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文化发展中受汉文化影响较大，并吸收汉文化因素

元代时起，大批瑶族始进入两广地区，而后经明、清两朝又不断向云、贵及邻国边境地区迁徙，部分瑶族转移进入老挝、越南等东南亚的山区。由于各地瑶族因迁徙时间不同，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其经济发展不一，生活条件不一，和周边民族的交往也不尽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间逐渐失去联系或联系不密切，于是瑶族文化变迁逐渐凸现，族群内部差异开始产生，部分瑶族因社会经济发展较慢，较多地保留了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而部分瑶族受汉族的影响较大，吸收汉文化因素较多，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汉化程度较大。部分汉、壮族因种种原因融入瑶族族群，但其原有的民族文化底蕴却未尽丧失，而且直接影响了瑶族的文化。因其文化差异较大，人们对其民族的支系特征认识不足，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称谓。

据瑶学专家吴永章先生统计，当时瑶族的他称主要有莫瑶、山子瑶、生瑶、熟瑶、良瑶、大良瑶、抚贼瑶、粮瑶、平地瑶、高山瑶、过山瑶、住瑶、流瑶、外瑶、蓝靛瑶、木皮瑶、剃头瑶、红头瑶、长头瑶、长发瑶、箭瑶、箭竿瑶、蝶板瑶、顶板瑶、板瑶、尖顶瑶、平顶瑶、尖头瑶、隘瑶、令勾瑶、背髻瑶、狗铃瑶、狗头瑶、狗瑶、梳瑶、黑瑶、花瑶、红瑶、白瑶、白裤瑶、花蓝瑶、燕尾瑶、赤膊瑶、斑衣山子、白衣山子、蓝古瑶、盘瑶、南峒瑶、古皂瑶、岭阻瑶、立龙瑶、花州瑶、东山瑶、西山瑶等。^[2]这些他称多与瑶族的服饰、居住地、经济生活、宗教信仰及其政治制度有关，有些称谓至今仍然延续使用。如盘瑶、过山瑶、平地瑶等。当时的人们只注意到瑶族传统文化的变化和差异，并没有从本质上说清其变化原因与实质。

从元代开始，在湖南和湘桂粤边界地区，瑶族因下山定居，耕种水田和旱地;或因被招为瑶兵，屯田戍守;或因迁徙而与汉族杂居，逐渐分化形成新的族群和不同的支系。

1.平地瑶、民瑶支系文化的形成

宋、元时期，在湘桂粤边界已分布有不少的瑶族，他们主要是过着刀耕火种的盘瑶和过山瑶，即当时人们所称的“高山瑶”“生瑶”。至明代，在湘桂粤边界地区的瑶族经过文化变革和整合，形成新的支系——平地瑶、民瑶。

明代，因封建统治阶级的镇压和招抚，部分瑶族下山到丘陵谷地定居，长期与汉壮民族杂居交往，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如史书所言其语言习俗“已与齐民同”，成为耕种水田、旱地，纳租税的平地瑶、民瑶。居住在永州(今湖南江华)上伍堡的“李东仂等十七户约三百名”平地瑶，原系明洪武初年(1368年)被“县令周于德协同百户韩恩抚瑶下山，准买大同乡民田，秋粮一百四十一石三斗零为业，编户四十有五，每宿佥点一人为千长，又立瑶老为之约束。后有征调，惟听韩恩后裔遣使”^[3]。现存留于江华瑶族自治县的“武昌府永州江邑铜碑”记载，江华伍堡的奉、唐、李三姓平地瑶是“元末之时由千家峒逃出来，至广西平乐府富川县灵停乡七都八兽岭第七甲铜盆村居焉。闻上湖南南疆被元军耿指挥诛剿，民逃四散。南乡田地抛荒，旧地尽草木，无人耕种，国课空悬”。因此三姓瑶民移民上伍堡，并“写具奏文，上奏江华仁县”。“(明)永乐二年，归并四里，附从归化。蒙圣恩勒令奉、唐、李三头户，设立伍堡，分为三宿，丈田额粮，划分边域为三，分防镇守，把守三条九隘之夷。主景泰三年，具领皇册，一十七户同领户籍。上判奉、唐、李永为三宿头户户长，推户纳饷征收，为三宿领袖，统辖诸务。”该碑原立于“武昌府江邑正堂之侧”，可与《永州府志》相佐证。

