸地区设下埋伏，用计把清兵的先遣队那麟泰所率领的1000多士兵，诱入一条峡谷里，刹时间，山石滚滚，强弩齐发，结果除那麟泰等少数几个人逃脱外，其余都死于从两崖滚下来的箭石之下。

这下，可吓坏了还没有到达前线的觉罗琅玕，他急忙在中途从云南各府中调兵遣将，并在丽江、中甸等地就地组织地方武装，妄图以优势的兵力和装备，一举扑灭这次起义，起义军虽然使用的是一些原始武器，组织上也没有清兵严密，但他们充分利用了当地复杂的地形，在高山峡谷里、深箐密林中，迂回作战，神出鬼没，清兵处处被动挨打，根本无法对付来自四面八方的义军。当时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狼总督，心狠毒，不要民，只图名；(www.xing528.com)

你官大，我山大；你下马，我安坐；

你兵多，我树多；大军炮，奈何我？

活生生地刻划了双方作战的生动情景。

然而，从这年三月以后，由于山雪逐渐融化，交通慢慢恢复，觉罗琅玕又不断增兵，而腊者布等又久攻维西厅城不下，战斗形势渐渐向不利于义军的方向发展。这时，云南西北部的大小封建土司、地主及上层喇嘛，也纷纷活动起来，有的组织地方武装，有的为清兵提供粮食军需，也有的为清兵带路报信，他们配合清兵共同镇压义军。四月，腊者布被俘牺牲，不久康普等地亦为清兵所占。在义军屡战不利，清兵不断取胜的形势下，为了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同年十二月，恒乍绷主动把维西澜沧江东岸的义军撤至澜沧江西岸。

自从起义军主动撤至维西澜沧江西岸后，觉罗琅玕严令乌大经率重兵封江，并悬出万两白银赏额搜捕恒乍绷。但恒乍绷不仅没有被逮住，反而和新涌现的首领别的扒、乌恒布等，在与西岸群众坚持斗争的同时，还派人去东岸活动。不久，江东云南西北部各地傈僳族等各族人民又纷纷起来，他们多则300余人，少者100—200人，一小股、一小股的，以打埋伏、夜袭、偷袭等方式，与清兵和地方武装进行斗争，迫使清兵和地方武装只能龟缩在各城镇的据点要隘内，只敢防守，不敢出击，而云贵总督觉罗琅玕也因“进剿不力”，一度被清廷下令摘除花翎和一品顶戴，职务也险些被撤。

到嘉庆八年（1803年）三月，由于天气转暖，清兵援军又源源增加，地方武装又开始出击。四月底，分散战斗在澜沧江东岸云南西北部各地的起义队伍，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被清兵和地方武装先后各个击破。这样，反动武装便集中力量攻击恒乍绷等率领的江西起义队伍，而当时的这支起义队伍，由于长期得不到江东的盐、茶、铁器等供应，生产不继，口粮缺乏，处境日益困难。九月二十一日清晨由于叛徒的出卖，恒乍绷和他的妻子刷先及仅有的几位随从，不幸全部落于敌手，随即壮烈就义于清营。十月初，坚持战斗二年烽火遍及六七十个县（厅）的维西恒乍绷傈僳族人民的起义终于失败了。

就在恒乍绷就义的九月，用傈僳族人民的鲜血保住自己顶戴的觉罗琅玕，为了炫耀他的武功，特地在丽江西部的石鼓，立了一块《平夷碑记》。十月，当恒乍绷起义全部失败后，丽江府和省城昆明的官绅，为歌颂觉罗琅玕的“功绩”，也在昆明城隍庙（今五一电影院）立了一块石碑，后世通称《觉罗琅玕平夷碑》。这两块碑，尤其是后一块详细地记录了觉罗琅玕镇压起义的经过，内容虽多诬蔑、粉饰之词，但也保留了不少珍贵的史实，可惜解放前均已先后被毁，现在只留下了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