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至中叶,西江流域瑶族见于史籍、地方志书的“活动”明显减少,有些地方甚至不见踪迹。从史籍记载看:元、明,特别是明代,遍及广东二十州县八百余座瑶山的瑶族,今天只余粤北连、韶不多的聚居地,众多的瑶族特别是气势庞大的西江流域瑶族人口去向何处?究其原因:
1.封建官府的残酷剿杀,导致瑶族人口的大量流失
明代的广东罗旁山区,是西江瑶族主要的聚居地,其地东与新兴县接壤,南连阳春,西抵广西郁林、岑溪,北临西江并与肇庆、封川、梧州等地相连,是当时两广水路的交通要道。从元末起,罗旁山瑶民就不断起来反抗封建压迫。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泷水县(今罗定)瑶人刘第三率领罗旁山瑶民反抗元朝统治,揭开了罗旁山瑶民起义斗争的序幕。此后的二百余年间,西江流域瑶民与封建明王朝又展开了持久的浴血奋战,起义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和停息过。
清康熙金光祖《广东通志》卷二九载:“(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泷水县(今罗定县境)瑶人刘第三者,自元末为害,已非一日,是年复聚众寇掠,朝廷命指挥刘备讨平之。”刘备官兵进入泷水瑶山,“焚山捣穴”大肆摧毁瑶山瑶寨,坚持了十余年的罗旁山瑶民起义,暂时走向了低潮,但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瑶山仍坚持与明王朝封建统治继续抗衡。
同《金通志》卷二九又载:“(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西山瑶人盘穷肠为暴,官兵捣其巢穴,设立瑶首,统领抚瑶甲总,每岁来朝,赐之钞币,自是四面向化。”又《肇庆府志》卷二二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德庆西山瑶盘穷肠等乱,命指挥王浚等讨平之。”经这次平定瑶民起义以后,明王朝在瑶山推行“抚瑶”政策,首先在瑶山设立各级抚瑶官,“专抚诸瑶”;其次是起用瑶族中的头人勇士担任瑶首、瑶总、瑶甲及瑶统领,“赐之钞币”,再是减轻瑶山经济负担和劳役,对瑶民采取“免其赋役”政策,使瑶山的起义战火有所减弱。
直至明正统三年(1438年)六月起,泷水县瑶民凤广山领导的罗旁山瑶民起义再次风起云涌,攻打泷水县城,起义声势浩大,其影响范围东至肇庆,西止岑溪(广西)的广大瑶区。明天顺三年(1459年),凤广山之子凤吉弟继承父业,联络各地义军,“攻闹城邑”,烧毁衙署,吓得地方官员向朝廷紧急求援。明王朝派巡抚都御史叶盛调两广官兵包围泷水义军,对义军进行了疯狂的剿杀,凤吉弟等340余义军被杀。此次凤广山父子领导的罗旁山泷水瑶民起义坚持了14年之久。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西江流域瑶民并没有因罗旁山起义受挫而一蹶不振,斗争反而更加活跃。正德十四年(1519年),德庆都城瑶族郑公厚等聚众起义,攻取上峒等地官军营堡,官军征剿屡次不克。郑公厚等与封川石砚山瑶庞古子、盘古义以及开建、贺县等瑶民起义军,齐心协力攻下了封川城,明王朝对此十分震惊,派提督御史肖习、总镇太监王棠等万人出兵镇压。“俘斩六百一十九名颗”,手段极其残酷。
嘉靖中叶,罗旁山中心的瑶民起义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起义队伍相互联络,声东击西,在罗旁山区不断痛击封建官兵,使官府大伤脑筋。“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戊午,提督都御史王遣官往剿德庆、高要、阳春等县贼首盘永贤等,至云浮大山平之……斩获贼首盘永贤等28名,其为伏兵所斩首或者,又四百七十名。”[3]明嘉靖《黄通志》卷六七《瑶壮》载:“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封川瑶民乱,提督右都御史张岳,总兵平江伯陈圭讨平之……俘斩二千五百余名颗……”
明万历年间,罗旁东、西山瑶再度举行起义,引至封建官府调集两广总督凌云翼集兵20万,令两广总兵张元勋、李锡将领“破贼巢五百六十有四,擒斩贼级万六千一百有奇,渠魁尽戮,其冻馁焚死者不计,投降四百九十有三,俘男妇二万三千一百五十有一……”封建王朝以惨绝人寰的疯狂行动围剿西江流域的瑶人起义军,动辄渐俘以万计,直至“化无遗类”。使罗旁山瑶族遭受了空前的浩劫。