又广东阳山县三坑瑶族“自天顺年间下山，陆续开垦，批判住种”^[4]。“高山之瑶，日下平地。”^[5]明初，封建统治阶级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卫、所，并招部分瑶民为兵丁屯田戍守。明朝中期，卫所屯田制度渐遭破坏，部分瑶兵成为居住在平坝地区的自耕农，受平坝地区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逐渐演变为新的族群——“民瑶”或“良瑶”“粮瑶”。据清道光《化州志》卷六载:“瑶，良兵之役，始于明成化间。粤西瑶、僮作乱，侵掠州邑，后就抚，随着安插。太守孔镛以恩信结之，拨荒田以俾之耕而蠲其徭役。”“在湖南城步，景泰二年(1451年)，知县唐荣招抚城步县瑶人，给田世主，分为瑶八峒，把守各隘瑶路，服王化通声气，号为熟瑶。”^[6]据广西荔浦县雷姓瑶族所保留的《雷氏朝尚公宗谱》记载:雷姓原为过山瑶，祖居千家峒，元大德年间逃到广东“大罗山”。明永乐四年(1406年)，“奉调抗击安南”，事后定居广西浔州府。成化元年(1465)，(雷姓)被征调为瑶兵镇守府江中游地区，男与汉族兵丁一起在今平乐、荔浦、昭平、蒙山之间的九堡十三冲屯田戍守，其后裔为今日荔浦雷姓平地瑶。^[7]

明末清初，一些汉、壮族因不堪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逃入湘桂粤边界地区与瑶族杂居，或因谋生、入赘到瑶寨，受瑶族传统文化影响，自认为瑶人即平地瑶或民瑶。据有关学者调查，湖南江永松柏乡源头村任姓平地瑶，其始祖原籍山东青州府，明洪武元年(1368)迁至江永松柏居住;上江圩乡义姓平地瑶，其始祖原籍山东德州平原县，北宋开宝二年(969年)因仕宦迁居舂陵(今宁远)，后迁营道(今道县)，天圣年间(1023—1031年)移居江永上江圩乡一带。^[8]民瑶、平地瑶虽然在风俗习惯上保留的民族特色不明显，但其一直保留着与瑶族认同的心理。平地瑶和民瑶由于开始逐步定居，主要种植水稻、畲禾及薯、豆、芋等农作物。这部分瑶族大多被编户入籍，供赋税，故史籍又称其为“熟瑶”“良瑶”。因长期与汉族接触，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其文化教育发展亦较快，瑶族地区的社学、义学也大多办在平地瑶、民瑶地区。清代郴州等地的平地瑶中还有人中过举人、进士。^[9]平地瑶也过“盘王节”，跳长鼓舞，但多以芦笙为伴奏，故称“芦笙长鼓舞”。

2.布努瑶支系文化的形成

宋代，已有部分瑶族分布于广西境内的庆远府(今广西河池市一带)。明时，进入庆远府一带居住的瑶族逐渐增多。这部分瑶族在迁徙过程中不断与其他民族特别是苗族接触，传统文化发生了变异，尤其是语言发生了较大变化，史学界将其统称为“布努瑶”。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蒙朝吉先生从布努瑶语言变化的文化现象，分析研究出布努瑶先民的迁徙路线大概是:依苗族迁徙路线的东南边方向，沿着湘西南的雪峰山地区向西南移动，然后经黔南的苗岭南麓到达贵州的都匀府南部一带。后来被当地土司驱赶，蒙、罗、蓝、韦、潘等姓的瑶族才又转往南迁徙到桂西北一带的山区。^[10]

