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开凿昆明池的背后动机是什么？

祁庆富　马原

西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命人在长安城西开凿了一片人工湖泊。这个湖泊工程很大，周长有40多里。这里茂树成荫，芳草被堤。池边立有两个石人，左为牵牛，右为织女。池中矗立着巍峨壮丽的豫章观，登观远眺，长安美景尽收眼底。这里不仅是皇家游览胜地，同时也是汉王朝演练水军的重要基地，戈船、楼船，数以百计。这个湖泊，就是汉武帝特别命名的昆明池。经过千百年来的沧桑之变，昔日碧波粼粼的湖水已不复存在。

汉武帝缘何凿昆明池？要弄清这个问题，先得从“昆明”谈起。

昆明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昆明与嶲是相提并论的两个族称，为两汉时代西南夷中重要的一支。西汉时期，昆明活动的范围比较大，东起滇池一带，西至澜沧江流域（今保山地区），都有这个民族的足迹。其聚居的中心区楪榆泽，即今洱海。洱海又称“西洱”。“楪榆”和“西洱”只不过是古今同名对音的异写罢了。汉代昆明族不分男女，都以梳辫子为头饰特点，区别与滇池地区留着发髻的民族。解放以后，考古工作者在洱海地区发现多处秦汉时期青铜文化遗址，从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牛、马、猪、羊、犬、鸡等六畜形象，说明这一地区的畜牧业是比较发达的。青铜冶炼，标志着这里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一定水平。考古材料向人们表明，秦汉时期，洱海周边地区农业生产已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过，昆明夷的社会发展在整个西南夷诸族中，比之滇和夜郎还是迟缓一些。大部分的昆明夷还承袭着古代氐羌系统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以畜牧业为主，赶着牛羊迁徙放牧，没有固定的邑聚。当然，昆明夷内部社会发展水平也不一样，有一部分昆明夷已开始定居下来，过着农业或半农牧的生活。汉初，昆明夷中还没有出现大的君长，也就是说尚没有出现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还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但是，某些比较有力的部落或氏族的首领可能已具备军事民主制阶段的领袖一样的权力，不然，昆明夷是无法与周围已出现的奴隶制国家进行抗争，并进行原始性的军事劫掠的。

昆明夷地处四川通往南亚的“蜀身毒道”的咽喉要地，因此，很早就引起汉王朝统治者的注意和重视，派出许多使臣去寻找这条道路。但当使臣进入昆明之地后，遭到强烈的抗阻。使臣们不是遭暗杀，就是财物被掠，空身返回，没有一人能顺利通过。为此，“力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指通身毒国。”经过多年周折，汉武帝寻求身毒国的目的都没达到，昆明夷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大障碍。为此，汉武帝下决心把征服昆明作为开拓西南夷的一个重要目标，凿昆池则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切实准备工作。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秋天，汉武帝调集大批人力在京城长安西南开凿了著名的昆明池。这一人工湖泊池面宽阔，池水幽深，演习战船，操练水军，声噪一时，名垂史册。昆明池的形状也引起后代史家们的种种猜想。有人说昆明池像洱海，有人说昆明池像滇池。孰是孰非，莫衷一是。事实上，昆明池既不可能与洱海相仿，也不可能与滇池相似。当时汉王朝还没有一个人亲临洱海，何况洱海称为棵榆泽，与族称昆明无涉。至于滇池，当时也不具备昆明的别称，这里居住的主要是滇人，而不是昆明夷。汉武帝在与西南相隔千里之遥的长安开凿这块军事基地，冠以“昆明”之称，不过是为了表示不征定昆明绝不罢休的决心。(www.xing528.com)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王朝举兵攻破南粤之后，乘雄兵之威，降服了夜郎及其周围部落，在南夷地区设立了牂柯郡。元鼎六年，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自长安出发，“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据史书记载可以看出，司马迁这次远行虽然没有到达洱海地区，但已深入到昆明夷活动范围（即今四川和云南交界地区）。司马迁此行肩负的使命，无疑与为后日征定昆明做准备有关。通过政治招徕和武力胁迫，汉王朝在司马迁出使的邛都、笮都、冉䮾、白马等地正式设置了越嶲、沈黎、汶山、武都四都，为进一步征服开拓昆明夷地区奠定了基础。两年之后，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汉王朝以滇池为中心，设立了益州郡。这样，征定昆明夷的条件就成熟了。

就在益州郡设立的同年，汉武帝派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等人征发数万士卒“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这是汉王朝对昆明夷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其结果是将昆明夷活动区纳入益州郡的管辖之下。然而昆明夷居住在偏僻山地，地势险要，环境恶劣，汉王朝在这里的统治一时难以稳固，“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再次派遣郭昌等将领率兵进击昆明，平服了昆明夷，并且在洱海附近设置了楪榆、嶲唐、不韦等县，确立了汉王朝在滇西统治的立足点。郭昌是开拓西南夷的有功之臣，汉王朝为表彰他的功绩，在今昆明市附近曾设立过“郭昌县”，东汉时改名为“谷昌县”。汉武帝时期在昆明夷活动的广袤之地设置郡县，标志着汉王朝统治在西南地区基本确立，对进一步开拓滇西地区有着重大意义。同时，洱海地区实行郡县制，对于加快昆明等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促进当地诸族与巴蜀及中原地区的往来，起着重要作用。

边疆地区的繁荣与稳固与内地的局势紧密相关。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取代了腐朽不堪的汉王朝。然而，王莽实行的一系列改制，非但没能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反而引起新的混乱。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王莽倒行逆施，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暴力镇压和变本加厉的民族歧视，因而激怒西南各族人民，“西南夷皆乱”。昆明夷首领豆蚕、豆若率先起兵杀死郡守，率领所属诸部，加入了反莽斗争的洪流。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年—56年），豆蚕再次起兵，反抗东汉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起义势力波及到滇池地区的连然（今安宁）、滇池（今晋宁）、建伶（今昆阳）和洱海地区的姑复（今华坪）、叶榆（今大理、洱源、剑川）、弄栋（今大姚、姚安）等地，他们杀死作威作福的汉廷官吏，把益州太守驱赶到朱堤（今昭通）。坚持3年的昆明夷的斗争，最终被东汉王朝的重兵镇压下去。东汉王朝平息了昆明夷诸部的反抗斗争之后，稳定了滇池和洱海地区的统治，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滇西设立了永昌郡。这时，洱海地区已成为东汉王朝经营滇西的重要基地。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由于各民族间的融合及民族内部的逐步分化，到了三国以后，昆明夷的称呼逐渐消失，出现了叟、爨等新的族称。但直至唐代，仍有一支昆明后裔称为昆㳽。昆明源出自古代氐羌系统，是形成近现代彝族及藏缅语族彝语支诸族和白族的古代先民。经历2000年的历史变迁，昆明作为一个民族的称谓已经消失了，但它作为一个地名却延续至今。唐代，今四川省的盐源一带称为昆明。元代，在滇池北部设立过昆明县，今云南省昆明市就是由昆明县演化而来的。至于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的名称，也与汉代的昆明有着瓜葛。颐和园之湖原名“瓮山泊”，本是由玉泉山和瓮山山麓的泉水汇聚而成的天然湖。明代，这里是京郊一处游览胜地，有“西湖景”的美誉，被改名为“西湖”。清代乾隆皇帝在改建清漪园时，将此湖改造成现在的规模。乾隆帝仰慕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仿效凿昆池之例，将“西湖”命名为昆明湖。今日，当人们游览这风景秀丽的昆明湖时，不该忘记昆明本是古代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个族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