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粉彩瓷各种堂名款识

这类粉彩瓷的瓷质和绘画水平都有不俗表现，它们不是面向普通民用市场，而多是达官显贵特意订购的日常生活用瓷或陈设瓷。这类款识多种多样，如养和堂、静远堂、怀仁堂、乐古堂、大德堂、昭德堂、延庆楼、古松斋、藏经山、红萧山居、彤云山房等不胜枚举。对此类款识的粉彩瓷，已经有国内外的学者进行过研究，有些款识可以明确其订购的主人，有些款识则因为有作者的印章而能够知道具体的创作人^[57]。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曾经担任过总统的袁世凯、徐世昌和曹锟都在景德镇定烧过堂名款瓷，分别有“居仁堂制”“静远堂制”和“延庆楼制”。“居仁堂制”款是袁世凯定烧的瓷器。如苏州博物馆收藏有几件“居仁堂制”款粉彩梅雀纹碗盘（图4.25），由于是袁世凯第十三女袁经祯捐赠，所以认为是最可信的袁世凯用瓷^[58]。这几件粉彩瓷胎质和彩绘都十分精致，纹饰题材、装饰形式以及工艺手法体现出官窑传统。尤其是梅花枝干和鹊鸟纹的表现手法可以与同治大婚瓷的梅鹊纹进行比较，可以找到其工艺传统的传承性。特别之处还在于这几件粉彩碗盘虽同是梅鹊纹，但每件纹饰都有所区别，盘曲缠绕的梅花枝干的形态自然洒脱。与传统官窑彩绘不同的是，纹样没有受固定的程式限制，而是彩绘艺人在构图和绘画时，自由发挥，因此显得生动富有情趣。

袁世凯在洪宪帝制期间任命郭葆昌为陶务署监督，到景德镇烧制“洪宪”年号的御用瓷器^[59]，因此这些瓷器常常被称作“洪宪瓷”。是否存在真正“洪宪瓷”，目前并无定论。一般认为是瓷商为迎合市场需求，从中获利而制作的赝品。虽然如此，“洪宪年制”款的粉彩瓷却不乏精品，有些瓷器上还有民国彩绘名家的落款。如汪晓棠“洪宪年制”款粉彩息猎图瓷瓶，人物衣饰、神态举止刻画生动有力，显示了民国粉彩人物绘画和设色工艺所达到的新高度。

图4.25　民国粉彩“居仁堂制”款碗盘

图4.26　民国静远堂制款粉彩麻姑献寿图瓶(www.xing528.com)

“静远堂”是徐世昌定烧瓷器的款识，天津博物馆收藏有粉彩麻姑献寿图瓶（图4.26）是这类粉彩瓷中的一件精品。瓷瓶的胎釉质地、器形构图、彩绘笔法和色彩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最突出的是人物纹饰的绘画。几位人物形体的细节处理清晰明确，神态举止轻盈舒展，人物衣饰勾画的线条飘逸有力，富有动感，色彩填染也极为微妙。如果我们将这件粉彩瓷与康熙五彩瓷同类题材比较，就会发现艺术表现形式上的变化，前者比后者的故事情境更富有戏剧感，具有民间神话的叙事效果。普通画匠难以达到这般高超的艺术表现力，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得知创作这件作品的瓷艺家的名字。另一对粉彩八吉祥纹瓶，纹饰题材以及粉彩技艺的风格都来自于清代官窑粉彩的影响，而构图、彩绘和色彩特点无疑受到晚清光绪、宣统官窑此类题材粉彩工艺的影响。

图4.27　王琦赤壁夜游图瓶

“延庆楼制”款为曹锟所定烧瓷器所用。两对粉彩瓷瓶装饰分别是蓝地和黄地开光人物故事图，属于清同治以后流行的粉彩色地开光的装饰形式，这类粉彩瓷在官窑和民窑都有大量生产。这两对粉彩瓷瓶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粉彩装饰工艺在民国时期的延续，并且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是重工粉彩的典型装饰式样，不同时期开光内的人物故事题材会有不同的侧重和表现，这两对粉彩瓷瓶的开光内表现的是寓意福寿官禄之类的世俗题材，彩绘设色虽然精细，但近于图案化的表现手法。

“延庆楼制”款粉彩瓷还有当时绘瓷名家的作品，例如三件属于“珠山八友”之首的王琦创作粉彩人物故事图瓶，均取材于古代的闲人雅士，其中一对描绘了晋代高僧慧远、道士陆静修和诗人陶潜之间的“虎溪三笑”故事，另一件则是苏东坡赤壁夜游图瓶（图4.27）。这几件作品绘画精美，赋彩淡雅，场景设置简洁空旷，而重点在于人物神情的刻画，体现了王琦粉彩人物绘画的特点^[60]。一件彤云山房款粉彩人物图灯笼瓶^[61]，通过题款和印章可知是出自民国初期绘瓷名家汪晓棠。汪晓棠和王琦的作品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工艺精细和绘画传神的堂名款粉彩瓷应该是当时极为优秀的彩绘名家的作品，只是其中有些还不清楚具体的创作者，但这些粉彩瓷无疑代表了民国时期粉彩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