仅明正统至嘉靖的十余年间,西江流域各瑶山就遭到封建官兵的频繁洗劫,死殁者难计其数,况且明代以前还有不少的围剿,瑶族人口再多,也经不起封建官府的屡次戮杀,西江流域瑶族在历代统治者布下的战火硝烟中损失惨重,成为广东瑶族史上血痕累累的一页。
西江各瑶山曾是瑶族人民生息繁衍之地,但历代官府的剿杀给瑶山带来腥风血雨,不羁的瑶民带着累累伤痕,拖儿带女另辟安生之地,走上了流离迁徙的道路。“吃尽一山则他迁”,并不完全是瑶民所喜欢的生活方式,其包含了被官府长期追杀威迫所产生的无奈的因素。瑶族之所以分布广,足迹远,大分散、小聚居,与其长期迁徙不定居关系密切,同时为了蓄积力量与封建压迫继续抗衡,迁徙避攘是绝好的选择。
《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五载:“(粤西江)地处广西,贼互相往来。”卷七三又载:“高、廉、雷、肇四府及连州,密迩广西,流贼出没。”清同治《梧州府志》卷八载:“岑之西北曰上下七山,有平田、黎峒、白板等计七巢,东南曰六十三山,有孔亮、陀田、桑园、古榄等百余巢,与粤东罗旁(山)相连,贼居峻,岑(岑溪)上下若走……粤东罗旁贼方炽,总督凌云翼发两粤劲卒十余万,尽平罗旁地,且移师临六十三。六山、七山,诸瑶而先以檄晓,譬积善惧,且喜愿旧田输赋,得以编户。”
罗旁山瑶民起义被镇压后,大批瑶民流入广西及邻近的岑溪、陆川、北流等县。据广西宜山和来宾地区的瑶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自元—明洪武期间,均在肇庆府”“德庆州四会”,“清远大庙随山耕种”。如广西来宾县大理地区雷山村赵龙飞先生保存的《圣牒榜》手抄藏本载:“(元)至元五年(1339年),李洞上祖公沈十政,又庞叔父,拖带妻儿兄弟家口,前往广南东路肇庆府,接得德庆州四会,青(清远)大朝,通入怀集。往来居住,耕作营身……洪武王(朝)分瑶民子孙下广东进南海八万山瑶水洞八万里,随山耕种田地水塘,养活瑶姓子孙性命。”
明洪武年间,西江流域瑶民已向周边地区迁徙扩散。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阳朔县志》载:“瑶族居深山之中,盘蓝二姓,不知是何朝代来居……若瑶人姓赵、姓李、姓邓者,询之,由明代来自湖南、广东。”
“到了明代,广东、广西已成为瑶族人民的主要分布地区:明末清初,部分瑶族人民又由东向西迁徙,清后,广西逐步成为瑶族人民的主要聚居区。”[4]翻开湖南省郴州资兴团结乡瑶民珍藏的《过山根图》,清楚地记载团结乡瑶民先祖从会稽山七宝洞“漂海”后,经广东的潮州,粤西的雷州、化州、高州以及乐昌县后来到郴州。[5]广东的西江流域,曾是他们祖先逗留过的地方。据清道光《他郎厅志》(云南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载:“瑶人,自粤迁来,居无定处,每至深山,开垦耕种,俟田稍熟,又迁别所,开垦如前,不惮劳瘁。”又有清乾隆《贵州通志》载:“瑶人,黔省原无,有自雍正二年(1724年)自粤西迁至贵定之平伐,居无常处。”
明王朝对西江流域瑶山的残酷镇压,导致瑶民大批死伤或大量逃离。
2.封建王朝的“移民实边”,侵占了瑶民的土地家园
粤西江流域曾是一块富饶的土地,瑶人曾在那里垦荒植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明王朝血腥镇压了西江流域各地瑶山后,又从内地迁移部分汉民到瑶山并屯兵留守,强占瑶民山地,逼使瑶民离开自己的家园。如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陆舜臣的《征剿立县议》就“建议”朝廷征剿罗旁山东西瑶之后,“方撤去大兵,西山留兵五千,东山留兵三千,赭其山木,以为涸水取鱼之计,则噍类尽,而渔人之全功可收矣。然后设置分司,徙民充实,而各授以田……”
另在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牛婆洞《察院甦瑶碑》上见载:“瑶等祖李本琛,原籍肇庆,于弘治年间奉院易调乳源,把守连阳、英德、清远交界隘口,居住牛婆洞、连塘、茶山、大布、大木角、坪瓮、塔塘等处。”
