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岗石窟：北魏王朝的历史遗迹

云　光

云岗石窟是北魏王朝初期留下来的最大的纪念物。云岗石窟位于山西省武周山之阳，在大同市城西16公里处。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亘1公里。

公元前5世纪，大同属于赵国云中郡，秦灭六国，设郡县，雁北一带仍置云中郡。至汉，开始设平城（今大同）。魏晋时代，拓跋鲜卑兴起，至拓跋珪（386年）建国魏，定都平城，自此大同便成了北魏的首都。直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洛阳之前，前后100余年，大同一直是北魏的政治、文化中心。著名的云岗石窟，就是在这一时期里开凿的。

道武帝拓跋珪一建国，不仅在平城建立了寺院，而且封沙门法果任道人统，领导僧徒。这个法果改变了以前的“沙门不礼俗”的习惯，带头礼拜皇帝，认为帝王就是佛，礼拜佛就是忠君。这种观念正合北魏政权的胃口，因为这对于巩固北魏政权的统治有极大的好处。因此，北魏王朝初期非常崇信佛教，并奉为国教，而北魏的佛教追其根源，则主要来源于北凉。439年，北魏灭北凉，曾俘掠了凉州佛教僧徒3000多人和宗族吏民3万户，把他们迁到首都平城。这对北魏盛行佛教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太武帝太延五年，凉州禅师玄高来到平城，受到太武帝的敬重，太子晃拜玄高为师。同时凉州禅师慧崇，也是北魏尚书韩万德的老师，因此，佛教一度在北魏兴旺发展。但到后来，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因听信了崔浩的建议，采取了毁灭佛法，焚毁佛寺和佛塔，强迫和尚还俗的措施，造成了佛教史上太武灭法的事件。后来太武皇帝得了大病，怀疑是灭佛法所造成的，十分后悔，便又把崔浩杀死。文成帝继位后，首先恢复了佛法。佛法的复兴正是开凿云岗石窟的重要因素。主持开凿云岗石窟的和尚任道人统的.师贤和任沙门统的昙曜，都是著名的禅师。后来师贤死了，云岗石窟主要由昙曜主持。昙曜共主持开凿了5个洞窟，雕塑大佛2座，一个高70尺，一个高60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选择在武周山凿石窟还有个过程：自北魏从盛乐（内蒙和林县）迁都平城后，两地来往频繁，武周山正当交通要冲。北魏皇帝自从明元帝开始，曾先后7次到武周山祈祷，这里成为统治集团祈福的“神山”。因此云岗石窟开凿在武周山，形成都城附近的佛都“圣地”，并不是偶然的。

从云岗现存的纪年、铭记和全部造像风格来观察，这一伟大的艺术工程基本上都是北魏的遗物。它的修筑总年限，除昙曜5窟外，主要的洞窟大都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即自和平年间至太和十八年（494年），约30余年。其余小窟、小龛等则是后来开凿的，但最晚的年限不迟于正光年间。(www.xing528.com)

云岗石窟原编为21窟，可分作东、中、西3个部分。东部4窟，第1—4窟，中部9窟，第5—13窟，西部8窟，第14—21窟。就石窟类型来说，西部早期的有5大窟，平面多作椭圆形，无后室，规模宏大，纯以造像为主题。佛像高大，气魄雄伟，造形、形体，都是仿照北魏皇帝雕造的。例如，兴安元年（452年），文成帝“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冥同帝体上下”。云岗石窟现在主要的大窟，可以说都是为北魏皇帝开凿的。帝佛一身，这是北魏利用佛教巩固自己统治的一种手法，也是北魏佛教艺术十分发展的原因之一。中部石窟，平面多长方形，有后室，除中央雕造大像之外，四壁、拱门及窟顶上并刻以佛像、佛龛、飞天、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和建筑物等。此外，第1窟、第2窟及第21窟，全是以石塔建筑为主，故又称塔洞。这些雄伟而富丽的雕刻群，充分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

石窟佛洞中，第一期各窟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的草庐形式。这是早期鲜卑人住房形式的一种复原。另外根据文献记载，北魏的灵岩寺（即云岗石窟），其中可容纳3000人。因此这些巨窟室，很可能是作禅居用的。

凿石窟造佛的工匠来源，主要是通过战争得到的。如417年，灭后秦，曾将长安工匠2000户掠到平城。439年，灭北凉后，强迁3万户民吏工巧到平城。平定中山等处，又驱迫百工伎巧10万户迁到平城。北魏的法律中规定，禁止私人占有工匠。工匠技术世代相传，地位低下，不能与平民通婚，他们的地位介于平民和奴隶之间的半自由民。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同反动统治者勾结，大肆盗窃、破坏，严重摧残了石窟佛像。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为了抢拍资料，破坏洞窟。第15窟内3尊北魏造像，1934年被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