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活动中心南移背景

宋代初的荆湖南路是瑶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共居的重要地域，此时期湖南的荆湖南路地区共分有“谭、邵、衡、郴、永、道州”和桂阳监、武冈军^[8]以及含今广西境的全州，这就是史称的“湖南九郡”，别称为“湖南九州”。广东八排瑶族谱及口头传说他们从湖南辰、道州迁来，并在宗教仪式上“过九州”，让先人灵魂随“九州”路回到祖先故地，也许对“湖南九州”仍有记忆，或是排瑶祖先曾经逗留过的地方。

荆湖南路之瑶常被史籍称为“湖南瑶”，“湖南九郡，皆与溪洞相接。其地阔远，南接两广北连湖右”^[9]。这里距离两广地域很近，而且瑶族居地连片。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甲午”条载:“先是荆湖南溪洞蛮瑶侵扰连、贺、衡、永数州。”说明荆湖南路瑶人在战乱中不断往南移动。“所依，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监之间。”^[10]当时湖南九州瑶人势力强盛，以致使当时的宋王朝“诏发兵讨湖南瑶贼”^[11]。《宋史》卷三○○《杨数传》又载:“庆历三年(1043年)，湖南瑶人唐和等掠州县。”《宋史》卷三○一《周沅传》载:“湖南瑶盘二族寇暴。”在排瑶内部，唐、盘是大姓，以排瑶言其祖先从湖南迁来之理由，又能相约(八大排)共同抗暴之行动，排瑶先民与湖南唐/盘姓瑶族脱不了干系。从排瑶族群的性格来看:强悍、倔强(憨)、不屈不挠是其民族显明的个性，历史上屡屡与封建王朝相抗衡。同时，排瑶又是最早进入粤地的瑶民。

据练铭志、马建钊、李筱文的《排瑶历史文化》^[12]研究:“根据族谱则可从其记录世系的倍数(每代约25年)推算出迁徙的大致年代。从罗列的族谱看:排瑶最早入粤者是原火烧排的房姓。41代人，按25年一代当在千年以上。里八洞排沈姓39代定居连南，亦在千年左右，所以界定排瑶最早入粤的时间定在唐宋之间的五代似较为合理。此外有军寮排李姓，定居29代约700年，大概在宋元之交，其余姓氏一般在连地定居20代左右，亦超过了500年，约在元明之际。三排的盘姓、龙姓，定居16代约400年，相当于明代中后叶，但其居民多从油岭、南岗排迁出，其祖先在三排之前已定居连地。所以排瑶的迁徙入粤也不尽一致，从唐宋的五代至明中叶几百年间陆续进行，不过大部分已在明初抵达。”排瑶祖先从湖南的迁出，与湖南境内战乱有着密切的关系。广东其余地区的瑶族，如乳源瑶族自治县东坪、半坑的过山瑶，均言祖先从湖南迁来^[13]，东坪乡茶坪村瑶族老人赵敬聪、赵德金，红星村赵志明，必背南坑村赵敬生等人说他们的进山祖迁徙路线如下:湖南千家洞(一说十宝山)—福建—广东连州—韶州曲江—游溪坑—分道瑶山。东坪乡乌坑村赵姓瑶民言其祖先来自湖南江华。而牛婆峒瑶言其先祖明清时从广东肇庆迁来，龙南乡海岱黄姓亦言自阳山县秤架太平洞南木村迁来(阳山秤架瑶族属排瑶支，自桂北迁入阳山，再转至乳源，也是明清年代之事)。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77岁瑶族老人赵世情收藏的《迁徙歌》^[14]，记载了他们的祖先在明洪武年间，曾先后居住过广东的南海、乐昌和湖南的桂阳(九江)、宁远、新田、兰山、江华等地，之后部分从江华县转迁到连山境内。在三水乡聚居的过山瑶以及其他乡散居的瑶族，大都是明清时从广西贺县、湖南江华、广东连南迁来。而连县瑶安、三水瑶族均较排瑶晚进入连地。除乳源瑶族自治县有部分过山瑶较早定居粤地，大部分过山瑶均在明清之际迁入广东。以此推测，排瑶是最早定居广东的瑶族分支，唐代刘禹锡的《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诗句，明显反映的是排瑶狩猎场面，排瑶群居的声势，曾给当地带来很大影响。

