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瑶三十年的鬼治病术

“送鬼治病”仪式有两个阶段:一是查鬼，二是赶鬼，均为巫术行为。“查鬼”的问鬼公不穿道袍、不念经书，只念符咒，那颤颤悠悠，昏昏欲睡的“问鬼”状态，与汉族占卦巫术中的“问仙”状态是相似的，学术界称之为“萨满”活动。“萨满”虽然是东北一些民族所进行的宗教仪式，但被认为是中国少数民族较早期的最典型的巫术活动。

巫术是人类直接感受自然现象的启发而产生的，人们企图以之抵御或控制自然力，克服或避开凶险，达到生产的丰收或个人与群体的其他目的。通常一个巫者在施术为人治病时，总认为鬼神精灵是致病的原因，而在施术时则利用符咒使所请的鬼神去伤害致病的精灵。而排瑶先生公在进行“送鬼”治病时，不穿道袍，不执道鞭，只是运用符咒，画符烧纸。请来祖先神及各种神，借助神和自己的力量，压服对方，达到驱邪治病的目的，这种举动，当是纯粹的巫术行为。

英国学者弗雷泽在研究巫术时认为巫术可分为三大类:感致巫术——同能致同的原理，染触巫术——保持交感关系，反抗巫术——禳凶化吉。在一般的巫术行为上，常交叉混杂，而且以感致巫术为中心。感致巫术——“同能致同”的原理相信形象(所崇拜的偶像等)怎样受苦，人也怎样受苦;形象毁灭了，人亦感应而死。反之，形象繁荣兴旺，人也会感应生机。正如排瑶“架桥接花”仪式那样，首先要求作法的先生公及陪同人都要子女多多，以求如意，同时“接花”的妇女感应了“花”的灵气，日后将多子多福。又如“破六甲”，稻草人腹中的鸡蛋象征孩子被掳的灵魂，把打破的鸡蛋放到孩子睡房，使灵魂返回孩子的身上。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排瑶在请先生公给新生儿命名时，先生公是以开门见物命名的，则见山命山名，如“大山”“山贵”;见树命与树有关之名，如“树生”“木贵”;见到猪、狗、牛、羊也一样命之于名。人们相信天地万物皆有神灵，只要诚心相奉，就会得到天地各神的庇护。这种感致巫术的作用，大致体现在求子嗣、占卜、助产、治病、保障食物的供给和渔猎、农业、战争、报仇、祭拜天地星辰雷雨、祭祀、禁忌等方面。(www.xing528.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排瑶社会，人们的信仰虽然受到汉族道教的一定影响，但人们对自然万物、天地鬼神、祖先神灵的崇拜仍占重要位置。先生公在“送鬼治病”仪式中，虽然会请道教神，但首先请出的是祖先神。《医病救人》经书中的就列出了许多祖先神:“……天府地曹、地府功曹、打病师主、退病师主、医病师兄、求病功曹……前传后教祖师、唐君法户四十郎、唐君法真三十三郎、沈君法旺五郎、房法保十郎、进教祖师沈君授仙公三郎、法传五郎、黄君法富五郎、法贵三郎、黄君法宝三十三郎、法传十七郎……”人们对祖先鬼的敬忌，久而久之便走向对鬼神的信仰和依赖，形成祖先崇拜意识。而人们认为世人之所以染病，正是鬼魔神灵作祟，需要“作法”驱邪，这“作法”便是巫术活动。

我们都知道，中国道教也承袭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巫术和求仙方术，提倡用咒符可以“召鬼请神”“禳灾求福”。但它尊奉老子为主神，对瑶族社会影响较大的道教梅山派，也有自己信奉的神:三元天地、水三官及唐、葛、周三将六大神。但他们仍不能左右瑶族对神崇拜的选择。排瑶先生公转抄道经，也只当作符咒使用。如《医病救人》经的一段:“起造不禁，地不忌，太上老君百所见无忌，大符并耗三百六十日，小符并耗一百二十日，弟子并，祖师并，弟子收，祖师收，并得无穷无尽，大吉大利。”“一心奉请上元将军身姓唐，身带琉璃七宝光，中元将门身姓葛，奉敕奉为葛姓身，下元将军身姓周，领兵天下去行游，当父母，因冤死，如今共鬼打冤仇，今日阳人多疾病，放火烧除永不留。”^[5]在治病时使用的各种经文都常常请太上老君、三元将军等道教神，但先生公们对他们在道教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甚了解。他们“说明医药的是太上老君，并以上元、中元、下元这三元来分别天气元气”^[6]。引文中反映排瑶先生公对太上老君和三元将军的认识，即把太上老君当成了医药，故用来治病，而把三元将军视为天气三元，仍用自然的眼光看待道教文化。笔者亦曾在油岭排向先生公们问及对太上老君和三元三清的解释，当地先生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排瑶敬奉道教神，在于借助已被人们特别是汉区人们普遍认可接受的神的威力，来加强祖先鬼的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