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朝南而不往北呢?其原因有二:一是南方尚多未开垦之地，可供栖身。显然，早已开发的北方平原沃土，当地居民是难于允许外来之人争夺其田土的。一是岭南历来为经济力量较为薄弱之地。据民国《东莞县志》卷五三宋人徐德时条下载:‘时广南岭外，身教稍后于中华，湖广之瑶，溪洞之僚，实迫处此。’”[27]
姚舜安先生谈瑶族迁徙的原因有三[28]:
第一，瑶族是一个游耕民族，过着刀耕火种的游农经济生活;我国史籍早已记载瑶族是“刀耕火种，采食猎毛，食尽则他徙”的游耕民族。瑶族每迁到新的山区，砍倒树木，放火烧山，耕种土地，待种植两三年后，地力耗尽，又迁移他山。瑶族这种刀耕火种的游耕经济，需要寻找赖以为生的新土地，这就导致瑶人不断地迁徙，所以游耕经济制度乃是瑶族迁徙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瑶族迁徙的第二个原因是阶级和民族的压迫。历代统治阶级对瑶族人民进行镇压和驱赶，使得瑶民无藏身之地，过着逃亡流浪的生活。
“太祖原籍千家洞，瑶民无粮无税收。王兵驱压耕种地，瑶家无道走山头。黎元四公同伴走，逃过乌江无渡船。折浮桥断分离散，民泪各自上山溪。来到广东珠玑巷，王兵攒到驻扎驱。走到雷祖庙安宿，夜爱难逃避出身。”这是广西恭城三江乡盘瑶流传的一首迁徙歌，它叙述了瑶人由于官兵的驱赶，离开了“无粮无税收”的千家洞。
第三，天灾和疾病，特别是旱灾的袭击。宋人范成大描述桂北瑶民因天旱而逃亡的情景。“山谷间，稻田无几，天少雨，种不收，无所得食，则四出犯省地，求斗升以免死。”[29]田林县乐里区凡昌乡的一首瑶歌，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瑶人因天大旱而迁徙的情景。“景定二年天大旱，深山竹木尽焦枯;到处官仓无粒米，到处学堂无堂书。到处深坑无水踏，到处深堂无细鱼。瑶人无水又无米，只得携儿把家迁。”
瑶族是一个游耕民族，这是后天形成的生活习惯，是迫不得已的一种生活。说瑶族人喜欢“吃尽一山则他迁”，寻觅新的生活境地，这不是瑶人迁徙的主要原因。
瑶族南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历代封建王朝对“他族”的驱赶和剿杀，逼得瑶民无处安生，只好游走他乡，尽寻深山僻静之处，官兵难以进剿的大山栖息。翻开历史，一页页载满了瑶族人反抗封建官府的斗争史迹。仅据广西富川旧志记载[30]，元、明两朝，声势浩大的瑶民起义反抗斗争事件就有数十起。如元元统二年(1334年)的唐七、唐一领导的瑶民起义;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的盘大孝起义;明景泰元年(1450年)的盘性子起义，等等。
在明代，湖广两地瑶民对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持续不断:明正统七年(1442年)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近一百年间，是瑶族反抗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31]有名的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就在此时发生，其规模和影响扩大到了湖南、广东的瑶族地区。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侯大、侯苟率领大藤峡的瑶民起义军，前仆后继，英勇顽强，先后攻下了广东的化州、泷水、电白、德庆、廉州、封州等州县，“坠城杀吏”，“劫库放囚”。连南人排瑶与广西大藤峡瑶民起义遥相呼应，曾一度占领连山县城，把知县孔镛赶跑。明成化元年(1465年)，明王朝命都御史韩雍、都督佥事颜彪率广东、广西、贵州三省十六万官兵对瑶民进行残酷的镇压。