有的外地移民前来耕种瑶地山场,还承顶了瑶户为瑶人,此事例在湖南各地亦出现,如《永安县志》卷七“列传”载:“文昶,明洪武初为王府护卫指挥四户,以世族富室,为乡里推重,里溪洞瑶……明兵定东安,乘军势剿绝,瑶地四十里,皆荒山穷谷,官吏不能垦,悉归于昶。久之,有唐百六,廖成郭者,西华流民也,久游瑶洞,开垦山之利,瞰里溪无人,入居焉,土民猜防,颇相仇杀,昶谓百六等曰;板知渚君非瑶人,然入吾地,不著籍势不可久,乃奏清编唐、廖为瑶户,岁输粮一石三斗,岁时祀昶焉。”在粤北瑶山,瑶民被官兵追剿,而山场则被流民耕占,据地方志载: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王朝在乳源围剿了当地以邝友明为首的农民起义。“明大军剿戮,腊岭西南,凡为乱者悉平之,时杀戮者多,致荒民因二百五十三顷七十亩。”二万五千多亩地丢荒,后招民承种,从湖广、江西、汀漳迁入之民,有瑶人,亦有流人,而流入耕瑶田瑶地的山者,承顶瑶户,袭为瑶人。致使瑶人的来源呈多元的成分,也加剧了瑶族社会的动荡。
明王朝的血腥镇压和“移民实边”,迫使西江流域瑶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一部分游离在相邻的湖广边界和粤北、粤东地区,一部分陆续迁往较远的云南、贵州甚至越南、老挝,形成当今瑶族人口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3.封建王朝剿抚兼施,导致瑶民逐步向化
明中叶后,封建王朝多次对西江流域瑶山进行围剿,迫使瑶民逐步向外围迁徙,而留守在西江的瑶民,慑于封建王朝的武力淫威,被迫招降向化,或成为“以夷制夷”的工具,或与“齐民”同编入户籍,不再独立以“瑶”的身份出现。
明王朝除了对瑶山进行残酷的镇压,又在瑶山推行羁縻政策:首先从瑶族起义队伍中分化瓦解,迫使瑶族起义军兵勇及弓弩手为官府服务,成为封建统治使用的工具。继后又册封瑶首为土官,招抚各山头瑶民,使瑶民逐步“归顺……向化”。
据湖南蓝山县荆竹瑶区赵荣义收藏的《盘古评王圣牒》载:“一十二姓瑶人祖宗,原住南京七宝大洞会稽山,后移肇庆山居住。……奉批山图与瑶人万代流传,至今后分居广东省雷、化州,又至乳源县大平楠木山,乐昌县东西二山,至于洪武年,(明代)广东省年年贼乱,皇恩照雄招瑶弩手,剿灭广东贼乱,得享安宁。”于是瑶族的弓弩手被招募成兵,开往贼乱地区,协助射杀流贼,助国平安,故得皇恩奉批圣牒山图:“永远蠲免身丁伕役,管山货利营生。”又有清道光《肇庆府志》卷四《舆地》载:“恩平堡,在阳江水东都要险地……乱乃定,今则瑶民帖顺矣,命之塞径则塞径,命之击贼则击贼;是始之兵以防瑶者,今则瑶即我兵也。”
在封建官府的抚降之下,瑶族兵勇逐渐被归统列入兵防之内。如清道光,阮元的《广东通志》载:“(明)成化间(1465—1487年),知府孔镛立抚瑶,免差役,约束其众,咸听调遣,遂立瑶兵,每山每寨设一瑶目,以相统辖……信宜瑶兵二百七十七名。”另《阮通志》卷三三○又载:“茂名听招瑶共三十一山,抚瑶七名,领兵五百三十五名:背招瑶共十三山,抚瑶三名,约兵一百四十一名。……电白听招瑶共二十一山,抚瑶三名,领兵九百四十二名……化州听调瑶共五十一山,抚瑶三名,领兵约五百二十四名。”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信宜流瑶共一百二十五智,听调防岭底寨,瑶总一名领之。”
各大瑶山的“瑶目率众归化”,编入户籍与“齐民”同,是当时西江瑶族人口“绝迹”的又一重要原因。
明嘉靖黄佐《广东通志》卷六七载:“永乐四年(1406年)高州、肇庆二府瑶首来潮,属二千五百户。”清光绪杨文骏《德庆州志》卷十五载:“(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西山瑶乱,命指挥王浚等讨平之。(《旧志》)西山瑶盘穷肠等为暴,官兵捣其巢穴,设立瑶首,统领瑶镇,总甲,每岁来潮,赐之钞、币,自是四面向化。”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三九三载:“(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信宜瑶人贡方物,上赦免其赋役……自后瑶首、瑶总来潮贡者,皆如之。六月,高州、肇庆二府瑶首赵弟二、盘贵来潮……至是第二等籍其属二千五百余户凡七千五百余口来潮,赐钞币袭衣,命原泰为泷水县丞,志宽为信宜主簿,专抚诸瑶。”
清康熙《金通志》卷二九载:“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德庆州新落山瑶山首骆弟二来潮,初,令泷水县丞冯原泰招谕向化,计户百六十,口五百余……”“(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春二月庚午,新兴县瑶首梁福寿等来潮,凡招瑶人五十余户。”“(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冬十一日癸巳,高要县瑶首周四哥来潮,籍其属八十七户,男女一百二十四口,愿入版籍。”
