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绰的《蛮书》：中国少数民族历史的最佳见证

祁庆富

公元7至9世纪，在我国西南以洱海和滇池地区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南诏国。它存在了200余年，与唐王朝相始终。南诏国的建立，是中国西南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西南各民族的形成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如此，南诏在唐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决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时，各种有关南诏的记载和著述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是樊绰所撰的《蛮书》。

樊绰是晚唐时期人。他出仕唐懿宗之时，正值唐王朝危机四伏、风雨飘摇之际，统治阶级日益腐朽没落，内部矛盾重重，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起义已达到一触即发的程度。自南诏王异牟寻附唐之后，南诏国强盛起来，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称霸势力。到了公元9世纪中期，南诏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对外的攻掠战争也更加频繁，南诏军队对唐王朝的边庭构成极大威胁。公元861年1月，南诏军队乘虚攻破唐安南都护府的交趾城。时隔不久，南诏再次发兵攻破邕州（今南宁市南）。公元862年南诏又调集军队攻打安南。在南诏大兵压境之时，湖南观察使蔡袭出任安南经略使，樊绰作为蔡袭的幕僚，随同蔡袭走马上任，于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春到达安南。第二年春正月，交趾城便被南诏军攻陷，蔡袭中箭身亡，樊绰携带着蔡袭的印信，浮水渡过富良江逃脱，于公元864年被授予夔州都督府长吏之职。樊绰的经历使他成为南诏的知情人。为了应付南诏的侵扰，制定对策，必须首先明了南诏内部情形，作为蔡袭的幕僚，樊绰把主要精力用在撰写此书上面。他一方面广泛采集前人的记载，另一方面也注意访求有关南诏的传闻，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蛮书》。尽管樊绰没有亲自到过南诏辖境，但由于他处在唐王朝与南诏交战的第一线上，亲历战祸之痛，对于南诏的了解和认识是深刻的。另外，他在书中所采用的材料，如袁滋的《云南记》、韦齐休的《云南行记》等，都是亲历目睹者的实录，因而，《蛮书》的记载是可靠的。

《蛮书》的书名并不是樊绰自己起的，这一书名的出现是在新旧《唐书》中。在我国唐代，“蛮”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当时南诏境内诸族，是“南蛮”中影响最大的部分。《蛮书》实际上是一部记载唐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专著。南诏时期，西南地区又以云南见称于世，皮罗阁统一洱海地区之后，唐朝廷册封他为云南王。樊绰这部著作，记载的范围以南诏统辖区为界，因而又被后人称为《云南志》。(www.xing528.com)

《蛮书》共10卷，包括云南界内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名类、六、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南蛮条教、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等部分，对于唐朝进入云南的交通道路，云南的自然地理、经济情况、民族概况、生活习俗、生产水平以及南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记载，可以说是一本记录唐代云南情况和研究南诏国历史的百科全书。

南诏国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地方政权，它上承汉晋时代的西南夷，下启大理国，为元代设立云南行省奠定了基础。南诏是祖国历史版图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尽管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双方屡次发生战争，但云南与中原地区的纽带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唐王朝不能置南诏于不顾，南诏也不能离开唐王朝而自强，樊绰的《蛮书》便是最好的历史见证。樊绰在书中不吝笔墨，评述异牟寻归唐的经过，他写道：“异牟寻每叹地卑夷杂，礼义不通，隔绝中华，杜绝声教。遂献书檄，寄西川节度使书皋。”这说明内地的先进文化对于西南边疆具有磁石一般的吸引力。樊绰主张唐王朝对边疆的南诏实行和抚通好政策，他在该书卷十中记录安南三役的原因说：“伏缘数年之间，当州镇厘革南诏入朝人数，纵有经过者，邮传残薄。兼缘安南大中年奏请隔绝南诏往来通好。谨按《尚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说明南诏是希望与中央王朝往来通好的，但由于唐王朝官吏的贪婪腐败才促成双方交恶。他在全书的末尾特意附上贞元年南诏与唐王朝复好时，南诏王异牟寻与朝廷的誓文，这篇誓文表达了异牟寻“请归附圣唐，愿充内属，盟立誓言，永为西南藩屏”的“赤心归国之意”。这不啻是樊绰向唐王朝最高统治者进献的和抚安边之策，也是樊绰撰写《蛮书》的目的所在。

唐代是我国西南诸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蛮书》记叙的中心是南诏，对于南诏境内民族的构成和分布也有较详细的记载。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构成南诏主体民族的乌蛮、白蛮的材料，也可以看到傈傈族先民“施蛮”、“顺蛮”，纳西族先民“磨些蛮”，哈尼族先民“和蛮”，阿昌族先民“寻传蛮”，景颇族先民“裸形蛮”，傣族先民“茫蛮”，布朗族、崩龙族先民“朴子蛮”，佤族先民“望蛮”等的材料。这本书以丰富的事实告诉人们：崛起于我国西南的南诏国是西南各族人民共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南诏史是西南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通史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