此后，封建王朝对瑶族地区的围剿有增无减。当时连州地区的官吏报告说:“各小田主倍收租刑，加派粮差，以致各瑶民不得安生。”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知县孙养霖又因贪激变，军寮瑶排首先起来反抗，其余各排纷纷响应，声势浩大。至天启二年(1622年)，连南八大排互相联络，积极准备，“顺攻广州”，可惜事机败露，被连山知县杨忠清镇压，由此更激起瑶民的反抗情绪。明崇祯八年(1635年)八排联合攻打连山，杀死连州官吏黄中选，广西参将刘康惧等。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大排再度反抗起义，声东击西，沉重打击了明王朝在瑶族地区的统治，明王朝派总兵郑芝龙、施王政等调集广东、广西、贵州、福建、河南等五省官兵进行征剿，广州副总兵陈鹏等多名官将战死，最后不敢进入瑶区，只得罢兵“议抚”。
历代的剿杀给瑶山带来了腥风血雨，不羁的瑶民带着累累伤痕，拖儿带女，离乡背井，走上了流离迁徙的道路。“吃尽一山则他迁”，并不完全是瑶民喜欢的生活方式，其包括了被官府长期追杀威迫所导致的无奈的因素。瑶族之所以分布广、足迹远，大分散、小聚居，与其长期迁徙不定居关系密切，同时为了蓄积力量与封建压迫继续抗衡，迁徙避攘是绝好的选择。(www.xing528.com)
从史籍记载看，元、明朝，特别是明代，遍及南岭和广东二十州县八百余座瑶山的瑶族，到今天只余粤北连州、韶关不多的聚居地，说明大部分的瑶民已迁居他乡。清同治《梧州府志》卷八载:“岑之西北曰上下七山，有平田、黎明、白板等计七巢，东南约六十三山，有孔亮、陀田、桑田、古榄等百余巢，与粤东罗旁(山)相连……总督凌云冀发两粤劲率十余万，尽平罗旁地，旦移师临六十三山，诸瑶而先以晓，譬积善惧，且喜愿旧田输赋，得以编户。”广东的西江流域，是南下瑶族的重要聚居地，特别是罗盘山区，瑶族村落聚集，其地东与新兴县接壤，南连阳春，西抵广西郁林、岑溪，北临西江，与肇庆、封州、梧州等地相连，是当时两广水路的交通要道。自元末起，罗旁山瑶民就不断起来反抗封建压迫，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泷水县(今广东罗定)瑶人刘弟三率领罗旁山瑶民反抗元朝统治，揭开了罗旁山瑶民起义斗争的序幕，此后的二百余年间，西江流域瑶民与封建王朝展开了持久的浴血奋战，起义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和停息过。
罗旁山瑶民起义被镇压后，大批瑶民流入广西及邻近的岑溪、陆川、北流等县。据广西宜山和来宾地区的瑶族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自元至明洪武期间，均在肇庆府“德庆州四会”，“清远大庙随山耕种”。如广西来宾县大理地区雷山村赵龙飞先生保存的《圣牒榜》手抄藏本载:“(元)至元五年(1339年)，李洞上祖沈十政，又庞叔父，拖带妻儿兄弟家口，前往广南路肇庆府，按得德庆州四会，青(广东清远)大朝，通入怀集，往来居住，耕作营身……洪武王(朝)分瑶民子孙下广东进南海，八万山瑶水洞八万里，随山耕种田地水塘，养活瑶民子孙性命。”明洪武年间，广东西江流域的瑶民逐渐向周边地域迁徙;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版《阳朔县志》载:“瑶族居深山之中，盘蓝二姓，不知是何朝代来居……若瑶人姓赵、姓李、姓邓者，询之，由明代来自湖南、广东。”翻开湖南省资兴市团结乡瑶民珍藏的《过山根图》，清楚地记载了团结乡瑶民先祖从会稽山七宝洞“飘海”后，经广东的潮州，粤西的雷州、化州、高州以及乐昌县，后来到韶州。[32]清道光《他郎厅志》载:“瑶人，自粤迁来，居无定处，每至深山，开垦耕种，田稍熟，又迁别所，开垦如前，不惮劳。”又有清乾隆《贵州通志》载:“瑶人，黔省原无，有自雍正二年(1724年)，自粤西迁至贵平之平伐，居无常处。”
明王朝对西江流域瑶山的残酷镇压，导致大量的瑶民逃离;明王朝趁此机会又从内地迁移部分汉民到瑶山并屯兵留守，强占瑶民山地，逼使瑶民离开自己的家园。如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陆舜臣的《征剿立县议》就“建议”朝廷征剿罗旁山东西瑶之后，“方撤去大兵，西山留兵五千，东山留兵三千，赭其山木，以为涸水取鱼之计……而渔人之令功可收矣。然伍设署分司，徙民充实，而各授以田……”。明王朝的征剿和“移民实边”，迫使瑶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园，一部分游离在相邻的湖广边界及粤东地区，一部分陆续迁往较远的云南、贵州甚至越南、老挝。
