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四年仁宗皇帝亲政后，鉴于清宫广储司瓷库存贮各类瓷器充足，没有必要再维持过高的烧造量，从而规定“统以五千两为率”。嘉庆十二年下令“著减半烧造”；嘉庆十五年清宫档案记载：“御茶膳房年终所收之各样磁器俱已足用，请旨传与包衣昂邦停止，俟后稍有不足用之磁器，奏讨向广储司磁库领取……奉旨九江关十六年分年例烧造盘碗锺碟着暂行停止烧造，改烧瓷砖等项，……传旨九江关监督酌核工价，不得过年例贰千伍百两之数。俟将来需用盘碗锺碟时，再行照例烧造。”[80]至道光末年，经内务府奏准，“自道光二十八年为始，不得过二千两之数”[81]。虽然道光时期二十九年的总用银数达到3085两，超出规定的用银数的54%[82]，但是烧造费用缩减的总体趋势没有大变化。
嘉庆以后御窑厂生产费用有所缩减，这是嘉庆和道光两位皇帝根据御窑厂烧造情况，以及当时全国社会经济出现的困境所做出的必要调整。同时也是两位皇帝审美品位有所转移，更是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奢靡风气所做的整顿之一。
道光时期的经济出现未曾预料的困境，经常被描述为“道光萧条”。有学者认为这是全球气候剧变造成的结果[83]。也有学者从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等现象分析道光时期的萧条，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清代白银和制钱之间有固定的比价，如果出现银贵钱贱的现象，意味着民众手中的制钱会大大贬值，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还有学者认为，清代中期中国与西方的海外贸易不断扩大，西方进口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货物往往使用白银支付。其中每年英国就要支付大量的银元购买中国的茶叶、陶瓷等商品，于是英国商人必须依赖一种能够扭转贸易逆差的货物出口到中国市场。清代中期以来，吸食鸦片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因此中国市场需求不断增加，道光时期鸦片走私致使大量白银外流，严重损害了清政府的经济利益。当道光皇帝意识到鸦片走私贸易对经济和社会危害时，决心派遣林则徐到广东禁烟。禁烟触动了英国人的贸易利益，引发了两国之间的一系列争端，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我们经常将1840年这场战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也将它视作清代社会经济走入困境的标志。除此之外，也另有深层次的原因。有学者指出，从1808年至1856年间中国出现“银贵钱贱”的现象，鸦片的输入致使白银外流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1775年中国从周边国家如缅甸、越南和日本等国的白银进口中断后，转而依赖拉丁美洲的白银，而当拉丁美洲国家独立运动干扰了银矿生产与全球白银的供应量时，使得中国出口市场异常萧条，流入中国的银元也大大减少，这也说明为何中国在嘉道时期的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总之，当嘉道时期出现白银外流现象时，“地缘地区的人们拥有的银币较少，却依然要用银来支付地租和税收，或者用银从遥远的市场购买生活必需品，他们更会因为高得离谱的银钱比价而受苦。包括城市与乡村地区的很多穷人、商人、地主、学者、官员、政府都陷入贫困。当白银危机渗透到帝国的每个角落时，人们流离失所、社会暴动、政治无能、道德衰退等等相继问题”[84]。(www.xing528.com)
在种种社会经济危机下，嘉庆和道光前后两位皇帝都无闲心过分关注御窑厂瓷器的生产，自然会使御窑厂烧造费用缩减，以至不再花费过多金钱生产各种奇巧精致的瓷器，宫廷用瓷考虑到实际的需求，相比乾隆时期各种华丽炫耀的式样而有所内敛。这种情形在文献也得到印证，据清实录道光二十九年己酉闰四月甲戌日的记载：“江西九江关监督士魁奏，制造圆琢磁器名目件数。得旨，勾除这十六项，自本年永停烧造。此册发往九江关监督衙门，作为交代。从前按节令，按花文之鄙例，再不能除。些些小事尚然如是，可恨可恶之至！总之有用之物，不嫌其多，繁文世俗，必当力屏，初不在数十种瓷器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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