据调查，都安加文乡韦姓瑶族当时(宋代)已在平果、都安一带住了28代人，韦姓瑶族在都安住了30代人。以每代人20年计算，约为600年;如按每代人25年计算，则约为750年。加文乡蒙姓瑶族则说进入广西的时间约为1000年。^[11]

由此看来，大部分瑶族从宋元时期进入了桂西一带。至明代，因不堪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又逐渐从桂东南等地向桂西、桂西北迁徙，特别是大藤峡瑶族起义失败后，有相当部分的瑶族进入桂西向大石山区避难，使这一地区的瑶族人口不断增多。故史籍上记载说:“广西庆远、郴州等府，郁林、天河、柳城、洛密、马平、宜山等县，良民数少，瑶僮数多。”^[12]元明时期，布努瑶已迁徙到广西西部以及与这个地区交界的贵州、云南等省的一些县内，基本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www.xing528.com)

布努瑶文化最具区域民俗性质。布努瑶大多分布在桂西和桂西北的大石山区，主要种植薯、芋、豆等类农作物。由于长期与壮族毗邻杂居，其语言受壮侗语族影响，较多借用壮语词汇，房屋亦多为干栏式建筑。其民间保留的铜鼓也富有支系特色。每年夏历五月二十九日的前后三日，家家户户杀羊宰鸡，祭祀始祖密洛陀，打铜鼓，跳猴舞。《嘉庆重修一统志》中记载:“在思恩府居五十二峒，及仪凤、书滩，上、中、下墥之间，男子短褐青衣，妇女小裤长裙，岁首祭先祖，击铜鼓跳跃为舞。”这是当时思恩布努瑶使用铜鼓的真实写照，直至今天，铜鼓依然是布努瑶在喜庆节日中用以活跃气氛的不可缺少的乐器。

3.茶山瑶支系文化的形成

关于茶山瑶的族源，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茶山瑶应是百越民族的后裔，其称谓由其居住地名“茶山”而来。^[13]据茶山瑶民间传说、族谱和有关学者考证，茶山瑶大约在明朝初年，分别从广东和湖南进入广西大瑶山居住。从广东来的苏、莫、钟、陶、兰、龚等越人后裔进入广西后，先在梧州、藤县等地居住，后被覃千户赶入平南，再转入大瑶山，分散于古卜、六寨山、金秀、白沙、六拉、昔地、田地、平林、六竹、罗孟、岭祖、巴勒、上下卜泉等地居住。从湖南来的苏、莫、陶等姓越人后裔进入广西后，先后在南宁、百色、浔州、贵县、象州等地居住，后才进入大瑶山的六段、六定、寨保、长二、长滩、土献、长峒、滴水、花阳、道江、六拉、金田等地居住。^[14]

茶山瑶主要集中在广西大瑶山，山内还有盘瑶、山子瑶、花蓝瑶、坳瑶等瑶族支系，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氏族、部族或族群进入大瑶山后长期共同居住在一起，有着大致相同的社会经济生活环境，经过长期的文化接触，打破了原有的族群壁垒，相互产生了民族认同感，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基础。同时，由于大瑶山特殊的地理环境，山外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山内的少数民族始终抱歧视态度，由于共同面对山外相同的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为了生存，他们被迫自觉或不自觉地团结一致，形成一股自卫力量，共同抵御山外的封建剥削势力。这种凝聚力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在共同区域内生存发展的新的共同体，共同接受山外汉族给予他们的他称——瑶族，形成了以瑶族主体文化为代表的区域民俗文化。但又因他们相互间在文化上还存在差异，人们又将他们称为不同的族群。今天的茶山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从明初进入大瑶山后逐渐从越人后裔演变为茶山瑶。

茶山瑶最具支系文化特色的就是石牌律。它是金秀茶山瑶、山子瑶、花蓝瑶、坳瑶民间特有的社会法律，是经过群众议事会商定的维护生产和社会秩序的条文，是镌刻在石板上或书写在木板上、纸上的成文习惯法。传说从明洪武八年(1375年)五屯千户所千户覃福统治起，大瑶山就开始有石牌律。1935年，费孝通与妻子在大瑶山六巷乡调查时，发现一块石牌律，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所刻立的。它是研究茶山瑶支系社会发展的最好例证。茶山瑶居住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主要种植水稻和旱地作物，房屋亦为干栏式建筑。其民间信仰受道教影响较深，崇拜张天师、玉帝、“三清”和“三元”。茶山瑶和大瑶山内其他瑶族支系在明清时共同形成的石牌文化对后世瑶族社会的法制观念影响极大。