封建王朝对瑶山的镇压，导致瑶民流离迁徙，而留在瑶山的部分瑶民，慑于封建王朝的武力淫威，被迫招降向化。封建王朝特别是明王朝在瑶山推行羁縻政策:对瑶族起义队伍进行分化瓦解，迫使瑶族起义军兵勇及弓弩手为官府服务，成为封建统治利用的工具。
据湖南蓝山县荆州竹瑶区赵荣义收藏的《盘古坪五圣牒》载:“一十二姓瑶人祖宗，原住南京七宝大洞会稽山，后移肇庆山居住……奉批山图与瑶人万代流传，至今后分居广东省雷、化州，又至乳源县大平楠木山，乐昌县东西二山，至于洪武年，广东省年年贼乱，皇恩照雄招瑶弩手，剿灭广东贼乱，得享安宁。”于是瑶族的弓弩手被招募成兵，开往贼乱地区，协助射杀流贼，助国平安，故得皇恩奉批圣牒山图，“永远免身丁役，管山货利营生”。又清道光《肇庆府志》卷四记载:“恩平堡，在阳江水东都要险地……乱乃定，今则瑶民帖顺矣，命之塞径则塞径，命之击贼则击贼;是始之兵以防瑶者，今则瑶即我兵也。”
在封建官府的抚降下，瑶族兵勇逐渐被归统列入兵防之内。如清道光《广东通志》载:“(明)成化间(1465—1487年)知府孔镛立抚瑶，免差役，约束其众，咸听调遣，遂立瑶兵，每山每寨设一瑶目，以相统辖……信宜瑶兵二百七十七名。”另《通志》卷三三○又载:“茂名听招瑶共三十一山，抚瑶七名，领兵五百三十五名;背招瑶共十三山，抚瑶三名，约兵一百四十一名……电白听招摇共二十一山，抚瑶三名，领兵九百四十二名……化州听调瑶共五十一山，抚瑶三名，领兵约五百四十二名。”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信宜流瑶共一百二十五名，听调防岭底寨，瑶总一名领之。”
封建王朝还册封瑶首为土官，招抚各山头瑶民，使瑶民逐步“归顺……向化”。各大瑶山的“瑶目率众归化”，编入户籍与“齐民”同。如明嘉靖黄佐《广东通志》卷六七载:“永乐四年(1406年)高州、肇庆二府瑶首来潮，属二千五百户。”清光绪杨文骏《德庆州志》卷十五载:“(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西山瑶乱，命指挥王浚等讨平之(《旧志》)。西山瑶盘穷肠等为暴，官兵揭其剿穴，设立瑶首，统领瑶镇，总甲，每岁来潮，赐之钞、币，自是四面向化。”
封建王朝就瑶首、瑶民的“归属”，顺势设立瑶官、瑶总，管理“向化入籍”之瑶民，“以夷别夷”，以巩固其在瑶山的统治。《中宿文献录》谨按:“明代治理瑶僚者，德庆有瑶目，翁源有瑶目，潮州有畲官，恩平有瑶总，高州有抚瑶，化州有招主，琼州有土舍……”而在连南八大排瑶住地，清禧恩《剿瑶善后章程疏》提议:“应令八大排内各举老成知事者立为瑶老千长。”李来章《八排风土记》的《约束》和《向化》两卷中多处提及“瑶目千长”，甚至具体说到“油岭排瑶目千长唐七婶、唐瑶章”等。[33]明王朝时在八大排设立了瑶族千户长及瑶练(管兵勇之首)。
明王朝后期在瑶山推行招抚政策，授瑶首为土官，授瑶勇为兵丁，并编民入籍，起到了一定安抚民心的作用。随着瑶首的“来潮”，瑶民的“向化”，一些文官士人又提出了在瑶山立学，光社学，“以教化瑶民”。如明邱的《高州府学记》载广东按察副使阙里孔公极力推举教与学，“盖里明则人心固，人心固则士气作，士气作则彼蠢然冥顽者亦将惕然感动，幡然归顺矣”。明朝后期的种种软硬措施，加快了瑶民向化的速度。后因所设土官职位太少，内部纷争过多，官府又撤所设“土官”并入地方州府而治，不再另分出瑶山而治，瑶民随之编入地方户籍，“身份齐民，民瑶无异”。据此，明代声势浩大，遍及广东二十州县八百余座瑶山的瑶族，经过战火的洗劫，被迫离走他乡，或归顺向化，至清时，广东的瑶民声势骤落，只剩粤北不多的瑶族聚集地，瑶族人口的迁徙，继续向南往越南、老挝、泰国等地，向西南往云南、贵州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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