《宋史》卷四九三《蛮夷列传》载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湖南转运使曰:“桂阳监蛮瑶内寇，诏发兵捕击之。蛮瑶者，居山谷间，其山自衡州常宁县，属于桂阳郴、连、贺、韶四州，环纡千余里。蛮居其中，不事赋役，谓之瑶人。”这时的连、贺、韶瑶人，主要指的是连南、连州、乳源等地的瑶族。宋代的两次大规模瑶人起义，即庆历年间的唐和领导的桂阳监瑶人起义，和嘉定年间郴州黑风峒瑶人，都发生在这一带地区。可见当时在桂阳、郴州以及连、贺、韶地的瑶人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若没有集中的聚居地，没有强大的凝聚力量，是很难发动有影响的农民起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乱使湖广交界的郴、连、贺、韶地区逐渐成为了瑶族的聚居地。

而在湖南资水中游的梅山，亦是瑶族另一个聚居的重要地区。宋刘挚《蔡奕墓志》云:“谭邵间有上下梅山，其地千里。马氏以来，瑶人居之，号曰莫瑶。”梅山原是梅姓宗族聚居之地，后白虎夷人扶氏取代梅氏的梅山，仍称梅蛮。宋太平兴国时，扶“汉阳既灭，有苏方者居之，苏氏殆继扶氏而兴”^[15]。苏氏取代了扶氏据有梅山，苏氏属瑶人，故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有“苏姓拉珈瑶”。据《宋史》称为“梅山蛮”。《刘元瑜传》亦称梅山蛮为“徭人”，今湖南湘南一带的苏姓，尚有传系由梅山南来;随着历史的推移，其余大部分留居梅山地区的苏姓瑶人已融入汉族之中，如现新化、安化的大姓苏氏，大都是土著民族，且自认为是汉族。(www.xing528.com)

从排瑶及江永瑶人甚至泰北瑶人的《瑶经》《千家洞流源记》和《游梅山书》等都提到“梅三十洞”“梅山三十六洞”“梅山十殿”，说明梅山在瑶人文献记载中占一定的主体地位，也曾是在瑶民心目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地方。宋代封建王朝对梅山的征剿，致使瑶人纷纷离洞外逃。据《宋史》卷三○○《杨数传》记载:早在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就有对该地区瑶人进行疯狂围剿，瑶人“闻官兵至皆恐畏逾岭南遁”，引起荆湖南路(今湘南)境内的瑶民迁徙外逃。^[16]而同书卷三三一《张颉传》更谓:“熙宁中，章悖取江南地建沅(今湖南芷江)，懿(今芷江西南)等州，克梅山……居忧于鼎(州)……言南江(沅水)杀戮过甚，无辜者十八九。浮尸蔽江，民不食鱼者数月。”梅山之开辟与宋王朝的征剿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封建官兵的残暴征伐，导致梅山瑶人及其相邻地区瑶人大举逃亡，辗转南下迁移。

在宋代初期直至中期，由于宋王朝对瑶族聚居地区的控制采取了“恃文教而略武卫”政策^[17]，对瑶族以绥抚为主，致使瑶族人民在此时有过相对休养生息的机会。庆历三年(1043年)的桂阳监瑶民起义，算是宋王朝统治三百年(961—1279年)来对瑶族人民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在唐和率众“依山自保”坚持了五六年的反抗后，仍被招降补为峒主。瑶族人民反抗斗争意志坚决，一度迫使宋王朝做出某种让步。一方面以调整封建生产关系为主，缓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如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宋王朝明令地方官吏:“毋侵瑶人，庶使边民安业”。^[18]隆兴初(1163年)又下令规定:“(民)毋前买瑶人婢为别籍，毋邃夺，能还其田者，县代给钱偿之。”乾道三年(1167年)规定:“平溪峒互市盐米，价听民便，毋相抑配。瑶人发输了米，务平收，毋取羡及折输钱。”^[19]又发给瑶人耕种，等等。另一方面，宋王朝却“虑蛮夷变生叵测”。不断加强对瑶区的封建统治，如“绍兴年间(1131—1162年)，在辰、沅、靖、澧等四州，招募弩手三千五百”，分处要害之地。与此同时，还采用“择素有知勇，为徭人所信者，立为酋长”^[20]。宋王朝的招抚政策，使瑶民一时间相对“为顺”朝廷，对于瑶民社会发展史来说，也曾有过一段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时期，生活安定，人们的反抗斗争也相对减少。

宋元两朝的交替，引发了瑶族地区的社会动荡，也促使瑶族人民离开硝烟弥漫的故地，分别向南面两广腹地迁移。以至湖南、广东、广西三省交界地带形成瑶族重要的聚居中心，也是元代瑶族人民反抗斗争的聚焦中心。

“笔者只能依据报刊文献和地方志书的记载，经过查阅大量元代地方史志和参考有关研究文章的基础上，认为湘、粤、桂三省交界是元代瑶民反元斗争的热点和发祥地，由此发端，然后扩展到各地。”^[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