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其在瑶山的统治,就瑶首瑶民的“归属”而编入户籍,并设瑶官、瑶把总,“以夷制夷”,达到控制瑶山的目的。(www.xing528.com)
《中宿文献录》谨按:“明代治理瑶僚者,德庆有瑶目,翁源有瑶目,潮州有畲官,恩平有瑶总,高州有抚瑶,化州有招主,琼州有土舍……”
明王朝后期在瑶山推行招抚政策,授瑶首为土宫,授瑶勇为兵丁,起到了一定的安抚民心的作用,加快了瑶民“向化”的速度。后因土官职位太少,内部纷争过多,封建官府又撤所设“土官”,并入地方州府而治,不再另分出瑶山而治,瑶民随之编入地方户籍,身份齐民,民瑶无异,导致“瑶”少见史籍。
清乾隆《新兴县志》卷二六载:“今国家升平日久,瑶人欣欣向化,衣食动作,俱与齐民无异。”
民国余丕承《恩平县志》卷四《舆地志三·风俗》载:“(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瑶民向化日久,瑶目可以不设,详情裁革,编入保甲,与齐民一体稽查。”
民国张以诚《阳江县志》卷七载:“江邑(阳江)自明永乐(1403—1424年)年间,瑶人黄福明率众归化,授抚瑶主簿,职衔世袭。国朝则以瑶目承袭,向载瑶山十有三处……今散布村落,与齐民一体耕输,为寨四十有六,计五百五十九户,共九百三十六丁。”
随着瑶首的“来潮”,瑶民的“向化”,一些文官儒士又提出在瑶山“立儒学,兴社学”,以教化瑶民。如明邱洛的《高州府儒学记》载,广东按察副使阙里孔公极力推举教与学,“盖理明则人心固,人心固则士气作,士气作则彼蠢然冥顽者亦将惕然感动,幡然归顺矣”。明王朝后期对瑶山施行的种种软硬措施,加快了瑶民“向化”成为齐民。
曾经名噪一时的粤西江流域瑶族,经过历代战火的洗劫,被迫他迁,归顺向化,滞留西江的瑶族所剩无几,只余阳春县几个村落不到六千人。“化为齐民”的瑶族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民国陈树勋《罗定志》载:“泷水山深而险,地僻而陋……穷乡远村,瑶壮错杂……皆昔时风俗,今则瑶壮绝迹,所居悉属汉人……”虽然粤西江流域的瑶族大部分人口已悄然无迹,但在西江的大地上,仍保留着当年瑶族群体的文化遗风。俗语有称:“观民风,知得失。”从当年瑶民曾经留居的地域,仍能找到以瑶族姓氏为姓氏的村民;从当地留传的民歌中,仍穿插着瑶族先民的故事,如肇庆新兴县的《天堂石羊庙歌》唱到:
……古时有帮瑶族人,
带头首领名李刚,
为寻基地谋生活,
到处游来到处闯;
恩(平)开(封开)新(兴)阳(阳春)各县境,
都有瑶民来开荒。
瑶人土人已同化,
子孙生息各一方;
当初土人不谅解,
常因争地相对抗,
瑶人多数肯忍让,
为求两餐无奢望……
我们还能从当代《肇庆岁时风情录》[6]一书中,找到瑶民族的文化缩影,如德庆、罗定一带“舞火龙”的扎火龙习惯,与现在龙门蓝田瑶族“舞火狗”“扎火狗”习惯几乎相同。肇庆的“盘古诞庙会”,有宗教祭祀活动和歌舞及农贸集市,青年男女还可在节日庙会上牵上婚缘,这与瑶族的“盘王节”内容几乎同出一辙。
肇庆六月六“晒虫节”,与连南县排瑶的“炒虫节”内容相似。肇庆的“迎神做醮”,参加做醮的“缘首缘丁”要“挂红”“上刀山,过火海”,与瑶族的“做堂”“挨担堂”内容亦相似……肇庆地区的不少民风,仍能体现当时瑶壮民族的文化底蕴,说明粤西江流域曾是瑶族人民社会文化发展不可忽略的历史区域。
【注释】
[1]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6),第97~101页。
[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印:《乳源瑶族调查资料》。
[3](清)康熙《金诵志》卷二九。
[4]广西瑶学会:《盘承和“富川境内瑶民源流初探”》,载《瑶学研究》第2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5]广西瑶学会编:《瑶族研究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6]丘均、叶旭明:《肇庆岁时风情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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