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德化碑：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故事

韦文宣（壮族）

云南大理县的太和村（唐时称太和城）是唐代南诏古都。村的西侧屹立着一尊石碑，它就是著名的《南诏德化碑》。这座碑虽是群臣们为了歌颂南诏第五世王阁罗凤（公元712年——779年）而立的行书汉文碑，但由于它记录了南诏的疆域、军政设施、与唐的关系以及境内各族社会生活习俗等情况，所以是研究南诏史的珍贵文字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南诏德化碑》立于公元766年，由南诏宰相郑回（汉人）撰文，蜀人杜光庭手书，叙事详尽，措辞得体，洋洋近四千言。碑高3.9米，宽0.53米，两面刻字。但因积年已久，字迹残泐甚多。村民相传，此碑之石可治腹疾，故患者多凿取片石碾粉吞服，今仅存200余字。幸亏明万历《云南通志》已录全文，其内容方流传至今。

唐朝初期，在云南洱海地区分布着六个较大的部落，史称“六诏”。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蒙舍诏（南诏）王皮罗阁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用武力兼并了其他五个诏，统一洱海地区，建立了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的奴隶主地方政权，以对付吐蕃的扩张。六诏中的“越析诏”（今宾川县）是今纳西族的一部分，其他五诏是分布在今滇西的彝族先民；“白蛮”则是今天白族的祖先。皮罗阁因征讨五诏有功，政治上一贯附唐，公元738年被唐玄宗赐名“蒙归义”，进爵为云南王。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皮罗阁卒，唐册封其子阁罗凤袭云南王，授鸿胪少卿，兼爪阳州（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刺史，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臣属关系。

碑文首先陈述了蒙氏统一六诏、合并两爨，扩张疆域的经过，列举了云南太守张虔陀六条罪状，对南诏与唐朝、吐蕃的关系记述尤详。

唐朝在李隆基当政后期，朝政日益腐败，大权旁落，李林甫、杨国忠、杨贵妃相继得势，执掌大权。他们违背了李世民制定的民族亲近政策，奉行“蛮夷相攻”的反动政策。一方面，挑起民族之间的仇杀，制造民族分裂；另一方面，则加重徭役负担，强化压迫剥削，从而加剧了南诏和唐朝之间的矛盾，双方冲突势在难免，一触即发。

唐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即位不久的南诏王阁罗凤携妻子往成都谒见鲜于仲通。途经姚安，云南太守张虔陀不仅想侮辱阁罗凤的妻女，还要勒索财物，遭到阁罗凤的拒绝。张虔陀就派人侮辱他，并向朝廷上奏章，告发南诏的扩张行为。阁罗凤愤而发起兵马，杀死张虔陀，夺下姚州及三十二州地，所以《南诏德化碑》罗列了张虔陀的六大罪状。阁罗凤这一军事行动，正好中了杨国忠等人的离间计，成为他们出兵云南的借口。在唐朝大兵压境之下，阁罗凤发誓：“彼若纳我，犹吾君也；今不纳我，即吾仇也。”转而向吐蕃求援。在南诏、吐蕃的联合打击下，唐兵损失惨重，全军覆没。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吐蕃册封阁罗凤为“赞普钟”，即“吐蕃王之弟”，赐为“兄弟之国”。天宝之战，使唐王朝丧失了在云南苦心经营100多年的成果。

天宝之战对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万人“皆中国利兵”，结果“弃之死地，只轮不返”。在经济上，“数年间因渐减耗”，终于发生了安禄山叛乱，唐玄宗逃走成都。从此宣告了“天宝盛世”的结束。

阁罗凤虽然依附了吐蕃，但他依旧心向唐室。为此，“阁罗凤刻碑于国门，言不得以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这就是阁罗凤特地在王都太和城竖立“德化碑”的目的。唐代史家李泌总结天宝战争的原因时指出：“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这段碑文说明，南诏叛唐附吐蕃，是被逼迫所致，非为本意。(www.xing528.com)

南诏依附吐蕃10余年后，双方即开始出现裂痕。由于吐蕃的扩张，南诏被挟持多次参加对外掠夺战争，使其不得宁日，负担沉重。继阁罗凤登基的异牟寻，深深感到依附吐蕃的害处，遂于公元793年派使者入唐，重修旧好。

在南诏真诚求和下，唐朝派遣使节崔佐时带着朝廷诏书，于公元794年正月到达南诏首府羊苴城（今大理）。异牟寻果断地“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号，献其金印”，率文武官员迎迓崔佐时。双方在苍山下神祠内盟立誓词，盟词指出：南诏全部落归附唐朝，不再与吐蕃“私相会和”，“或辄窥侵汉界内田地”，而汉也不能“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如有患难，应予救恤。南诏同中原王朝重新恢复臣属关系，结束了附蕃叛唐42年的历史。

新任剑南节度使韦皋，为了维持唐朝与南诏的友好关系，在成都办了一所学校，专供南诏子弟学习，“教以书数”，学成后回云南。学校连续办了50年，前后来学习的有数千人。韦皋还派工匠教南诏制造甲弩，以共同抗御吐蕃。从此云南甲弩制作精良，直至宋元以后还闻名全国。南诏与唐和好，多次大破吐蕃，内部也得到稳定，以军事和政治力量开发了滇西北和西双版纳及其附近地区。后来南诏统治者由于连年用兵，内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于公元902年宣告灭亡。

南诏自细奴逻至舜化贞历经十三王，合253年。有十个王分别接受唐王朝委任为“刺史”、“台登郡王”、“云南王”、“南诏使”等职。南、唐关系虽然时断时续，时密时疏，但并未改变南诏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而人民之间的联系，则从未中断过。

《南诏德化碑》除详尽记述了南诏与唐朝、吐蕃之间的关系外，还反映了南诏同周围一些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南诏建国初期生产建设等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碑文记述说，“寻传”（景颇、阿昌）这些民族居地富饶，却又文明未开，经济落后。他们“散居山谷间”，“持弓挟矢，射豪猪，生食其肉”，“无君长，无农田，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南诏把他们纳入版图后，用文武双管齐下的办法，冲开其闭塞的生活，改革了一些“野蛮”的习俗。结果“裸形（蛮）不讨自来，祁鲜（结些蛮）望风而至”，使南诏“城邑绵延，势连戎”，全盛时辖有今云南全部、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等地。

从碑文的记述中可以知道，南诏将旱地改成梯田，广种稻粮，在梯下经营园林的情况；还可窥见南诏当局对城镇建设不仅考虑到安全因素，同时还计划就近开发温泉，用之为城镇居民服务的事实。至于对境内纺织业的发展及对金、银、珠宝等矿藏的开采情况，也无不有所记述。碑文中的有些事，史籍记载中是见不到的。碑文是当事人记叙当时事，较之后撰前人史事的书更可信得多，因而学术价值更高。特别是天宝战争的经过，新旧唐书记载缺略，而《南诏德化碑》记载较详，如南诏求和重新归唐，吐蕃封南诏为“赞普钟”的经过。

以史为鉴，知兴衰。从碑文中还可吸取一些关于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