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引发战乱，不仅长江水路运输被阻断，景德镇御窑厂在战火中被摧毁[103]。战乱使生产和运输受到很大的困扰。据同治时的清宫档案记载，“广储司瓷库案呈查九江关咸丰三年、四年大运圆琢瓷器，经前监督奏明，移解藩库收存在案。前于上年六月闰八日两次剳催该关随时体察情形设法运解，仅据现任监督仍以江路不通，未使运解等因呈覆。惟现在内廷陆续传用，以及钟郡王、孚郡王分府公主下嫁，应预备各色瓷器，所存俱不敷应用，相应再行剳催现任九江关监督，虽江路仍不免梗阻，或设法绕越将咸丰三年、四年大运圆琢瓷器由海运京，其一切运费，该监督自行妥筹”[104]。这说明咸丰三（1853）、四年（1854）的大运瓷器，直到同治二年（1863）才在不断的催促下运抵京城，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
随后，战乱中断了御窑厂生产。据同治三年九江关监督蔡锦青的奏折称“饶郡景德镇自咸丰五年以后被匪窜扰，官窑厂库存瓷样久已毁缺，在厂工匠逃亡”[105]。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些咸丰官窑粉彩瓷值得关注。如红彩金鱼长方形花盆和绿松石地粉彩荷花纹套盆，前者用粉彩乳浊白料罩于素烧胎体之上作为白地，于其上刻画海水纹，手法类似轧道工艺，再以红彩绘金鱼纹饰。这件花盆制作刻画工艺精细，可与乾隆时期同类工艺品种相比。后者在湖绿地上绘红色荷花，四周环绕以如意云头和变体莲纹组成的纹样，色彩鲜艳醒目，程式化图案具有很强的装饰性。[106]虽然这件粉彩瓷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反映出咸丰早期御窑厂停产前一段时期粉彩工艺水平。
咸丰五年，御窑厂停止生产，而重建工作一直拖延至同治时期。同治十三年，江西巡抚刘坤一在奏折中说道：“咸丰时官窑厂被毁，同治时因兵燹之后，从前各匠类皆流散，现在工匠俱后学新手，选作法度诸多失之。”[107]因此，同治五年（1866）由李鸿章筹集了十三万两银子，署监蔡锦青在旧址上重建御窑厂，督陶事务仍由九江关监督督办[108]。(www.xing528.com)
同治皇帝继位后，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而真正执掌宫廷大权的一直是慈禧，所以人们习惯上将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用瓷及其艺术风格与宫廷用瓷与慈禧个人的喜好相联系[109]。光绪时期的中法战争（1883—1885）、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八国联军入侵（1900）之后，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条约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加之洋货的进口倾销，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危害，以及清政府无止境地横征暴敛，将清代的中国推入灾难的深渊。连年战乱，河工赈济，宫廷挥霍，对外赔款，以及开办新政，致使清政府所需财政资金都要依靠不断加税解决。清政府即使用克扣廉俸，增加厘金，对土药（国产鸦片）、茶叶、盐、烟酒等方式加税敛财，仍不能弥补财政的亏空。正因为如此，人们自然会怀疑晚清御窑厂能够取得哪些制瓷成就。
应该看到，虽然清政府腐败至极，而中央皇权对地方的控制逐渐弱化，但是宫廷生活的奢华之色未曾改变。因此，御窑厂烧造费用不仅没有降低，而且还呈极度扩张之势。据统计，同治九年至宣统二年共四十一年，除了缺失光绪十二年的数字，在四十年中，御窑厂烧造总用银约1753055两。平均每年用银43826两，远远超过了雍正以来年例一万两的数目[110]。甚至光绪二十年万寿庆典瓷器烧造费中的不敷银两，要动用洋药（鸦片）税金添补[111]。可见，晚清宫廷用瓷有如此之大的烧造规模，令人难以想象。但是反过来看，这也为景德镇御窑厂和民间窑场的制瓷工匠提供了凭借技艺谋生的机会，使得某些技艺得到恢复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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