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西夏文字：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故事中的宝藏

白　滨

1908年初春，一队沙俄的探险家在队长柯兹洛夫的率领下，隐没在通往哈拉浩特（黑水城，今内蒙额洛纳旗）古城的风沙弥漫中。时经两年，柯兹洛夫两度偷偷地发掘了古城，在一座古塔中，他们发掘到一处珍藏西夏文字书籍的“书库”。在这里获得的西夏文书籍后来又运到沙俄的彼得堡。于是哈拉浩特西夏文书的发现，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敦煌文书的发现一样，轰动了世界学术界。

西夏建国前夕，李元昊命令他的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创制了西夏文字，并尊为“国书”。这种文字一直使用到西夏灭亡；到元朝时，元朝政府还用它大量刊刻佛教经典。近年来在保定发现的西夏文经幢，证明一直到明朝中叶还在使用西夏文字。大致从明朝中叶以后，西夏文字便逐渐被人遗忘，或者成为一种无人认识的死文字了。

早在哈拉浩特发现之前，我国清代学者张澍，于1804年最先发现并撰文介绍了武威的西夏文碑：《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但他并不认识西夏文字。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学者开始注意西夏之字，他们或从居庸关六体石刻上，或从西夏文钱币开始考释西夏文字。但只是当他们看到了张澍发现和介绍的西夏文碑后，西夏文字的释读才有了初步的进展。到哈拉浩特西夏文书的发现，尤其是其中有多种西夏文字典、辞书，如《番汉合时掌中珠》、《音同》、《文海》的发现，使西夏文字的通读完全成了可能。

西夏文字是用来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现在知道的有6000多字。西夏文模仿汉字、字形方整、结构复杂，但没有一个字和汉字一样，就像张澍说过的：“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西夏字的基本笔划，有同汉字一样的横、竖、撇、捺、点、折等，但没有汉字中的长竖钩和排法。字体也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之分。西夏文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它基本上吸取了汉字“六书”的某些方法，也还有自己独创的构字方法。西夏文字的构成以类似汉字的会意、形声字为主体，这两种字占所有西夏字的绝大部分。汉字的会意是指合二字、三字之义，变成另一字之义。西夏文字大部分也是由二字、三字，个别的甚至由四个字组成一个新字。西夏文有类似汉字的形声字和转注字，象形字和指事字在西夏文中极为少见，这是因为西夏文字不是从图画文字的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而是半路上借鉴了汉字创制的，因此象形字、指事字极少。就是西夏文的形声字也同汉字源于象形字的形声字不同，西夏文的表意部分并不表形，而汉字是表形的。所以说西夏文的构成基本上来源于汉字“六书”而又不能等同。西夏文字也有自己构字的特点，如由二字合成一字，新字的读音为前二字读音的反切，这种类似拼音构字法的构字方式，是西夏文构字的一个特点，也是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方向发展的一种尝试。(www.xing528.com)

我们现在所称的“西夏语”，就是指党项羌族的语言。历史上党项羌人自称“弥”，也称自己的语言为“弥语”。汉人则像对待我国西部其它少数民族语言一样，一概称为“番”语。现代学者一般把西夏语划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因为西夏语已是无人会说的死语言，现代学者正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来构拟西夏语的读音。

用西夏文字记录的党项语，已不是单纯的党项语了，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增添着新的东西。如词汇方面，西夏语有大量来自汉语的借词，而且是基本词汇也大量借入。在语法上，基本句法是主宾谓结构，由于受汉语影响，本来是形容词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后，也有了名词在后的使用方法。这些都说明了汉族文化对西夏的深厚影响。

现在留传下来的西夏文文献十分丰富，单从被柯兹洛夫从哈拉浩特盗走，现收藏在苏联列宁格勒的文书就有8000多个编号。这些文书中有西夏《天盛年改新定律令》、《猪年新法》等法律著作；有《太祖继迁文》等历史著作；有属于西夏诗歌、格言、谚语的《新集金碎掌直文》、《圣立义海》、《新集锦合辞》等文学著作；有《治疗恶疮要语》等医学著作；有《番汉合时掌中珠》、《音同》、《文海》、《五声切韵》、《杂字》等字典和词书；有西夏文历书、占卜辞、乐器图样等；有《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三注》等汉文古籍的西夏文译本；还有大量译自汉文和藏文的佛教经典。此外，传世的还有民事审判记录、土地卖契、报告文书、会款单等官私应用文书。除文书外，西夏文字还广泛地应用在碑刻、题记、钱币、官印、铜牌上。除前面介绍的武威西夏文碑外，宁夏银川贺兰山西夏王陵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残碑。用西夏文铸造的有“福圣”（毅宗，福圣承道）、“大安”（惠宗）、“乾祐”（仁宗）、“天庆”（桓宗）等数种“宝钱”。有大量的西夏文“首领”二字九叠篆文印和四字六字篆文官印传世，有制作精良的西夏宫廷宿卫牌和传递信息的“信牌”。这些都说明西夏文字是一种充分使用的文字。西夏文字以它独特的风格充实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