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窑与官窑体制的互动及瓷器艺术风格的发展

御窑厂无疑是专门负责宫廷瓷器生产的独有机构，但同时也主导了景德镇民窑的生产技艺，或者说，为民窑制品提供了榜样，培训了技术人才。所以，官窑必然给予民窑许多影响，尤其是两者之间人员的自然互动，积累和培育了各种专业人才。

应该看到，清代御窑厂实行雇役制，雇佣工匠可以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前者“在厂工匠办事人役，支领工值食用者，岁有之百余名”^[4]，而后者是“仰给于窑者，日数千人，窑户率以此致富”^[5]。即使是前者也未编入厂籍，据《景德镇陶录》记载，除了规定总管事和各作头目共28名计工给食以外，“其余工作头目雇请，俱给工价，于九江关道款内开报”^[6]。以上情形说明，御窑厂雇用工匠并非固定不变，而是灵活流动的，每年都会根据生产任务和进度进行必要的调节，因此生产人员不断流动，从而促使官窑和民窑在工艺技术上的交流，这也是为什么粉彩工艺在御窑厂出现后迅速传至民窑的原因。此外，众多优秀工匠不可能全部被御窑厂雇用，于是他们分散在民间的窑场工作，并培育出适应国内外市场不断变化的反应能力和灵活性。这也是民窑保持旺盛活力的重要原因。还应该看到，瓷业的繁荣和生活的稳定，使民间聚集了大量优秀工匠，因此清代民窑同样能生产高水平的瓷器产品。如《景德镇陶录》记载清代民窑有“官古器”，“此镇窑之最精者，统曰官古。式样不一，始于明。选诸质料，精美细润，一如厂官器，可充官用，故亦称官”^[7]。此外，还有“假官古器”，质料虽不及官古器，但质量精细，花色相同，可充当官古器。这些具有官瓷风格的产品足以说明民窑的精湛工艺。

清代官窑自形成之日起，继续实行明末就已经出现的“官搭民烧”制度，将一部分官窑不能按时完成的瓷器生产分派民窑烧成。龚轼在《景德镇陶歌》中写道：“御窑诸作办钦单，宫式全颁自内宫。坯就搭烧民户领，不赔龟甈圣恩宽。”并自注：“厂器造成，搭烧民窑。”^[8]搭烧的民窑被称作“包青窑”，是指“盖凡搭坯入其窑必陶成皆青品，有苦窳不青器则另偿包烧者，不独厂官器如此，即诸户搭烧亦然”^[9]。可见，官窑与民窑往往共同搭烧，采取一样的计价形式和赔补办法，不会有意刁难欺压窑户。“官搭民烧”制度既解决了官窑自身烧造能力有限的难题，也促进了民间窑户的发展。(www.xing528.com)

此外，唐英来到御窑厂后，落选次色瓷器可以变价出售。雍正七年至乾隆七年，落选次色瓷是与大运瓷器一同呈进内府，之后在京城市场变价出售。而乾隆八年后，乾隆皇帝要求落选次色脚货及破损瓷器在景德镇当地市场变价。此项措施对于官窑和民窑来说都有重要意义，这在唐英的奏折中有清晰反映。唐英说：“有官窑、民窑之别。官窑者，足底有年号字款。民窑则例禁书款，久经奉行查禁。奴才始于行监造之日，即不敢将此次色脚货存留于外之由也。今若将每年之次色脚货于本地变价，则有力窑户皆得借端影造，无从查禁。恐一二年间不但次色脚货一项，其影造全美者亦得托名御器以射利。俾伪造之厂器充盈海内，无论官器日就滥觞，而厂内落选之器转致雍滞而不能变价。则每年之次色约计价值不下二三千两，更恐难按年变交，是官器与钱粮两无裨益。”^[10]唐英忧虑民窑大规模仿制官窑瓷器，这不仅有损宫廷御用瓷器的尊贵性，还会因为民窑大量仿制官窑瓷器，而使官窑次色变价瓷器滞销。而后来形成的“官民竞市”的局面证明了唐英的预见性，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民窑生产的兴盛和技艺的精湛。总之，景德镇民窑发展借助了与官窑的互动关系，而民窑粉彩瓷的风格同样受到官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