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时期宫廷粉彩瓷的艺术形式和整体面貌大致是乾隆时期的沿袭。御窑厂各项制度基本上因循乾隆时期的旧例，所生产的粉彩瓷器在艺术风格上与乾隆时期没有太大的变化[86]。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沿袭过程中也渐渐有所改变，色彩艳丽、样式雕琢的粉彩艺术风格至道光时期，逐渐呈现出简洁素雅的特征，器形也趋于古朴。显然，仅就粉彩瓷的基本面貌而言，嘉庆时期与乾隆时期是一致的，但过渡到道光，出现明显的变化。
御窑厂在嘉庆时期生产数量和品种依然沿袭乾隆以来的旧制，这样的情形可从九江关监每年向皇帝恭进的年节礼品贡单中反映出来。现将乾隆五十一年（1786）与嘉庆十一年（1806）九江关监督监理窑务年节贡品进行比较。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九江关监督海绍恭进：
“……
松绿地洋彩五供成分
黄地洋彩八宝成分
成窑五彩五供成分
白地洋彩七珍成分
翡翠地洋彩宝塔成对
纯金藏轮成对
绿地洋彩宝瓶成对
掐丝珐琅贲巴壶成对
翡翠地洋彩大香椽盘成对
洋彩五谷丰登太平尊成对
成窑五彩歌舞升平一统尊成对
……
松绿地洋彩葵花盆奁成对
洋红地洋彩海棠盆奁成对
成窑青花梅花盆奁成对
月白釉洋彩菊花盆奁成对(www.xing528.com)
影青釉靶碗二十件”[87]。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九江关广惠恭进：
“……
翡翠地洋彩五供成分
翡翠地洋彩七珍成分
黄地洋彩五供成分
黄地洋彩八宝成分
洋红地洋彩宝塔成对
松绿地洋彩宝瓶成对
金地拱花藏轮成对
五彩贲巴壶成对
洋彩大吉葫芦瓷片二十件
洋彩各色盆奁九对
洋红地洋彩岁岁平安如意尊成对
松绿地洋彩万代如意尊成对
……”[88]
我们选取上述两份相距20年时间，而且是两个朝代的清单中的粉彩瓷器进行对比，是想借此说明，从乾隆晚期直到嘉庆中期，御窑厂所生产的宫廷粉彩瓷并没有根本改变。九江关监督进献给皇帝的年节瓷器与每年大运瓷器都要按时生产。年节瓷器的种类也与前朝相同，而且与具体节庆氛围密切相关。如佛堂粉彩供器是每年年节时必须提供的固定器物，“七珍”“八宝”“宝塔”“贲巴壶”等比较典型的藏传佛教礼器，一般陈设在宫廷苑囿众多佛堂内部。而各种色地的粉彩盆奁，各种吉祥寓意纹饰的瓶尊等，则陈设或收贮于各个宫殿内，以备节庆之日使用。总之，嘉庆时期年节进贡依然按照成例延续，进贡次数同于乾隆时期，每年五至六次。从贡单看，粉彩瓷的样式也基本延续着乾隆时期艳丽的色地图案形式。
嘉庆皇帝崇俭黜奢，因此对御用瓷器的烧造做出了调整，停止了烧造各种做工纤巧复杂的粉彩器物，而且对每年年节时大臣恭献各种奇巧吉祥器物的成例感到气愤，认为这些奇巧贡物“岂皆出自己资？必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闾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朘削，民何以堪？况此等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朕视之如粪土也。再年节王公大臣督抚等所进如意，取兆吉祥，殊觉无谓，诸臣以为如意，而朕观之，转不如意也，亦著一并禁止”[89]。所以，他强调：“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好玩，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无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取巧，渐稀纯朴之俗。”[90]
嘉庆对自鸣钟的拒斥心理，正好能与其曾祖父康熙皇帝进行鲜明对比。康熙在他的《咏自鸣钟》一诗中这样写道，“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91]。可见，康熙皇帝将自鸣钟看作帮助自己更加有效率的处理朝政的计时工具，没有因为它来自西洋，而将这种机器看作是毁坏纯朴风俗的罪魁祸首。清帝国上升时期的活力与自信，使康熙皇帝能够以开放的胸怀，面对宽广的世界，尽可能地吸取和借助外来的科技文化成果为自己所用。这不仅仅是帝王求知欲的表现，也是整个帝国富有生气和活力的象征。经过一百多年发展，清帝国的各项制度建设已经完备，但同时也变得僵化，所以当面对国内外日益改变的文化环境时，尤其是来自外部环境的冲击时，难免会表现出应对的局促。当然，这并不能责怪嘉庆皇帝，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个自身封闭的体制已经积重难返，且逐渐丧失了创造性的活力。在这种氛围中，宫廷瓷器的制作也随之陷入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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