4.盘瑶支系文化的发展

盘瑶是瑶族传统文化中的主干支系，它包含了瑶族的大部分人口。主要操“勉语”或标敏方言。过山瑶、山子瑶、排瑶等都属于盘瑶系列。盘瑶，顾名思义，其支系中有较多的盘姓瑶族。元前，生活在湘、桂、粤边境及两广地区的瑶族，过着刀耕火种、采集狩猎的生活，信仰盘瓠为祖先，隔三五年逢农历十月十六日击长鼓祭祠祖先盘王，有著名的“盘王节”，因而被称为盘瑶。盘瑶与唐代的长沙蛮、武陵蛮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隋书·地理志》云: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瑶。当时莫瑶的活动地域涵括湘、粤、桂边界。属盘瑶支系的广东连南八排瑶族，与莫瑶有着最直接的亲缘关系。唐代诗人刘禹锡于元和十年(815年)为连州刺史时，曾写下有关连州当地瑶人的生活诗篇，如《莫徭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等，这个“莫徭”很明显是八排瑶族的祖先。

元以后，瑶族主体被迫南迁四散，但盘瑶支系始终保持人口众多。由于明王朝对两广境内的瑶族实行大规模的征讨，特别是对广东罗旁山和广西大藤峡瑶族的大规模屠杀，迫使大批瑶族四散逃难，其中有不少人避入广西大瑶山，这部分人即今天大瑶山内的盘瑶和山子瑶。

盘瑶习于刀耕火种，迁徙十分频繁，人口流动性大。“居无常，住无所”，不入“版籍”，是为刀耕火种的游耕支系。盘瑶支系以农业游耕为主，“吃尽一山则他迁”，“吃尽一山过一山”，所持《过山榜》(《评皇券牒》)是盘瑶最大的支系文化特征。“自云祖先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由此得皇帝赐文榜，持皇榜得入青山千万山，“刀耕火种，自耕自食”。由于有皇榜的庇护，盘瑶的农业经济主要是山地农业，它比其他支系较早得以发展。其居住面积大而人口分散，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耕山种林，多种山地作物，种植是盘瑶传统的农业经济。盘瑶信仰盘瓠，每年夏历十月十六日前后必祭盘王，唱“盘王大歌”，跳长鼓舞。《盘王大歌》等瑶族民间史诗也主要在这部分瑶族中流传。盘瑶另一个文化特征就是以长鼓舞为祭祀舞蹈，在祭祖仪式中不断演绎跳跃。长鼓舞是瑶族文化典型的代表作，其流传很广，在广西金秀、龙胜、富川、荔浦、贺县;广东连山、连南、乳源;湖南江华、宁远、蓝山;云南富宁;贵州榕江、丛江等地相当盛行。宋朝史籍就有《长鼓舞》记载:“瑶人之乐，有卢沙、统鼓、胡芦笙、竹笛……统鼓甩长，大腰鼓也。”^[15]瑶族为纪念祖先而制作长鼓，为祭祀祖先而跳长鼓舞，是为瑶族主体文化的一大特色。盘瑶支系文化及影响在几个支系中是最大最广也最为久远的，其支系文化特色体现了主体文化导向。随着社会的发展，盘瑶支系文化也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瑶族各支系都有着独特的支系文化特征，如平地瑶的芦笙、布努瑶的铜鼓、茶山瑶的石牌律、盘瑶的过山榜和长鼓舞等。形成了瑶族整体丰富的多元民族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瑶族的各个支系除呈现各自的特色外，始终如一地保留着与瑶族认同的心理，始终认可瑶族的民族特性，始终是瑶族大家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